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光编著的《屋里屋外话苗家》以苗岭山区郎德上寨为重点，辐射介绍武陵山区、月亮山区、乌蒙山区等地典型苗族村寨的自然环境、村寨布局、苗族人生活及风土人情的方方面面，为读者了解苗文化的原生地打开一扇窗。

《屋里屋外话苗家》作者吴正光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边墙”附近一个苗寨，对苗族村寨比较熟悉，本书以苗岭山区朗德上寨为重点，辐射介绍武陵山区、月亮山区、乌蒙山区典型苗族村寨的自然环境、村寨布局、建筑造型、建筑用材、建筑工艺、建筑习俗、建筑功能、风土民情。

《屋里屋外话苗家》分为《历史回眸》、《眺望苗寨》、《走进苗家》、《生活伴侣》、《苗寨风光》五个部分，为读者探视苗族村寨打开一扇窗。

第一篇 历史回眸／001

 ◇喝千个水井，住万个屋基／003

 ◇梵净山，本是饭甑山／006

 ◇苗岭，崇山峻岭中的苗家人／013

 ◇不能遗忘的角落——石门坎／020

第二篇 眺望苗寨／025

 ◇山区苗寨，垂直分布／027

 ◇蛰居山顶，缘于避难／031

 ◇建筑造型，差异悬殊／037

 ◇平面布局。大同小异／040

第三篇 走进苗家／051

 ◇郎德上寨，管见苗族民居／053

 ◇修建吊脚楼，跟鸟儿学来的／060

 ◇美人靠，苗家姑娘的织绣房／066

 ◇打口嘴，解决矛盾的有效方式／071

 ◇房屋上的“老南瓜”和“大白菜”／074

 ◇装饰图案，形同义不同／077

 ◇燕子说，架桥可以生孩子／081

 ◇房屋装修，特殊民俗的需要／088

 ◇堂屋，地位各异／096

 ◇火塘，凝聚力的象征／101

 ◇厨房，食文化的窗口，105

 ◇屋檐下，多功能的农用空间／113

 ◇贮粮方式，保留古时遗风／118

 ◇柴棚草垛，或为择婿的凭据／127

 ◇厕所畜圈，反映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133

 ◇弧形保坎，占天不占地／139

第四篇 生活伴侣／143

 ◇水碾，记忆里的歌／145

 ◇喜鹊，一个苗族支系的救命恩人／152

 ◇爱鸟，也爱树／155

 ◇牛，苗族村民的生死伴侣／165

 ◇水牯牛，“吃鼓藏”中的圣物／172

 ◇猪，社会地位仅次于牛／178

 ◇马，苗文化中的又一神物／181

 ◇头巾盘成鸡窝状，“狗爪”戴在头顶上／186

 ◇兔子，备受青睐的吉祥动物／192

 ◇皮纸，无所不在的民俗用品／196

 ◇银饰，璀璨夺目的传统技艺／20l

 ◇蜡染，历史悠久的金字招牌／207

第五篇 苗寨风光／211

 ◇苗家的山泉水井／213

 ◇桥乡——郎德上寨／221

 ◇神奇的苗寨山门／232

 ◇鱼纹路面上的生活写真／237

 ◇令人神往的婚恋场所／245

 ◇休闲场地里的乡情／252

 ◇祭祀，娱神娱人／260

 ◇最后的栖息地／271

第六篇 建房习俗／279

 ◇选址，以甜酒好坏测凶吉／281

 ◇备料，以中柱倒向测凶吉／285

 ◇发墨，以墨线明暗测凶吉／288

 ◇上梁，以归安状况测凶吉／291

 ◇立门，以来客多少测凶吉／297

附一 苗寨礼俗／307

附二 任重道远，迫在眉睫——话说苗族文化遗产保护／309

后记／317

参考文献／323

美人靠，苗家姑娘的织绣房

在苗岭山区旅行，只要看到吊脚楼上安装有美人靠，那一定是苗族民居无疑。美人靠，又称“吴王靠”、“飞来椅”，是建筑学上的一个术语。乍一听这名词，很容易让人想起江浙一带的园林建筑。是的，江南园林举目皆是美人靠。殊不知，苗岭山区也有美人靠，苗族村民称为“豆安息”，其实就是安装在建筑物上当靠背用的弯曲形栏杆。由于苗族村民多在依山傍水的山间河谷地带安家落户，其住房也多是背山面水而立，故而在美人靠上凭栏远眺，总能饱览赏心悦目的山区景色。

