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比《活着》真实的非虚构文本;
一部唤醒中国人集体乡愁记忆的读本;
一部获得十几项文学大奖的书;
一部引发300多家国内外媒体争先报道的书;
有些中国在北京,
有些中国在上海,
有些中国在广州,
有些中国在沿海,
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希望通过梁鸿专著的《中国在梁庄(精)》这本书,通过这些照片,读者们能和作者梁鸿一起走进穰县梁庄,去看看后工业时代的中国乡村有着怎样的生命、情感和命运。大家一块儿站在村头,走到田埂上,坐在乡亲们的家里,和他们聊天,看他们的神情、动作和眼睛里那储积了几千年的从未释放过的悲哀。去倾听、感受他们每一个人的悲欢离合……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梁鸿专著的《中国在梁庄(精)》作者多年深入乡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了一个乡村的变迁史。在平静的讲述下,乡村中国正在惊心动魄地沦陷。
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留于“形式”……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显现出来: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二伯父死后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国在梁庄(精)》揭开社会温情的面纱,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
在附录“艰难的‘重返’”中,作者梁鸿首度追寻当年重返梁庄的原因、意义和当时写作中的困顿。在这篇文章中,梁鸿反思“梁庄”里描述的荒凉而又倔强的生命个体:“不管乡村的生存条件如何恶劣,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历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梁鸿探寻“梁庄”写作中的真实限度:“我冒险塑造一种‘真实’氛围把读者带入梁庄,是因为我想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与你无关,而是与你息息相关,在同一时空之中。”梁鸿追问“我”是谁?“我”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行动者?还是一个写作者、一个思考者?……
也许最终所有的叩问都没有答案,但是,有真切的怀疑、思考和问题意识,对于任何一个妄图寻找精神存在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幸福。
泥淖
清晨起来,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回来不过月余,总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想沉下去的感觉,不是有什么外力、强力推你,而是你不由自主地往下落,整个精神越来越散,越来越沉,朝着不知道多深的地方坠落下去。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年年回家之前,总是下定决心多呆些时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对调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产生某种担忧。该怎么说呢?虽然至到二十岁才离开家乡,离开真正的乡村,而这段时间,在村庄里,也一直和老支书、会计,村庄的人们在一起,但是,却深深感到乡村深层结构的难以进入,似乎无法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支书、会计隐约透露的东西,还有那狡黠的眼神,让你很感兴趣,一追问下去,却又是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它。乡村犹如一张大网,纲和目太多,无从下手。
面对芝婶,五奶奶以及村庄的一些留守老人,也觉得她们的内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难以进入。或许,面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和有某种目的的人,她们自然地处于沉默,既没有情感的交融,也不处于同一立场。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自己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那一天,在芝婶家门口,芝婶五岁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绿色水藻的坑塘边玩,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我严厉地喝斥儿子,不能让他去。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做他们的一分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国家也在做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譬如种地免税,譬如各种补贴。国家在做努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的显露出来。
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教书杂费而发愁。像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经常因为没能及时交费而被赶出教室。每到开学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父亲走门串户的身影,他是在四处为我们借钱交学费。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着却没有那么高了。中小学教育在不停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更早地走进了打工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家庭,害怕孩子出事,也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谈恋爱,谈一个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将来走亲戚麻烦不说,万一有个矛盾,很难调解,极其容易离婚。村里几对离婚的年青夫妇都是这种远距离婚姻,夫妻吵架,说离就离,各回各家,很少回旋商量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通常是在孩子出门打工之前,托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为孩子找好对象,订婚,很快结婚,然后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至于感情合不合,性格对不对,根本考虑不到。邻村我表姐家的儿子,在江西校油泵的时候,和一个江西的女孩子谈恋爱。传到表姐那里,表姐亲自赶到江西,把儿子拎了回来。一定在家里订好亲,结完婚再让他走。春节见到我这位表侄,打扮很时髦,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的那个女孩,他很喜欢她,但母亲犟得很,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他对母亲的决定也很理解,毕竟都是现实的问题。表姐已经为他订好了亲,是河对岸的一个女孩,表侄说那女孩性格挺好,长得也不错。他决定忘掉江西那个女孩,春节结婚后,带着妻子另找地方,继续校油泵。
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父亲就算了一笔帐,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没有什么赚头。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很高,只是高兴一阵子。
