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3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致里恰尔多·贝基
佛罗伦萨。1498年3月9日
遵照您的愿望，在这里就修士的情况给予您一份详尽的报告。我想告诉您，他布了两次道（就是您已收到讲稿副本的那两次）后，紧接着在狂欢节的那个星期日布道；在冗长的演讲后，他邀请全体听众于狂欢节当天在圣马可修道院参领圣餐，他说他会祈求上帝，若他所预言之事并非出自于他，那么请他降下明确的朕兆。有人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团结他的党徒，使他们加强对他的保卫，以免业已选出但尚未公布的新执政团同他作对。上星期一执政团成员名单公布之后，里面有谁想必您已完全知悉，他认为里面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敌视他，而教皇已发了一道传唤他的简令，违者以停止教权论处。他担心执政团实际上不服从他，他立即决定——要么出于自己的选择，要么出于别人的警告——停止在圣雷帕拉塔大教堂里布道，返回圣马可修道院。因此，在执政团就职的星期四早晨，他——还是在圣雷帕拉塔大教堂——说，为了避免倾轧和保持上帝的荣耀，他愿意引身而退，男人可以到圣马可修道院听他讲道，女人可以到圣洛伦佐教堂听多梅尼科修士讲道。现在我们的修士已回到自己的住所，您要是听闻他开始布道时是怎样勇猛，以及他在继续时有多么勇猛，您可能会对他崇敬有加。由于非常为自己担忧，认为新执政团会毫不犹豫地迫害他，并已决定让许多公民同他一起倾覆，他一开始就讲了许多十足的恐怖景象，作了许多阐述之后——那些阐述对于不仔细检讨它们的人是相当有力的——他指出他的追随者是卓越的人，而他的对手至为罪恶，他捏腔拿调，旨在削弱敌党，巩固己党。我当时就在那里，所以请允许我简单叙述一下。
他在圣马可修道院第一次布道的文本是《出埃及记》中的这段话：“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在解释这段话之前，他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引身而退，而且说：“涉及行动时，审慎是正确的理由。”然后他说一切人类过去追求且将继续追求某种目标，但目标与目标不同，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个目标是基督；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其他人而言，他们的目标曾经是并且将继续是其他某种事物，究竟是什么，取决于他们的宗教。鉴于我们基督徒走向基督这个目标，我们应当留心时机，以最大限度的审慎，维护他的荣耀。无论何时，当时机要求我们为他去冒生命危险，那就这么做吧；无论何时，当时机要一个人躲藏起来，那就这么做吧，像我们读到的基督和圣保罗一样。他补充说，我们应当这么做，而且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是故，当起来反抗暴力的时机来临时，我们必须起来，正如我们在升天节所做的那样，因为上帝的荣耀和时机要求如此。如今，当上帝的荣耀命令我们向愤怒作出让步，我们就作出让步。在作了这一简短的讲话之后，他描绘了两类人：一类在上帝底下做事，也就是他和他的信徒；一类在魔鬼底下做事，也就是他的仇敌。在就此话题进行了长篇大论后，他开始解释上面提到的《出埃及记》中的那段话，并且他说，历经患难，好人在两个方面增益——精神上和数量上。在精神上，面对祸患时人们会更加团结，并且因为同其活性力量更亲近之故而变得更为强大，正如水越是近火热得越快，这是因为同其活性力量更亲近之故。好人还在数量上增长，因为世上有三种人，也就是好人——亦即追随我的人；怙恶不悛者一是为我们的敌人；放任自流者—_纵情于享乐——既不执著于作恶，亦不倾向于行善，因为他们分不清是非善恶。但是，无论何时，好人与恶人之间的实际争执只要出现，人们就会认清恶人之恶念与好人之诚实，因为有比较方有鉴别；人们会趋近前者，躲避后者，因为人从天性上讲倾向于避恶趋善。是故，在遭难期间，恶人削弱，好人增加；因而更强大……对此我只能简单相告，因为书信的简洁容不得我做过多的说明。在习惯性的跑题之后，为了进一步削弱他的敌人和为下一次布道作铺垫，他继续指出，我们的纷争会导致一个僭主上台，他会拆毁我们的房屋，荒废我们的土地。这同他以前说过的话不矛盾，他曾说过，佛罗伦萨将会繁荣并主宰意大利，因为为时不久，[僭主]就会被逐出意大利。他以此结束了这次布道。
