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邝和杜桑卡·米赛耶维奇编著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发财史》内容介绍：面对民族和种族的侮辱，华裔美国人应该站出来维护所有少数族裔的权利。他们应该质问政府，当危机出现时，他们不应该成为美国公民的攻击对象，移民者也不应该被法律之外的政策所迫害，例如《爱国者法案》。只有这样做，他们才有可能站对位置，维护美国崇尚自由的灵魂。同时，华裔美国人还应该对美国的外交问题畅所欲言，不能仅仅被当做多元文化的装饰，去掩盖美国的霸权野心。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推动亚洲向全球化的方向迈进，促进世界和平，惠泽所有人——在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里，做真正的先锋。

彼得·邝和杜桑卡·米赛耶维奇编著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发财史》真实记录与叙述了中国人在美国170年来的发财史。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从美国移民局档案中，从各个历史时期美国主流媒体有关在美华人的新闻报道中，从美国国会有关华人权益的法案中，搜集和筛选了大量在美华人的历史事件与档案材料，充满细节地完整再现了华人在美国奋斗拼搏的历史真相。《中国人在美国的发财史》不仅是一部具有史诗：基义的华人移居美国史，也是一部有史鉴意义的中美两个民族互相需求与误解的交往史。

前言

第一部分 早期中国人在美国的淘金梦

 1.背井离乡的拓荒者

 2.他们身后的世界

 3.邪恶的对华贸易和华工贸易

 4.种族观念下的艰难求生

 5.劳工的漫漫辛酸路

 6.不受欢迎的中国式团结

 7.被上帝抛弃的次等民族

第二部分 跨越国度的贫民梦想家

 8.“华人是异族”

 9.不近人情的盎格鲁化运动

 10.中国城里的华人生活

 11.被刺激的民族尊严

 12.完全美国化的新生代华裔

 13.华人社团首度赢得尊重

第三部分 冷战时期的命运抉择

 14.机遇之窗

 15.深陷冷战囵圄

 16.闪耀美国史的华人专家

 17.第二代中产阶级华裔美国人

第四部分 从公民权利到身份政治的斗争

 18.亚裔美国人的崛起

 19.历经坎坷的身份斗争

 20.不甘于现状的改革家

 21.枪林弹雨中喘息的华人文化

第五部分 当代华人在美国的命运

 22.中国城的兴衰

 23.中国城向郊区模式分化

 24.高级人才熠熠生辉

 25.郊外民族居民区的蓬勃发展

 26.与日俱增的文化自信心

 27.被缚的民权政策：美国梦的破碎

第六部分 不可或缺的政治能量辐射源

 28.社交关系网的强化与政治角逐

 29.身份政治

 30.中美关系微妙起伏

后记：中国人在美国，冷静的角色扮演与反思

当然，在早期的中国移民中获利最多的是商人。1852年，加利福尼亚的两名中国商人（何华和董阿奇，分别来自三和公司和同和公司）给当地的政府官员比格勒写了一封信，以抗辩其对中国人的诉讼——比格勒认为他们来美国是为了挖黄金并把这些黄金带回中国。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将钱投资在商业上，将产品运到贵国售卖……恐怕您不甚了解这一交易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旧金山，向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对当地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他们还专门说明了中国的投资商人的不动产规模：“在这个城市仅有20家商店由中国人经营，并且这些商店的房屋是由他们亲自搭建起来的。”在进军矿区之前，这些商人一直为中国矿工们提供民族风味小吃和日用百货，也会提供一些像靴子这样的美国货，因为每个刚来美国的中国人都会一次性地买上几双。当地较为紧俏的商品还有煤油灯，于是，这些中国商人们也开始作为经销商将这种商品从中国引进，再转手卖给当地白人的零售商店来从中获利。1852年，有一个经销商说，他在一天内曾卖出了价值10000美元的中国商品。中国商人中，最成功的人拥有商业中心，他们主要经营如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奢侈品。一位曾旅居旧金山的英国人于1851年写道：“大笔的订单都出现在中国披肩和各式古董上，回乡后用这些商品馈赠亲友是个很时髦的事情。事实上，对于一个返乡的加利福尼亚游子来说，这些华丽的中国披肩对他们来说不可或缺，正如他们需要博伊刀和左轮手枪那样。”“无论在美国的哪一个地方，你都能在中国商店里看到这些精美的高级货。”另一个人说：“很多矿工会随意地将黄金放在柜台上，只为换取一条丝绸腰带或一把漂亮的扇子，来犒劳那些在家乡日夜操劳而没有时间穿衣打扮的妻子们。”

