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刚刚拐进广东巷，阿爸就听见李记杂货铺里涌出一波一波的声浪。阿昌穿了一件崭新的丝葛长袍，戴着一顶乌光锃亮的瓜皮帽，站在门口迎候客人。
阿爸刚跳下马车，阿昌老远就给阿爸作揖。阿爸说猢狲穿了人衣裳，也有几分人样哩。阿昌只是笑，递过来一根烟。阿爸看是三五牌的，舍不得抽，闻了一闻就塞到了耳背上。阿爸问船票退了？阿昌点了点头。阿爸问真不回去了？阿昌还是点了点头。阿爸擂了阿昌一拳，说你还会不会说话了，乐癫了？阿昌还是嘿嘿地笑，脸上的皱纹像下在滚水里的面条似的四下飞散开来，捞也捞不住。
阿昌的女人额头上包了一块手巾，坐在藤椅上，抱着儿子让剃头师傅剃头。这是乡下的规矩，男仔满月那天要剃胎毛。请客喝酒，不叫满月酒，却叫剃头酒。孩子极小，躺在女人手臂里像只兔子，哭声却是大，仿佛要把屋顶捅出个洞来。阿昌便竖了眉毛骂女人：“又不是杀猪，你抓那么紧做什么？”女人斜了阿昌一眼，眉目里却都是笑意。
这个女人不是阿昌的原配。阿昌的大婆在开平乡下，给阿昌生过五个女儿，都出嫁了。阿昌早早就有了外孙，却迟迟没有儿子，便在金山又娶了这个女人。女人是从坚禄镇来的，据说是个茶楼女子。后来生了病，不能在茶楼做了，阿昌在坚禄镇有个表兄，就把这女子接出来，带到咸水埠，以五十个洋元卖给阿昌做了妾伺。女人生仔，就跟鸡生蛋似的，一个接一个，四年里生了三个——都是女仔。这回怀上了，阿昌不做指望，七个月身孕时就买好了船票，若这女人再生个女仔，他立马就搭船回乡，再娶一房妾伺。谁知这一回，在八个女仔之后，他阿昌竟然真得了一个儿子。阿昌立即将船票退了，把买舟和回乡娶妾的钱都省了下来，却阔阔气气地摆了一回剃头酒。
阿文阿武进了屋，被阿爸押着给屋里的大人行过了礼，便随着几个客人带来的孩子，一溜烟钻进了后院。后院支起了几口大锅，阿昌请来的两个厨子，一个正在就着热水煺鹅毛，一个在用青红萝卜切凉盘上的花饰。阿文捞出水桶里的鹅毛，学红番的样式，一根一根地往头上贴。阿武捡了一根青萝卜尾巴，刚咬了一口，就叫阿文抢走了。阿武眼尖，看见墙角竖着一根鸡毛掸，抓了来当做大刀去追阿文。阿文随手捡了一块抹桌布挡在脑勺上做盾牌。一群孩子跟在阿文阿武身后分成了两拨，一拨追，一拨逃，只闹得一院鸡飞狗跳。阿妈探出头来，狠狠地吆喝了一声天塌了你才歇啊——才住了手。
屋里男客多，女客少——唐人街本来女人就少。男人们分成了几拨搓麻将，一屋的烟雾熏得张张脸青面獠牙。女客们避开男人，关起门来，围着阿昌的女人说话。阿昌的儿子剃过头洗过脸，换了一件红袄子，戴了一顶老虎帽，哭累了，在他娘的怀里昏昏欲睡。阿妈见人少了，才拿出那件新做的衣裳来，递给阿昌的女人。进门的时候阿妈没有立即送上这份礼，是因为今天人人都是包了利是封(红包)来喝酒的，而阿妈没有。阿妈没有包利是，不是因为阿妈没有钱。阿爸的药铺虽然是一份小生意，但家里这几年还是攒下了几个闲钱的。可是阿妈现在一个毫子也不敢动，阿妈要把每一个亳子捏出水来，替阿喜还阿元家的债。阿妈没有送利是封，声气就先矮了一截，垂着头也没敢看阿昌女人的脸。幸好阿昌的女人一门心思在看衣服上绣的花，没顾得看阿妈的神情。
衣服也是寻常的一件衣服，白细布小袄，连着一件开裆小裤，只是那衣襟上绣了一只鸡——那鸡却不是寻常的鸡。那鸡两只眼睛如金豆，一身毛羽如金丝，尾巴翘得天一样高，精神头十分威武，仿佛要从布上蹦下，跳到人掌心来。阿昌的儿子属鸡，阿昌的女人见了这样活灵活现的一只鸡，端地十分欢喜，就问阿妈这是你绣的？阿妈原本想说我哪有这个手艺，那是我家那个衰女仔绣的，却突然想起阿喜是刚死了男人的，怕阿昌女人嫌晦气，便把说了半截的话咽了回去，哼哈了两声算是认了。旁边的女人们都啧啧称奇，问哪来的样子？下回剪过来我们也学学。阿妈心想给了你们样子也是白搭。我阿喜不用样子，绣出来的倒比有样子的还像呢——嘴上却只是含混地答应着。
阿昌女人斜眼瞅了瞅阿妈，问又有了？阿妈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的？阿昌女人说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阿妈说你的眼也太尖了，我身上才晚来了半个月，还不知道是不是呢。阿昌女人扯了扯嘴角，说：“你们家的没给你号出喜脉来？我跟你说，你走路的那个样子，两脚犁耙似的，要不是真有了你来取我的头。这回是男是女呢？”阿妈说：“这得问菩萨喜欢哪样。”阿昌女人说：“你命好，有了两个男仔了，再生什么都好。不像我，这回生的若不是男仔，不等我满月，他就要再娶呢。”
阿昌女人说这话的时候，眼圈就红了。阿妈说：“我命好什么？你没见我生的这个衰女仔，养到十四岁出嫁，都说功德圆满了，却出来这个事。我就是把一个毫子掰成三个，也还不了她这个债啊。”
阿妈说这个话，原本是为了安慰阿昌的女人的，没想到一说就说偏了，砸到了自己心疼处，眼圈也红了上来。兴兴头头的一张脸，顿时飞来一片黑云。阿昌女人就问阿妈凑了多少钱了？阿妈说：“把家里的锅底都刮干净了，也凑不足一半的数呢。那一半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屋里的几个女人也都听说了阿喜的事，见阿妈眉心蹙成一团乱线的样子，有个叫阿丽的女客就劝：“凑不齐这个数，也不能不过日子啊，不如就叫阿喜过去那边算了。阿元虽然是有大婆的，可是大婆天高皇帝远，管不了金山这边的事。阿喜年轻，将来生个男仔，还不把阿元抓得牢牢的？大婆不大婆，不就是一个名吗？做不得吃，也做不得穿。”
