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二十四史》涵盖了中国古代清以前的全部历史,是中国古籍中最有价值的图书,读之,可以令人知古知今知未来;用之,可以经纬天地,纵横捭阖;藏之,可以使你的家庭书香有继,蓬荜增辉。但二十四史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读不懂,二是读不完,三是买不起。张传玺教授主持主编的《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上述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让我们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悠历史之中,去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智慧,让你学会不仅可以主宰你自己的人生,还可以洞悉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精彩!
本册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晋书》的第[一]册。
《晋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由官方主持、集体编撰的几部正史之一。这部《晋书》至今仍是学习、研究两晋十六国史的主要文献。由于原书篇幅浩繁,文字古奥,故选取精华,译成白话,希望有助于年轻的读者阅读,并藉以提高文化素养,改善知识结构,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本书编译者在选目上颇费心力,虽为选译,但选文力求保持原书的面貌和风格;在翻译上力求准确生动,但忠实于原文乃翻译的原则,‘雅’固然好,却不可以辞害义。
本册为《白话精华二十四史》之《晋书》的第[一]册。
《晋书》由张传玺等主持主编。
宣帝随从曹操讨伐张鲁,他对魏武帝进言道:“刘备以欺诈和武力俘虏了刘璋,蜀人还没有归附,就出兵远争江陵,这个机会不能错过。现在如果我们到汉中去显耀兵威,益州势必引起震动,我们再进军入蜀,蜀国一定土崩瓦解。利用这个形势,容易取得成功。圣人不能违逆天时,也不能丧失时机。”魏武帝说:“人苦于不知满足,已经得到陇西,还想得到蜀!”最终没有听从宣帝的意见。不久宣帝又随从曹操去征讨孙权,大破吴军。军队返回后,孙权派使者来乞求归降,上表称臣,称说曹操乃天命所归。魏武帝说:“这个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宣帝回答说:“汉朝国运已经临近终结,而殿下十分天下有其九,以此事奉汉天子。孙权称臣,这是天人共同的意愿。虞、夏、殷、周各朝之所以不谦让推辞的原因,都是由于敬畏上天而知天命啊。”
魏国建立后,宣帝升任为太子中庶子。经常参与重大决策,往往有奇谋良策,被太子所信任和器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四友。
宣帝升任军司马,对魏武帝说:“古代箕子论谋略,以粮食为首。现在全国不从事耕作的大约有二十多万人,这不是治国的长远之计。虽然战争尚未结束,但也应该一边种地一边戍守。”魏武帝采纳了这个意见,从此致力于务农积谷,国家日用得以丰富充足。宣帝又上书批评荆州刺史胡惰为政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逸奢侈,都不可居边任职。魏武帝不加查处。及至蜀将关羽围困曹仁于樊城,于禁等七军全军覆没,胡惰、傅方果然投降了关羽,致使曹仁樊城被围更加危急。
这时汉献帝建都于许昌,魏武帝认为许昌距离敌方太近,想迁都黄河以北。宣帝进谏道:“于禁等部被水攻所败,不是作战防守失当,这对于国家大计没有损害,因而迁都,不但在敌人面前显示出我方的软弱,而且还会引起淮河、沔水一带民众的极度不安。孙权、刘备之间,表面上亲近而实际上疏远,关羽的得意,是孙权所不希望的。可派人告诉孙权,让他牵制关羽后方,那么樊城的围困自然也就解除了。”魏武帝听从了这一意见。孙权果然派将领吕蒙西进袭击公安,攻取公安后,关羽终于被吕蒙所俘获。
魏武帝认为荆州遗留的百姓及在汉川屯田的士兵太靠近南面的敌人,想把他们全部迁走。宣帝说:“荆、楚民俗轻佻,容易骚动而难于安定。关羽刚被击破,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或藏匿或逃窜,观望形势。现在迁徙那些良善之辈,不仅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也将使那些逃亡在外的人不敢回归故里。”魏武帝听从了这个意见。这以后流亡者都回乡从事本业。
魏武帝在洛阳去世时,朝野惶恐不安。宣帝主持丧事,使朝廷内外肃然有序。他便亲自侍奉灵柩返回邺城。
魏文帝即位之后,封宣帝为河津亭侯,又转为丞相长史。正值孙权领兵从西边经过,朝廷群臣商议,认为樊城、襄阳没有足够的军粮,不足以抗御敌人。当时曹仁镇守襄阳,朝议奏请召曹仁退回宛城。宣帝说:“孙权新近击溃关羽,这正是他想主动来交结的时候,一定不敢进犯。襄阳地处水陆交通的要冲,是抵御敌人的要害之地,不能放弃。”但他的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于是曹仁放火焚烧,放弃了樊、襄阳二城,而孙权果然没有进犯,魏文帝大为后悔。
至魏接受汉朝的禅让时,任命宣帝为尚书。不久,又转任督军、御史中丞,封为安国乡侯。
黄初二年,免去督军之职,升任为侍中、尚书右仆射。
五年,天子南巡,越过吴国边界阅兵。宣帝留守许昌,改封为向乡侯,转任抚军将军、假节,统领五千士卒,加官给事中、录尚书事。宣帝坚决推辞。天子说:“我因为众多政务,夜以继日,没有片刻安宁休息。这不是让你以此为荣耀,而是替我分忧而已。”P2-3