其实，在吊脚楼上建美人靠，不仅为了远眺，主要为的是方便姑娘们在此梳妆打扮、纺纱织布、织锦绣花，制作民族服饰，为自己准备嫁妆。从某种意义上说，苗寨美人靠，是苗族姑娘的开放式闺房。当然，也是媳妇们为自己、为家人尤其是为婴幼儿缝制衣服的地方。换句话说，美人靠是苗族服饰的“生产作坊”。苗族服饰如此丰富多彩，其中也有美人靠的一份功绩。

民族服饰，作为一个民族的重要表征，是相互区别的外在依据。许多民族都有公众熟悉的形象，可称之为“标准像”，只要一看其穿着打扮，就会知道是什么民族。苗族则不然，很难找到统一的服饰和“标准像”。即便在苗族高度聚居的苗岭山区，穿着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尤其是在民族节日集会上，不乏如此打扮的姑娘：脚上穿着入时的旅游鞋、高跟鞋；下身穿着现代式样的裤子，有的还外加一条古香古色的百褶裙；上身穿着用现代面料剪裁、按古代款式缝制的姊妹装；头上几乎全是古伐发型，有清代的、明代的，甚至还有宋代的、唐代的。一身穿着跨千年，具有明显的“地层”关系。观其饰物，或者是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传世品，村民称之为“老银子”，或者是用新银子甚至其他金属材料按照古代式样打制的代用品，村民称之为“新银子”。凡是到过苗寨者，都会轻易发现，男女老少穿着各异，几无雷同。细心观察，上装有贯首服、无领服、圆领服、高领服、矮领服、长袖服、短袖服、大袖服、小袖服、左衽服、右衽服、对襟服、有扣服、无扣服、圆摆服、方摆服以及前摆长后摆短和前摆短后摆长等多种款式；下装有带裙、片裙、桶裙、裤裙、长裙、短裙、超短裙、百褶裙、羽毛裙等等；裤子有长有短，裤脚有大有小，相差甚为悬殊。通观苗族服饰，如读“无字天书”，一部生动形象的苗族服饰发展史，耀然于男女老少身上。

服装款式的差异与各地苗族村民的居住环境、生产从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住在水边种植水稻的人们，衣袖和裤脚短而肥，显然是为了方便下田干活。住在山区常在林中劳作的人们则与之相反，衣袖和裤脚长而瘦，为的是防止蚊虫咬伤及荆棘刺伤。在草原放牧的人们裤裆相当大，裤脚特别肥，乃骑马使然。居住在乌蒙山区的苗族牧民，衣服多为长袍，有的还外加披毡，这是野外放牧防寒、防雨、防潮的特殊需要。

服装款式与文化水平、风俗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贯首服、无扣服、羽毛裙，以及袖子不缝合的衣服等，是早期服装的遗风，多少保留古代服装的形态。“鼓藏服”、“上轿衣”则是特殊风俗的需要。从服装款式的不同，可以看出苗族人民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所具有的文化特点。

蜡染、刺绣可称苗族文化的“两绝”，其工艺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苗族蜡染蜚声中外，工艺之精自不必说。苗族刺绣别具一格，刺绣手法多种多样：平绣、皱绣、破绣、辫绣、轴绣、锁绣、挑绣、褶绣、双针绣、结籽绣、盘绦绣，应有尽有，不一而足。苗族刺绣图案十分丰富，各种动物、植物及几何图案达数百种之多。即使同一动物也有许多变化，如苗族妇女刺绣的龙，竟有蚕龙、蛇龙、鱼龙、蛙龙、鸟龙、牛龙、猪龙、羊龙、象龙、鸡头龙、蜈蚣龙、蜘蛛龙、水爬虫龙等十余种。刺绣图案极富变化。同一物体，既有写实的，又有写意的；既有极度简化的，又有大胆变形的。有的图案，既是植物又是动物，如菊花又称“蜘蛛花”。各种图案的组合十分巧妙：初看是几尾鱼，再看是一只鸟，组合起来观察，则是一只蝴蝶或是一只蝙蝠。有些图案，顺看倒看各不相同，正看反看又不一样，可使观者见仁见智，扑朔迷离。