中国的商业贸易也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而逐步发展起来。就像中国人的洗衣房、餐厅和移动菜市场一样，只要哪里通了铁路，哪里就可以见到开杂货铺的中国人身影。在爱达荷州的银市、俄勒冈州的圣约翰市、华盛顿的瓦拉瓦拉、怀俄明州的埃文斯顿、犹他州的奥格登和南达科他州的戴德伍德，到处均有做买卖的中国人活跃其中。大约在1872年，第一家中国人开的杂货店在密西西比落建而成，这大约发生在南部农场主开始雇佣中国劳工之后一年左右。这批中国劳动者并没有在种植园干多久，但中国人开的杂货店却一直植根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为大量贫穷的非裔服务。中国移民者们一旦在别的行业积攒到足够的资金，他们就会开始转行经商。1870年至1900年之间，在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市共有40%的中国人开始做起了生意，成为店主或者是批发商。那些通过国际供应网络（该网络的总部设在香港）经商的人是商人中最为富有的。

在美国西部，真正的无名英雄是中国的医生。在20世纪科学革命和药学革命之前，欧美传统药品对那些慢性疾病和很多外伤起到的疗效甚微。而在青霉素问世之前，中药就已经能够治愈传染病了。在美国，中国的医生发现，小苏打能够治愈因皮疹引起的皮肤感染。基本上每一个中国人聚居的矿区里，都会有中国人开的药铺，药品通常来自于总部设于旧金山和香港的商业网络，里面一般还会有至少一两个中国医生坐诊。他们不仅为镇上社区里的人们服务，还会到偏远的地区去照顾病人。1870年和1880年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医疗护理完善和膳食结构合理，中国人的死亡人数比加利福尼亚、爱达荷州、蒙大拿州和内华达州矿区的白人的死亡人数要少一半。P12-13

近年来，很多人都对亚裔美国人持厌恶的态度。这些人认为，尽管亚裔美国人在过去是种族暴力的受害者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但他们的遭遇远没有非裔美国人悲惨。一些人还说，当欧洲移民最初到达美洲这片土地时，他们同样也遭遇了困境和歧视。欧洲移民挺过来了，如今，亚裔美国人也已经挺过来了。

这个观点的证明数据信手即可拈来：中等华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比高加索白人家庭收人要高；华裔美国人完成大学教育的比例是美国白人的两倍；他们当中有更大比例的人居住在中上水平的郊区；他们的孩子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的比例也较高。不过，他们现在仍然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职场晋升存在种族偏见、被描述成不忠诚的外族人，以及唐人街贫民窟存在严重的剥削现象等。大多数富有的白人阶层甚至能举出亲戚或朋友与年轻漂亮的中国女人结婚的例子，或者至少认识一位刚从中国领养了一个漂亮女婴的白人。简而言之，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模范民族，这些例子还显示出美国移民归化的范例起到了普遍性的作用。

我们在不断强调华裔美国人近年来的成功故事的同时却模糊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是美国最早的一个移民群体。他们的到来远比“新移民”（指东欧人和南欧人，他们直到1890年以后才到达美洲）早，与“旧移民”（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差不多同一时期，即19世纪40年代后期。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竞争对手的强烈敌意、殴打和孤立，以及最后强行通过的《排华法案》（1882年）。此后，仅有极少数中国人经合法允许可以进入美国，已经进入美国的中国人遭到袭击并被排挤出劳动力大军，直至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唯一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就是与外界隔绝的贫民窟。美国法律禁止他们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也没有选举权。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们受到的保护甚至比非洲移民还要少。简单地说，美国社会要他们滚，要他们死，要他们从美国人眼前彻底消失。随着新美国移民法案的通过，从法律上消除了种族歧视，之后，中国移民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恢复正常，彼时中国人不得不又一次开始新移民的征程。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把他们视为“外国人”——即使是那些已经在美洲大陆上繁衍了几代的中国移民家庭。与此同时，在他们之后来到美国的移民——波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和犹太人，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都归化入籍了。