翌日清晨，他仍然讲解《出埃及记》，讲到摩西打死一个埃及人那里时，他说埃及人代表作恶者，摩西代表传道者，通过暴露他们的罪恶毁灭他们。然后他说道：“啊，埃及人，我想刺你。”啊，牧师们，他迅速翻阅的，可是你们的书呀，他以这种方式待你们，就仿佛连狗都不带闻你们的书似的。然后他补充说——这正是他的用意所在——他想给埃及人另一种刺伤，巨大的刺伤。他说上帝已告诉过他，佛罗伦萨有人想当僭主，他受命从事必将成功的行动和谋划，驱逐该修士、对该修士施以绝罚、迫害该修士的愿望，不过意味着企图造就一个僭主，而法律应当得到遵守。他对此大放厥词，以至于后来，人们公开推测，有人如您之接近于天堂一样，接近于成为一个僭主。之后，鉴于执政团已经为他向教皇写信，而且他意识到无须再怕他在佛罗伦萨的敌手，所以他非但没有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完全是凭借对敌人的仇恨以及用“僭主”一词吓唬听众，把自己的党派团结起来，反倒是变了一副嘴脸——现在他以为他不需要再那样做了。他力劝他们加入新创建的联合会，既不再说起僭主也不再说起人民的失德；他试图发动他们所有人跟教宗作对，针对他和他的攻击，挖空心思地以用于您想得到的最邪恶者身上的言词来丑诋教皇。因而我断定，他伺时机而动，且据此为其谎言开脱。
对于普通老百姓说些什么，人们害怕什么，希望什么，我要交给明智的您来确定；您能比我更好地确定这些事，因为您完全明了吾人的脾胃和时代的性质，还有教皇的心境，因为您在[罗马]那边。我唯向您请求，若不以展读本信为烦剧，请赐回信，就现在的形势以及人们对我们事务有何看法，把您的判断告诉我们，且不以此为烦剧。再会。
佛罗伦萨日期，1497[8]年3月9日
尼科洛·迪·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
P11-14
《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所据的底本是马基雅维利著作的主要英译者阿特金森和西塞斯翻译和编辑的英文本《马基雅维利与友人的私人书信》（Machiavelli andHis Friends：Their Personal Correspondence，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B.Atkinson and David Sices，DeKalb，Illinois：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6；他们合作翻译过马基雅维利的《喜剧集》、《李维史论》，阿特金森还单独翻译过《君主论》）译出，在翻译过程中还参考了著名学者阿兰·吉尔伯特的英译本《马基雅维利书信选集》（The Letters ofMachiavelli：A Selection，translated by Alan Gilber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 988）。个别地方依据意大利文版（Tuttele opere，a cura di Mario Martelli，Florence：Sansoni Editore，197l；Lettere a Fran~esco Vettori e a Francesco Guicciardini,1513—1527，a cura di Giorgio Inglese，Milano：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1 989）作了订正。
值此译稿付梓之际，衷心感谢赵冰仙、裴亚莉、康子兴、聂文聪、孙宝云、任玥、裴亚琴等师友亲人对这项译事的关心和帮助。训练兄审阅了部分译稿，订正了若干错误，特此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本中的错误一定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电子信箱：blduan@snnu.edu.cn）。
译者
2012年5月5日立夏于西安
就这个本子说上几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保留了意大利文编者在马基雅维利的公务通信与私人信件之间作的略有几分人为的区分，尽管这种区分有其缺点。二者之间并非总是界限分明。此外，在纳入研究的时段以后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的信件，并不是都以意大利文刊印过。我们的文本依据的是马基雅维利《书信集》现行最好的本子，即加埃塔为都灵联合出版社编定的1984年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卷三（Opere： Lettere， ed. Franco Gaeta， Turin：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我们又作了若干增补，依据的是因格莱塞的《（马基雅维利）致韦托里、圭恰迪尼书信集》（Lettere a Francesco Vettori e a Francesco Guicciardini， ed. Giorgio Inglese， Milan： 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 1989；这个版本的注释十分有用）以及加埃塔本发表以来的学术成果。我们还参考了1961年加埃塔为费尔特里内利（Feltrinelli）编定的一个更早的《书信集》。
