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人文章，历来皆有；时下所谓“酷评”，亦属此类。在我看来，这不一定是坏事。我是经历过“大批判”年代的人；这里所说骂人文章，好像也是一种批判，但究竟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不复是集体针对个人，而是个人针对个人，于被骂者并无多大危险，或许还有好处也未可知。说来不过是批评，只是态度有点异样，言辞有点怪相就是了。如果普通批评算是善意批评的话，骂人文章大概就是恶意批评。然而我们的批评环境，迄今还称不上十分健全，普通批评能否被视为善意，尚且是个问题。对大多数被批评者来说，真正善意的，恐怕是不批评罢。在他们以及相当一部分读者眼中，普通批评或许正是骂人，所以普通批评是否真的存在，更是一个问题。
然而骂人文章与普通批评——即便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到底还有区别。后者尽管未必被承认是善意，前者之为非善意却是确定无疑的了；所谓恶意，也就是这个意思。查《现代汉语词典》，“恶意”即“不良的居心，坏的用意”。不过涉及文章，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盖此种“居心”与“用意”，实与他人和社会无关，而单单是对被批评者的“不良”与“坏”，——至于是否真能产生这样效果，如前所述，其实尚未确定。从“健全的批评环境”考虑，这殊不合乎与人为善之道，因而未臻此境，但是毕竟真在批评，至少较之不批评，离“健全”可能还要靠近一点儿。不批评就是善意的么，倒也未必。清人赵南星所著《笑赞》有一则云：“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日：‘乃泰杭耳。’其人日：‘我亲到山下，见其碑也。’相争不决，日：‘我二人赌一东道，某学究识字多，试往问之。’及见学究问之，学究日：‘是代形也。’输东道者怨之，学究日：‘你虽输一东道，却教他念一生别字。’”这是不批评的好例子，论其恶意，绝不亚于骂人。作者评说：“学究之存心忍矣哉，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忍”也就是“狠”罢。
前已言明，骂人文章，恶意但有动机，结果未必如其所愿；我们读了所能确定的，不在被批评者，倒在批评者一方。文章无拘恶意善意，除了所批评的内容之外，体现的都是批评者的“意”，即如知堂所说：“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现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半农纪念》)“意”之高下，并不简单以善恶区分；即便是恶意，也自有高下。讲句老实话，我素来是爱读骂人文章的，但是并不一概爱读，一定要有意思，写得好。以我之阅读经验，近百年来此中圣手，只有两位，一是鲁迅，一是刘半农。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编，在他的杂文集中首屈一指，其中骂陈源那些篇章，真是令人不亦快哉。刘半农虽然没有鲁迅写得多，水准却未必在其下，从早期的《奉答王敬轩先生》到最后的《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都是如此。同为骂人文章，两位风格又有所不同，刘半农是热闹，鲁迅则是深刻。他们都是骂人而骂出境界来了。时过境迁，所骂之事，甚至被骂之人，俱往矣，而文章魅力常在。从前我写文章谈及此事说：“我们不妨仿照‘才华横溢’创造一个‘智慧横溢’的说法，否则很难形容读他们作品时所得快感。他们写作正是与对手斗法，又总技高一筹，文章犹是余事，无比智慧才是本色。两位早早儿下世，骂人文章再也不复精彩了。”这一层，如果拿来和时下“酷评”比较一下，就了然了。
骂人文章，无非也是文章罢了。相比之下，可能更难写一点儿，因为要有特别本事。具体说来，要能骂人，即具识见；会骂人，即有技巧。梁实秋写过《骂人的艺术》，若前述鲁、刘两位，是深娴此道者也。至于梁氏尚是纸上谈兵，至少鲁迅骂他，并未照搬所述诸法，而是别出心裁，其精妙处，恐怕他一生也难以领会。梁文所列“骂人的艺术”凡十条，其二日“无骂不如己者”，是就效果而言，即骂了不如己者，反替对方扬名；但是鲁迅、刘半农骂人，的确压根儿瞧不上对手，譬如鲁迅就很不拿梁实秋当回事儿。所以前述“恶意”，乃是一种俯视态度；将此种态度形诸言辞，我们知道是恶意。但是得以俯视，要自己真在高处，不是假装出来的。骂人文章，归根结底是批评者对被批评者的文化优势，智慧优势，此外并配合以相应言辞，即上述“能骂人”与“会骂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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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樗下随笔》算起，二十年过去了，其间随笔集出了十几种．均为写够一定字数即凑成一册，内容不免芜杂，惟独这本《向隅编》有点特殊，多为闲适之作。现在重读一过，有几篇意思已经不大，遂顺手删去，剩下的也未必有多精彩，但说实话如今我很难再写得出来。特别是就中谈成语的那一小束，有朋友看了曾略显兴奋地要我一鼓作气写本小书，可不记得是什么事儿打岔，只写了六篇就收手了，尽管拟定的题目还有不少。假如当初按他所说的都写出来，大概并不怎么困难，那么兴许还真是个东西。对此无妨感慨“甚矣吾衰矣”，但亦可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反正都无所谓。无论如何，这本书得以重新面世，在我总归是件好事。
