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不救
张作霖可不管邵飘萍是不是得罪了段祺瑞、骂了章士钊，他一心想逮住邵飘萍，但不好去东交民巷捉捕，便收买了一个叫张翰举的人，为了诱捕邵飘萍。
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专门奔走在娼妓云集的八大胡同和梨园界，刺探消息造谣生事，为权贵效力。他张口就是桃色新闻，很多人都很讨厌他，避之唯恐不及。妓院里的姑娘和梨园界的女演员都恨他恨得牙根痒。 “夜壶张三”这个外号就是八大胡同的姑娘们给他起的，意为此人的嘴像夜壶一样。他当时是(伏陆报》的社长，和邵飘萍也算是朋友。张作霖答应张翰举，只要把邵飘萍骗出东交民巷，就把北京造币厂厂长的职位给他，另外再付两万大洋。
张翰举一听有如此好事，心花怒放来到东交民巷，鼓动如簧之舌对邵飘萍说：“你是中国著名新闻人，张作霖根本不敢杀你，这有违新闻自由，会引来国际干涉。再说我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学良允诺《京报》可以照出，对你既往不咎。”
邵飘萍听信了张翰举的花言巧语，当日晚上，趁夜色乘车赶到《京报》报馆。
此时，报馆附近已经受到监视。一个小时后，邵飘萍处理好事务，又乘车准备返回东交民巷，在路上遭到侦缉队的逮捕。
就在他被押往警察厅时，《京报》报馆也被包围搜查，最后侦缉队声称搜出了冯玉祥聘请邵飘萍为军事顾问的聘书、军事电报密码一本，以及他与冯玉祥的合影等，作为邵飘萍犯罪的物证。
邵飘萍被捕当日，北京报界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报界同仁召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邵飘萍的办法。大会讨论的结果是：推荐代表，，向张学良求救。会后，十几个大会代表乘坐四辆汽车浩浩荡荡地赶到张学良的住处——北京的石老娘胡同。
张学良听了来意后，说：“逮捕邵飘萍这事，是老帅以及各个将领共同决定的事，并且要求一经逮捕，立即枪决。这个时候，邵飘萍是否还在人世都不知道。这次逮捕他，不是因为他是记者，写文章批评政府，真实原因是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实在是罪不容赦。再说，大家共同的决定，我也不好一个人推翻，违拗众人的意愿。”
逮捕邵飘萍，按张学良的说法是“宣传赤化”，但事实上，当时北京的报纸普遍刊登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并不是只有《京报》一家，所谓“赤化”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代表们其实也心知肚明，于是继续恳求道：“这次邵飘萍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军团长一贯尊重舆论，而且和北京报人夙有情谊。恳请军团长能够帮帮忙，即使不能释放，判个永远监禁也行，只要能保全性命即可。”
张学良说：“从我个人本意来说，我是非常愿意尽一点绵薄之力。但这件事确实无能为力。”
代表们还是缠着张学良，希望能够救邵飘萍一命。最后张学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说：“我与郭松龄情谊之深，世上无与伦比。如果郭松龄因为其他事犯罪，我大不了牺牲自己的前途，和他一起潜逃。但他这次的举动，我实在没办法。我在出兵讨伐他时，曾写信给他：你以前老说我战术水平差，不会打仗，这次要战场上见真章了。又给郭夫人写了一封信：可惜，我们以后不能一起跳舞。其实，我对生死看得极为透彻。邵飘萍虽死，却必定扬名后世，大家就不要强人所难了吧。”
1926年4月26日，北京警察厅宣布邵飘萍的罪行：“京报社长邵振青(邵飘萍)，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 当日下午，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至于邵飘萍究竟是不是“赤化分子”，罗章龙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文章中爆出：邵飘萍是中共秘密党员，曾“不断向我们党组织提供了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的主要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情报资料”，还经常从驻北京的外国通讯社那里取得“特殊重要的新闻消息”。
而当年的共产党刊物《政治生活》对邵飘萍的评价却不高：
邵君晚近言论的确趋于进步的。有时也发表接近民意的文字，自然我们不能证明邵君发表此种文字时的动机若何……
根据北京各报所载，邵君向无定见，以金钱为转移，致遭各方毒恨，最近以宣传赤化嫌疑被奉军枪毙。如此记来，似邵君素行乏检，最近又犯军阀，真是罪有应得，死得活该。
连共产党内都有不少人认为邵飘萍的死是因为“敲诈”军阀，也真是误解一代才子了。
邵飘萍牺牲的当日，《京报》报馆依旧被封着，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也被反锁在报社内。汤修慧为了营救邵飘萍，不顾个人安危，冒险翻墙逃出被警特包围的《京报》馆，而后赶往花园饭店，请求张培风先生设法营救邵飘萍——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邵飘萍那时候已经被枪杀于天桥刑场。
汤修慧闻知丈夫已被害的消息，为了寻找到邵飘萍的尸首，她四处求人打听下落，终于在崇文门外的二郎庙挖出了尸首，抚尸恸哭几次昏厥过去，在场之人无不为之伤心落泪。
后来，汤修慧忍痛将邵飘萍安葬于天宁寺，冯玉祥得知后对汤道：“邵飘萍是为我牺牲的”；毛泽东在建国后，亲自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1929年，汤修慧承继邵飘萍未竟事业，她独自扛鼎《京报》大旗，使其复刊，汤修慧自任《京报》社社长兼总经理，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第一大报的旗手。1930年，北京报界联合成立“北平记者联合会”，公举汤修慧女士为北平记者联合会执行委员，负责主持会务。
“七·七事变”，北平失陷于敌手，汤修慧关闭了自己苦心经营了20年的《京报》，只身一人潜出北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汤修慧听到毛泽东成为共和国的最高领导者，非常激动地返回北京。毛泽东闻之，立即派其秘书来《京报》馆看望她，并对其工作生活给予极大的关心。
汤修慧回京后开始整理邵飘萍和《京报》史资料，由于她工诗善文，且又精通书法，在文化界、新闻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得到社会的敬重。
“文化大革命”中，汤修慧被遣送回浙江金华接受劳动改造，她向毛泽东秉笔直书鸣辩冤案。毛泽东得知详情后，立即批示予以纠正，并将汤修慧接回北京平反昭雪。由于毛泽东亲自出面保护师娘，汤修慧方得以在京安度晚年。
1986年3月2日，一代女报人汤修慧病逝于《京报》馆内，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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