苗族服装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单就各种花纹图案就可当作一部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来阅读。那极简单的一道道线条，被看成是一道道河流，有人竟能指出哪一道是长江，哪一道是黄河，笃信无疑地视为本民族迁徙的历史和路线的形象记录。那很规整的一块块菱形图案，被看成是一丘丘肥田沃土。如今居住在黔西北乌蒙山区的苗族同胞，几乎没有什么稻田，但在他们制作、使用的刺绣品上却有“田连阡陌”的图案，这与史书记载的秦汉时期苗族先民劳动生息在“左洞庭、右彭蠡”的滨湖地区相吻合。

用考古学的眼光看苗族服装，可清楚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将那古老的“鱼纹图案”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鱼纹”对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并非一定受到了什么“影响”，但至少可以说明，反映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存具有悠久的历史。还有，那些狗爪花、虎爪花、螃蟹花、水爬虫花，生动“记载”早期人类的渔猎生活；那些浮萍花、田螺花、水车花、牛漩花，形象反映具有悠久历史的农耕生活。据此，在一定程度上，可将民族服装看成是研究苗族历史的“活化石”。

用民族学、民俗学的眼光看苗族服装，其文化内涵令人浩叹。苗族妇女喜欢画蝴蝶、绣蝴蝶，甚至画蜈蚣、绣蜈蚣，此乃缘于《蝴蝶妈妈》的故事：洪荒时代，蝴蝶生下十二个蛋，其中一个孵出人类始祖姜央，另一个蛋孵出一条蜈蚣。由于同为“蝴蝶妈妈”所生，故而在别的民族看来是“不祥之物”的蜈蚣虫，被苗族妇女作为一种崇拜物刺绣在衣服上，她们还给它取了个美名“蜈蚣龙”。龙在别的民族看来主要是管水的，而苗族同胞则将龙与牛融为一体，使其既能管水，又能耕田。在苗族刺绣中，长着一对水牛角的龙比比皆是。这“牛龙合一”的图案，既铭刻苗族先民制伏恶龙的战斗历程，又寄托苗族人民对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美好愿望。

在苗族服装上，多刺绣“蜘蛛花”。相传在某次战斗中，苗族先民战败躲入山洞，追兵发现洞口织有蜘蛛网，因而未进入山洞中搜寻，于是先人意外得救，“恩人就是蜘蛛”。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英雄人物刺绣在服装上，以在清水江畔征集到的一件苗族女上装最为典型。作者把清代苗族农民起义领袖张秀眉领导的“咸同起义”精心刺绣在衣服上，人物多达近百个，堪称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为时最长的苗族农民起义的“历史画卷”。

苗族服饰丰富多彩，与住地分散息息相关。“住地”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住地是指分布在不同的省份，甚至不同的国度。由于相距遥远，往来不便，交流不多，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圈。狭义的住地，是指分布在同一片山区，还有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山上山下的区别。在崇山峻岭中，即便直线距离不算太远，但由于沟壑障碍，山川阻隔，交往不多，各自在相对封闭的狭小范围内劳动生息。如像在山区中自然存在许多“小气候”一样，同一山区的苗族文化拥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化圈”。服饰如此，语言如此，建筑也是如此，真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就是苗族支系特别繁多的原因。

反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一带的传统民居，虽然也有美人靠，但却安装在周边垒砌封火墙的走马转角楼内，且靠背全封闭。从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蜗居在闺阁上的姑娘们，想要观察楼下动静，只能借助楼上密密麻麻的木雕花窗。她们能够看见来者，来者却看不见她们。苗族是个十分开放的民族，因此房屋不封闭，反映在建筑装修上，便是美人靠一定要安装在醒目处。婚姻制度的不同，造成建筑装修采用不同的工艺，遂使苗汉姑娘拥有各不相同的闺房。

P66-71

2006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李秋香俩老师，到贵州高原苗岭山区、都柳江畔考察民族村寨，为国家文物局制定《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准备推荐材料。我受贵州省文物局派遣，为他俩做向导，先后考察了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宰荡侗寨、肇兴侗寨、堂安侗寨、石桥苗寨等多个苗侗民族村寨，一路相谈甚欢。每当谈到兴头处，陈老师必急迫诘问：“你说的这些，都写成书了吗？”

