黄裳，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学识渊博又很富有情趣。在戏剧、新闻、出版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盖叫天、巴金、吴晗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故人闲话》一书收录了他的文学作品54篇，主要是回忆文，有日记，也有书简。

全书文笔雅致，有书卷气，且观点多有独到之处。

黄裳，原名容鼎昌，满洲镶红旗；笔名黄裳、勉仲、赵会仪，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

黄裳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很富有情趣的人，在戏剧、新闻、出版领域均有建树，与梅兰芳、盖叫天、巴金、吴晗等文化名人相交甚笃。

本书就是由他编写的《故人闲话》，收录文学作品54篇，分三辑编排，包括：忆往，日记和书简。

《故人闲话》是黄裳作品系列丛书之一。

第一辑 忆往

一九四六年在南京

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

老虎桥边看“知堂”

齐如山的回忆

胡适的一首诗

寻找自我

南开忆旧

记者生涯

在三里河

谈何其芳

卞之琳的事

更谈周作人

温特

忆师陀

悼风子

驶翁遗札

郭沫若

朱佩弦

茅盾印象

许寿裳

乔大壮

冰心的手迹

诗人冯至

废名

忆李广田

浦江清

马叔平

傅增湘

沈兼士

张奚若与邓叔存

鲁迅与顾颉刚

忆吴晗

忆马叙伦

关于陈寅恪

驶翁纪念

忆俞平伯

忆郑西谛

关于闻一多

关于傅斯年

怀冯友兰先生

答董桥

第二辑 日记

日记·日记文学·日记侦察学

读书日记(节选)

宝鸡——广元

滇游日记(节选)

过灌县·上青城

东单日记

第三辑 书简

故人书简

沈从文的信

海上书简

致黄宗江

致周汝昌

致范用

一九四六年在南京

一九四六年八月，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文汇报》报到，即奉派任驻南京特派员，随即赶到南京。办事处在户部街，事实上只有一间房子，住宿办公全在这里，门口也没有招牌。报社经理严宝礼与居停主人相熟，向他的酱园借了这间房子。整个后园埋了许多酶酱的大缸，门口即是闹市。一切都因陋就简，草草安顿下来，即投入工作了。

白天是跑新闻的时间，晚上回来就将采访所得写成电讯，深夜由我用长途电话报回上海。当时正是国共和谈紧张之际，南京的消息总是安排在报纸第一版头条地位。为争取出报时间，长途电话总盼望能早些接通，可是事与愿违，接通总要在午夜之后，这就不免使人焦急，真觉得这报新闻比跑新闻还要吃力得多。

新闻主要由梅园新村的中共办事处得来，电稿也常请办事处的同志过目，斟酌改定。当时接待记者的是梅益同志，他不但提供线索，分析政局，还对报社的工作非常关心。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工作极为紧张、繁重，可是对《文汇报》记者的会见请求总是抽空予以满足的。谈话不必很长，但对报纸工作的指点，对时局的分析总不吝给记者以明确的指示。在当时那种纷纭繁复的局面下，能使记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工作不陷入迷妄，始终遵循正确的导向，不能不感谢周公的爱护和点拨。

周公对报社工作中的困难也是关心的。当他听说每晚长途电话不能顺利接通时，就提醒我们应该广交朋友，走走群众路线。这就启示我们应该对电信局的长途台作些工作。不久，严宝礼来京，我就建议报社应该与长途台的朋友多加联系。他慨然决定在六华春宴请长途台的女接线员。她们全体都出席了，知道是《文汇报》请客，都非常高兴。她们对这张报纸是非常喜爱、关心的，答应一定帮忙解决困难。果然，从当天开始，我叫长途时总是随叫随接，不再有拖延了。这使我们知道，一张为人民说话的报纸，它总是和读者心连心的。朋友遍地都有，只看能不能去找。这是我对“群众路线”最早的浅显认识和理解。虽然用的不过是请客吃饭这样的形式，但其实际意义决非简单的杯酒言欢所可概括的。

当时办事处的设备是非常简陋的，自然不可能有车子，跑新闻只凭两条腿，而南京又是那么大，走来走去就会遇到不少古色古香的街巷路名。这就引起了我对古昔的联想。跑新闻而能触发访古的遐想，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有时候为了赶时间或其他原因，也偶尔乘黄包车。就在梅园新村外面，总是停放着两排黄包车。彼此心里有数，都明白是干甚么的。走出梅园我总是随便跳上一部车子，不必说地名也不必论价，就会直接送你回到办事处。这样做，不但省时，也免了他们跟踪的麻烦。

