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红编著的《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系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发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编校整理而成。该书记录了伯力城审判全过程，再现了预审、庭审、举证质证、终审判决等各个环节，资料原始，细节生动，国内罕见。

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政府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就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开创了人类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这场审判深刻揭露了日军在中国进行残酷“活体实验”，开发细菌武器，并数次针对中国和苏联人民施放细菌武器的罪恶内幕，劣迹斑斑，令人发指。

孙家红编著的《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系统记录了这场审判的全过程，内容珍贵，国内罕见。重版再现，以警世人，以慰生民，不忘战争历史，企盼和平未来。

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代序)

编校凡例

序言

预审文件

 起诉书

 被告与证人的供词

 文件证据

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

 被告川岛受审经过

 被告柄泽受审经过

 被告山田受审经过

 被告西俊英受审经过

 被告棍冢受审经过

 被告佐藤受审经过

 被告平樱受审经过

 被告三友受审经过

 被告高桥受审经过

 被告尾上受审经过

 被告菊地受审经过

 被告久留岛受审经过

 各证人受审经过

检验委员会结论

国家公诉人的演词

各辩护人的演词

 柏洛夫律师为被告山田作辩护时的演词

 波罗维克律师为被告川岛清作辩护时的演词

 山尼科夫律师为被告棍冢隆二作辩护时的演词

 兹维列夫律师为被告高桥隆笃作辩护时的演词

 波加切夫律师为被告佐藤作辩护时的演词

 波尔霍维金诺夫律师为被告西俊英和平樱全作作辩护时的演词

 普罗珂坪科律师为被告三友、菊地和久留岛三人作辩护时的演词

 鲁克杨杰夫律师为被告柄泽和尾上作辩护时的演词

 各被告的最后陈述

军事法庭判决书

此外，第一○○部队还“负责进行军事破坏活动，即用病菌去传染牧场、牲畜和蓄水池。在这方面，第一○○部队的工作是与关东军司令部侦探部有密切联系的……”（案卷第十八卷，第一七一页）

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被告高桥也供称：“兽疫部队”的任务是要准备和进行细菌战和军事破坏活动。（案卷第十一卷，第五四页）

在该两部队及其他各支队中，曾有计划地进行细菌学研究，以求确定可以作为细菌武器的最有效细菌种类，并探求出大批生产此种细菌以及使用此种细菌去消灭大批人命和借传染牲畜庄稼来造成经济损害的方法。

第七三一部队内共设有八部，其中只有一部（第三部）经管给水和防疫事宜。但就在第三部的生产作坊内，也制造名叫“石井式飞机弹”的特种细菌弹壳。这些炸弹是用来从飞机上散播染有鼠疫的跳蚤的。（案卷第二卷，第二六三页）

第七三一部队内所有其余各部，完全是在干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事情。

预审材料证实，该部队第一部专为进行细菌战来研究和培养鼠疫菌、霍乱菌、坏疽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其他病菌，以便在细菌战中加以使用。

在此种研究过程中，不仅用动物，而且用活人来进行实验，为了这个目的，就设立有一个能容三四百人的内部监狱。

第二部，即所谓实验部，负责在打靶场条件下以及在战斗环境内试验细菌武器。

第二部管辖有一个特别航空队，其中飞机上都有仪器装配，并管辖有设立在安达站附近的一个打靶场。该部下面设有一个分部来专门培育与繁殖供散布鼠疫用的寄生虫。

第二部专门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的投掷器、瓷质飞机弹等等。从在日军档案中发现的别动队武器表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曾把自来水笔式投掷器采用为一种武器。（案卷第十六卷，第十六页）

另一部叫作“训练”部，该部专为日军战斗分队和别动队造就善于使用细菌战武器的专门人材。

为了大量培制足供细菌战需用的细菌，第七三一部队内设有一个生产部（第四部）。据前该部部长，被告川岛所说，这生产部是大规模出产各种细菌的“工厂”。

该部具有强大仪器装备，分为两个分部，每一分部都能独立生产细菌。第一分部有以下基本设备：制细菌营养液的大锅炉四具，每具容量为一吨；营养液消毒器十四具，每具长三公尺，直径一公尺半。每一消毒器内可容三十个由第七三一部队长官石井发明的特种培养器。第一分部内有两个冷却细菌营养液的房间。每个房间内能同时容下一百个培养器。该分部内还有五个调温器，总共可容六百二十个石井式培养器。

第二分部内有大锅炉两具，每具容量为二吨，消毒器八具，每一消毒器内可容六十个培养器，此外还有其他设备。

第四部内尚有保存现成“产品”的特种冷藏器。

根据第七三一部队培养细菌主要设备出产能力的材料，法庭检验委员会确定：在总共不过几天的一个生产周期内，单只第七三一部队内的此种装备，就能出产不下三万万亿微生物。检验委员会强调指出，若按生产期限说来，此种细菌产量应认为是非常巨大的。

这种强大的细菌出产量，就使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人员曾用公斤来计算他们所培养出的细菌胶状体。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各被告在口供中说用公斤来计算细菌数量，须知他们所指的是直接从营养液浮面上取出的乳浆状浓细菌体的重量。