马基雅维利《书信集》的现代出版史始于阿尔维西（Edoardo Alvisi）的本子，1883年由桑索尼（Sansoni）在佛罗伦萨刊印，加埃塔在他1961年的本子中使用过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加埃塔的第一个书信本子出来后，好几位意大利学者受到了鼓舞，去更细致地考订这些通信：里多尔菲写了三篇文章（Roberto Ridolfi， “Per un’edizione critica dell’epistolario machiavelliano. La Lettera al Vettori del 20 aprile 1513，” in La Bibliofilia， 68， 1966， pp. 31-50； “Le carte del Machiavelli，” in La Bibliofilia， 71， 1969， pp. 1-23； “Contributi all’epistolario machiavelliano： la lettera del Vettori del 16 aprile 1523 nel testo originale inedito，” in La Bibliofilia， 71， 1969， pp. 259-264）。同一时期，另一位学者贝尔泰利为准备自己的本子而写了两篇文章（Sergio Bertelli， “Carteggi machiavelliani，” in Clio， 2， 1966， pp. 201-265； “Appunti e osservazioni in margine all’edizione di un nuovo epistoliario machiavelliano，” in Il pensiero politico， 2， 1969， pp. 536-579）。关于《书信集》之作品的出版，1969年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贝尔泰利出版了他的本子（Epistolario， Milan： Giovanni Salerno； reprinted by Verona： Valdonega， 1982）；其次，吉列里发表了一部重要的研究著作《基于笔迹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拼法》（Paolo Ghiglieri， La grafia del Machiavelli studiata negli autografi， Florence： Leo S. Olschki）。1971年，马尔泰利写了一篇论文（Mario Martelli， “Memento su un’edzione dell’epistolario machiavelliano，” in La Bibliofilia， 73， 1971， pp. 61-79），还出版了他编校的马基雅维利《作品全集》（Tutte le opere， Florence： Sansoni），这个本子对现存的书信文本作了细致的重校。我们所据的加埃塔1984年本，就相当倚重马尔泰利的作品，尽管加埃塔改进了意大利文的拼法。
以1883年刊印的阿尔维西文本来看，马基雅维利的多数信件已由阿兰·吉尔伯特（Allan Gilbert）译成英文，并先后多次独立刊行（in The Prince and Other Works， Packard and Company， 1941； as The Letters of Machiavelli， Capricorn Books， 1961， reprinted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in Machiavelli： 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5， 1989）。有16封马基雅维利的书信，收于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的《马基雅维利文学作品选》（The Literary Works of Machiavelli， translated by J. R. Hale； reprinted by Greenwood Press， 1979）。
本书题注之设置主要是为了给马基雅维利的动荡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件设定背景。有时由于特定时间段内出现的书信数量相对较少，所以我们把两年或数年合并成一组；在这些情况下，有的题注便没有按年份分开。题注试图将通信中提到的人物和地点置于一个历史框架内，因此不可避免会给人以一份有几分扭曲的马基雅维利传略，因为它们要服从书信集的需要，而不是服从对其生平和时代作一种综合平衡观察的需要。