把这种对中国人的态度归因于种族主义是很正常的事。然而，美国人对种族主义的理解来源于非洲裔移民和欧洲裔移民的历史经验，其核心是奴隶制度和作为奴隶制度后遗症的持续歧视政策。少数民族的经历有望遵循两种模式：一是非裔移民的经历——种族排挤；二是欧洲裔移民的经历——种族同化。中国人常常被迫在非裔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斗争中，以及美国制度是否能有效运行的辩论中充当挡箭牌。反驳这一推理方法就像卷入非裔美国人家庭和白人家庭之间的拌嘴吵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华裔美国人的经历也都常常集中在这两大主题之一：受害。作者寻求重新解决过去的不公，或庆祝历尽困难终获成功。如果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那么华裔在美国的经历就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和其他亚洲人、拉丁族裔和本土美国人一样，华裔在美国种族方面遭遇的特异性，一定不能让它继续归结为黑与白的争端。  作为民权运动的一个分支，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运动，将种族放在了他们对自已少数民族这一身份意识的中心，并用它来定义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地位。此前与日裔美国人或非裔美国人并无多少共同利益的华裔美国人，现在却与这两个群体合并，成为亚裔美国人这一“种族化”类别之一。在这之前，美国白人视所有亚洲移民为不可区分的“东方”民众，现在这些民众中的积极分子希望以他们既有的身份为基础，建立一个广泛的亚洲民族联盟，并以这个新的美国的泛种族身份对种族主义进行还击。不幸的是，为了维护统一，积极分子通常避免提及等级、性别以及亚裔美国人内部和民族分歧等问题。与此同时，通过集中反对种族歧视，少数民族运动继续参与到两大种族之间的拌嘴吵架当中（当然只是作为一个影响很大的低级合伙人的身份）。这种战术营造出了一种受害者文化，并产生了一种给人集体消极和缺乏个性的意料之外的印象。

本书试图打破以往人们心中对华裔在美国的经历的误解，并重新审视这些出于野心、激情而来到这个“新世界”的人们，以及他们所走的或不能走的路。本书想要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们的弱点和内心矛盾。本书试图通过他们的自身动机和目标来呈现他们在美国的经历，而并不局限于美国白人给他们限定的范围内。（然而本书只是针对中国人移民到美洲大陆的经历，中国人移民到夏威夷的经历则因该岛的独特历史而有所不同。）本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寻找华裔美国人的“声音”来讲述他们自己的移民故事，尤其是那些19世纪的移民经历。不过这种经历仅有几个片段得以保存下来，而带有偏见的、很大程度上以讹传讹的、像蜜蜂一样蛰人的白人的观点记录倒是不少。

另一个挑战是衡量中国移民经历的不同“工具”的应用。对中国移民的歧视根植于美国白人的西进运动。若非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决定了中国移民在美国白人所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美国立法者还在竭力试图准确定义华裔“种族”的本质。影响这个决定的因素之一，即美国白人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解。从对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大国的景仰，演变成对清王朝腐败、不能抵御外国人侵的鄙视。中国人开始大量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赢弱的被征服了的国家。

在美国内战爆发前，美国社会对奴隶制度的全国性争论已达到顶峰。这一时期，有大批中国人开始跨过太平洋，来到美国，以补充西部开发的劳动力大军。这不是什么好事，这是中国人的大不幸。这是大规模制造和史无前例的工业发展导致垄断资本和新兴劳动力之间相互竞争的时代。白人资本家迫切需要技术可靠的工人来支撑飞速发展的经济，因而将视线转向中国移民，指望他们填补随着奴隶制度的消失而形成的劳动力空白期，同时也利用他们来瓦解白人工人日益增长的战斗性。美国法律在中国移民中强制推行了一种“外籍劳工”计划，该计划允许中国人来到美国，但不会赋予他们公民权，从而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法律和劳工保护权利。

白人劳工领袖不但不欢迎中国工人阶级加入美国劳工运动的队伍，反而与白人资本家进行斗争，理由是中国“苦力”都是“契约奴工”。他们指责中国劳工降低了白人劳工的价值，要求白人资本家解雇他们。虽然他们的种族偏见压倒了阶级意识，但这有助于他们团结起来取得和白人资本家斗争的胜利。事实上，白人劳工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以至于他们对美国国会施压大功告成，并最终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移民美国。