哥哥家的诊所一个上午也没见一个看病的,问是不是因为另两间房装修的原因,嫂子笑着说,不是,啥时候都没有人。自从农村实施合作医疗之后,国家能够报销一部分,农民也就很少来这种乡村诊所。有关系的人家,把合作医疗的一些项目弄到自己诊所,还能勉强支撑。其它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像哥哥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在寻找其它出路。但是,即使是这些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因为都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合作医疗是天大的好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就念念不忘。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都非常兴奋,说是几朝几代没有过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哥哥家门口还在施工,用的工人也是村里王家那一片的人。看到以前熟悉的面孔,心中非常感叹。几个妇女,其中一个是当年村里最俏的小媳妇,圆脸,黑脸蛋儿,眼睛亮亮的,非常活泼。但因为是嫁给王家,村里也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她。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阎的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重点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首次“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作为一个文学者,我恐怕没有能力做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
P214-216
从梁庄出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离开的这十几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以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因此,我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让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现在、未来相联系?而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回到梁庄,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与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你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他们的情感、语占、智慧是如此丰富、深刻,许多时候,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_俘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
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乡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我并不认同很多论者的观点,认为乡村已经完全陷落,但是,它又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与乡村那里。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似乎都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模本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城市赝品。我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那种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但同样,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是一种温良的立场,它显示出…个思考者的早衰与某种同化。因为学术及学术式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无论如何,我警告自己,不要陷入某种潮流或派别之中。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有限的眼睛和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含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的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 或许,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因为,很快,我所熟悉的这一切,都将消亡。同时,故乡只是对于成人或时代而言。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来说,我所谓的“现在”、我所谓的“丧失”,正是他们的故乡。
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粱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我常常想,生长于农村,家庭贫困而多难,我是有福的。它使我更深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里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而这一真实与矛盾是一般意义的访客所无法获知的。它就类似于密码,只有出生于这一村庄,熟悉这一村庄的道路、坑塘、田地,和年年月月走过村头那块青石板,并在上面崴了无数次脚的人才能够体会剑。
另外,就一个文学人来说,拥有大地、树木、河流的童年,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运,生命因此更宽广、敏锐,也更丰富、深远。每当踏上故乡的路,想起村头那棵优雅的槐树;想起家门口那棵春天里总是开满白色小花的老枣树,还有那株开满一束束紫色花朵的苦楝树,微风轻来,那故乡般邈远而馨香的味道;想起村庄后面长长的河坡,少年时代我每天从这里上学放学;想起下雨后,那沟满河平的大地,那深绿油亮的庄稼,那湿润清新的空气,这种记忆总是让我感到幸福。而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乡土中国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是我思考任何问题时的基本起点,它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中有土地与阔大的成分。这是我的村庄赋予我的财富。我终生受用。
真正走进村庄,才意识到这还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虽然生活全球化了,虽然电视、网络,各种信息都以最同步的速度抵达这里,但是,在精神上,这里依然贫困。乡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依然很远。一直有一种困惑,也许,现代并非都是好的,都是适应这一片土地的。难道中国的乡村一定要如欧洲那样,逐渐城镇化、风景化?难道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这种“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为什么一定要被“陌生人的”、“个体式的”城市文化模式所代替?我们在说现代性时,是否过于绝对化了?是否考虑到这片土地的根性?也许这根性仍能够使我们的民族根深叶茂?
占老的乡村模式、村落文化、生存方式的确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在逐渐终结。但在我看来,这一结论是值得推敲并需要警惕的。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作现实,并从此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隋感的依托,有他们熟悉的、可依赖的习惯。这种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忽略了它,我们会进人怎样的误区?