脚注之设置则是为了说明除了专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或意大利语的专家而外一般人所不了解的材料。 加埃塔为1984年本子编制的注释极为有用，出处均以括号夹注的方式标出，以申谢意。拉伊蒙迪（Ezio Raimondi）为他的《马基雅维利作品集》编制的注释也同样有用，我们参考的是穆尔西亚出版社（Mursia）1976年在米兰印行的第7版，出处亦已用括号夹注的方式标明。 我们还应该提到，关于加埃塔1984本的两篇评论在文本和注释方面都对我们深有助益：第一篇来自格拉齐尼（Filippo Grazzini， in Lettere Italiane， 36， 4， October-December， 1984， pp. 605-609），第二篇来自因格莱塞（Giorgio Inglese， in La Bibliofilia， 86， 1984， pp. 271-280）。在脚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数量众多的其他材料，以缩写的形式列于书后。“征引文献”不应理解为一份详尽无遗的书目，因为许多关于马基雅维利及其背景的重要研究成果没有出现在里面。一一指明注释中用到的所有证据的出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对于注释编写过程中的疏忽和不当之处，要先在此致以深深的歉意。
索引意在帮助读者查阅特定的人物和事件。 索引中的拼法尽量整齐划一，因为各通信人的拼法并不总是一致。名称出现于本书导言和题注时，相应页码以粗体标示，以便跟它们出自于实际通信时相区分。这样一来，读者或能更容易考索个体在其历史语境中的经历，察知他们在全部书信文本中被提及时其人物形象的可能演变。
最后，有必要说一下本书的翻译。为了保持信件作者们语言风格的一致，西塞斯（David Sices）译出了致马基雅维利的信件，阿特金森（James B. Atkinson）译出了出自马基雅维利的信件。我们互相审阅了对方的作品，但终稿大体上代表负责一方的理解。在使译文尽可能接近意大利原文的同时，我们努力使这些书信既能读懂又有趣味。几封全篇译自拉丁文的信件，以及译自意大利文信件中的拉丁文词句，在这个本子里以斜体印刷。 另两种排版标记是方括号及用以注明加密材料的尖括号。除非另行注明，方括号是标识译者所作的文字订正和加埃塔文本中的阙文。我们依据加埃塔的标记插入尖括号，提醒读者注意加密的语句；不过从加埃塔文本来看，加密材料止于何处并非总是一目了然。脚注、题注和导言是阿特金森编写的。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达特茅斯学院古典系安德鲁·费尔德赫尔（Andrew Feldherr）的帮助、达特茅斯学院的拉蒙·格思里基金（Ramon Guthrie Fund）和系主任办公室的慷慨资助，以及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向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提供的一项出版经费。达特茅斯学院贝克图书馆的帕特丽夏·卡特（Patricia Carter）在原始资料及二手材料的获取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的温迪·沃恩肯（Wendy Warnken）极度认真细致地参与了我们项目的实施，在此一并致谢。
《马基雅维利全集》中文版全面反映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军事、外交、历史、文学等方面的成就。
《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为其中的书信卷，内容包括作者书信等方面的著作。
《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收集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与友人的私人书信342封，展现了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栩栩如生的马基雅维利，让读者对其同时代的伟大人物熟悉起来，那个动荡年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仿佛历历在目。书中收集的资料均译自权威版本，是各个领域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不可多得的珍贵参考资料。
《马基雅维利全集》中文版首次重磅推出，著译界鼎力襄助，引领学术新风向。
马氏著作在政界、宗教界、学术等领域都引起巨大反响，被西方评论界与《圣经》和《资本论》相提并论。既被誉为西方的《资治通鉴》，又被推为西方的《厚黑学》。
希特勒的床头恩物，路易十四每晚必读，拿破仑写满批注，俾斯麦念念不忘，马氏著作被近现代所有政治家、野心家奉为圭臬，也被政界、商界、成功人士视为一部必备“参考书”。
《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历史学家和喜剧作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毕生作品集权威译本，收集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与友人的私人书信342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