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发展史中，王文采先生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他尽力避开政治旋涡，默默劳作，探明植物资源，编纂植物志；在学科发展陷于低谷时期培育了新一代学人。

朴实无华地忆述——在崇山峻岭中的艰辛采集，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精心检索，在晨夕四季的轮转中的伏案著述，似为枯燥单调，他却自得其乐。

本书忆述内容以王文采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为主线展开。书中涉及人物：中国植物学界的先驱胡先骊、钱崇澍、陈焕镛、秦仁昌等，同学少年中有后来成为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工作初期际遇者中有2008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征镒，晚年弟子中有近时在“虎照”事件中冲锋陷阵的傅德志。

讲给你听的故事：一个曾经痴情于山水画与广东音乐的中学生最终走上植物学家的道路；离休之后又成为可以终生不变的“在职人员”。

在忆述之外，书中辅以大量的档案资料，多为首次公布。

引言

第一章 家庭与求学

 身世

 童年

 中学时代

 大学时代

 我的家庭

第二章 几位难忘的师友

 林镕

 钱崇澍

 胡先骕

 吴征镒

 汪发缵和唐进

 秦仁昌

 张肇骞

 陈焕镛

 郑万钧

 傅书遐

 冯晋庸

第三章 植物调查

 河北考察

 广西考察

 江西考察

 一赴云南

 二赴云南

 三赴云南

 四川考察

 重赴广西

 再赴四川

 湖南考察

 三到广西

第四章 分类学研究

 50年代的研究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中国植物志》

 主编《植物分类学报》

 植物标本馆

第五章 往事杂忆

 学习俄文

 反右运动

 困难时期

 “文化大革命”

 改革开放之后与国外学术交流

第六章 离休之后的研究与访学

 离休

 在瑞典短暂工作和考察

 访问西欧三国

 关于拉丁文在分类学上的使用

 当选院士

 铁线莲属研究之一：国外访学

 铁线莲属研究之二：国内访学

 回顾中国植物分类学

附录

 牛喜平采访王文采摘录

 师门承学追忆

 王文采年表

 王文采主要论著目录

人名索引

后记

第一章 家庭与求学

身世

我是山东掖县人，掖县今已改名为莱州市。我对掖县老家的情况知之极少。我的祖父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排行第二，伯父和一个叔叔在家种地，另一个叔叔好像在青岛做买卖。我父亲叫王蓝玉，字宝玺。出生在哪一年，我也不甚清楚，按推算大约生于1892年。他小时读过几年书，略通诗书，毛笔字写得很好，过春节时有人请他写春联。他大约在十几岁时，出外学徒做买卖，由于能刻苦自励，岁有盈余。后因善于经营，成为一个小资本家，来回于天津、济南之间，经营草帽辫生意。草帽辫就是山东掖县妇女用麦秆编制草帽、提篮之类的手工制品。经我父亲之手，出口到南美的巴拿马、巴西、墨西哥等国。我父亲还在一些地方开了店铺。

1926年6月5日，我出生于济南。小时候也曾到过天津，但一直未回过老家掖县。我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父亲在我两岁半的时候就过世了，那是在他生意发达的时候，由于用人不当，损失巨大，服毒自尽了。

我父亲有两个妻子。我的大母亲生二女一子。我哥哥叫王春晖，大约长我10岁，他先后娶了两房妻子，大妻叫英枝，是掖县乡下人，是我父亲给定下的，比哥哥大数岁，生有一子。父亲去世五六年之后，哥哥在济南一个商业专科学校读书。他有一个同学在上海开棉花行，他毕业后就到上海这家棉花行工作。在上海他又娶了当地一位护士，生有三儿一女。我哥哥于1978年左右病逝。解放后，我母亲与他们都失去了联系。

我母亲叫赵燕文，北京人。她娘家在德胜门外真武庙一带。我见过她早年在娘家房前拍的一张照片，几间瓦房，不像是有钱的人家。1936年，母亲带我到北京后，我了解到她有一个姐姐住在鼓楼一带，有一个儿子，靠制布鞋为生。但地们姊妹来往很少。她娘家有一位堂兄，住在一个小院子里，耕种房屋附近的几亩地，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的大表兄在《立言画刊》社当排字工人。解放后，我母亲与他娘家的人也失去了联系。

