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纵贯嘉兴全境,流经秀洲、南湖、桐乡、海宁四区市,全长110公里。大运河不仅促进了嘉兴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孕育了独特的江南水乡文化及自然人文景观,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嘉兴以水而兴,因水而荣。在新在历史时期,嘉兴将进一步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将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形成新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嘉兴这颗运河边的明珠,将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由周军主编的这本《运河名城(嘉兴)》从运河与城市发展关系角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嘉兴运河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展现了运河沿线城市嘉兴独特的文化品格和魅力。
周军主编的这本《运河名城(嘉兴)》全面展现了嘉兴运河肇始、发展和嘉兴城市因水而生因河而兴的历史,涵盖了嘉兴城市发展、运河变迁、航运事业、文化风俗、名胜古迹以及文人对运河的描述和赞颂等内容,是一部系统反映运河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著作。
太平天国失败后,嘉兴城乡残破,人口由道光十八年(1838)的293万人下降到同治十二年(1873)的94万人;农村土地荒芜,约有半数以上的田地无人耕种;城池成为废墟,各项设施毁坏殆尽。知府许瑶光这样描述嘉兴之荒凉破败:“我自杭州来禾郡,沿途二百里无人家,但见石垒峨峨据关隘……白骨侵水横卧沙”;城中“屋破人归少,烧多草长疏”,“昔日名城今瓦砾,青草蓬蒿助寂寥”,“华屋一炬付”;农村“鸳湖兵火色凄凉,干村万落连饥荒”;“更怜海塘缺,斥卤苦溪鱼”;“今年秀州居,城中无片纸”,文物遭到毁灭,整个嘉兴一派萧条。
清官府进行恢复工作时,除号召流离在外的业户还乡生产外,主要是招徕外籍人来嘉兴开荒,“听民自垦,宽其田赋”,并对城乡设施作了一些兴建修复,但城乡面貌恢复缓慢。同治三年(1864),在战火中被毁坏的北门城垣被修复,并修葺了东、西、南各城门,兴建了嘉秀育婴堂。同治四年(1865),南门城楼重建,翌年又修建了大西门和小西门以及南门月城。同治九年(1870),修整南湖里的建筑,新建八咏亭;光绪元年(1875),嘉兴至苏州、杭州的塘路全面修复,并修建和重建城乡桥梁52座。光绪十五年(1889)前后,重建楞严寺、精严寺。嘉兴府城东南部角里街一带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后,城外北部塘湾街(今嘉禾北京城一带)、中街(今中基路)一线商业兴起,月河、坛弄一带居民住宅增加,逐渐成为繁华的商业区。
清宣统三年(1911)农历八月十八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来,嘉兴民众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而官吏们则也四处打探消息,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嘉兴知府杨兆麟本来就是个浑浑噩噩的酒鬼,更是整日皆醉,自知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大势所趋,所以不等革命军到来,11月4日便弃职出走。嘉兴革命党人立即掌控了嘉兴的整个城区,并在精严寺藏经阁设立了自治公所,维持秩序,城中安定如常。
11月7日,在嘉兴革命党人的求援下,浙江军政府委派顾乃斌率新军八十二标携炮队共约500人,自杭州乘火车赴嘉兴,嘉兴宣告光复,全城家冢户户都挂满白旗,满城一片欢腾。从此,嘉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改革制度,推行民国政令,改变行政体制,废撤嘉兴府;秀水县并入嘉兴县,改称嘉禾县;开始嘉兴军政分府仍兼管各县。民国元年(1912)5月19目,嘉兴军政分府撤销,政务并入嘉兴县,不再兼管各县。数月中推行省政令,保障地方治安,支援革命军北伐,特别是自3月份起严禁运销鸦片,雷厉风行。
建立议会,实行地方自治,嘉兴建立县议会,县议员由间接选举产生,正派士绅和拥护共和的人士占多数,革命党人沈一均出任议长。议会具有权力机构性质,经常开会审议决定地方财政预决算及地方重要政事,对地方官进行监督,并选举国家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
民国元年(1912),在嘉兴成立第二地方法院检事厅,实施司法独立,受理嘉禾等六县的司法案件。同年,国民党成立嘉禾县支部,由陈仲权任支部长公开活动,自由党、进步党、共和党、社会党也在嘉兴发展组织。从这时起,官员不再称为老爷,百姓见官不再下跪。男人剪去辫子。“民主”“自由…‘平等”成为广泛舆论。嘉兴第一家报纸《禾报》也在这年创刊。
这时,城市改造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进入20世纪后,经历了1000多年风雨的嘉兴罗城确实已难以适应经济交通的日益发展。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909年9月12日),沪杭铁路建成通车,嘉兴火车站设在东门外,往来客货量剧增,城内外交通往来颇为不便。民国10年(1921),盛沅、岳廷彬、王甲荣、方於笥、高如澧、蒋志新等嘉兴士绅函请嘉兴县知事汪莹转呈省政府,要求东门和北门之间添辟一门,以便利交通。当年,得到省政府的批准后,嘉兴县公署委任尤杰为增辟城门工程事务所主任,从民国11年(1922)起,开始筹划嘉兴历史上的第一次旧城改造。当年12月30日《申报》报道:“嘉兴士绅前曾发起口辟口东门与口北门两处,当由城区自治委员蒋世澄拟具计划,呈县转呈省署核准,现具署已遴委尤季良为拆城工程主任,积极进行。目内即由尤主任会同蒋委员招工投标,即期兴筑,以利交通。”
民国12年(1923)1月1日,嘉兴增辟城门工程事务所成立,决定添辟城门的地点为玄妙馆东首,并同时拆去东门月城。当时计划的旧城改造,拆城筑路仅局限于东北两段城垣,而且以宣公桥之新东门为主,以适应东门外火车站的客货往来交通。新北门工程以春波桥河对岸拆城扩建13丈,约43米,并筑一路与东门相接;新东门工程以宣公桥河对岸拆城扩建11丈,约37米,老东门尚有20多家店铺依城而筑,需要拆迁。