有没有可能,农民不离开自己的村庄,不进入城市沦为贫民或底层,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够过上幸福、团圆、现代,同时也有主人公之感的生活?或者,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城市获得生存的空间,夫妻可以团聚,子戈可以入学,他们也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等这些城市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天,还很远吗?
感谢那些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家人们——我的父亲、姐姐、姐夫们,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们。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他们对文学、对我做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对知识的尊重,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还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对文化和思考的向往。虽然这里面有对我的爱的支撑,但也有他们对严肃意义的本能向往。
父亲抱着病体,和我一起到各家去聊天。他敏锐地发现我进入谈话的困难,就主动负责调节气氛,设计了许多细节,引出头绪。
大姐义不容辞地跟着我,她的开朗热情及与乡亲们的自然融洽使我也很快地融入气氛之中。我的大姐,从17岁起,姐代母职,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与痛苦,把我们抚养长大,并为六个弟妹一个个安家立业。有她在,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安稳。
我的三姐,在母亲生病的那些年,是她主动退学,整整十几年,让我们上学,而她在家伺候母亲,为我们做饭洗衣。为此,她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和营养不良症。有几年时间,她只能弯着腰走路。一段时间内,我们是以一种随时生离死别的心情生活的。但生命是如此坚韧,现在的三姐仍然瘦小,仍然有病症折磨着她,但她乐观面对,每灭出去锻炼身体,也逼着全家人和她一起锻炼。她仍然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的小妹,尽一切努力帮我带儿子,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去闲逛、说话、聊天。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是期望着和我一起的,因为她对这个村庄的所有故事都很熟悉,我对村庄的许多了解都首先来自她电话里绘声绘色的描述。如果她从事文学,我这个姐姐肯定会自叹不如的。
我的哥哥,我们六个姐妹所爱的哥哥,一想起他来,我们的心中就充满说不出的喜悦和爱意,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姊妹中的唯一男性吗?我说不清楚,反正,黑脸庞、小眼睛、宽肩膀,但又文质彬彬、用心呵护自己爱情与婚姻的哥哥是我和小妹心中的美男子。
我的二姐,在和姐夫周旋、撒娇、努力干活之后,终于得以和我一起回到村庄。她仍然是一个文学青年,充满浪漫的梦想,然而,却只能终日和成堆的废铁打交道。回到村庄,回到小河,她兴奋得像个孩子。到了哥哥家里,却因为打牌坐了一个下午,直到晚上都不离场。就是这么好笑,这么真实。
还有我的儿子。下火车的时候,县城刚刚下过雨,站台上有些泥泞,三岁两个月的儿子双脚不愿下地,哭着说“太脏”。看着接我的亲人们,我有点儿羞愧,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通。几天过去,泥土却成了他的最爱。在盛夏的中午,出去一趟就会头晕目眩,他却还在太阳下晒着,说什么也不愿到房屋里。两个月下来,他从白净的小家伙变成了黝黑的、壮壮的小伙子,在巷道里、在房前屋后和小伙伴们挖泥、掘地、逮蚂蚁,然后,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地跑过来要水喝,来不及喝光就又跑开了。我喜欢极了他这样子,健康,和大地、阳光、植物有直接的联系。我也很高兴能让他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冬天又一次回去,他已经如鱼得水,和他的小表哥玩得不亦乐乎,破坏了所有能破坏的东西,而放烟花暂时成了他最着迷的“事业”。
感谢我的先生。他对乡村的了解和对农村问题的深刻理解给了我很多启发。2009年春节,利用他的休假与我的寒假,我们带着儿子一块儿又回到了故乡。他对问题的敏锐度为我打开了更宽广的思考方向。在关于书的结构和框架方面,他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议。
在写作过程中,我给许多朋友讲过我的思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了我很好的建议。在此衷心地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