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在内地发行过的刊物，独家授权首次出版创！

创始人金庸先生携董桥等六位主编联手巨献！

名流雅集，文字洗练，论道精彩，读来酣畅淋漓又不失轻松惬意，让人仿如置身各个讲堂与诸位大家倾心交谈。

香港最具盛名的人文杂志《明报月刊》精品文丛！

六十年代香港明报创刊后，上百位海内外学者在杂志上发布了就国家、历史、民族、学界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在当时对学界、对政局都有相当影响，这套书就是从近千篇文章中精选出的经典作品的结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大声的自由(七名家在香港的发言)》重新展示被遮蔽了的大师的声音，权威发布名家“大声的自由”！

《大声的自由(七名家在香港的发言)》的作者是王蒙、余秋雨、莫言、董桥、李欧梵等

香港明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集散地，在知识份子中影响极大，大陆没有公开发行。1966年，金庸先生在香港创办《明报月刊》之后，刊物的历届主编均为华语文学界的大师，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他们将刊物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打造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大声的自由(七名家在香港的发言)》是王蒙、余秋雨、莫言、二月河、王安忆、董桥、李欧梵七位文学名家从未在大陆发表过的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文学和生活，对于兴趣爱好和所处环境，对于创作的原则和方向，他们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大声的自由(七名家在香港的发言)》的作者是王蒙、余秋雨、莫言、董桥、李欧梵等。

王蒙卷

人生小语

话说这碗“粥”

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我的喝酒

你是哪一年人？

冰心的风范

谁来拯救文学与文学能拯救谁

非常中国

竞争的悖论

喜欢巴金

余秋雨卷

世纪思考：文明的存在和失落——“千年巡拜”演讲会总报告

我的中学老师们

叔叔为了《红楼梦》三度割脉——隐秘的河湾·之一

陷入黑洞的日子里——隐秘的河湾·之二

公道自在天地间——隐秘的河湾·之三

莫言卷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一

福克纳大叔，你好吗？——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二

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三

我的《丰乳肥臀》——一个饿怕了的孩子的自述之四

厨房里的看客

董桥卷

人生小语

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

文章似酒

听说台先生越写越生气

萝卜白菜的意识

英伦日志半叶

访书小录

从中国文学的界说和种类想起

关于藏书

谈谈谈书的事

从《老张的哲学》看老舍的文字

如意·吉祥

另外一种心情

李欧梵卷

人生小语

书债

捷克现代民族诗人塞浮特——访问史维耶考斯基(F．Svejkovsky)后的杂感

谈成龙

游船上的臆想——我的第一篇大陆游记

看牙——庸俗的臆想

欧洲文化神秘面的代表——重游布拉格札记

时代是仓促的，更大的破坏将到来——张爱玲、颓废与世纪末

我恨洛杉矶

吃人不眨眼的大章鱼

好莱坞之梦的幻灭

不是温文尔雅人住的地方

香港：张爱玲笔下的“她者”

曾使我惊吓万分的城市：上海

王安忆卷

上海的女性

型

宋朝

出巡回来乐遥遥

过去的生活

安娜的型

寂寞

遍地民工

岛上的顾城

二月河卷

古今卖友记

文人无行

“跳梁”文人

“二臣”文人

雍正与术士

闲话密折

三位皇帝反腐有力度

崇祯辞庙随想

从历史走廊穿行过来的《明报月刊》——《明月精品文丛》编后记/潘耀明

我们生活在剧烈变化、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剧变中的人，不同的年头、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命运；有时候年与代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乃至超过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差别。

我有一个朋友，从中国去到美国，上学、毕业、赢得学位、打工、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取得了在美的居留权，再回到祖国服务报效，前后用了十七八年的时间。有一次我们闲谈，谈到祖国这十几年的突飞猛进与变化幅度之大，他用“隔几年就认不出来了”形容他对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感受。再谈起“文革”、“反右”、“大跃进，诸旧事，更是恍如隔世。

我问他：“这十几年美国的变化大吗？”

他说：“当然也有些变化，但美国这个国家已经相当定型，远远不像中国的变化之大。”

“五四”时代的作家硕果仅存

是的，我们生活在剧烈变化、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不仅是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转型剧变的世纪。

剧变中的人，不同的年头、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命运；有时候年与代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乃至超过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差别。例如“文革”中北京的中学生，有一年初高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有的去了云南，有的去了黑龙江，最近的也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但次一年的毕业生全都留在了北京市当工人，这两届学生的故事就大不一样。

拿中国的作家来说，有“五四”当中成长起来的最老一代，如冰心、巴金，德高望重，硕果仅存，我想与许多旁的作家一样，青年时代的经历、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对于他们世界观与文学观的形成与人生道路、文学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青年时代的主要文化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基本上是启蒙主义者，他们通过文学手段呼喊和争取民主、科学、幸福、反帝反封、醒国醒民并救国救民，他们有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我不太了解这一代作家中持相反文学价值观的人们的情况，例如被称做“封建余孽”或“洋奴”、“叭儿”的人们，他们都已作古，是非功过仍可评说。倒是现今有些年轻人持(“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说，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颇多批评，于是“五四精神”的传人们，不得不站出来为它的理念与旗帜进行辩护。