阿妈想说我们黄家的女仔养大了送人做小，还不如剁成块扔河里喂鳖。阿妈的话还没出口，突然想起了阿丽和阿昌的女人都不是正室，就把那溜到了舌尖的话又咽了回去。
这时两个厨子把饭菜端上了桌。男客坐满了三桌，女客和细仔坐在了一桌。这回的剃头酒摆得果真排场，四张桌上都有烤乳猪，烧鹅，熏鸡和清蒸游水石斑。阿文阿武疯玩了半晌，很是饿了，搛起一块乳猪放进嘴里，没来得及咬，怕一会儿没了，又搛了一块放在碗里留着。阿妈拧了一下阿文的腿，贴在阿文耳边说：“就不知道藏下一块给你阿姐？”阿文百般不情愿地将碗里的那块乳猪偷偷包在手帕里，塞进了裤兜。
男人吃饭就没有女人这般斯文了，夹了几筷子菜，不过为垫个底子好喝酒。酒也不是漫无目的胡乱喝的，酒都是冲着阿昌喝的。先有人端了一杯酒问阿昌：“你睡了两个老婆多少年，怎么睡来睡去才睡出一个男仔？是不是你的那个水不够浓啊？”阿昌今天就是快活，说什么话也惹不恼，只是嘿嘿地笑，说：“浓不浓也总算生了一个男仔，还有一个都生不出的呢。”众人说错了错了，该罚酒——原来一屋的男客里，除了未娶过亲的，个个都生得了男仔。阿昌也不推脱，果真一仰脸就喝得一滴不剩。
又有人说阿昌你的外孙仔都上学堂了，你儿子见了你外孙仔，该叫叔还是叫哥啊？阿昌说屁话，自然是叫哥了。众人笑得前仰后翻，说你个衰人乐糊涂了，辈分都颠倒了，哪是什么哥，该叫大外甥的。阿昌知道又说错了话，也不等人罚，自己满满斟了一杯，又是一仰脸，一滴不剩地干了。
如此三番之后，阿昌的面皮就红得像块南乳(红皮豆腐乳)，舌头大得塞不进嘴里了。阿爸见状，就把阿昌的酒杯夺下来，叫众人别诳阿昌喝酒了，再喝他就醉了。谁知阿昌反倒和阿爸抢起了酒杯，说我阿昌今天不喝还等什么时候喝？你阿寿有烦心的事，我没有。阿爸被阿昌说中了心事，神情就有几分尴尬。那阿昌也不识相，依旧嘿嘿地傻笑，指着阿爸说阿寿你也真是，生了女仔就是嫁人的，若都不肯做小，你今天也就没得这剃头酒吃了。阿爸的面皮一下子青紫了，把酒杯往地上一掼，说喝不喝由你，喝成只鳖也跟我无关。
哗啦一声，杯子碎成了好几片。众人面面相觑，阿昌的酒也醒了。P14-16
第一次见到张翎，是在八年前。二○○二年秋天，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浦东名人苑宾馆举行。我作为一九九四年筹备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上海三名筹委之一，也参与了这届研讨会的一些筹备工作。正是在这届研讨会上，我见到了由“本家”少君(他本名钱建军)带领的“北美兵团”的一群华文作家。当时来赴会的“北美兵团”中，就有几位声誉鹊起的“新移民”作家，张翎是其中之一。她是复旦大学一九八三届外语系毕业生，所以来上海开会，就像是回娘家一样。我会后写了《海空辽阔华文飞》的长篇述评，后来分别发表于《文艺报》和《香江文坛》上。
再见张翎时，已是两年后。二○○四年秋天，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依山傍海的山东威海召开。因为同住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宾馆内，那次我与她有了深谈的机会。她邀我到她房间坐坐聊聊天，我就去了。这一谈，可谓相谈甚欢。或许因为我们都属于“五。后”，恢复高考后分别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求学，虽称不上是校友，但毕竟都属上海高校，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百废待兴，上海的文科高校也就那么几所(有多所高校“文革”中被合并)，所以谈起当年彼此都有一种亲切感。那时候我们校际之间彼此消息灵通得很：复旦大学中文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前，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中就有人已知道并在宿舍里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了。这一次卢新华携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新著《紫禁女》来到会场，我和他是故友重聚，而与张翎等则有相见恨晚之慨。我和她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了许久，聊我们当年读书时彼此的种种趣事，聊我们后来在求职、工作中的不同选择，聊到了各自的家庭和丈夫，这种纯属女人之间带有私密性的倾诉，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却让彼此的心灵贴得很近。我觉得张翎的身上有一种南方女性少有的坦诚与真率，虽然她有着典型的南方女人优雅而美丽的外表。
