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葬，是中国人一生最后一次荣耀。司仪是章仔钧的兄弟章仔韵。他泣不成声地说：“长兄如父，父母死得早，你拼死挣钱供我读书，给我娶妻成家。我却笨得榆木疙瘩一般，十年寒窗竟没有考取任何功名，没有为章家人挣来脸面。你却一辈子没有说我一句，总是对我亲切地笑。你为了我，直到三十七岁才完婚。你好人有好报，婚后连生三个儿子，为我们章家人续上了香火。我却婚后无子，为了使我的日子活得有滋有味，有情有义，你又将三儿子过继给我。你就如父亲一样的长兄啊，让我一辈子都羞于喊出口的。让我喊你一声‘亲阿爹’吧。”他说着就背过气去。儿孙们赶快把他弄醒了，他让人做了七七四十九个道场，葬埋了长兄。
奇怪的是章家每代都是兄弟两三个，只有排行老大的能生育儿子。从章仔钧一直传了十代，代代都是如此香火不旺。到章綡这一代竟然成了单传。不过，他的儿子却在十二年间，一连生了五个儿子。
北宋宣和六年（1124），章鲸日子难过到了极点。章综的儿子章续，是这浦城县的县丞，被人下绊得了花柳病，夫妻双双寻了短见，章綡怕丢不起这个人，都没敢哭出声来。将儿子儿媳的尸体搬到自己的耕田祖墓里，埋了他们。然后带着老伴和五个孙子，到坟上大哭了一天。
北宋末年，章綡根据儿子的遗嘱，将田产卖了，来到浙江山阴，找到儿子的一个朋友，帮他们买了几间草房，一处山坡，祖孙七人就这样将就着住了下来。第二年，听说有一家姓赵的人家要迁往外地，就买下了他的三十亩好水田和一座草房四合院，才算定居下来。祖孙齐心合力，他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富裕，建起了一座座房院，又购置了一块块水田。
章綡人善心好，邻人家贫，养活不了老婆。老婆活不了就逃走了。他在山阴城里置办年货，看到这邻家女人插草自卖，就将那女人劝了回来。送给邻人三亩好水田，穷夫妻感动，认作干爹。此事传遍山阴，山阴知县让他做乡里三老里正。
一阵阵读书声从章氏大院中传来，一个个孙儿努力读书的故事甜到了章综夫妇的心里，一房一房的孙媳妇接了回来，一个个孙女呱呱坠地，章家真是喜事不断。
不知老天爷有意为难人，还是怎么地，整整二十年过去了，章综已到了八十三岁，他想带着满足去见阎王爷，可是老天爷却给他留下了两大烦心事。
一是五个孙子竟然没有一个学业有长进的，连个秀才都没得中的。一次秀才三次考，就连一次登榜的都没有。
二是五个孙媳妇都生了二十八个孙女了，就是不见生一个孙子。让他们老夫妻一肚子不高兴。不说五个孙子不生儿子，就是干儿子也非要姓章，已生了五个姑娘，也不见生一个儿子。孔夫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感到人生的无限压力，尤其在山阴，有女无儿的人称为断子绝孙的人。他过了八十四岁大寿的第二天，他睡晌午觉，一个呼噜打了个响声连天，接着停了下来，就去见了阎王爷。在他死后第二天，大孙子找的一个小妾就生了一个小子，总算是章綡没成了绝户，让人背后戳脊梁骨。年复一年，章氏家族又经历五代都是单传。
南宋光宗年间，香火传到了章彦武这一代，他还是只有一个独生儿，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他又找人算了一卦。说山阴这地方山不在阳面，姓章的人只有早晨一点儿阳气，所以姓章的人只能是单传。章彦武决定迁往萧山，就带着妻子和一子五女，把三处老宅子和五十亩好水田全卖了，迁往了萧山。到了萧山一片麦田的村庄里，他找到了过去一位认识的朋友，帮着买了几十亩好田，又盖了一座四合院五间房子，就定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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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为章老爷子立传，像老牛耕地，任劳任怨，一步一脚印，可谓上不负章公，下对得起读者。
文史专家王春瑜
作者以充满激情的叙述、翔实的史料书写，描绘了一代方志学大师的人生历程、学术贡献和心路情感。文字畅达，结构明晰，史实清楚。既注重人的性情开掘和心理展示，也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中加以呈现，对传主学术成就的形成和对后世的影响也作了可贵的揭示，是一部有特色的传记。
文学专家王必胜
我到章学诚先生的遗像前，静静地站定。我看到他那真诚严谨的历史眼光，又仿佛听到了他感叹方志的深语。他依三千年文笔风骨，让我们心灵保持纯洁，他让我们心中永远闪烁着智慧之光和燃烧着真理之火。
一个生命渺小得如同一只柳哨，却吹出了伟大的音乐。一个乾嘉时代受尽磨难的学者，他预言之准：“我的学问是不会被时人所认可的，两百年后才会被世人所认识。”现代文明人类已经公认，他是方志集大成者。国际文化界为他唱出的生命灵验之歌称奇。梁启超说：“这也是他那个时代文化人最为羞辱的事。”
章学诚用墨染黑了中国人的黑眼珠，使我们的眼睛这样晶莹透亮。是他把笔削之义的笔，开拓了中国史志的新路。他把科学化的数字首先写入了方志，探讨了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这让中国文化照亮了那个特别黑暗的世界。