《晋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由官方主持、集体编撰的几部正史之一。唐朝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决定重修《晋书》,大臣房玄龄、褚遂良等受诏主编,实际参与编撰者有21人,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完成。因唐太宗为《晋书》的宣帝、武帝二纪和王羲之、陆机二传撰写了史论,故美其名日“御撰”。
《晋书》含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共130卷。其内容不仅包括西晋、东晋,而且创立“载记”的新体例,记载与东晋同时的北方“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其记事年代,上起曹魏时期的司马懿(即宣帝),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以宋代晋。
实际上,唐之前至少已有23部晋史行世,流传到唐初也还有18部之多,但唐朝君臣认为这些晋史“虽存记注,才非良史,书非实录”(《玉海》卷46)。其中,惟南齐臧荣绪110卷本《晋书》“各体具备,卷帙繁富”最为可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成为唐修《晋书》的主要参考书。唐修《晋书》突出的优点是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杂采野史小说,叙事增强了生动性可读性。尤其是利用新创的“载记”记录下北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体现出统一的大地域、多民族的国家观。但因书成众手,时间仓促,也有若干不足,如内容重出,或相互柢牾;九品官人法这样重要的典章制度,可能因时人所习见,反而阙而不载;晋在宋前,而晋志却沿用宋志。总的来说,唐修《晋书》瑕不掩瑜。唐修《晋书》问世后,臧氏的《晋书》犹在,但前者保留下来了,后者却淘汰了,这是历史的自然选择,是对唐修《晋书》价值的肯定。
这部《晋书》至今仍是学习、研究两晋十六国史的主要文献。由于原书篇幅浩繁,文字古奥,故选取精华,译成白话,希望有助于年轻的读者阅读,并藉以提高文化素养,改善知识结构,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两晋十六国的历史虽然不如汉唐史那么辉煌,但承前启后,不可分割。汉唐有汉唐的历史价值,两晋十六国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在。
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我们在此对两晋十六国时代的历史特征略作介绍。
第一,门阀士族的形成。
士族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士族的地位取决于其家族在魏晋时的政治地位,特别是魏晋蝉连的政治地位。魏晋两朝都居高官显宦的权贵家族,就成为高门士族、门阀士族(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页)。门阀士族从而出现了贵族化的特征。
士族之“士”,指文士。文士是士族的固有属性。博通经学、道德高尚的文士被称为名士,上可应朝廷征聘、州郡察举进入仕途,下可控制乡里舆论,干预地方选举。名士虽然不全出自大族,但大族因具有经济实力和文化教育的优越地位,也就更能产生名士。名士入仕后,其政治强势又转化为经济强势,壮大本宗族,保证子孙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培养更多的士人。
曹魏选举重名士,名士已是曹魏选拔臣僚的基础。九品官人法则使曹魏选官制度发生质的变化,它既是魏晋士族的政治特权,同时也是制造门阀士族的工具。中正按官爵高低定品,官爵高者则定高品,授官也高;官爵低则定低品,授官也低。因此,高官被高门士族所垄断,门阀士族就这样被制造出来。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承,几成世袭。正因为这样,所以晋朝的开国元勋都是曹魏权贵的子孙。如淮南相刘颂上疏所说:“泰始之初,陛下践祚,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晋书·刘颂传》)
第二,西晋皇权的弱化。 汉末以来,大族的势力与皇权此长彼消。皇权强,大族则弱;大族强,皇权则弱(阎步克:《波峰与波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高平陵政变后,门阀士族的势力蒸蒸日上,司马氏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在其他大族的支持下,玩弄曹魏皇权于股掌之中。取代曹魏后,司马氏转化为皇权,也同样面l临着与门阀士族关系的问题。司马氏皇权为继续取得这些依然强势的门阀士族的合作,不能不采取让步的政策,政治上、经济上给门阀士族的高官更多的特权,故皇权的弱化无可避免。
西晋从曹魏接收过来的朝廷,是一个被门阀士族权贵占据的朝廷。
对于这些前朝权贵遗老,晋武帝授以高官、赐予高爵。汉至魏设置太尉(或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是为三公。而晋武帝并置八人,并称“八公”,又各赐予五等爵中最高一级的郡公之爵。八公外,还有众多“位从公”,即相当于三公级别的高级职位。这样,那些稍年轻的权贵也被纳入第一品的高官、高爵的行列。