我生于湖南省凤凰县“边墙”附近一个苗寨，在农村生活了很长时间。1963年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文化部门工作，一生耕耘在民族文化的沃野上。考虑到编写推荐材料的需要，将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贵州民族建筑的文章，传给他俩参考。不久，贵州省两个项目入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分别是“黔东南苗族村寨：苗岭山区雷公山麓苗族村寨”；“黔东南侗族村寨：六洞、九洞侗族村寨”。之后，我与他俩的交往不仅没有中止，反而频繁起来。他俩多次给我寄来保护、研究乡土建筑方面的著作，鼓动我编写有关贵州民族村寨方面的书。我对苗族村寨比较熟悉，在他们的指导下，写了《屋里屋外话苗家》这本书，旨在以苗岭山区郎德上寨为重点，辐射介绍武陵山区、月亮山区、乌蒙山区等地典型苗族村寨的自然环境、村寨布局、建筑造型、建筑用材、建筑工艺、建筑习俗、建筑功能、风土民情，分为“历史回眸”、“眺望苗寨”、“走进苗家”、“生活伴侣”、“苗寨风光”、“建房习俗”六个部分，为读者探视苗族村寨打开一扇窗。

2006年秋，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高级工程师李秋香两位老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深入到苗岭山区、都柳江畔进行实地考察。时已退休8年的我，受贵州省文物局派遣为他俩服务，被安排坐在同一部汽车上。当陈老师得知我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学生时，脱口而出：“咱俩是‘同学’！”原来，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潘光旦教授曾给他授课。新中国成立后，首都高校院系调整，潘教授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但潘教授并未给我上过课，是他的学生费孝通教授给我们上史料学。不管怎样，陈老师对我在贵州省从事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很感兴趣，一路相谈甚欢。每当谈到兴头处，他必从副驾驶座位上回头询问：“嗳！你说的这些都写成书了吗？”考察结束时，他对我说：“你写一本书，书名就叫《贵州建筑民俗》。”我没太在意，心想，连建筑学术语都不尽明白，岂敢动手写建筑图书？考虑到编写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推荐材料的需要，我将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贵州建筑文化的文章5万多字，用电子邮件传给李老师参考。

此后不久，在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12月15日审定通过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中，贵州两项入围，即“黔东南苗族村寨：苗岭山区雷公山麓苗族村寨”；“黔东南侗族村寨：六洞、九洞侗族村寨”。此次考察的第一站是郎德上寨，作为前者的组成部分，进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令我喜不自禁。2007年，郎德上寨跻身于“中国景观村落”。2008年6月13日，奥运圣火凯里站传递活动在郎德上寨铜鼓坪举行火炬传递起跑仪式。事后，有关部门在郎德上寨村口树立了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镌刻圣火图案和“奥运圣火走过的地方”。我不止一次跟这石头合影。

我与郎德上寨结缘，是27前的事，有一代人的时间了。1984年秋，我作为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的负责人，前往黎平、从江、榕江等县考察乡土建筑和民族风情，为次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做准备。路过雷山县的郎德下寨时，无意发现有条小溪从西蜿蜒注入丹江。凭借在农村长大的经验认定，沿溪而上必定有寨子，于是来到了郎德上寨。寨子不大，植被很好，鳞次栉比的吊脚木楼，掩映在竹木葱茏中。随便登上一栋吊脚楼，推门进屋，猛然间，女主人一手把门关上，顺手将一大碗酒塞到我嘴边。男主人拿着渔具下楼，说“下田抓几条鲤鱼下酒”，嘱咐我“等一小下”。之后，我信步走进另一家，但见一位老人坐在吊脚楼上的火塘边烧红薯。他说“大队干部到公社开会去了”，并说土地改革时他曾当过农会干部，是个“土改根子”，现在算是一“寨老”，有个孙子在部队当兵，驻扎在西藏。他很自豪地指了指堂屋板壁说：“上面贴有立功奖状。”说着说着，家庭主妇端来一锅煮好的豆腐，放在火塘中的铁三脚架上，并斟满红薯酒让我同老人喝。我明知故问：“你们不认识我，为哪样这么热情？”老人说：“你是客人，要热情才好，这是苗家的规矩。”我告诉老人，我也是苗族，老家在湖南，会讲苗族话，但与贵州有差别。我同老人用夹杂着汉语的苗语交谈了一阵，确认太阳、月亮、白天、晚上、洗脸、洗脚、烤火、喝酒等常用语是一样的，倍感亲切。