写他的传记犹如寻找两百年前春天的花，就是落红遍地，也早已同我们告别，都难寻花儿芳香的踪迹。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我担任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章学诚传》的写作任务。虽然我在《渥巴锡大汗》的传记中记录了东归英雄渥巴锡和章学诚的交流，但是只有两千多字，而要写出章学诚史志大师的传记，要购买资料，一部《章氏遗书》就要近五万元，一部章学诚编写的《湖北通志检存稿》就要十几万元，日本学者内腾虎次郎百年前就写出了《章学诚年谱》但却难得看上几眼。这一切将我的信心只好托付给了真诚，我只有老老实实地走访了先生生活过的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先生一生达两千多万字的著作浩如烟海，就连呼喊的东风，都难以表达他的心声。先生辉煌而坎坷的一生，就连永远广阔的碧空，都难以写尽他对中华民族的忠诚。要让我以准确、新鲜、生动的文字，真实性的史料，文学性、故事性、可读性的要求，来写《章学诚传》，真是不期然而然了。
灯光在那儿，章学诚高举着一支火炬，点亮了我心中的灯。作为方志之祖章学诚的后学，我自一九八九年从事地方志工作以来，就对先生的爱国情寄，人生悲剧，学问遭际，总是静静地守望着。又如浮荡杂乱的白云，没有形成一点儿理性的认识。一旦挑起这千载难逢的重担，我打乱了所有工作和生活的程序，投入到向章学诚大师学习中来了。就是吃多少苦，遭多少难，那又有什么呢，我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二〇一二年除夕，完成了三十六点八万字的初稿，算算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睡觉了。春天是美好的，咱中国人的春节就更美好！我也是美美地睡了五天五夜。
生命像花朵一样在春天里苏醒了，人醒觉清新愉悦，修改传记就应当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不溢美，也不贬损。这就需要有真正的文学功力外，还要有章学诚大师所具备的历史方志、政治经济、社会科学、训诂考据、音乐韵律等方面的知识结构。面对挑战，我除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又加紧了向书本和专家学习，这成了我修改书稿的先决条件。
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创造了人物传记体的春秋笔法。而我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向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创作座谈会专家和同行请教：“能否以编年体和传记体相结合的写法，让读者看清传主一生的命运？”我的不成熟的提法，受到了一些同行的质疑和否定，但也得到了与会的何建明、黄宾堂、何西来、王春渝、李炳银、孙郁、田珍颖、郭启宏等专家的大力支持和肯定。因为外国不少人物传记专家，如得过美国人物传记普利策奖的摩尔根说：“中国一些古代人物传记是拦腰杀人，看不到人物一生的全貌。”章学诚大师也深恶痛绝这一点儿。我打破了中国古代传记体一点儿老写法，从章学诚出生的第一天写起，写到他逝世的最后一天。我的这种写法使专家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审读，他们提出了要在事件中展现人物的个性，要在章节中叙述人生的特征，要在真实中揭示传主的平凡和伟大，要在创新中有继承，继承中有创新来显示章学诚大师生命的浓墨重彩。他们的反复修改和教诲使我受益匪浅。这也是告慰章学诚大师的人们共同的心愿。
我的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说的两句话，使我永志不忘：“你写的字，要永远切记：国是什么，就是真啊，人是什么，就是心啊！”我想这是母亲让我“一切为了国家的质量，一切为了读者的心灵”来写作。二〇一三年除夕第二十遍二十六点五万字修改稿完成，谨以此书署笔名王作光来纪念母亲王汝君诞辰一百周年。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包明德，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编辑部主任黄宾堂和责任编辑史佳丽老师、工作人员原文竹亲自指导。得到了史学专家王春渝和文学专家王必胜精心审读反复修改和耐心帮助指导，还得到了浙江大学历史系原主任著名章学诚研究专家仓修良、浙江大学历史系党委书记兼副系主任鲍永军、河北保定地委史志办主任孙进柱，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史志办主任朱水涛真诚的帮助。如原稿中使用了章学诚和姚鼐打架的史料，仓修良教授和鲍永军教授认为不实，三次打来电话建议不要使用，由此可见他们对这本书的中国质量的严谨态度。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农历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章学诚已经离开我们二百一十三年了。他独出别裁的笔削之义的一家之言，人类文明才认识其底蕴，他留下的修志理论全世界方志同仁还在使用，他的文史理论和校雠理论，为建立一个创新中国和质量中国打下了他的一个时代的理论基础，我坚信太阳受到大地一吻，天下就会开满鲜花，愿章学诚大师永垂不朽。