我不清楚母亲何时与父亲结婚，只听说是由我舅父介绍的。至于我舅父，过世得早，我没有见过。后来只见到我舅父的儿子，比我大五六岁，人有些呆笨。那时他的父母都已过世，曾在我家短期居住。我母亲常批评他。

我母亲在24岁时生我，以此推算，她大概生于1902年。1956年因患高血压病瘫痪了，我请一位保姆照顾她，直到1967年去世。

童年

我大约在两岁的时候，开始识字。父亲用他那褚遂良体写成大字，订成一个本子，叫我坐在他的腿上，一手扶着我，一手拿着折扇，指着字让我念。若念不出，就用扇子打我一下；若全部念出来，就赏几个栗子吃。父亲老是打我，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过这样也认识了一千多字。我在天津上幼儿园时，那里的老师叫我“小先生”，因为我认识不少字，很得他们喜爱。在天津，我们一大家子住在华阴里，有大母亲、英枝嫂，还有两个姐姐，我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小院的情形。我曾于1993年到天津自然博物馆看毛茛科标本，经打听，得知华阴里离博物馆不远，便去探访，已不是我记忆里的模样。

父亲去世时，我与母亲在济南。我们赶到天津，记得棺木停放在城外的一个庙里。母亲痛哭，我却不感到伤心，因为父亲给我的印象不好。父亲突然去世，家中顿时失去支柱，生活也失去来源，所幸我们得到父亲留下几张别人的借据，经母亲两三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讨回了这些债款，便用这些钱在济南购置了三所小房，我们孤儿寡母就依靠出租房屋的租金维持生活。父亲的突然身亡，以及后来的讨债、收取房租和家庭纠纷等不断发生，给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厌恶的回忆，对周围的社会产生了可怕的印象，也对我后来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P2-4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国科学大发展的一个世纪。

中国的现代科学是在西方科学传入之后发展起来的。远在明末清初，西方科学就传到了中国。但从明末到清末，300年的“西学东渐”，其主要成果不过是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科学著作，传播了一些科学知识。到了20世纪，中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科学事业和科学家。

20世纪之初，在以“新政”为标榜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风潮中，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近代新学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现代科学被纳入我国教育体制，从此科学知识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必修课程，科学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赛先生”与“德先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立和私立大学的科学教育和科研水平稳步提高，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专门科研机构逐步建立，一系列专业学会成立起来并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各主要学科的基础。然而，日本侵华战争使我国刚刚起步的现代科学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抗战胜利后，内战又使科学事业在短期内无法恢复元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学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建国后不久，国家就陆续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综合性和专业性科研机构，调整和新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研计划。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以“两弹”(原子弹和导弹)研制、大庆油田的开发和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重大成就为标志，我国科学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不幸的是，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科学事业。“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我国科学不进反退，拉大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终于彻底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我国科技工作者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经过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在20世纪末，我国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近年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大幅增长，科研水平稳步提高，我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

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几乎还是一张白纸。今天的中国科学已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等一系列成就，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空前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立。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国际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还存在相当差距，我们仍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现代科研体制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顺利的坦途，也历经坎坷和曲折。艰苦的物质条件和严酷的政治运动没有动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爱国报国之心和求索创新之志。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建立功勋的既有像“两弹元勋”一样的科学英雄，更有许多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重要篇章。比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的自述、自传一类的作品。因此，许多科学家的事迹，他们的奋斗与探索，还不大为社会所了解；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随着一些重要当事人的老去而永远消失，铸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口述历史的特点是真实生动、细节丰满、可读性强。这套丛书中，无论是口述自传、个人或专题访谈录，还是科学家自述，都出自科学家、科技管理者、科学普及工作者或科技战线的其他工作者的亲口或亲笔叙述，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参与者回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鲜活逼真的历史篇章，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缺失，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的珍贵资料。同时，书中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爱国敬业、艰苦探索、勇于创新、无怨无悔的精神境界，必将激励后来者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而努力奋斗。

近年来，访谈类节目在电视、电台热播，大受欢迎。我相信，《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也一定能赢得读者的喜爱，在我国科学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故乐为之序。