我决定在曾为“土改根子”的寨老家住一夜。他家房子位于寨子地势较高处，是典型的四榀三间木结构吊脚楼，二楼堂屋外廊安装“s”形的木栏杆，苗语叫做“豆安息”，依靠在其上，可鸟瞰全寨。夜幕降临，村民发现我，陆续上楼看，聊些农村事。好客的主人在吊脚楼上设宴款待我，同席者，除其家人外，还有寨中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席间，先是家庭主妇上来敬酒。她左手端着酒碗，右手端着“酒海”（一种有柄有嘴的盛酒陶器），用“飞歌”调放声唱道：“天天杀牛等你，你不来，天天杀鸡等你，你不来，今天哪样都没有，你却错路到我家，只有一碗水酒，你要是不嫌弃，就把它喝了吧！”经她这么一唱，我不由得干了它。过一会，上来一对梳着唐代发型、头戴耀眼饰物的少女，落落大方地高声唱道：“巴娄（伯伯）走错到我家，阿爸下田捉鱼去了，他还没回来，阿妈进园子摘菜去了，她还没回来，家里哪样都没有，只有一碗水酒，你要是不嫌弃，就把它喝了吧！”歌声未落，酒碗已经捧到我嘴边。按照苗寨风俗，一首歌，两碗酒，因为我是“用两只脚走来的”。喝了半晌，众人微醉，将要收场，我暗自庆幸：“嘿，今晚没喝醉！”

不料，两位穿着整洁的中年妇女，手捧“酒海”、鸡蛋等物，笑眯眯地走上吊脚楼，把鸡蛋交给主妇后便各自拉条小板凳，在我左右两边坐下来。我明白，她们是来“闹寨”的，还要和我们喝一通。我赶忙起身求饶，声明今晚喝多了，请求明天再来。她俩把我按下，把酒斟满，手捧陶质酒碗，齐声唱了起来：“我们好比一片树叶，不晓得被哪样风吹到你家大门口，请你不要把我们扫出去，麻烦你把我们扫进来，扫进你家灶膛，我们煮饭给你吃；我们好比一颗石子，不晓得被哪样水冲到你家大门口，请你不要把我们踢出去，麻烦你把我们踢进来，踢进你家院坝，我们铺路让你踩。”听罢，激动不已，心甘情愿任她们灌酒。据说，那天晚上我被灌醉了，还失态地掉下了眼泪。可她俩却异常开心地接着唱。究竟唱些什么，我已不甚了了。次日醒来，询问“寨老”，昨天晚上她们唱些哪样？“寨老”的儿媳妇抢着说，她们唱的是：巴娄呵！你为哪样伤心？你为哪般难过？。是不是想念“米娄”（伯母）了？你看，今晚月色有多好，我们出去“游方”吧。说出去，就出去，上一根田坎，下一根田坎，我们来到了河边。河边好多水车呵，它们都在唱“飞歌”。你听！它们唱些哪样？它们唱的是：“巴娄要是不嫌弃，我们两个跟你走！”是真的这样唱，还是村民捉弄我，实在一点不清楚，因为真的喝醉了。

这一醉，让我与郎德上寨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次年，省文物处决定将郎德上寨作为民族村寨保护试点，我多次前往郎德上寨调查。最初几次，村干部陪我吃饭，每个都要拿些大米、辣椒、黄豆、水酒之类食品交给会计过秤。有的不是村干部，也高高兴兴地来，同样带些食品交给会计记账。饭菜做好后，大家围坐在中间放有三脚架火锅的火塘边共饮，说些我爱听的事情。饭后我翻阅登记本，得知是村干部和村民自费招待我，如此风情，令我动容。那段时间，生产大队变成了行政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村民称为“分田单干”。公共积累没有了，村民一时还不富，招待来客只能“打平伙”。有一次，姑娘们用特殊的“打平伙”招待我。但见十多位姑娘，把各自做好的饭菜装在竹篮里，上面盖张白毛巾，故意不让人看见篮子里盛的是什么，提到“姑娘头”家的吊脚楼上，举行祭祀祖先仪后，同时掀开毛巾，露出花样不同的菜肴来。她们轮流为我唱歌，向我敬酒，叫“喝姑娘酒”，是专门招待外姓男客的，本村寨的男人不能参加，就连站在一边看也不行。还有一次，是“寨老”们自动出米、出酒“打平伙”招待我，酒足饭饱后，一位年纪最大、辈分最高的“寨老”举起左手高呼“毛主席万岁！”举起右手高呼“杨大六万岁！”原来，郎德上寨是“成同苗民起义”领袖杨大六的故里，村民几乎全都姓杨，自称杨大六的后代。