导致《排华法案》通过的原因显示，中国移民在美国会受到歧视的基础远比“种族”二字来得复杂。同样的道理，作为工人阶级的他们所经历的剥削常常不是由白人社会直接造成的。19世纪期间，用船只把贫穷的中国移民装运到美国是个非常赚钱的谋生手段，中国商人迅速加入其中，通过替劳工预付船费、订立就业合同或作为分包商和监工，为白人资本家提供劳工而赚了大钱。虽然这些劳工与中国分包商签订协议是自愿的，但他们却不得不为分包商的服务支付高昂的代价。同时，这也让他们反抗剥削的斗争变得相当困难，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分包商和白人资本家的双重剥削。

尽管存在种种不利条件，但在美国的中国劳工却从未停止过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在整个华裔美国人历史上，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一直暗流涌动，并时不时有火花进出，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目前这些冲突正在中国某些城市飞地（一国境内的外国领土）内部的血汗工厂和车间内上演得如火如荼。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并未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而是被淹没在中国内部事务的陈规旧俗中，这是白人社会漠不关心的体现。

这其实是一个错误，它往往不过是少数民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罢了，在美国国内的大环境下审视中国移民的民族和种族经历。这里存在一个普遍的概念性错误，即新移民来到美国后不久就兴高采烈地放弃了他们与祖国的文化和制度的联系。就中国移民而言，他们的出生地和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有着巨大影响。因为国家之间的等级分明，作为一个弱国公民，一个不能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国家的公民，他们受到的待遇是相当差的。美国不愿把他们归化人籍。作为没有资格享受公民权，并且没有选举权的“外国人”，他们不能像爱尔兰移民或意大利移民一样，通过他们的种族表决阵营，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们能采取的唯一政治行动就是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这样一来，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有极大影响力的中国的公民，在美国谋生也会容易一些。这些移民不仅没有放弃中国，甚至在支持中国的二三十个改革运动和现代化方案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有时候，这一战略也会有所回报。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成为了美国的盟友。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顿时大幅提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正义事业的勇敢斗士。华人社区不再被视为不体面、不道德和少年犯罪的温床，更重要的是，议会认为是时候撤销长达60年之久的《排华法案》，而日裔美国人，其中75%都出生在美国，但他们都没有逃过被送往美国集中营服役的命运。

在其他时候，与祖国的联系则会被理解为对美国准则的直接侮辱。冷战期间，尤其是美国军队和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朝鲜直接军事对峙之后，华裔美国人的忠诚曾一度遭到怀疑。在麦卡锡时代，因表达进步和自由观点而声名远扬的中国人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他们被怀疑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甚至是特务。一个令人苦恼的“坦白计划”被制订出来，诱使华裔美国人向他们的亲戚、朋友和熟人坦白。那段时期的经历，使得整整一代华裔美国人在随后的几十年政治生涯上噤若寒蝉，声息全无。

中国移民自19世纪40年代起就一直生活在美国，他们目睹了许多变化——从一个被蓄奴问题所分裂的国家，一个自信满满、西进的陆上大国，一个与亚洲交易不断崭露头角的贸易商，一个占据优势地位的工业强国，到“二战”的超级大国，到现在的全球霸主。每一步变身，美国都会不断输入新移民以满足其发展需要。而每一步，中国人都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有时甚至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角色。本书将记录不断变化的美国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需求对华裔美国人的历史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在美国人征服西部的过程中，中国移民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支持：他们开采富矿、筑起堤坝、开垦荒地，并建设交通设施，使得美国一跃进人工业时代成为可能。“二战”后，当美国上升到自由世界领导者地位时，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其提供了脑力支持，使得美国能与苏联竞争。美国是如此亟需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以至于其第一次放宽了移民限制，允许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的拥有其所需技能的“有色”专业人才成为美国公民。来自中国社会上层的代表，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国内的城市化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在郊区形成了一个“中国社区”，与来自中国南部农村的早期工人阶层移民所处的社会层级完全相反。1965年的自由派移民改革，向来自两个截然不同层级的中国移民敞开了大门：位于顶端的是专业人士，底层的则是早期移民的亲戚。后者为服务业和走下坡路的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尤其是服装制造业。华裔美国人演变成了一个两极分化十分明显的实体。两个群体——郊区和城区的中国移民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他们不同的经历使得在美国单一的整合模式下进行分类变得毫无意义。

