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共10册）》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20世纪的美学大家和文论大家的精品文化丛书。该丛书选择了朱光潜、宗白华、杨晦、季羡林、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钱中文、胡经之、重庆炳十位中国著名美学家和文论家，对他们的学术成果和贡献进行客观的评价，钩沉起学术经历和人生趣事。丛书图文并茂，客观、精准的评述了传主的思想与人生，文字简洁、精练。本丛书能够使更多的国内外读者领略和认识这些跨世纪美学文论大家的审美风采，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当代美学文论研究的国际化。

本丛书由时胜勋、胡淼森、云慧霞、刘方喜、李世涛等著。

《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共10册）》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20世纪的美学大家和文论大家的精品文化丛书。该丛书选择了十位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和文论家，对其学术成果和贡献进行客观的评价，钩沉其学术经历和人生趣事。本丛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阅读习惯。

本丛书由时胜勋、胡淼森、云慧霞、刘方喜、李世涛等著。

《朱光潜评传》

《宗白华评传》

《杨晦评传》

《季羡林评传》

《王元化评传》

《蒋孔阳评传》

《李泽厚评传》

《钱中文评传》

《胡经之评传》

《童庆炳评传》

与虚实相联系的是艺术家心灵的空灵与充实。艺术中的“虚”追求的是空灵的审美理想，艺术中的“实”则要实现的是充实的审美理想，这是中国艺术精神中截然相反而又紧密关联的“两元”。意境的创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艺术家的人格修养，而后者形成的关键在于艺术心灵的培养。艺术的心灵一方面需要“空灵”，这样才能沉潜到万物的核心，得其理趣；另一方面需“充实”，它来自于对生活的体验，是生活体验的充实和情感的丰富。宗白华认为，在中国古代艺术家中只有魏晋时代的人才具有这种潇洒超脱的人格涵养，所以那一时代产生的艺术具有空灵通透之美。

一般地说，虚与实或日空灵与充实在艺术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无高低之分。但是历来的学者似乎更强调艺术的绝妙之处在于发挥虚的作用。无论是刘禹锡所说的“境生于象外”，还是司空图所说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都意在突出虚的部分的意义与价值。宗白华一向认为，中国的艺术中都贯穿着一种舞蹈的精神，辩证地结合着虚与实，这种空间感明显地区别于西洋几何学的空间感。诸如中国的书法艺术就是由舞蹈动作显示出虚灵的空间境界。又如，中国诗人、画家对艺术中的虚空和空白情有独钟，将之视为精神升华和宇宙表现的最高境界。但同时宗白华也辩证地指出，中国艺术也是非常讲究充实或日写实的。诸如就中西绘画来说，如果站在油画或写生画的角度来看，中国绘画似乎不能算作写实画，其实中国绘画也是非常讲究写实的。“盖中国古代绘画，实先由形似之极致，而超入神奇之妙境者也。花鸟虫鱼之为写实不论矣；即号称理想界之山水画，实亦画家登高远眺之云山烟景……且画家所欲画者，自然界之气韵生动。刘熙载云：‘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于此可以窥见中国画家写实而能空灵之秘密矣。”在中国画家那里，写实方面达到的精深程度是艺术创作甚为关键的一步，但是中国绘画的写实不是仅仅停留于表现主义的再现现实，而是要由此深入艺术的更深层次，写出宇宙生命之实，写出生生的节奏之实，中西绘画写实的差异也正在于此。

中国人在这虚空之中寻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宗白华试图通过宇宙空间与审美空间相沟通来获得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宗白华曾用“太虚片云，寒塘雁迹”来形容艺术的空灵境界。“太虚”“寒塘”是空，是广阔空虚的大宇宙；“片云”“雁迹”则是灵，是宇宙中活跃的生命律动。审美空间中的虚空、虚白就是超越宇宙本体的道的显现，当诗人、画家将自我跃入虚无之中时，就会感受到一种自我与宇宙中某种具有超越价值相结合的精神体验。在中国诗歌与绘画中都有“空中点染”“抟虚成实”的表现方法，诗、词、画中的空间形成一种空灵之气。宗白华欣赏中国绘画中的空白，在空旷无边的虚白之中，却凝聚着真实而鲜活的自然生命，透过生命的最深境层，就可以捕捉到“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这是中国诗人和画家的真正用心所在，也是中国艺术最能传达出空灵动荡的幽深之境的原因。宗白华还注意到，艺术的空灵需建立在艺术家的人格胸襟之上，艺术家只有达到淡泊、宁静谐和、事外有远致的精神境界，才能使艺术空灵化。