郎德上寨，自然环境优美，民族风情淳朴，又有光荣历史，坚定了我们将其列为民族村寨保护重点的决心，拨款两万元，资助村民整理村寨容貌，修整村中道路和新老两个“铜鼓坪”，并将废弃不用的一座吊脚楼仓库改装为“民俗文物陈列室”。1987年，以“上郎德民族村寨博物馆”的名义对外开放，从此“打开山门迎远客，走出山门闯世界”，使村寨文化大放异彩，先后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被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百座特色博物馆”；其村寨建筑于2001年被国务院以“郎德上寨古建筑群”为名，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郎德上寨自元末明初建立村寨以来，村民即有保护自然环境的优良传统，其森林覆盖率一直保持在75％以上。为切实有效地保护村寨环境，很早即制定有乡规民约。在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程中，又确切划定保护范围，规定在绝对保护区内严禁挖山采石、毁林开荒、建窑烧炭、狩猎打鸟、毒鱼炸鱼。寨内民居及附属建筑，列为保护对象，严禁乱拆滥建，并规定不得在保护范围内修建与原有木结构吊脚楼不相协调的砖房或洋楼。对外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普遍提高，陆续修建新房，仍然青一色的木结构吊脚楼。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不断出现砖房和洋楼，即便某些名气很大的民族村寨也不例外。为什么唯独郎德上寨可以避免？这与保护管理关系极大。与许多对外开放的民族村寨不同，郎德上寨的旅游开发是全民性的，并非由有关部门或村寨领导圈定表演人员和接待农户，而是人人都可以参加表演，户户都可以接待游客。因此，人人都能通过文化旅游受益，家家都可通过旅游接待获利。对外开放以来，郎德上寨以其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色，鳞次栉比的吊脚木楼，饶有风趣的拦路敬酒，动人心弦的铜鼓芦笙，工艺精湛的盛装银饰，别具一格的苗族佳肴，吸引大批中外客人。文物部门主要是向干部群众宣讲“把郎德上寨作为典型苗寨长期保存下去”的目的性，让他们切实理解，保护村寨的原真性、完整性，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自豪感和苗族的知名度。有了知名度，来的客人多，村民很自豪，同时也受益，诚如村民说：“天下苗寨千千万，郎德上寨最受看。”“一双脚杆不出门，两眼看到天下人。”“你看我来我看你，我得好处你欢喜。”

郎德上寨苗族村民尝到了保护民族村寨、开展文化旅游的甜头，从而大大提高了促进两者良性循环的自觉性。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化和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郎德上寨的自然环境越来越美，民族风情越来越浓，民间工艺越来越精，群众收入越来越多，知名程度越来越高，早已成为“苗族村寨”的一个著名品牌乃至“苗寨名片”。

我在保护、研究郎德上寨文化遗产的数十年间，还深入到武陵山区、月亮山区、乌蒙山区、麻山地区等苗族聚居的山区，对苗族村寨进行调查研究，对苗族村民屋里屋外的种种文化遗存，包括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作了较为系统的记录，形成了这本以《屋里屋外话苗家》为名的小书。本书以郎德上寨为主体，辐射介绍武陵山区、月亮山区、乌蒙山区、麻山地区典型苗寨的居住环境、村寨建筑、屋里屋外的文化遗产。若有热心朋友读了这本小书，兴起按图索骥，亲临苗寨考察，我乃喜出望外。

郎德上寨有今天，说老实话，始料不及。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公布后，我与陈志华、李秋香两位老师的交往不仅没有中止，反而频繁起来。他俩不仅热情鼓励我编写这本小书，还有意安排我撰写《苗族民居》一文，收入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居五书·西南民居》中。

衷心感谢陈志华、李秋香两位老师鼓励我写这本书；衷心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这本书；衷心感谢陈志华老师为本书作序；还要特别感谢时任贵州省文物局局长侯天佑，如果没有他的安排，我无缘结识陈、李二位老师，遑论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书。书中部分照片是李秋香老师及一些多年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朋友拍摄的，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吴正光

2011年秋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