有一次和谈陷入僵局，周公要到上海去住一个时期，行前我到梅园去送别，顺便打听此后工作联系的问题。周公在客厅里接见，谈话结束前，他把客厅中间的屏幕一拉，只见后面走出两位老人。周公一一介绍，这才知道他们是董必武和吴玉章。周公介绍了他们的党内’职务，交代今后有事可以找他们联系。董老是初见，吴老在重庆马路上看见过。穿着熟罗长衫，手里摇着折扇，正是一位神采飘逸的老先生。他们在党内都是资历极深的老辈，可是在周公面前却表现得如此谦退，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明代张宗子写泰山的文章，并不正面描写泰山，而只是从山的上下四旁着笔，这实在是一种聪明而巧妙的方法。当时的南京多的是国民党官僚，可是从他们那里是采访不出甚么新闻的。他们一看《文汇报》记者的名片，就像挨了针刺似的警觉起来，立即满口官话，不知所云了。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里，还不如去找另外的视角，从侧面来观察。我也曾叩开过司徒雷登官邸的大门，不过美国外交官似乎也受到中国官场的熏染，玩起辗转腾挪的手段来丝毫不见得逊色。有一次忽发奇想，到颐和路汪精卫的旧宅去采访，很想见识一下这座“双照楼主人”的极尽豪华、但未得享受一日的公馆真面，却在门口就为武装的卫兵拦住，终于不能知道这时的主人是谁。这样失败的经验真不少，唯一成功的是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采访对象傅斯年的一次。我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文汇报》上，记下了采访的详情。

二日下午，我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黄砖绿瓦的宫殿里面枯坐了两小时，没有人敢去叫醒他的午睡。于是约定三日上午再来以后，就冒雨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再来，看见门口停了一部小轿车，知道是朱家骅来了，正与傅在谈话。坐了半小时后，门房拿了我的名片递给我，说傅先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不想离开，门房又来要我不必再等，“真奇怪，一位堂堂政协代表，又是社会贤达，而且是那么一位大胖子，难道说在光天化日之下会失踪了么？”

大约三分钟后，一扇门里走出一位大胖子，一张以后，摇摇摆摆地又走进去了。我是见过傅的，对门房小小地发了一下脾气以后，终于不能不给让在宫殿里了。

傅斯年坐下来就提出了抗议，“你们报上攻击我们造这样的房子，怎样怎样。”接下去就说这是抗战以前造的，现在，就拿多少钱也造不出来了。又说中央研究院是个穷机构，规矩的机关，蔡孑民时代，省下百分之七十的经费来造房子云云。提到他自己在中研院工作是一种牺牲，他说，我在战前，在中研院拿五百元薪金，打八折再去所得税，实得不过三百七十五元。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大学里做教授，拿个六百元不是不成的。

接下去就谈他现在专办复员的工作，“北大是我复员的，可不是去做校长。”又谈到沈兼士在接收中涉嫌贪污和有关周作人庭审的种种，他对沈是维护的，对周则主张严办。他说，“周作人还是我的老师，但是他现在作出这种事情来，也只好断绝了。”这就是傅斯年“以那么胖的身体还有兴趣与记者捉迷藏”的有趣故事。

傅斯年对《文汇报》为甚么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这谜底在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透露得相当明白。(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寄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集》)

“我一到南京，记者纷纷来，多数问我北大复文首都高等法院为周作人事。我即照我意思答他们……过数日方知，先生在北平第一次与记者说话，《大公报》与上海左派、此间小报均登载而twisted加以歪曲，谓我与周乃旧识朋友，上海《文汇报》与小报又嚷成一片，此所谓盛名之下故意找岔也。”

估计傅此信正写在我访问之后不久。写信同时，又剪寄给胡适《大刚报》一篇《胡适之和周作人的藤葛》，此文提到我写的《老虎桥边看知堂》，此文刊于《文汇报》“笔会”，却被误为《大公晚报》，也许是后者转载的，不知其详了。

傅斯年也许对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确有功绩，他的历史研究成果所见不多，只记得有一文论明成祖的生母，又曾对宋本《史记》或《汉书》详加考辨，还提出过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见其学风的大凡。但在当时“左派”记者的眼中，他只是一个忠于旧政权的孤臣孽子，以“大炮”的姿态出现，有如跳梁小丑的一位“社会贤达”而已。

大约就在这前后，我还到老虎桥监狱去访问过周作人，写成《老虎桥边看“知堂”》，这篇东西的运气很不坏，除收入《锦帆集外》，先后被转载过多次。

真不能理解，当时怎样会有如此的好兴致，在极端忙碌之馀，还写了一卷《金陵杂记》，发表在《文汇报》“浮世绘”副刊上，后收入《金陵五记》，并不是忽发思古之幽情，主要还是要观察这个政治中心的较全面的实际，时时抒发今昔之感，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游记。匆匆五十多年过去，两三个月的南京生活，还留下了这些零碎的前尘梦影，偶然回顾，真的是梦一般的了。

P3-7

既明此义，则于黄裳的散文，就不必再寻许多冷僻新奇的赞赏之词——只要识得感到“萧散淡永”四个字就行了。当然，他于萧散之际，淡永之间，却总有一种令你沉思而知味的欣慰与感慨的领会和交流。

——周汝昌

黄裳先生兼作家、学者、记者于一身，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散文大家，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其卓著。先生出生于一九一九年，从年龄来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该算是小字辈；但是，就其独立不羁的精神，腹笥丰厚、博古通令的学养，以及传统文人雅士所独具的那份情调、趣味，那种大家风范、名士风流、才子情怀，又应该被视为“五四”一辈学人。

——王充闾

心胸是一件事，博识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个几十年自凌辱、迫害的深渊从容步出的、原本有快乐坦荡天性的山东人笔下，自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精彩排场。

——黄永玉

苦难让有些人变得矮小，有些人变得高大，黄裳先生无疑是后者，他并未遗忘往事，但我相信，他早就走过去了——爱黄裳，这点比什么都重要！

——傅月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