例如，在说明第七三一部队的生产能力时，被告川岛供称：

……按生产设备及其生产能力说，该生产部内每月能培制出三百

公斤鼠疫细菌。（案卷第三卷，第三－七页）

……细菌生产部出产能力……在全部设备都动用起来时……每月

能出产三百公斤鼠疫细菌。（案卷第四卷，第二八六页）

据预审材料证实以及检验委员会确定：所有这些大量出产的传染病菌，包括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及其他病菌在内，都是用去制造细菌武器，以便大批消灭人命的。

在第七三一部队及其各支队中，也曾大规模养育跳蚤，以后使其受到细菌传染。为了繁殖和传染跳蚤，使用过老鼠及其他鼠类动物，这种动物不仅是由各该细菌部队人员去搜捕，并且还由关东军各部队内所指定的专门队伍去捕获。

单就第七三一部队内拥有四千五百具用鼠类血液繁殖跳蚤的孵育器这点说来，就可知道培养跳蚤的巨大规模了。

按各被告所供，这种孵育器的生产能力在短时间内能培养出几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据检验家计算，这几公斤的重量就相当于数千万个专门用作细菌武器的跳蚤。

关于繁殖跳蚤的巨大规模还可从如下事实中看出：据证人森田供述，单在海拉尔第五四三支队内，一九四五年夏天就同时养育有约一万三千只老鼠。（案卷第二卷，第二三九页）

预审材料证实，另外两个日本细菌部队，即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期间由被告军医少将佐藤在华中和华南指挥过，而用暗号称呼的“波”字部队和“荣”字部队，也同样进行过细菌战准备工作。  据被告佐藤供称，“荣”字部队拥有大量培养细菌以供进行细菌战之用的生产能力。

据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证明，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按其生产能力和活动性质来说，都是为了要进行积极的细菌战。（案卷第九卷，第一五五页）P7－9

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代序）

孙家红

今年（二○一五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七十年。可以想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当年参战各国，将会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深的人类浩劫，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将被大规模唤醒，许多战争往事则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重新涌入现时人们的生活当中。在这抚今追昔的庄严时刻，本义所要论及的是一场近乎被罔人遗忘、但十分重要的战后国际审判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日，在前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仟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存内的十二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冈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巾罔领土，在汉语巾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KhabarovskTrial）。

伯力城审判产牛于特定的国际时势背景下，长期遭受人为“曲解”和掩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战后，关于战犯的国际军事审判，最著名者莫过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Trials，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和东京审判（TokyoTrials，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此二者不仅为战争犯罪审判开辟崭新纪元，更衍生若干国际法律规范，对形塑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历来关于这两场审判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众多，也最为国人熟知。但就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而言，与日本军同主义所犯下的诸般战争罪行相比，太过局限。即如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发现，乃至相关战犯的审判追责，都很不彻底，或日存在严重的“漏罪”问题。仅就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来说，在数十年日本侵华战争中，除常规战争带来的破坏摧残、奸淫掳掠等暴行外，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日军利用中国人进行的各类“活体实验”、细菌武器开发、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诉，幸逃法外。这样一个结果，对于那些因为细菌战（包括相关实验）而遭受伤亡的各国罹难者——尤其对于其中占据绝大比例的中国罹难同胞来说，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来看，随着战事逐渐接近尾声，围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立分歧，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角逐竞争日益激烈。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冷战正式拉开序幕。而发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自调查取证、开庭审理，乃至裁判处决，整个过程都被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最终，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本细菌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然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就此终结。同样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针锋对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苏联在其远东著名城市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从当时拘禁的数万战俘中遴选出十二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这十二名战犯分别是：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前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前第七三一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前第七三一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前第七三一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前第七三一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前第一○○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前第一○○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及前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祜司。经过这场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成为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对战的有力“外交武器”。

……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当今世界的影响始终没有消歇。遑论这场大战所形塑的崭新世界格局与战前迥然不同，亦不论这场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又经历几多沧桑剧变，单就这场战争中所投入的一些新式杀人武器（如原子武器、生化细菌武器）来说，其对人类道德伦理乃至精神世界造成的严重冲击，仍时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乃至引起公众的警惧或恐慌。与此同时，自世界范围看，包括当年交战各国（尤其一些“大国”）在内，今天的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反省，既难言完全一致，更难说有多么彻底。日本政府一方，对于当年侵华战争的态度，经常游移于有限承认和坚决否定之间。媒体亦时常曝出部分人士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甚至有一些政府官员不断为当年的甲级战犯招魂献祭。对于日本二战时期“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来说，不仅绝大多数细菌战罪魁最终逃脱刑责，得享天年，有的甚至复出政坛，成为美国当年太平洋战略的重要棋子。日本政府亦从未就此正面表示道歉。二○○七年五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中国一百八十名细菌战受害者的上诉，虽然没有否定日军当年细菌战犯罪事实，但拒绝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便足以说明一切。  当然，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在追溯或纪念这场人类“大浩劫”的时候，也有必要让我们的公众了解真实的历史，进而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学会面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或许，中日两国只有双方都能真正学会正视历史，才能从历史的沉疴中解脱出来，更加妥善地处理两国关系，在谋求两国人民乃至人类和平福祉的大业中有更积极的作为。至所企盼！

二○一五年二月十八日

于京西寄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