近年来，张翎成了海外华文文坛上声誉鹊起的加拿大华人女作家。但有一点我觉得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她至今并非职业写手，而仍是一位“业余作者”。创作于她，似乎是一种不无诱惑的擦边球而非职业化的赛场拼搏，这使她的小说多了几分从容挥洒、闲庭信步的意味。当然她的创作历程，并非一马平川。据我所知，张翎出生于浙江温州的一个小县城。“文革”时期，曾有过全国范围内“上山下乡一片红”之盛举，即六六届以后的初高中毕业生，除了或参军、或因残疾等特殊情况外，一律下放农村或边疆，当时叫做到“广阔天地去炼一颗红心”。十六岁的张翎初中还没毕业，就到一所小学去当了代课教师。一年之后，她又进了一家工厂成了一名车床操作工。在那个雾霾重重的年代，张翎觉得自己的前途犹如墨黑的隧道，看不到一线光明，她当时唯一的信念就是：一定要走出这片黑暗。她的内心充满着躁动不安。她不满足于枯燥而又单调的生活，她要寻找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希望。她后来对《温州日报·瓯越副刊》的记者这样说：“我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张着所有的毛孔贪婪地学着一切能学到的东西：绘画、古典文学、外语，把手能伸得到的书都读了，把眼睛能看得到的东西都给学了。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九年，这六年时间里，我自己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再教育课程，我人生观、世界观的真正形成就是在这六年里奠定的。”在这一时期，她开始尝试写作，多年之后，张翎在《<尘世)后记》中提到这样一件事：她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交流期间，偶然在其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一本一九七七年国内出版的《浙江文艺》(原名《东海》)，发现了自己首次发表的处女作《雷锋颂》，“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段化为铅印的文字，写在不谙世事的豆蔻年华”。“我的目光吃力地犁过岁月的积尘，在那些半是口号半是快板的僵硬文字中间穿行。”
一九七九年，张翎冲破重重阻力，甚至为了专心复习迎考而辞掉了工作，最终以浙江全省外语类高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外语系录取。走出温州的小县城不易，到大上海求学就更值得珍惜。读大学期间，一方面是外语专业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兴趣使然，张翎阅读了大量的欧美文学，她后来回忆：“可以说，我的文学阅读大部分是在大学里完成的。”与此同时，她也开始在《福建文学》《东海》等省级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成为小有名气的一位浙江籍业余作者，据资深编辑袁敏回忆：三十多年前她时任《东海》小说编辑，曾提到当年去江山办文学笔会，与张翎的首次见面及其深刻印象。不过，这些作品相对于她后来重新提笔专心创作而言，只可说是一种练笔。一九八三年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在国家煤炭部任科技翻译，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下班。这段干篇一律、缺乏灵性的生活维持了三年，“在北京的三年对我的世界观形成也有很大关系。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博大，江南长大的我，到了北京，才感觉江南是一件很精致的金缕绣衣，我身子略微一动，就会把那些针脚挣破。在北京，我不再需要原来的衣服，我需要一种博，一种大，一种更大的空间，于是我选择了出国。”张翎从温州走到上海，又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从北京选择出国，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
一九八六年，张翎辞去了北京国家煤炭部当翻译的稳定工作。拎着两只大箱子，跨出了国门。在国外的最初几年，她始终处于“流浪”的环境与心境中。她曾经搬过十几次家，所有的家当就是两只行李箱，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搞创作便成了一种奢望。她形容说，“刚留学、移民时，就像一颗大树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个地方，一些树根已经下土，一些还浮在泥土表面，它对周围的气候、环境、土壤有一种很敏感、激烈、痛苦的反应和挣扎。如果那时候就开始写作，叙述基调一定是激烈的、敏感的、接近于控诉的”。