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钟爱地理学的施雅风，凶忧患国运民生而走上革命道路。共和国时代，他以共产党员和科学家的双重角色起伏在每一次政治风浪中，但又始终冲锋在科学的前沿，成为中国冰川研究的奠基者。

《施雅风口述自传》正是对他一生经历的回忆。通过本书不仅可以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与社会活动，而且反映出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路历程。全书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施先生的亲历亲闻。书中的最后一章以问答的形式，汇集了他对学术、社会和政治等问题的看法和心得。其中，关于中国东部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的问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他是目前健在的少数主要参与者之一，本书首次披露了他参与讨论的起因、经过和感想。

施雅风的一生，是现代中同科学家人生道路的缩影，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

他曾甘冒风险为解放军顺利南下搜集重要情报，也曾在“文革”中投进黄河以死抗争；曾以真正大跃进的速度率队打响向祁连山冰川夺水的战斗，也曾以理性怀疑的科学精神挑起庐山有无第四纪冰川的争论。69岁时他去考察了南极长城科学站，82岁时还去考察了天山冰川……

年届九十了，他在谈话中表达了对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的殷切期待，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倾心关注，对竺可桢、叶良辅、张其昀、黄秉维、涂长望、吕东明等师友的深切怀念！

引言

第一章 故乡与童年

 风土人情

 家世

 长兄施成熙

 童年趣事

第二章 国难当头的中学生活

 启秀初中

 南通中学

 地理学的启蒙老师

 地理学兴趣的萌芽

第三章 抗战漂泊中的浙江大学

 短暂的宁静

 军事委员会青年战地服务团

 从泰和到宜山

 遵义的日子——大学生阶段

 遵义的日子——研究生阶段

 几位师长

 毕业后的选择

第四章 中国地理研究所

 初到地理所

 成都平原和岷江峡谷考察

 长江三峡水库淹没损失调查

 侧重区域研究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地理研究

第五章 参加革命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地下党的情报工作

 黎明前后的南京科学界

第六章 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岁月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创办《地理知识》

 编撰《中华地理志》

 中国地理学会的重组

第七章 学部工作

 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

 参与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

 编制《中国自然区划》

 苏联专家

第八章 开创中国冰川事业

 组建冰川考察队

 “大跃进”年代：向冰川要水

 研究所的分分合合

 青藏川藏公路线和希夏邦马峰考

 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

第九章 “文革”十年

 受到冲击

 恢复工作

 冰川室主任

 考察巴托拉冰川

第十章 全国科学大会前后

 主持编制地学学科规划

 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

第十一章 重返领导岗位

 当选地学部副主任

 研究所所长

第十二章 科学家的责任

 中国冰川冻土学会

 国际交流

 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

第十三章 纪念竺老、学习竺老

 与竺老的交往

 《竺可桢文集》等著作的编辑出版

 竺可桢研究会和《竺可桢传》

 《竺可桢全集》

第十四章 晚年学术研究

 乌鲁木齐河水资源若干问题研究

 气候与海平面变化与自然灾害趋势研究

 青藏高原新生代晚期环境变化研究

 集成创新

第十五章 家庭

 妻子和儿女

 兰州的生活

 回到南京

 编写家谱

第十六章 答问录

 中国东部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

 荣誉与责任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

 养生之道

 今后的打算

附录

 施雅风生平简表

 施雅风主要著作目录

人名索引

后记

第一章 故乡与童年

风土人情

1919年3月21日(旧历己未年二月二十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海门市新河镇(现在称为树勋镇)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我一直到15岁初中毕业都是在海门农村度过的。

海门在长江口的北岸，和南通、启东相连，这里是东临黄海、南对长江的冲积平原。长江的冲刷和泥沙淤积使这片土地几经沧海桑田。1 000多年前，这里建立了海门县。到了明代中叶，这里的大片土地已经被江水淹没了。于是在清康熙年间废县为乡，海门县就成了海门乡。从那以后，长江主水道不断向南移，于是又陆陆续续涨出40多个沙洲，这里的人口也逐渐增加了。到了乾隆年间，这里又重新建起了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的海门直隶厅。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新河镇属于南通县。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占领了这个地区，才把新河镇划归到海门县。

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江南战乱频繁，很多人从江南和崇明等地迁到海门，在这里垦田种地、躲避战乱。听老辈人讲，我家五代之前的高祖父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长江口的崇明岛挑了一担行李，携带一妻一子，步行到新河镇新涨的沙洲上定居下来。他们在这里开沟排水，垦荒种地。