20世纪90年代早期，冷战结束后，美国崛起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统治全世界的野心开始膨胀。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并保持它的霸权地位，它不得不引进外国资本和人才。除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使其在高科技领域占尽优势之外，美国如今还会从全世界各个国家引进几乎每一个行业的精英，包括企业家、经理、知识分子、艺术家、娱乐界人士甚至运动员。美国还委派使者到国外寻找廉价的资源和并购机会。因为中国移民人才和亚洲移民人才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并且因为中国移民在亚洲国家有合同关系，所以他们在帮助美国公司在中国台湾、大陆以及这一地区其他地方建立生产基地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代理和分包商，他们使美国企业得以打进巨大的中国市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开始涌人美国，金融家们试图寻找一个庇护所来对抗亚洲的政治动荡，并寻找投资组合产品多样化的机会。这些资本复活了美国每况愈下的工业，恢复了老朽的城市中心的活力，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自从冷战结束，中国金融家们就肩负起了新的责任。美国成为全世界捍卫自由的主角，努力捍卫金融资本的自由。美国鼓励所有国家通过开放他们的市场和自然资源，从而加人到这一自由运动中来，以换取外国投资和贸易机会。那些拒绝加入者实际上则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并且美国会通过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采取行动，使这些拒绝者失去跨国贷款、资本投资和低壁垒的贸易关系。华裔投资者和企业家与那些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持有大笔资金和技术的投资者与企业家一起，成为美国企业的跨国合作伙伴。其他华裔美国人则担任台湾和中国政府以及其他机构的顾问和教员，推行自由企业理念和美国价值。华裔美国人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向亚洲扩张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些人的富有，以及其在美国社会越发举足轻重的地位给了中国人才和企业家新的自信心。这一层级的新移民不仅仅是直接把家搬到郊区，他们还把在香港、台湾或上海的舒适都市生活方式带了过去。随着邻里的迁入，即使他们并不是大多数，也渐渐萌发出许多种族企业，比如唐人街的“高端商场”。社会学家将这些没有严格定义的空间，但有着清晰种族特征的新郊区种族飞地称为“民族聚居区”。

中国民族聚居区几乎就是一种选择性适应的体现，它标志着华裔美国移民的新的经历：遵循某些美国方式和价值，但拒绝其他美国方式和价值——尤其是在教育和育儿领域。比如，中文学校过去常常将观念相近的家庭组织成一个社区，强调努力工作和严格自律。毕业生联谊会和职业联谊会通常会促进商业联系，并建立中国版的老男孩网络，以便更好地面对歧视问题。中式教堂、中国戏曲、麻将和交谊舞俱乐部，以及广为流传的中文报纸——它们中有许多只是地区性发行——形成了各居住区分散的群体及其活动。

随着许多亚洲国家最近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佳绩，美国对“亚洲价值”采取越来越宽容的态度，美国消费者对亚洲产品也逐步青睐。同时，美国试图保持其处于全球化最前沿的野心，这就意味着它不能再坚持整合的同等水平，以达到它过去对移民的期望值。这就要求对“所有移民最终会遵循被美国同化这一轨迹”的传统假设重新进行评估。是什么构成了成功的整合模式？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寻找到答案。

无论当前华裔美国人的同化以哪种模式进化，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但不确定的因素。当前，美国当局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委任，以加强美国在海外的影响。那么华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应该欢天喜地地接受政治委任，为美国野心勃勃的单边外交政策服务，还是应该继续斗争，发出真正代表自已社群利益的声音，捍卫所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努力将美国从一个帝国主义的强权国家转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代表？华裔美国人可能经不起诱惑，想沾“模范少数民族”这一神话的光，但是他们也记得祖先曾经历过的排外敌意，并且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从而让其他少数民族不再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也记得，不久前，他们的忠诚度曾受到极大的怀疑，并对其他人所处的类似困境表示抗议。在2l世纪初，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在美国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当然，本书希望能对到底留下何种印记提出建议。一部注定只问“你去哪里”而不问“你到了吗”的叙事书，使得华裔美国人的故事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因为它是处于正在形成中的一段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历史。

中国人在美国，冷静的角色扮演与反思

“天凉好个秋”

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他对中国和华裔美国人的亲和态度遭到了各方面的指责，而在8年任期的最后几个月内，他才任命了一位亚裔进入内阁。而乔治·布什上任之后随即丰富了内阁结构，包括一位拉丁裔、两名非裔、两名亚裔和四名妇女。劳工部长赵小兰成为进入美国总统内阁的第一位华裔美国人。