宗白华还从中国书法与绘画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空白的美。从艺术接受的角度看，优秀的艺术品总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接受者的想象力，使之主动积极地发挥其填补艺术空白的心理功能。所以，艺术创作要考虑到有足够的空间留给读者。中国的绘画和书法可谓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汉字由点画连贯穿插而成，一个汉字一个结构，就像一座园林、建筑的设计，尽管二者有大小、繁简之别，但都要求虚实相生，都要考虑空间的分布与组织。中国绘画全赖线条的运用，线条之间就是空白，这是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空白之美的产生，全仰赖虚实相生创作法则的应用，无笔墨处，正是艺术家用心所在。中国画家面对空白纸，不像西洋画家那样让各色油画填满了画面，而是直接在一片虚白上任意地挥洒，表现生命的律动。其所绘景物的背景、自然生命的活动场所，却被表现为一片无边的空白。纸上留有空白，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时空意识和崇尚空灵的审美价值取向。埃及、希腊的艺术都是一种团块的结构，中国艺术却要打破这种团块结构，使它们有虚有实，畅然疏通。形式虽简，却包含着无穷丰富的意蕴。于是，中国古代美学中独特的“空白之美”得以产生。正如艺术理论家冈布里奇对中国艺术的独特评价：对于艺术空白的作用的认识，中国古代艺术“比其他地方的艺术传统要理解得更深刻”。他转引了中国古代画论中的一段话：“必须无目而若视，无耳而若听。……实有数十百笔不能写出者，而此一笔忽然而得，方为人微。”并赞叹道：“意到笔不到”这一格言“可以作为本章的一句箴言”。最后，冈布里奇总结说：“也许正是这种与书法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艺术的有限视觉语言，激发了观赏者完成和投射的这些要求。”这里的“有限的视觉语言”也就是恰当地运用简约化的艺术符号，以此来制造空灵简化的“空白之美”。其实不只是绘画与书法，空白的美对于各种艺术都有普遍的意义，音乐中的空白就是无声，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琵琶行》），反而能够达到更好的审美效果；中国戏剧的舞台更是不置任何实景使特定的空间具体化，而是空无一物，观众则由演员的表演通过想象在头脑中产生出实景来。此外，像诗文、小说、戏剧，也无不讲究空白之美。虽然各门艺术在结构组织上各有不同，在空间的表现形态方面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在重视空间之美上都是一样的。

P124－127

近百年来，中国美学文论学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断扩张中，艰难地生产着自己的文化和美学新思维，在欧风美雨中不断吐纳吸收的同时变更着自己的美学文艺学立场。然而，当美学和文论边界不断扩大化的时候，中国美学文论身份却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内，学者们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美学家文论家，却没有看到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性地对中国百年来的美学家文论家加以整体研究的著作。

尤为严重的是，中国美学界文论界在对整个西方美学界文论界加以研究的时候，已经从宏观研究进入到微观研究层面，对西方古典美学家文论家、西方近现代美学家文论家、西方后现代美学家文论家的研究著作已多不胜数，而整个西方对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了解和研究却几乎是空白。这种文化美学上的不对等性，导致中西美学界文论界产生了巨额的“文化赤字”。这种“文化赤字”可能引发的“文化战争”危险，迄今仍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一、中国美学家文论家需在国际话语中重建身份

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其当代美学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中国面对世界，世界不可能背对中国。东方大国的美学文艺学在失去自我身份后亟需重新反省并获得自我身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重新检讨中国美学的精神价值取向，从全盘西化的美学文论研究的盲视中走出来，重新以“走近经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审视中西文化深层对话时代中的中国美学文论身份；从西方美学文论的中国化到中国美学文论经验的世界化的转型中，关注文化创新与文学理论创新的同步性，进而守正创新——“走近经典”并“创新经典”。