革命战争年代的作家敢于斗争

后来有——我想称之为革命和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年代拿起笔来的一代作家，持积极投入革命和战争态度的这一批作家，充满献身精神，信仰坚定，立场分明，富于自信，敢于也善于斗争，他们隶属于胜利者与(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光荣行列。建国后相当一个时期执文坛之牛耳者当然是这些作家，他们的名字群星灿烂，有许多巨星已经陨落，也还有一些人仍然健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物特别富于一种政治敏感、主人翁意识、整体(包括事业整体与文坛整体)意识、主流或中流砥柱意识，党与人民的代言人意识，方向意识乃至开国元勋的责任感。例如最近我就看到这样一位老作家，声言有了谁谁谁来“接文学的班”，他老就放心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群伦的情怀溢于言表。这一代作家是新中国文学事业、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崭新的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和主力部队。他们虽然也逐渐变得高龄，他们中的许多人物，仍然笔力不减，新作迭出，尤其是正言谠论，与“歪风邪气”作斗争的精神甚劲(包括公开发表的与动辄上书言事的)。

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主流，这些老作家拿起笔来的时期的主流是革命与战争，同时每个时期也都有对于主流积极投入或不是投入而是黯然疏离的不同选择。选择了疏离主流的作家在革命大获全胜后受到主流的相当的疏离，坐了相当长时期的冷板凳，乃至受到了批评直至冲击，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无倾斜的，历史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微笑抚摸捧抬装点，同时历史的秋千又常常荡来荡去。最近一个时期，一些疏离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主流的作家在某些圈子之内，颇有些个时来运转的气象，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被请了出来，再现辉煌，重新红火，行时得很。这大概也很符合中国式的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因为中国少有那种一个时期的互补共存、互相制约也互相激荡的多元平衡，而多半在某一特定时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目前有些学人对待“五四”以来新文学史的态度发展到一百八十度转弯——不疏离的不要、不边缘的不爱，红过的都贬或贬过的都红，从不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要求的不行到沾上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就不行(这其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即反对前一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标准)，从唯周扬之马首是瞻到唯海外某种舆论或学术思潮说不定即海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马首是瞻——的程度，令人感到仍然是非艺术的思路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信仰革命、信仰苏联

再往下就要说到笔者这一代人了，我们的基本背景是新中国的诞生，这一代人信仰革命、信仰苏联，无限光明、无限幸福、无限胜利、无限热情，十分骄傲自豪。我年轻时常常觉得过往的老一辈实在活得冤——他们竟然那么多年活在旧社会，旧社会的生活岂能算是人的生活？后来的人也不如我们幸福，他们完全没有见识过新旧社会，没有见识过革命的凯歌行进与美丽光荣的新中国在旧中国的废墟中诞生。因此唯有我们这一代——后来通常称为五十年代起来的作家——是历史乃至上天的选民，但后来这些人中的许多遭遇到了反右运动的蒙头盖脸的试炼，于是又形成了一种难以清除的对于极左的警惕乃至于恐惧，“文革”结束后，这批人活跃了一阵子，有的还颇成气候；但也有些人由于锋芒太露、战线太长而受到了这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包括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夹击，被指责为不够革命、干脆不革命或者是相反——始终没有脱离开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太过革命，他们曾经那样热爱革命、热爱苏联以至于那样警惕或曰内心恐惧极左，也被某些年轻人嘲笑，觉得他们太没出息，有些讨厌和啰唆。年轻人想“现在都什么年头了，还怕(或防)极左”？看来是幸福的，但他们自己仍然觉得太不幸、太不走运的新一代人，不理解上一代人怎么会那样轻信，那样自找苦吃，又那样地摆不脱放不下；尤其是上一代留给他们的这个世界离他们的要求还太远太远。他们批评那一代人说，那是被扭曲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苦难中生产出的不是应该生产出来使下一代人现成接收受用的光芒四射的真理，而是破铜烂铁，不是很有趣也很讽刺吗？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新中国建立时期拿起笔来的这一批作家当中找不到几个疏离者呢？莫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疏离的反衬的关头成长起来的吗？这倒真有点扭曲的味儿了。至于反右云云，那倒是除了警惕者、恐惧者外也还有意犹未尽者，还有意欲一反到底虎视眈眈跃跃欲试者，事物从来不仅是单方面的，这也正常。P18-21

《明报月刊》创刊十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纪念文字，题目是《“明月”十年共此时》。《明月》最初十年是相当艰苦的，过的是寂寥的岁月，作者不多，读者也不算多，在学人之间没能引起多大注意。在我担任总编辑期间，我常去日本，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阅尘封蛛缠的旧书，冀望发现一些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