赵小兰，从台湾地区移民到美国的精英，她是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康纳尔（共和党最具权势的参议员之一）的夫人。里根政府时期，她曾被任命为航运署副署长，在布什当政时期开始担任美国和平工作团（Peacecorp）团长，后又被任命为美国联合劝募总裁与执行长，在当选劳工部长之前，她还是美国传统基金会（右翼组织的智库，由约瑟夫·库尔斯和保罗·韦里奇创建）的杰出学者，该基金会以争取民权法、最低工资法、环境法、平权行动和武器管制为目标。（该基金会为金瑞契编写的《与美国有约》一书注入了大量的资金。）

赵小兰是四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西北航空、高乐士、巴德公司和哥伦比亚公司。在一次采访中，她说：“李维·施特劳斯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从根本上说，就因为它是美国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身为劳工部长的赵小兰公布了一份建议书，为了保护几百万工人的利益，她提出拒绝加班工资，保护劳工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她还建议，对于收入在22101美元和65000美元之间的人群，以及有权领取加班费的人群，应重新划分为高官或者行政主管以及专业人才，因此他们不再属于受保护的范围之列。从这些事情中，足以窥见赵小兰对劳工的怜悯之心。

赵小兰还长期担任独立妇女论坛咨询委员会会员——这是一支强烈反对性骚扰、反对玻璃天花板效应和工资差别等实际问题以及追求“男女平等”的妇女组织。赵小兰认为追求民权没有多少意义，相反，她认为积极努力的工作，体现个人价值才是取得成功的要领，而不必在意肤色或者种族。她出身平民，并以此为傲——她8岁时坐货船从台湾省来到美国，当时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根据传统基金会的说法，赵小兰一家刚到美国的时候，背包里仅仅有几件衣物。然而，她的父亲赵锡成却是出身名门，航运生意一帆风顺。起初，他在美国和台湾地区之间从事货运生意，多样化经营之后又在上海兴建了造船厂。赵小兰很小的时候，她的家就从纽约皇后区搬到了长岛赛奥斯特的中上阶层郊区，她在那里读完高中之后，又住进了纽约富人区韦斯切斯特县的哈瑞森镇。

不管怎么说，虽然她之前很少接触亚裔美国人社区，但是她上任之后却始终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她再一次扛起了“领导”的大旗，而主流的亚裔美国人组织也没有什么怨言。华美协会行政主任郭为婉对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长一职倍感欣喜，认为这是亚裔得到美国人全面认同的象征，同时也向全世界证明了美国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国家。曾一度角逐美国参议院席次的共和党候选人邝杰灵说：“我们应该感谢布什总统，是他帮我们翻越了种族歧视的藩篱。”

布什政府对少数族裔领导人渴望参政的愿望心知肚明，他们也想证明保守党可以玩好“种族多样性”这场游戏。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赵小兰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走马上任，充分体现了非白人族裔在国会中的地位。然而，其实布什政府对少数族裔并不怎么友好。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和贫困人口第一次在这10年内激增，针对他们的教育和医疗项目也被削减，政府向平权行动宣战。布什还提名查尔斯·皮克林担任联邦法官，而查尔斯曾经不仅为罪恶滔天的三K党成员辩护，而且还反对少数族裔拥有投票权。

《爱国者法案》是针对来自南亚国家的亚裔美国人而制定的，而赵小兰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9·11”事件之后，美国司法部排查了几百名来自南亚国家的亚裔美国人之后并将他们拘留，没有起诉、没有审判甚至也没有法定代理权。某些特定国家的侨民被召集在一起进行“登记”、跟踪和审问。美国的一些种族激进分子借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名义迫使政治组织就范，对他们进行监督、窃听、骚扰并提起刑事诉讼。为了执行秘密搜查，他们扩大了执法范围，甚至在没有获得司法认可的前提下就可以查看个人的医疗、财务、健康和学生档案。