2007年10月于北京

在2000年新千年伊始之际，当举世之人皆欢欣鼓舞憧憬未来之时，我却在回首上一个世纪的中国生物学史。是年秋为搜讨中国植物学奠基人之一的胡先骕传记材料，前往北京胡先辅生前工作的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时任该所副所长的傅德志先生嘱我采访王文采先生，由此始识王先生。记得当时经过简单预约，即在植物所标本馆得以拜谒请益。王先生首先拿出美国哈佛大学格雷标本馆资助出版的I．M．Johnston所著的一本关于紫草科专著说，这是胡老借给他的一本书，书的扉页上有胡老的藏书印章，一直放在他的办公室里，至今也没有归还，是这本书引导他步入植物分类学。王先生与我慢慢述说与胡先骕先生的交往，如沐春风。谈到动情处，看见他眼中含有泪水，这让我感动，明悉他之于胡先骕先生的感情。此后与王先生时常通信，对于我所请教之问题，总是据其所知一一回复，并鼓励我多多发掘史料，为中国植物学史作完整记录，无疑给了我不少信心。后来在走访南北各地植物学研究机构时，总能听到景仰王先生道德文章的议论，让我知悉王先生在学界中的声望。

2006年是王文采先生80周岁诞辰，中科院植物所王先生的门生们为纪念这一日子，策划编辑出版《文采文集》。年初我来北京，傅德志先生嘱写一传略，附于文集之末，能为此尽绵薄之力，实乃荣幸之至，当即允诺。某天与来金朋兄一同采访王先生，听其讲述生平经过，对其出身、求学、治学等均有初步了解。其时，植物所开始编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牛喜平书记就该所之历史，曾专门采访王先生，并将采访录音整理成文字，听我说将写王先生传略，慷慨提供给我，由此知悉王先生的工作经历。根据这些材料，写出2万余言的《王文采先生传略》，然《文采文集》未能按期推出，适逢《生命世界》杂志编辑邹星兄约稿，即将此传略交由其编辑，刊于当年第9期。

多年来，我在学业上得到樊洪业先生不少关顾，当他主持“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时，又蒙厚爱，邀请参与。根据《丛书编例》，自认为对王文采先生已有了解，遂选择王先生为传主。在征求王先生本人意见时，却被推让，他说在世的中国植物学家中更有人值得撰写。王先生的一生只是默默工作，为人处世总是低调，我说先生一生业绩当然应有总结，更重要的是通过先生了解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历史，为中国科学史积累史料，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树碑立传，这也是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主旨所在，也与先生此前对我的期望相符。在我反复劝说之下，才获同意。年末即据已得材料，列出全书章节，撰写采访提纲。

事有巧合，2007年荣获中科院植物所马克平所长、牛喜平书记聘请，约往北京参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编写，我所供职的庐山植物园张青松主任欣然同意，如是顺利成行。马所长、牛书记对我自带任务而来，亦甚加支持。如此一来有充足时间，可以与王先生作深入交谈，并从容整理。春节过后，即赴北京，寓于香山，王先生每周来此一天，他以半天时间与我讲述，有些内容还是先生亲笔写示，我即利用周末双休日整理出来。在京大多数时间是为编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志》，往位于中关村中科院档案馆查阅植物所档案。档案中的不少内容可以与王先生口述相印证，获得这些第一手材料后，有些可以向王先生提问，引起他更多回忆，有些内容则直接作为背景材料应用于书中。

人的一生既有愉快，也有痛苦，在王先生的回忆中无论愉快与痛苦，他都平淡而述，直白道来，少有感情色彩，对自己没有吹嘘之言，对他人也无贬损之意，往事如烟，当事人已超然于外。我以为这是王先生的美德，能领悟一二，是我在此项工作中最大的收获。但是简约之下，却降低了传记的可读性。为此，特将牛喜平先生为编写《中科院植物所志》采访王先生的答问录辑入，并约请跟随王先生多年的傅德志先生作一追忆之文，附于后，所再现的许多事情和情节，或为本书不曾道及，藉此以丰富王先生的形象和业绩。

胡宗刚

2007年7月10日识于庐山园边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