多年前读刘向《说苑》，《贵德》篇云：“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一时颇生感慨。以后回想起来，不知道当初何以如此。先来声明一句，这个向隅而泣的人并不是我。我没有这么委屈，也不打算过分扫大家的兴；偶尔逢场作戏，跟着别人喝上两杯亦无所谓，虽然未必清楚究竟凑在一起乐和什么；实在不情愿呢，自个儿悄悄走开就是了。
小时候我一度动辄就哭，总觉得心中不平；那是“文革”初起，家境困难，家里人抱怨说都让我给哭穷了。也许所以留意向隅而泣，能够在童年记忆中找到这么一点依据。然而久矣夫我已不再多愁善感了。除了偶尔——多半是谈及历史上一些人和事时——有所感动外，说是超脱也罢，说是冷漠也罢，反正现在我就是这个样子。所写文章，多少也有所体现。辩解的话，可以说感性之外别有知性，亦不失为与世界打交道的途径之一；不过我与抒情一派乃为隔教，却是显而易见的了。
究其缘由，年齿渐长，阅历略增，或为其一；另外可能也与大学念的医科，又当过医生有关。医生往往被称颂为救死扶伤，然则此系职业所在；其实对于人间种种病痛，他倒是见怪不怪，不会感情用事。身兼医生、作家二职者如契诃夫、塞利纳，作品尤为冷静清醒，即是医生习性使然。当然还可以提到鲁迅，可他在仙台医专才一年半，基础课尚未学完，大概不曾接触病人；其冷峻深刻之处，或许另有主要原因。我讲这个，并非要引大师以自重，而是惋惜自己的情感生涯过早结束，有所失而无所得也。
中国的章回小说，《老残游记》尤为我所钟爱，曾经一读再读。开头那篇自叙，我却不很喜欢。其中特别标举哭泣，推为人类灵性的表现。有云：“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这话倒可自成一说，如果把哭泣理解为情感投入的话；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替子政笔下向隅而泣之人，以及自己打抱不平。按照这种分法，该人之哭泣，不是“无力”，就是“其力尚弱”；至于我等，则将摈于人类灵性之外矣。世人别种情况，作者却未道及，譬如滥抒情，青春气，浮躁夸饰，渲染造作，等等。也许铁云眼界自高，觉得不值一提。本诸宁缺勿滥之义，自忖较之若辈犹胜一筹也。
在《说苑》的记载中，如果可以分开一说，我对“向隅”比对“泣”更其关注。我哥哥建文十五岁下乡，以后寄来一帧共同插队的学生合影，大家都面对镜头，惟独他站在末排一侧，目光朝向旁边。这照片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其意趣正与“向隅”相仿佛。哥哥至为聪慧，又较孤僻，二十三年前离家出走，杳无音信。我曾写过《我的哥哥》一篇，略述其事。时至今日，我仍不明白他何以下此决心。但是那照片上他的神情，似乎提前透露一点信息，只是我们一向未能理解。他出走是在天亮之前，当时母亲和我都还睡着；假如有人醒了，极力加以挽留，他是否断绝此念，我也不敢肯定。哥哥是对人世加以拒绝的人，就像刘向所写的那位一样；至于为何非要拒绝不可，我想这是尚且恋恋不舍的我们所难以真正理解的。
前已言明，我并不曾向隅而泣，但是总归不能忘怀那人，以及类似的人，觉得深可体谅同情。此番编订新作，偶然想起这事，略述感想，权当一篇序言，并以“向隅编”命名吾集。盖本书以闲适题目居多，目之为“向隅”亦无不可，虽然并不怎么严重耳。复阅刘著，“一堂之人皆不乐矣”，这情景不无尴尬，却也令人感动，至少比满座照样乐个不休，多些人情味儿罢。虽然向隅而泣者或许无须他人慰藉，他人亦不必勉强使其破涕为笑也。
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止庵所著《向隅编》三卷，第一卷杂说，包括十七篇古今杂谈，而对竹林七贤、鲁迅与废名的研究别有心得。第二卷十篇，鲁迅和周作人研究所占分量仍重，《读〈莫须有先生传〉》一篇寻绎废名与周氏兄弟交往的轨迹，以及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代语境，算是对废名这位京派作家的深入解读。第三卷十六篇，侧重在个人读书、购书经历，兼谈购求称心如意画册之难，以及北京实无风花雪月之可言。
止庵先生随笔一向摒绝空洞无物、高谈阔论式的陈腔滥调，取简古、醇正一路，运思结体，收放自如，无造作，无虚炫，行文尤自检束，绝无陈腔滥调。苏轼推崇柳宗元的一句话，“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向隅编》似得之矣。
本书以闲适题目居多，目之为“向隅”亦无不可，虽然并不怎么严重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