丁维，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爱国者法案》的始作俑者，很小的时候就从越南来到了美国。如果有一个问题需要所有亚裔美国人注意的话，那就是美国国内针对亚裔美国人社区所制定的种族定性，而这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二战”时期，在没有审判也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的前提下，日裔美国人被全部收押，这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恶劣的践踏人权事件之一。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美国政府最终在亚裔激进分子的压力下承认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国会的调查报告认为，在美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一名日裔后代从事过哪怕一起间谍活动。后来，里根总统终于在国会通过的法令上签字，正式对日裔美国公民道歉，并向每位幸存者赔款2万美元。这件事情给了美国人一个教训：千万不要让战争冲昏了头脑，进而残害无辜的同胞。

众所周知，美国人对历史缺少记性，但亚裔美国人为何能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丁维竟然被亚裔美国人组织邀请担任特邀嘉宾和主要发言人，成了亚裔美国人中间的名流。与此同时，另一位亚裔美国人、加州大学的法学院教授余约翰向司法部提交了一份无耻的法律备忘录，建议总统在没有独立检查的情况下，拘留“敌国侨民”。大家对这份备忘录的不同理解引发了诸多争议，以致关塔那摩、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以及美国本土都出现了虐囚事件。

哎，保守派在少数族裔观念面前鼓吹“多元文化”也仅仅是一项面子工程罢了。布什政府也经常利用他们作为处理外交事务的资本。他们是有效的宣传手段，足以向每个人证明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族和种族之分，有的是繁荣昌盛。

在当前的美国政治中，渴望参政、渴求话语权的亚裔美国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寻求支持。伴随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国俨然成为了世界上捍卫自由的斗士。然而，美国守护的是全球的贸易自由，也就是金融资本的自由。自从美国担当起“世界新秩序”的唯一守护者，无论资本体系和私有体系何时遭遇威胁，都会出现她的身影。

如今，美国不再正面对抗共产主义，相反，她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以维护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权益干涉他国内政。美国已经成为世界警察，一方面宣称自己有权阻止其他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又对某些主要国家采取默许的态度。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曾是美国总统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认为这项政策是“防止欧洲出现敌对势力，避免引发国际骚乱”的关键。1992年，科林·鲍威尔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身份在国会发表演讲，他坦率的指出：“我们要成为霸主，这样才没有其他国家敢与美军相抗衡。”

90年代时期，美国的自由贸易如日中天，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疯狂的追逐利润，迫使小国家不得不推行私有化并解禁：解除公共事业的公有制管制，放松外资法令，限制政府控制外汇并降低进出口关税。IMF和世界银行利用自身的权势，强迫债务国削减国家预算、公共补贴和社会福利，进一步为国外投资者创造优惠条件，强化债务清偿力度。然而，这些国家并不愿让国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最终只好拖欠债务，而它们的经济命脉也因此掌握在了IMF的手里。此时，欧美跨国公司以及金融机构乘人之危，以极低的价格收购破产企业。正如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所说，这纯粹是“掠夺式的积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亚诸国以及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遭受重创。结果，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欧美企业迅速扩张。2001年，阿根廷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私有化程度不断加深，外国资本以迅雷之势占领了水、能源、电信和交通运输等行业。

然而，尽管美国有支配全球经济的野心，但自身经济仍然逃不过危机的困扰。2004年，正当美国正聚精会神于其他国家的问题时（例如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IMF毫不留情地指出美国联邦政府承诺以未来效益进行清债的资金额与将来的应收税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警告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无力偿还的境地。现在，美国长期的赤字额已经超出国内生产总值的500%。如果要弥补存在的差额，美国需要立即将联邦所得税提高60%。然而，布什政府并没有这么做，他们采取了大幅减税的措施（这一举措主要针对富人，布什政府并对减税做了永久性保证），导致危机情况进一步恶化。

财政问题是引起美国贸易长期逆差的根本原因。全球化让美国放弃了制造业，而制造业、金融资本和军事是先前支撑美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不断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加剧了贸易失衡的状态。由于美国人信奉消费至上，所以不得不劝说外国资本购买美国股票、国债和不动产来进行融资，以缓解赤字危机。美联储前理事彼得·皮特森说过，对那些积蓄微薄的美国人而言，他们是在用其他国家的钱来为自己清偿住房抵押贷款、冲抵信用卡以及满足商业投资的资金。