2014年1月30日
独有千古
老天爷犯糊涂了，还是怎么了？给了人一颗美好的心灵，却没有给他一个英俊的外表；给了驴那么善良的一颗心，却给了它又长又丑的驴脸。老天爷的糊涂真是不可原谅的，甚至让人恨得有点儿咬牙切齿。
章学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丑得让给他看病的郎中，都倒抽了三口冷气，晕了过去。他结婚时，揭了妻子的盖头之后，妻子一看他的丑模样，一下子就昏了过去。他曾救了一船的人，船上的人先想喊他活菩萨，但一看他的丑模样，只好喊他天王力士了。
他自嘲丑使其长志，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在一个女子乞讨无路，插草自卖时，尽管自己当时穷得几乎要托钵要饭，但还是把自己的长衫卖了，毫不犹豫地救了那位命悬一线的姑娘。朋友受了文字狱牵连坐牢时，他竟然不避杀头的危险，前去探望相救。要知道当时的清朝正大兴文字狱，有人因为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诗，家族就有几百人被杀。在那样的形势下，对朋友如此的忠诚，是有着多么善良而又美好的一颗心啊！
荒原上的野马，经过日精月华，才能天然高大。如果经过人们的驯化，老实虽然老实了，却失去了天然的伟岸高大。章学诚生下来才三斤七两，而且在母亲的肚子里只有七个月就来到了世上。他既是父母独生的宝贝疙瘩，也是母亲四十一岁时作为高龄产妇生的一个“秋茄子”。他因天生体质赢弱，多灾多病是可想而知的，二十岁以前，常常高烧不退，父母只好遵从医嘱，让他自由成长。正是这种生活的自由，造就了他性格的桀骜不驯，同时也形成了他思想上的天马行空，行动上的独立不羁。在清朝那种文字狱造成的万马齐暗的思想禁锢下，他却没有被吓倒，没有钻进古书堆去考据；他强烈地批判了古文十弊，批判了古诗禁锢人的形式，批判了考证之风。他用一支又犀利又辛辣的笔，揭露了鄙陋昏庸的官员，欺世盗名的文人，随波逐流的世人。
明清鼎革巨变，使浙东学派的创始者黄宗羲、邵廷采、朱之瑜等人经受了家族被屠戮，那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对他们创作思想的触动很大，尤其是朱之瑜的国恨家仇使他亡命日本，那种向南泣血、向北切齿的爱国思想，学则不阿、学贵不阿的人格精神，不仅使他成为日本的孔夫子，对后来的明治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直接影响了浙东学派后学的文史创作和人生道路，使章学诚等人既继承了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的遗风，也历练了忠实地坚持真理的政治智慧和胆量。
“怎样就能坚持对于真理的忠实态度呢？章学诚认为：‘要察自然之象，而防止人心营构之象。’这是验证真理的态度。‘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反之，那些心术不可问而故意曲解真理的人，不是追求自然之理，而是追随风尚的驱使。他说：‘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于衷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也……必屈曲以徇之，故于心术多不可问也。’
“由上面章学诚所讲的话看来，我们已经知道了章学诚的文史学的要点在什么地方，知道了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所含主旨在什么地方，这是研究他的思想的基础知识。从这里我们也就知道，研究思想史，既不是如冬烘先生们之读书，以为古人一切言行都是今人的宝筏，也不是把古人当作今人和他争辩；主要的工作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地发掘其优良的传统。”
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不仅提出了十多种修志理论，而且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种种修志理论的弊端。乾隆钦点的《四库全书》中对一些鄙陋不堪的县志大行赞颂，他却拉出来逐一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理论剖析，一点一滴、深刻而又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批判；这种有理有据地敢于和《四库全书》唱反调的大无畏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人永垂不朽的人格光辉。他亲自修志达十六部之多，他的方志多元论、县设方志科等理论，至今是我国现行体制规划的理论依据。家人虽然穷得冻饿病死八人，他却写出了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美好文章。
