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梅丽·诺冬轰动法国文坛的处女作！

中篇小说的先锋成为经典！

阿梅丽·诺冬，比利时小说家，至今已出版二十一部小说，每本都高居文学榜单之上。

自二十五岁出版首部小说《杀手保健》后，她每年出版一部小说，每本都毫无悬念地引起媒体和读者的巨大反响，成为法国出版界的一个“神话”。

《杀手保健》是阿梅丽·诺冬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

《杀手保健》故事讲述：八十三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普雷泰克斯塔·塔施多年来离群索居，他又肥又胖，又得了一种罕见的病，只能活两个月。记者们赶去采访他，前四位都不到五分钟就被作家的逻辑和恶毒给打败，很快落荒而逃。第五位出现了，这是位女记者，而她事先就知道作家痛恨女人。她下定决心要打败他，一上来就立下规则：交锋结束后，输家必须跪在赢家的脚下。他上了女记者的当，几小时后，他供出了自己的秘密，也因此签署了自己的死亡判决书。

文豪活不了两个月了。消息传来，世界各国的记者都渴望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密谈一番。无疑，这位老人享有崇高的威望。看到《南甘谣言报》、《孟加拉观察家》(我们且列举几家)这样著名的日报都派密使追到这位法语小说家的床前，真让人不敢相信。‘就这样，塔施先生在去世前两个月对自己的知名度有了个概念。

他的秘书负责在申请者当中进行严格的挑选：他一笔勾销了所有外文报纸，因为这个垂死的老人只懂法语，而且不相信任何翻译；他拒绝有色记者，因为老人上了年纪，开始说些种族主义的话，而这些话与他深刻的见解格格不入——研究塔施的专家们对老人想惹事时说的那些话感到不知所措。最后，秘书彬彬有礼地打发走了电视台、妇女杂志、政治倾向太强的报纸，尤其是医学杂志。这些医学杂志想知道这位伟人是怎么得了这种如此罕见的癌症的。

塔施先生知道自己得了可怕的埃森韦韦普拉兹症后不无骄傲，这种病说得通俗一点叫做“软骨症”。十九世纪时，那个以他的名字给城市命名的学者，在卡宴的十来个苦役犯身上发现了这种病，那些苦役犯因杀人然后进行性暴力而被监禁。但此后这种病再也没有出现过。塔施把这种诊断当作是一种意外的荣耀：他身体肥胖，无毛无须，除了声音以外，活像个太监。他怕自己死于某种愚蠢的心血管病。在拟墓志铭时，他还记得提及那个德国医生的伟大名字，多亏那位医生，他将体体面面地死去。

说真的，这个成天坐着不动的大胖子竟能一直活到八十三岁，让现代医学大惑不解。他胖成那个样子，几年前就承认再也走不动了。他对营养师的建议置之不理，放开肚子大吃。而且，他每天抽二十支哈瓦那雪茄，但他喝酒很有节制。很久以来就洁身了：他那颗几乎要被脂肪窒息的心脏运行良好。医生们找不到别的解释。他的长寿跟将要夺去他生命的那种综合征的来源一样，让人感到神秘。

要是对这场即将来临的死亡作间接的报道，世界上随便哪家新闻机构都会挨骂。读者来信对此反应很大。根据现代新闻规律，被选中的记者越少，他们的报道便越让人期待。

传记作家已蠢蠢欲动，出版商也摩拳擦掌。当然，也有几个知识分子在寻思，这种惊人的成功会不会言过其实？塔施真的进行了革新？不会仅仅是对陌生作者的天才模仿？他们列举了几个圈外人听不懂的名字作依据，随后便深入地大谈起来。其实，他们自己也没读过这些作者的著作。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这个垂死者不同凡响。毫无疑问，那是一种成功。

这位写了二十二部小说的作者住在一栋普通建筑的底层。他需要一个没有楼梯的住所，因为他靠轮椅行动。他独自生活，没有任何宠物。每天下午五点左右，一个十分勇敢的女护士来给他洗澡。他不能忍受别人替他买东西：他亲自去街区的杂货店买生活用品。他的秘书欧内斯特·格拉沃兰住在四楼，但尽量避免见他。格拉沃兰不时打电话给他。他开口总这样说：“对不起，亲爱的欧内斯特，我还没有死。”

然而，格拉沃兰老是对那些选中的记者重复说，老人有很多钱，他不是每年把收入的一半捐给一个慈善机构了吗？人们难道没有从他小说的某些人物身上发现这种秘密的慷慨吗？“当然，他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害怕，我首当其冲。但我坚持认为这种具有攻击性的面具很典雅：他喜欢扮演一个残酷无情的大胖子，以掩饰溢于言表的同情心。”这番话并没有使那些专栏记者感到心安，况且，他们不想丢掉别人所羡慕的那种恐惧，那种恐惧使他们具有了一层战地记者的色彩。

作家濒死的消息是一月十日传出来的。十四日，第一个记者得以见到作家。他进入公寓，里面漆黑一团。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坐在客厅正中扶手椅上的那个肥大的身影。那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只用阴沉的声音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你好，先生”，想让他自在些，但这个不幸的人却显得更加紧张。

“幸会，塔施先生。非常荣幸。”

录音机开着，等待这位沉默的老人说话。

“对不起，塔施先生，我能开灯吗？我看不清您的脸。”

“现在是早上十点，先生。我在这个时候不开灯。而且，只要你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你很快就能看清的。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听我的声音就行了。这是我最美的东西。”

“真的，您的声音很美。”

“是这样。”

沉默使这个闯入屋内的记者很尴尬，他在笔记本上记道：塔施严肃地沉默着。尽量避免说话。

“塔施先生，医生命令您住院，但遭到您的拒绝。全世界都赞赏您的这个决定。所以，第一个必须提的问题是：您感觉如何？”

