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这位风趣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畅销书作家，近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他始终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客观态度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沿，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不断制造着美妙的文字，并以文人温和而善意的情怀亦庄亦谐地解读历史人物事件，其独特行文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与好评。同时，他鲜明的个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其与院领导及某些著名作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使其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时常饱受非议。

本书是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品读到更全面、更精彩、更完整的张鸣作品，了解其学术成就、思想境界和行文风格，更深刻地了解张鸣其人所编写的。它不仅集合了张鸣教授十年来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更是张鸣教授著作的首次结集。

本书力求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戊戌变法。侧重点有三：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意义。

作者另辟蹊径地讲述了“旗下闲人政治”、士林的政治习惯、清朝政治的“补丁传统”等诸多因素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对西太后及洋务派的表现、学习西方过程中政治操作的变形、老百姓对变法的观感等问题，也有独到诠释。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

 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

第二章 晚清士林的政治走向

 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

 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

 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

 甲午前多数士林的躁动与迷惘

第三章 梦醒时分的政治动作与趋向

 甲午震动，大变端倪

 学习日本，东学之渐

 知变的趋势，求变的开始

 大梦之后的多数士林：无歧困羊

第四章 变法的政治曲线

 变法的政治动员

 变法同路人：洋务派问题

 启蒙与变政

 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

第五章 维新的陷阱

 失重的中央政治架构：大太后与小皇帝

 难产的交班：归政及其他

 帝党与后党的界限

 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第六章 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资历问题

 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老百姓眼中的”康党”

第七章 多难的中枢维新

 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维新路线：学俄与学日

 明定国是的风波

 健言之臣，顾问之功

 替代：四小军机

 冗政的威力：棉花套阵

 权杖下的政变

第八章 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进化论与张三世

 “物竞天择”与开民智

 绅权与民权

 议员和议郎

 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上书言事与民主议政

第九章 戊戌遗下的政治课题

 精简的沉滞

 改革的次序

 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

结语与余话

尽管清末以来，排满的革命家们将满人政权痛诋至一无是处，但平心而论，满清还是蛮有特色的一代王朝，远的不比，至少比起相接的朱明，其政治实有凤鸭之别。究其由，并非清代制度比之明季有什么优处，而在于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两朝有很大的差别。清代之帝，不论贤与不肖，个个都有图治之心，说宵衣旰食固然是吹捧，但“君王从此不早朝”的事好像也没有。就更没有像明武宗那样自封“总兵”和明熹宗专事斧斤的胡闹帝王。更何况还出了两位放在何朝何代也堪称明君的康熙与乾隆，前后统治百多年。在人治政治模式的传统政治中，君主的明智与勤政显然比任何贤臣都更加有效。

虽然清朝政治颇有气象，但由于在制度上“清承明制”之故，几乎明代政治的明弊与隐疾，清代也都有，换言之，清代的政治格局与明代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无相权的皇权集权，以相互牵制为首要特征的中央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外轻内重的布局，地方的简政与中央的繁政相搭配，缺乏效能的兵制等等大都大同而小异。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任何政治系统，只要能实现统治目标，就应该是合格的。自宋以降，在多数情形下中国封建统治者最关切的统治目标是对国家的控制，消解内部的叛离，至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则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事。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家机器的腐败，往往能换取皇权的稳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看来的所谓政治系统的弊病，很可能是一种统治所必需的合理代价。只是，这种代价在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会逐渐累加，一直大到足以损伤整个系统。而晚清政治格局的嬗变，就是在这种代价累加到了一定程度，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的刺激而发生的。政治重心由内重外轻转为外重内轻，新兴的湘淮军制部分弥补了传统兵制的怠滞，从而使清代政治呈现出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虽不足以抗击西方的；中击，但已可延缓其寿命。

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中国进入明清，以史家的公论，是进入了衰落期，统治方面无论是制度还是经验手段都过分地致密而烦琐，政治目标体系中保守主义倾向加重，过分地强调政治稳定，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任何可能的动荡乃至波动。相较而言，清代比明代这方面的特征更明显。

清季统治者似乎比前朝更加讲究“祖制”，或许是清代祖先的文治武功，或许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有谨慎，总而言之，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祖制”有着近乎神圣的意味。日常事务，以循行祖制为常式，但凡一政策出台，合于祖制则理直气壮，不合则躲躲闪闪，有时明明是新举措，也偏要打着祖制的招牌。像晚清祺祥政变以后，西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訢联手，为了遮人耳目，混淆视听，故意给奕訢以实际上已经废置了一百多年的议政王称号，来陪衬她的“垂帘”，即让祖制上有的“议政王”掩着祖制上没有的“太后垂帘”。