后来情况渐渐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也好了些。读者多了起来，作者群也渐渐扩充了。读者们翻阅《明月》的总目录，可以发现，我们的作者几乎包括了海外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明月》的主持人与编者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攻讦，然而受得多了，也就不在乎了。真正的炸弹包我们也收到过，一些文字上的诬蔑算得了什么。

中国自和西方思想接触以来，出版过很多极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例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其后的《新青年》《语丝》《新月》《创造》《小说月报》，台湾的《文星》等等，都曾对当时的文化界、知识界起过介绍新思想、讨论新问题的作用。《明月》和这些前辈刊物相比，以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作用之大而论，自然是万万不如，所刊载作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到目前为止，恐怕也是有所不及，然而我们还在继续出版，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将来还有长远的前途。我们的作者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方面之广，大概已超过了上述那些前辈刊物，所介绍和讨论问题之广泛，大概也已超过。看情形，《明月》今后一定会愈来愈精彩。希望将来再刊登一些外国学人的中文作品或外文作品的中文译文，成为一份国际性的中国文化刊物，既有深度又能普及，那时才真正是“群星灿烂月华明”了。

《明报月刊》是打从历史走廊穿行过来的。“历史走廊”不是“历史大道”，更不是金光大道，远非那么平坦、风光。走廊的两侧屹立的是境岩峭壁，中间可行的路其实只是一条夹缝。历史正是从夹缝中走过来，一面探索寻找，一面挣扎奋斗。《明月》的行进状态，也是如此。然而，尽管路途并不平坦，但她终于一步一脚印地走过来了，从查良镛先生草创至今，已穿越历史走廊四十多年了。

《明月》运行的漫漫时间之河中，经历了八任主编。第一位主编是《明报》企业创办人和《明月》创始人查良镛先生，之后担任主编的依次是胡菊人、董桥、张健波、古德明、潘耀明、邱立本、古兆申。从一九九八年起，我第二度接任编务。胡菊人历时达十二年；其次是董桥，也有七年；我在前一时期做了四年，后期也八年了，合共十二年，与胡菊人一样。

《明月》最初十多年是黄金时期，销路很好，她的创刊号还要再版哩。但正如查良镛先生所说“前十年是相当艰苦”，一面倾尽心血与汗水，一面还要遭受攻击与炸弹。我不过是一个接棒者，以个人的知识水平来编这一本誉满海内外的杂志，自问力有不逮，对尺度的拿捏甚至具体编务，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期间又经历了金融风暴和香港经济衰退时期，读诸阅读心态十分飘忽，香港杂志销路日渐萎缩，甚至个别名牌杂志也在这场狂飙中没顶了。《明月》还能够维持下去，订户不跌反增近一倍半，销路在稳定中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异数。

《明月》的主要成功经验，是她的编辑方针恪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正如查良镛先生在《发刊词》中指出的：“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决不作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明月》所坚持的非党派、非集团刊物的中性价值和对不同意见的兼容，受到广大海内外读者的认同。知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指出：“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月》最欣赏的几点特色。”主编《明月》达十二年的胡菊人先生指出，《明月》能够“昂然挺立”近半世纪，与创办者、历任的编者、工作人员的心血和辛劳耕耘有关，而更重要的是《明月》所肩负的文化的使命感。也就是说，《明月》“是一本concemed编辑人为concerned读者而出版的综合杂志”(刘绍铭教授语)。“左风、右风、西风，她都屹立不动，只因为她崇奉的文化中国。”(著名作家聂华苓语)“《明月》有香港味，有中国情调，又有世界气氛；香港刊物中最能反映香港文化的神韵与蕲向的，《明月》是表表者。”(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语)“《明月》是海内外华文世界中，最多人文关怀、最严谨、最公道、最可信赖、可读性又最高的刊物之一。”(知名作家柏杨语)

歌德说过：“在文化水准最低的地方，随处可见强烈残暴的仇恨行为。”香港属于文化水准不太高、充弥语言暴力的地方，《明月》也屡遭中伤、攻讦，但《明月》却不为外力所动，更不被肮脏语言所污染，仍坚持走高格调路线，执著自己的“倾阔洞明”(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语)、不卑不亢的风格。

查良镛先生虽然出售了《明报》企业，但他一直关注《明月》的成长，他所撰述的文章，绝大部分优先给《明月》披载，他希望《明月》越办越精彩，并相信一个“群星灿烂月华明”新局面的可期。值兹《明报月刊》创刊四十五年纪念，我们编辑这套文丛，获得广大海内外《明月》作者群的支持，并由《明月》创办人查良镛先生担任顾问主编，及《明月》历任主编担任编委，特致以深切谢忱。从策划、组织、编辑这套文丛，师永刚先生花了大气力，在此一并致谢。

潘耀明

《明报月刊》总编辑

二○一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