“我的感觉和二十年前的感觉一样。”

“这就是说……”

“没什么感觉。”

“对什么没什么感觉？”

“对什么都没有什么感觉。”

“噢，我明白了。”

“我很佩服你。”

在病人无疑是中性的声音中，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记者露出一丝苦笑，然后又问：  “塔施先生，跟您这样的人说话，我就不像我职业要求的那样拐弯抹角了。请允许我问问您，一位大作家知道自己就要死亡时是怎么想的？心情又如何？”P1-4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不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1998年，我在比利时欧洲文学翻译学院学习时，发现学院的图书馆里阿梅丽·诺冬的作品放了满满一书架，有英、德、俄、意、西等各种版本，这种待遇，连比利时的许多经典作家都望尘莫及。文学翻译学院每天高朋满座，小说家、剧作家、出版人、诗人、记者、演员以及文化官员络绎不绝，大家高谈阔论，而诺冬这时往往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

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阅读诺冬的作品，而且读得很快。不仅是因为诺冬的小说篇幅不长，更因为翻开她的书就放不下。这一点毫不夸张。诺冬的小说人物不多，但故事都很特别，情节引人入胜，但在她的书中，最重要的还不是故事和情节，而是贯穿全书的那种睿智，那种精彩的对话，那种出其不意的转折，那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这些特点在她的成名作《杀手保健》中显得格外突出。

《杀手保健》是诺冬的处女小说，出版于1992年，几乎全由对话组成，就像一个剧本，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作家来说太危险了。但诺冬不但用那些对话编织了一个巧妙、曲折而神秘的故事，光那些充满智慧的辩论就足以吸引读者，五位记者与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作家塔施唇枪舌剑，妙语连珠，荒诞与神奇、智慧与哲理充满字里行间。塔施“打”败了前四位记者时，书已过半，突然，小说来了个急转弯，第五位记者是个熟读塔施作品的女性，她抓住了塔施的要害，通过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逼塔施就范，慢慢地揭露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的惊天大秘密：塔施原来是个杀人犯。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他杀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他深深地爱着的表妹。之所以要杀她，是因为太爱她了，不想让她受到玷污。在他看来，人，尤其是女人，一长大就不纯洁了。为了保持纯洁，女人过了青春期就应该自我了断。所以，当他的表妹初次来月经时，他便结束了她的生命。塔施的这种理论当然是荒谬的，但小说在一正一反的辩驳中揭露了一种事实，反证了一种真相。

读诺冬的书是痛快的，跟她聊聊天也许更有意思。诺冬经常住在巴黎，在出版她的作品的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有一间专用办公室，她每周都会去出版社，主要是处理读者来信。我到巴黎后，在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给诺冬留了一封信，第二天就接到她约我见面的电话，我们在离出版社不远的一个露天咖啡座谈了很长时间。那天，她穿着一件牛仔衣，略施淡妆，显得格外精神。我说，跟照片上不太一样，都认不出来了。她开玩笑说，是漂亮了还是丑了？事实上，她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高傲，也不像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她自己的影子，有时同名同姓)那么刻薄。由于我刚从她的家乡过来，对比利时有一定的了解，而且也认识她的许多朋友，所以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从她嘴里，我得知诺冬家族是比利时的一个望族，出过许多名人，当作家的也不止阿梅丽一人。阿梅丽的父亲是比利时驻外使节，曾在日本、中国、老挝等国当大使。诺冬生在日本，在亚洲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十八岁才回比利时上大学，学的是哲学。大学毕业后，她曾回过几次日本，因为她太喜欢日本了，小时候一度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她的日语讲得很好，曾在日本的一家公司工作，但不能习惯那里的人际关系和等级制度，一年后便匆匆回国，开始写小说。

《杀手保健》的写作只用了120个小时，写完后感觉良好。便寄给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但被该社文学部主任、著名作家菲利普·索尔莱斯封杀，索尔莱斯认为这个小女子对作家太不恭敬，还没踏入文坛，就敢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指手画脚，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没办法，诺冬只好另投一家“小点的”出版社，她并不知道这家叫做阿尔班-米歇尔的出版社也很大。该社的审读班子读了稿子后一致叫好，老板马上拍板录用，并跟她一口气签了四本书的合同。诺冬并不心慌，她抽屉里有的是书稿。尽管《杀手保健》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但在这之前，她已经写了十多部书。她自称有“书写癖”，每天不写上四个小时便会坐立不安，整天不踏实。

《杀手保健》出版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法国的媒体惊呼“文坛上出了一个天才”，诺冬一下子就出名了。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诺冬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爱情的破坏》，同样大受欢迎。这本书写的是她五岁到七岁在北京度过的两年，当时恰好是“文革”时期，物质匮乏，民生凋敝。刚刚离开风景如画的日本(她在日本住在一个风景区里)，来到三里屯的使馆区，诺冬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抵触情绪，所以北京在她的笔下显得有些灰暗。我曾问她：“你不喜欢中国？”她说：“恰恰相反，我很喜欢中国。但在‘四人帮’统治时期，日子确实不好过。”她竟然知道“四人帮”，让我不禁哑然失笑，但诺冬坦率地承认，她更喜欢日本，因为那是她的出生地，并且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五年，可这并不妨碍她在《诚惶诚恐》(1999)、((管子的玄思》(2000)等小说中毫不留情地揭露和讽刺日本的国民性。

自1992年出道以来，诺冬每年推出一本书，从不爽约，出版时间一定是在八月的文学季。除了1994年出了一个剧本，其他都是小说，至今已出了二十一部，部部畅销，每年都在法国掀起“诺冬”热，成为法国出版界的一个“神话”。

胡小跃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