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在经历了十多年赴大洋彼岸留学求安身立命之处而又几乎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之后，她不仅获得了加拿大卡尔加利大学和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英国文学与听力康复学双硕士学位，而且考出了北美行医执照，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间听力诊所谋到了听力康复师的职位，“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生活的时候”，文学又开始向她频频招手。她很快就又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业余作者”。人到中年，可她坚信：“一个离开了青春的人不一定非得一头栽进衰败的，其实青春和衰败中间还有着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性，可以让人十分惬意地甚至有些偷生似的享受着大把大把的冷静和成熟。”于是，长篇小说《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直至反映十九世纪以来飘洋过海出国谋生的华工血泪史的《金山》，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尘世》、《盲约》、《余震》及《雁过藻溪》等先后出版问世。
远离许多人趋之若骛的是非功利之漩涡的张翎，反使她那些从容淡定、精致缜密的“业余”小说作品，显得别开生面，自然而又深邃，纯粹而又大气。和严歌苓相仿佛，她的作品，尤其是小说频频斩获各种文学奖项：如第七、八届十月文学奖(二○○○年；二○○七年)；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二○○三)；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二○○五)；第四届《人民文学》奖(二○○六)；《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二○○八年)等。中篇小说《羊》、《雁过藻溪》和《余震》则分别进入中国小说学会二○○三、二○○五、二○○七年度排行榜。二。一。年四月和五月，张翎凭借长篇小说《金山》，获得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和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小说学会颁发的海外作家特别奖。
有人说“张翎最擅长在‘风月’里融进‘风云’。从《望月》到《交错的彼岸》，再到《邮购新娘》，几乎都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别样演绎”。确实，张翎的小说常常于虚构中包孕着时代风云、历史沧桑；充满了浓郁的家国情结与故土情怀，比如，收入本集的中篇小说《雁过藻溪》等作品，无一不显露出作者对故乡温州的山川人情的熟稔与“念旧”，她在《雁过藻溪》中讲述的也是与温州故乡的历史掌故、家族兴衰有关的女人的故事。但她并非表现的只是单一的“乡愁”主题，而是将故乡藻溪作为发生人物命运转折的舞台。同样，她写中国人在新大陆或拼搏或沉沦的形形色色的命运遭遇，如《恋曲三重奏》、《团圆》、《弃猫阿惶》、《毛头与瓶》、《陪读爹娘》等，也突破了一般留学生文学固有的“放逐”和“离散”的窠臼，而将文学的触角探伸到人性最隐秘的角落，这无疑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是“跳出了‘新移民文学’的一些表面化的类型特征，在选材视角上，在人文关怀上、在叙述切入点上，都跳脱了类型、范式的思考，把笔触直接深入个体与人性的深处，几乎一篇就给出了一个世态的新面”。
也正因此，我希望这些小说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同时，也希望张翎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我们期待着。
二○一○年六一七月初稿，二○一一年二月修改
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张翎最新中短篇小说佳作选集《恋曲三重奏》，为读者展开一幅幅沉重而浩瀚的中国海外移民画卷！
有人说“张翎最擅长在‘风月’里融进‘风云’。收入《恋曲三重奏》的中篇小说《雁过藻溪》等作品，无一不显露出作者对故乡温州的山川人情的熟稔与“念旧”，她在《雁过藻溪》中讲述的也是与温州故乡的历史掌故、家族兴衰有关的女人的故事。但她并非表现的只是单一的“乡愁”主题，而是将故乡藻溪作为发生人物命运转折的舞台。
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张翎最新中短篇小说佳作选集《恋曲三重奏》，为读者展开一幅幅沉重而浩瀚的中国海外移民画卷！
爱与恨、情与仇、生与死、诱惑与欲望、悲伤与痛苦、欢欣与失落、抉择与无余、不屈与挣扎、漠然与温情……即有深广博大的沧桑面卷，亦有凄婉忧伤的命运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