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甚至并不这么想，他认为美国在经历“帝国过度扩张”，这是一种“利益和债务”远远超出承受能力的状态。2004年的美国军事预算为3991亿美元（不包括候补的1000多亿美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持平，超出中国八倍多（中国当年的国防预算为511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位）。目前，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拥有725个军事基地，约140万在职军人，以及50万左右的士兵、间谍、随行人员和平民承包商。由于缺乏制造力量，加上堪忧的财政能力，美国开始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世界霸权。鉴于此，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团于1997年打出了“新美国世纪工程”的口号，要求美国扛起冷战后的帝国大旗，不要受开支的掣肘，他们说：“如果我们逃避责任，后果将会是致命的。”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新保守主义者站在了美国制定政策的舞台中央。他们抛弃了固定的联盟，宣称美国不再受同盟国观点的制约。甚至在“9·11”事件发生前，美国就退出了关于全球气候变暖《京都议定书》，拒绝承认国际战争法庭的权威性并拒绝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上签字。同时，美国还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重启星球大战计划，终止历届政府自50年代起就提倡的裁军政策。

同样，在入侵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宣称拥有采取优先打击的权利。这不是以战止战，美国的真实目的在于控制中东地区，以便在全球经济危机和资本家相互竞争的当下，维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众所周知，世界上2/3的石油供给来自中东地区。石油就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生命，是大国的军事保障。重要的是，欧盟和亚洲的经济也越来越依赖中东的石油进口。控制中东地区的国家，美国就拥有了制约对手的杀手锏，例如德国、法国、日本和中国。

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就可以放开手脚、为所欲为，它不需要盟友，不需要国际亲善，不需要资金，甚至可以不需要美国人民的全力支持。而且，布什政府已经颁布了针对异己分子的法律，例如《爱国者法案》，凡是危及民主安全的分子，都将遭到驱逐。美国国内亚裔和穆斯林遭受的冷眼，正是伊拉克战争和打击恐怖主义在美国国内的暴力延伸。对美帝国主义者而言，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当他们遇到难以逾越的坎时，我们不禁要问，谁会是美国的下一个目标，是伊朗？中国？是否一个冲突就有可能会引发中美战争，如果真是这样，亚裔美国人必定又要成为国家斗争的受害者。

作为整体，如今的亚裔美国人已经与“亚裔美国人运动”最初的理念相去甚远。这是社区内部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但是，在面对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时候，他们至少应该拧成一股绳，就像亚裔美国人曾经坚持的那样。除了日裔美国人被拘押的事件以外，美国人攻击不同亚裔族群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从何方来：在麦卡锡时代，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敌视态度，尤其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之后，亚裔美国人就成了被迫害的对象；70年代时期，当日本的进口产品严重影响美国国内的制造业时，日裔美国人就成了替罪羊；为了向长眠于东南亚的朋友和亲人报仇，越南裔美国人成了暴力的牺牲品；克林顿竞选筹款丑闻以及与中国亲善友好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特别是华裔美国人成了被中伤的目标；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许多美国人眼红了，当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一大威胁时，李文和与其他亚裔美国人就遭到了起诉。最重要的是，正由于美国的“9·11”事件，南亚裔和中东人才遭到了袭击，他们的人权才遭受了最严重的践踏。

面对民族和种族的侮辱，华裔美国人应该站出来维护所有少数族裔的权利。他们应该质问政府，当危机出现时，他们不应该成为美国公民的攻击对象，移民者也不应该被法律之外的政策所迫害，例如《爱国者法案》。只有这样做，他们才有可能站对位置，维护美国崇尚自由的灵魂。同时，华裔美国人还应该对美国的外交问题畅所欲言，不能仅仅被当做多元文化的装饰，去掩盖美国的霸权野心。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推动亚洲向全球化的方向迈进，促进世界和平，惠泽所有人——在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里，做真正的先锋。

一名备受尊敬的亚裔学者写出的纪实之作，对中国人的异域生存能力进行了全面发掘。

——麦克·华莱士，小说《哥谭镇》的作者之一

这是一本看过之后会令人拍手叫好的书，作者用大量翔实的资料讲述了中国人在美国的命运。

——《华盛顿邮报》

很少有人能把中国人在美国的奋斗史讲解清楚。本书的作者为我们填补了关于那段历史的空缺。

——《纽约时报》

作者给予读者的是一份翔实的历史记录，它全面展示了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命运变迁。

——《出版人周刊》

中国人在美同的光荣与梦想，中国人在美国的艰辛与奋斗，在本书中，作者都一一呈现了。

——美国《财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