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来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元化、多样化。

当代西方文论的全球扩张，深层原因是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全球播撒。现代性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殖民主义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并走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于是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升华的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堕落般的“恶心”。艺术家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的泥潭，对人类后殖民未来充满了悲观意绪。  西方乘着全球化的翅膀开始了文化霸权的飞翔。霸权是一种在文化领域中争夺“领导权”或“控制权”的话语，将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扩张化，使之成为人类对西方话语权力的普遍认同。于是，话语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施，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被政治化。人类在价值崩溃中彻底地世俗化，人类精神生态失衡已经习焉不察地成为意识形态符码。

当然，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的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从而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

二、从西方文论中国化到中国文论经验的世界化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以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事实上，在文化美学领域中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美学文论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只有这样，当代理论家才能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犹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论光辉和美学神采。

当代中国美学文论流派原创、范畴创新、体系“守正创新”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充分关注的时候，中国文论“守正创新”势在必行。

三、在“守正创新”中整体展示中国美学文论大家

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论应在当代文论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中国美学播撒和新理论输出，形成中西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在美学文论创作方式、本体结构、接受方式、传播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美学文论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21世纪中国美学文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走近经典为了继承，创意经典为了图新，美学图新为了精神原创，这表达了我对中国美学文论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美学观念、美学形态、文论方法、文论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守正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软实力，可以表征美学文论新的大国形象。

当代美学家文论家努力的方向是文论原创性，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美学家文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美学文论大家。可以说，在当代西方美学文论研究了30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不断创新的中国美学文论精英。只有中国美学文论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论的文化输出！美学文论国际互动是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美学文论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美学文论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高水平开创性学术丛书出版困难的时期，黄山书社决定推出这套《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评传》，令人感佩。首批推出朱光潜、宗白华、杨晦、季羡林、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钱中文、胡经之、童庆炳等十位中国当代美学家文论家的评传。评传在“评”的方面突出对所评专家学术成果的评介，在“传”的方面则尽可能地钩沉出所评专家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趣事，使其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通过丛书的出版，力求打破多年来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对国外思想家了解较多，而国外对中国当代思想家却知之甚少的局面，为中国当代“文化输出”做一些推动性工作。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能对这些经历了20世纪欧风美雨的中国美学家文论家的精神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和认识这些跨世纪美学大家的审美风采，从而推动新世纪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国际化。

是为序。

王岳川

2015年1月8日于北京大学

关注宗白华的学术思想由来已久。2000年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确定的论文题目就是“宗白华文艺美学思想研究”。该成果的第一版于2004年由韩国新星出版社出版，第二版于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期间，又陆续在国内公开刊物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对宗白华思想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本书是对宗白华的学术和人生的评传性阐释，是在我多年的研究基础上撰写而成。正像歌德的一生与他的思想和创作分不开一样，宗白华的学术思想、活动，甚至他的“流云”小诗的创作也离不开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一生都是一个不断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和“人生的艺术化”的过程。因此，在写作中，我力图结合宗白华一生的经历来阐释他的学术思想。在章节的安排上，基本上是按照宗白华学术活动的先后顺序进行的，力图在时间的推进中阐释他的思想演变过程。在行文上也尽量避免纯学术化的表述和推理，而是在活泼的文字阐释中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每一次翻阅资料写作关于宗白华的研究文章时，我都会被他的人生和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光辉所深深感染。因此，整个写作过程虽然是艰辛的，却充满了愉悦。那是走进一个思想者心灵深处由情感共鸣所带来的愉悦，也是在繁琐而枯燥的工作之余从读书和写作中得来的愉悦。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王岳川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指点和牵引，还有不时的“敲打”，我早已在学术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也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向奎老师，多次通电话、发邮件商讨书稿修改事宜，并且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发现了留存的错别字和部分知识性错误，其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云慧霞

2015年7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