章学诚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思想大师，只要看看他写的《校雠通义》就知道这种定位是多么的准确。那种对人类文明精益求精的精神，那种对中国文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种对时代认真负责的创新思想，就是中国方志之祖的标杆，就是成为世界公认的思想大师的缘由。有人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的孔子到章学诚，就没有出现过其他的思想大师。章学诚曾预言：我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我的思想是多么不相称。二百年之后，人们才会和我的思想对话。
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两个文化现象，一个是孔子的春秋笔法，一个就是章学诚的“笔削之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虽是笔削之义的一家之言，但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学术史上而言有着丰富而又重要的含义，他把文史学和校雠学理论推拓得精微奇妙，也使清代的学术思想天机自呈。一切权威都是建立在自己的论据之上的。“笔削之义”的论据是什么呢？章学诚一是提出了写文章要“独出别裁”，笔削习固抄袭之文。二是提出了文章分撰述（写作）和记注（材料）两类。笔削训诂考证之伪。三是完善并提出了“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政典”的理论，把六经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下来，笔削玄之又玄、神之又神的六经天神通号。四是提出了一系列撰修方志的完整理论体系，笔削方志堆砌叠床架屋的材料。五是在全世界首先将科学数据载入方志。六是笔削掩耳盗铃的溢美之词。七是撰写方志要亲自收集第一手材料，笔削指鹿为马的二手三手材料。八是对当时汉学（经学）考证之风和宋学（理学）杀人学说进行了最有系统性的文化抗衡和理论批判。笔削大话、废话、空话、假话、套话、不入时、不入流的古诗束缚和古文十弊。这些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学说，奠定了章学诚“笔削之义”的理论基础，使他成为提倡自由诗和白话文的先驱，首先敲响了封建主义文化的丧钟。胡适称其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在清朝，知县的头衔是光荣的头衔，不仅能够给家族带来荣耀，也能使章学诚极为贫困潦倒的生活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不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想做个万分清廉的清官，也能吃穿不愁，养尊处优，而他却坚辞不做县官，去干自己所爱的纂修方志事业。在清代历史上，他是唯一一个如此轻视“官本位”的人。他的特立独行，使中国人的风骨都增色不少。清朝开设四库全书馆，也是一种考证历史方志书籍的工作。如果能进入此馆，将会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当时凭他的才学声望，他完全可以进去独当一面的。他的老师、好友、同窗几乎全都进入了此馆工作。他如果想进去，只要和他的老师说一声就可。因为他就是替他的老师朱筠代笔上奏设立四库全书馆的第一人。朱筠的开门弟子共计三百四十三人，章学诚是唯一没有进入四库全书馆的人。他对《四库全书》的编辑杜撰是不屑一顾的，那是焚毁史籍、删减正史昧良心的地方。一切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史志都被毁灭殆尽。他颠沛流离穷困潦倒，毅然决然拒绝屈从世凤，去享受那种荣华富贵。他许多有良心的师友看清了《四库全书》的真面目之后，包括发起人朱筠也退出了。他的思想让世人佩服，他的眼光让后人感叹。
章学诚以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著成一博大精深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大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章学诚始也。章学诚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章学诚之于史，盖有天才，而学识又足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然固已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