但是，看重祖制的清代政治还远远谈不上像我们一般作为常识公认的那样是僵化的，它在适应情势变化方面，还是具有弹性的，而且在清代的多数时间里，能够应付统治的需要。清代政治在其运作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补丁机制”，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再能应付局面，或者为统治者所不喜时，用某种“补丁”政策和要素来修补之，并不去掉旧的。道光帝对此曾有段佳妙的议论，他说：“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这种“补丁机制”运行起来有两种情况，通俗点说，就是一种补丁小，一种补丁大。不论补丁大小，要的就是补得“整齐”，面上光。

前一种情况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清代的财赋政策。清代中晚期，社会动荡加剧，军费开支陡增，囿于赋税不增的祖制，尽管军情火急绝没有人再敢在国家日常赋税上打主意，于是只好开捐，最后又加上厘金征收，尽管捐额与厘金比例越来越大，但比起国家常税，它还是一种小补丁。又如总理衙门的设立，尽管不仅弥补了原政府机构欠缺的外交职能，而且凡有洋务之处，无不插手，事实上侵犯了原有六部职权领域，但比起原来庞大的政府机构来，它承负的行政功能还是要少。

属于大补丁的情况相当多，像内阁之于议政处，军机处之于内阁，前者虽然没有撤销，但职能均为后者抽空，成为名副其实的“闲衙”。再有像以湘、淮军为首的勇营之于八旗与绿营，以及后来的新建陆军，递次相补，国家正规军的位置先是由勇营挤走了八旗绿营，而后新军又挤走了勇营，但直到清朝覆灭时，八旗与绿营仍在苟延残喘。又如官俸，清承明制，实行低俸禄制，正七品的知县，年俸四十五两，四品知府一百零五两，巡抚与总督，贵为封疆大吏，也不过一百五十五两和一百八十两(乾隆时米价，每两不过买一石米多一点)。明知这点官俸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却不肯加增，开始默认官吏在耗羡上打主意，后来则添加高出俸禄百倍的养廉银。最典型的莫过于漕政，漕运在晚清由河运改为海运之后，河漕的一整套机构无事可做，但一直摆在那里，戊戌变法时好容易要撤了，没几天又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补丁有时已经大过了它所补的东西。事实上是听任原有的东西自我萎缩，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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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久远的时间区限，讳言说死，而称“百年之后”，祝愿婚姻久长说“百年好合”。百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活不到的年限，所谓“人生不满百”，“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百年也就成了时间久远的代名词。一件事情过了一百年，即使在节奏很慢的古代，也算是有历史的了，而一个事件过了一百年还会让人想起它，仅仅这年限就足以证明这个事件意义不同寻常。

戊戌维新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很难忘怀的历史事件。没有打打杀杀的喧嚣，也没有应者云集的声势，但是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却是居于前列的。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所面临最严峻也最迫切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就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戊戌维新恰恰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记得中国现代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的路虽然很漫长，但要紧处就是那么几步。其实，国家和民族也类似之。人走错关键的几步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民族与国家也是一样，只不过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要远比个人历史长，所以还有机会在未来的岁月中加以弥补，当然，这得花费几倍的努力才行。

从表面上看，戊戌维新只是少数先进的士人仓促登台又仓促被撵下台的政治表演。但就是这短短一百零二天的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国家的旗帜上写下了向西方学习，全面变革的口号。从1840年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学说与见解，从来只是汉学、宋学的异音杂说，西学只有拾遗补缺的位置，经过维新运动一千人的奔走呼号，原来的潜流变成了浪花四溅的大波，从此以后，中国的学术大变，学风大变，思潮也大变。不仅抱残守缺的旧学黯然失色，就是“中学西源”这样的托词也没有了市场，虽然戊戌政变后的短暂的黑暗一时似乎像是要使河水倒流，但潮流毕竟还是向前涌进了。

戊戌维新是一次不成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虽然人们嘴上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毕竟更偏爱成功者的辉煌和欣赏凯歌行进的飞扬。不过对于想从历史中寻求教益者，失败者的足迹也许更有研究的价值。戊戌维新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在于它的失败。

戊戌维新给人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惋惜和伤感，由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自体性变革，这种变革对近代化进程而言，代价最小，震动最小，落后国家如果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近代化，尽管有“不彻底”和“改良主义”之诮，还是很合算的。然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幸运，变法很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的种种举措，它的过程细节，都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毕竟，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完全程，当我们举目四望的时候，也许会发现我们走过的路程并不太长，不仅没有值得夸耀的资本，反而需要更高明的策略和更大的勇气，好让我们能走得更快一点。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们今天的改革的性质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已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在当年改革者的足迹中，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不少教益。比较起来，近代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没有像戊戌事件那样离我们今天的事业那样近。

史学界关于戊戌的著述已经很多了，在此，我不想再次描述戊戌变法的过程，重申已经让人说得絮烦的老调，只是想从政治制度、现象和轨迹中，寻出几丝新意，如果寻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还值得一读，那么吾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