这些权贵恃宠而骄,结党营私,贪脏枉法。武帝对他们只得容忍,甚至百般宽纵与姑息。《晋书·良吏·胡威传》:尚书胡威“尝谏时政之宽,帝日:‘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日:‘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谓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据魏晋官品,尚书郎第六品,尚书郎以下,是七品小官。晋武帝真可谓畏强凌弱,尊大欺小!正由于皇权的软弱,门阀士族高官更无所忌惮,作威作福。如范文澜指出:“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86页)
为加强皇权的权威与控制力,晋武帝大封宗室为诸侯王,以宗王出将人相,但始料未及的是宗王尾大不掉,终于酿出八王之乱,直接导致西晋的灭亡。
第三,东晋的门阀政治。
魏晋之际门阀士族的形成,给皇权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西晋皇权呈现弱化的趋势,东晋的皇权政治更出现了变态——门阀政治。
在皇权制的政治结构里,东晋的大族特别强大,而皇权却特别弱小。仰仗以王氏为首的门阀士族的扶持,晋元帝才得以登上帝位,建立政权。时王导在内执政,王敦在外统兵,史称,“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日:‘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
“王与马,共天下”,“马”是皇权,“王”是门阀,而且是北方南来的所谓“侨姓”门阀士族。这生动形象地道出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即东晋政权由皇帝与门阀士族共享,皇权不能独断东晋的军政要务;而门阀士族即使再强大,也要维持皇权形式上的存在。所以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页)。
王与马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模式,之后又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
门阀政治下,皇权与门阀士族双方处于平衡关系,是一种常态。但不论是皇权还是门阀士族,都常常试图打破这种平衡:皇权企图回归皇权政治,而某门阀士族则企图取司马氏而代之,于是引起政局的失衡与动乱。
第四,北方民族的内迁与汉化。
两汉以来,已有大量的羌、氐和匈奴人内迁到中原。魏晋之际,这些内迁的北方民族有的已经成为郡县编户,如“编户氐”;大部分则仍然保持着各自的部落状态,如南匈奴五部和“内属羌”。
西晋初年蒙古草原上的斗争形势,导致了一批批匈奴和匈奴别部人,亦即所谓杂胡的内迁。可考的迁徙共8次,多者20余万、10余万,少者也有1万、几千,内迁后遍布于并、雍、凉州等地。在北方民族大规模内迁浪潮的背景下,西晋有些官僚忧心忡忡,郭钦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晋书·四夷·北狄匈奴传》)而江统则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内迁北方民族之间以及他们与汉族之间,已经形成了小聚居而大混居的局面,关系日益密切。
西晋八王之乱时,匈奴、羯人乘时而起,颠覆西晋,造成了破坏。后来鲜卑、氐、羌等族也相继建立自己的政权,一个胡族政权代替另一个胡族政权。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悲惨的过程,汉族与胡族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哪一个民族,都毫不例外地称帝称王,采用皇权制度,实施官僚政治,建立汉化政权,采用汉魏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促使本民族走上汉化的道路。北方民族的下层民众也逐步地从游牧走向定居农业,各民族隔阂的藩篱逐渐被打破,民族混居的程度日益加深,各族之间以及他们与汉族的交流日益密切。
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内迁、混居道路,各民族在十六国和北朝后逐渐走向民族融合。在这条道路上,各族人民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既是血统也是文化的联系,已经达到了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程度,这是中国民族史上的辉煌篇章。
总之,西晋十六国时期是两汉衰亡后的调整和重构时期。经过长期的社会震荡、频繁的战争、多次的分裂、人口大迁徙、北方民族的汉化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它步履维艰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前行,创造出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为盛唐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编译者在选目上颇费心力,虽为选译,但选文力求保持原书的面貌和风格;在翻译上力求准确生动,但忠实于原文乃翻译的原则,‘雅’固然好,却不可以辞害义。限于水平,本书必然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