P148-149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穿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浙江八省(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连接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物资的流通和对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大运河嘉兴段修建年代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是中国人工修筑的最早运河之一。随着隋代江南运河的开凿,走向与秦汉时苏杭间水道走向基本一致的嘉兴段运河成为京杭运河的重要河段,也进一步确立了嘉兴“左杭右苏”“南北通衢”的运河古城地位。
大运河纵贯嘉兴全境,流经秀洲、南湖、桐乡、海宁四区(市),全长约110公里。千百年来,大运河对嘉兴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使嘉兴由偏于一隅的江南小城成为南北运河交通干线的重要节点,嘉兴的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大,商业日趋繁荣,被称为“江南雄郡”“浙西首藩”,为“国家财赋之所由出”,每年有数十万石米粮漕运京师,“饶稻禾、蚕桑、织绣工作之技,衣食海内”,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著称于世。
大运河不仅促进了嘉兴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孕育了独特的江南水乡文化及自然人文景观,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运河就像一条闪光的珠链,串联着沿线的长虹桥、落帆亭、文生修道院、分水墩、月河历史街区、范蠡湖、南湖、三塔、司马高桥、长安闸等众多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嘉兴文运昌盛,名人辈出,史不绝书,唐代名相陆贽,元代大画家吴镇,清代诗人朱彝尊、国学大师沈曾植,现代著名爱国人士褚辅成、沈钧儒,著名漫画家丰子恺,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等都是在运河边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嘉兴一直非常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2002年以来,嘉兴加强了对运河遗产的保护工作,编制实施保护开发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运河遗产保护取得长足进步。2014年6月,在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嘉兴境内约110公里运河河道全部入选其中。大运河申遗成功,是对之前工作的肯定,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与文化软实力,也意味着我们肩头的责任更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保护和管理,与运河沿线的其他城市携起手来,共同将大运河保护好、传承好。
为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内涵,特别是从运河与城市发展关系角度,全面系统地介绍大运河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展现运河沿线各城市独特的文化品格和魅力,进一步推动大运河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决定与运河沿线六省市政协共同协作,编纂《运河名城》丛书,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通过梳理嘉兴运河沿线的历史文化脉络,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必将对保护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嘉兴历史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为编好《运河名城·嘉兴》一书,2012年,嘉兴市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协主要领导任主任,市政府有关领导、市政协分管领导和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任副主任,有关部门分管领导、运河沿线各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和有关专家为委员的编辑委员会。制定了编辑方案,确定框架和大纲,并在不同范围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特邀两位熟悉嘉兴运河历史文化的专家执笔。初稿形成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前后五易其稿,于2014年6月通过编辑委员会审定,交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运河名城·嘉兴》全面展现了嘉兴运河肇始、发展和嘉兴城市因水而生因河而兴的历史,涵盖了嘉兴城市发展、运河变迁、航运事业、文化风俗、名胜古迹以及文人对运河的描述和赞颂等内容,是一部系统反映运河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著作。本书大纲由张晓平执笔,嘉兴概览、第一章至第三章由张晓平撰写,第四章至第七章由袁士中撰写。张晓平对全书进行第一次统稿,徐志平、崔泉森又对书稿进行修改,周军、范晓梅对全书进行最后一次统稿。范晓梅负责为全书配图。
嘉兴市文化局、水利局、交通运输局、建委、档案局、港航局、嘉兴日报社、嘉城集团、南湖革命纪念馆和运河沿线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等部门和单位为本书的编写提供支持和帮助,嘉兴各界人士积极提供图片等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部分照片作者不详,如有知晓请与我们联系。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