什么最幸福？思想自由就是最幸福。就凭国子监博士这顶桂冠，足可以使人幸福如云，但他为了自己的思想不受束缚，毫无足惜地辞掉了。不少的中国史志后学和国际学者认为，正是他这些最为宝贵的个性特征和史志学说，不但是一个家族的传家宝，而且是中国史志和世界史志的传家宝。
我们这个博大的世界，一个人就如一棵大树。大树历经风吹雨打，自然而又平常。章学诚经历的人生打击是超乎寻常的。他批判时令文，批判八股文，却要考科举。当时清朝充满痼疾的科举考场，对于他的人生是何等的艰难。他从二十一岁考中秀才之后，又历经二十年，七次乡试和会试，才考中举人和进士。其问先后两次落榜，一次副榜，一次荐榜，这全得益于他的坚持。在当时广大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有两次考试，恰恰没有考时令文和八股文，正好考的是他有独到研究的史志。既然人生是一棵大树，就得经过生长的欢乐、成熟的甜美和飘落的痛苦，以及再生的希望。章学诚科举考试的史志策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得中副榜那次乡试，三场试卷，第一、二场得第一名，只要第三场顺利通过，他就是理所当然的清朝一代状元了，而生活往往是特别折磨人的，它不会让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成功。第三场考试，竟然是他在国子监修志时观点的死对头——陆宗楷为主考官。章学诚真诚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他不怕黑恶作弊。结果自然可以预料，第三场试卷黜落。综合前两场试卷，他仅仅得了个副榜。世界上没有比坚持真理而遭受打击报复更残酷的了，一个优秀人才，仅仅因为科举考试，差点就给埋没了。不过老天有眼，最后两次考试，终于让他如愿以偿。
我们思考章学诚的一生，既然才高八斗，又为什么非要参加科举考试呢？我们说章学诚是人，而不是神。他认为科举是一张文化人的身份证，不仅祖宗需要他这样做，也是父母人生的期许。他生长在那个时代，万事孝为先，孝是爱父母唯一的标志。当他的老父得知他因为坚持真理仅中副榜，不久就气绝人亡。后来他母亲听说他考中了进士，才心满意足地合上了双眼。科举使中国的任何父母都神魂颠倒，它可以像闪电一样击中人们的心灵，可以使英雄滚鞍落马，更可以使名流巨贾趋之若鹜。章学诚却不是能很好地利用这张身份证的人，他毅然抛弃了因为进士而获诠选的权钱之位，卓世独立地去研究学问；他青年时鼻子恶洞，中年耳朵已聋，晚年眼睛致盲，却仍然著书立说，批判流弊。贪官污吏和心术不正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而老百姓和文人们却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他是一位世界文化巨人，也是一位中国的普通人。美国著名哲学家、汉学家倪德卫认为：“章学诚是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的思想架构中他展示了极强的原创精神和想象力。”“他必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哲学家而享有重要的地位，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该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了。”
王作光编著的这本《史志巨擘（章学诚传）》叙述了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志学家章学诚一生虽生活穷困之极，却坚辞国子监博士，不作肥缺知县，甚至病饿死子孙8人，依然矢志不渝，热爱文史事业。他曾主讲定州定武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永平敬胜书院等，提出了重启发，贵独创，主质疑。他的论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集古之大成，成一家之言。在中国文化史上继孔子的“春秋笔法”之后，又提出了“笔削之义”的重要理论。他独创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史志理论体系。为国、省、州、府、县修志十六部之多，他的许多修志理论，中外方志学界至今都在使用。梁启超称他为方志圣人，世界尊其为颇有影响的国际文化名人。
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由王作光编著的这本《史志巨擘（章学诚传）》为我们讲述的就是他的修志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