新涨的沙洲土壤沙性很重，不能种水稻，只能在冬季种麦类。那时种的是元麦，这种麦不能做面食，但磨碎了可以做麦饭吃。磨碎的元麦比较粗，口感很差，有时候我们就把它和大米混在一起吃。到了夏天，就可以种豆类和棉花了。

我家世代务农。施家祖祖辈辈通过辛勤的劳动，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地生活下来。到现在，这个家族已经有近八百口人了。每到清明时节，施家的子孙们就聚集在高祖墓前，叩头祭祀。这样一年一度的全族大聚会，我从幼年学会走路开始就去参加。

家乡最热闹的节日要算春节了。乡下人非常重视过阴历年，大约在年前半个多月就忙开了。为了招待客人，家里要蒸糕，主要是米糕和玉米糕，蒸高粱酒，做馒头。家里在蒸酒时小孩子们常去偷吃高粱米。酿酒的酒酿很甜，很好吃，有时候吃多了，有了些醉意，就倒在那里睡着了。

过年时家里不好意思拿元麦饭招待客人，但又买不起大米，所以就从市场上买些面，蒸些馒头招待客人。所以我们那里虽然是南方，很少吃面食，但每年春节还是要吃些馒头。平时我家里没有条件吃肉，但过春节时总要到镇上割几斤肉。

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俗称“廿四夜”，要烧香、点蜡烛、吃红豆饭，送灶神上天。年三十晚上，要摆一两桌比较丰盛的饭菜祭祖，全家人依次跪拜叩头。比较贫穷的入家，直到年三十晚上，都会有要债的人不断上门催逼还债，那些天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家算小康，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到别人家讨债。

新年开始后，各家都开开心心，吃吃喝喝，一直玩到正月十五左右。大约从年初三开始，亲友之间就互相拜访。每次客人来了，家里都会烘糕热酒，并拿出花生、豆子等食品招待客人。客人吃罢后，就到男一家拜访。所以我们家乡有句话：“烘糕炖酒，吃了就走。”很多人家在过年时要打牌、打麻将，我的家人从来不参与这些活动。我母亲和姐姐一有空就纺纱、织布。姐姐织了几十匹布，出嫁时全部作为嫁妆带去了。

我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但干过的农活并不多。那时候家里要求我把书念好，比要求我干好农活要殷切得多。平时，家里只安排我干些轻活。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他推着一二百斤重的独轮车，就在车前面系根绳子，叫我拉着，这样可以加快速度。到了收割打场的时候，就叫我干些轻活，比如执枷打麦子，或者提个竹篮下田拾棉花，或者在放学后提水去浇灌宅旁的菜地，从来没有安排我干过重活。  南方很热，农业劳动又特别辛苦。到了夏天，烈日当头，人们在农田里锄草、抢种抢收，汗流浃背，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但我不下田劳动，所以我对家乡夏天炎热的感受不是很深。而且夏天常有轻风拂面，热的时候拿个蒲扇扇风也就行了，我不觉得很难受。夏天孩子们常去河里游泳，但主要是去水里玩耍，不是去避暑。大人们很少下河。现在那里的河水已经污染了，连鱼都不能养了，更不能游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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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国科学大发展的一个世纪。

中国的现代科学是在西方科学传入之后发展起来的。远在明末清初，西方科学就传到了中国。但从明末到清末，300年的“西学东渐”，其主要成果不过是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科学著作，传播了一些科学知识。到了20世纪，中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科学事业和科学家。

20世纪之初，在以“新政”为标榜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风潮中，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近代新学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现代科学被纳入我国教育体制，从此科学知识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必修课程，科学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赛先生”与“德先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立和私立大学的科学教育和科研水平稳步提高，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专门科研机构逐步建立，一系列专业学会成立起来并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各主要学科的基础。然而，日本侵华战争使我国刚刚起步的现代科学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抗战胜利后，内战又使科学事业在短期内无法恢复元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学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建国后不久，国家就陆续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综合性和专业性科研机构，调整和新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研计划。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以“两弹”(原子弹和导弹)研制、大庆油田的开发和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重大成就为标志，我国科学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不幸的是，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科学事业。“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我国科学不进反退，拉大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终于彻底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我国科技工作者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经过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在20世纪末，我国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近年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大幅增长，科研水平稳步提高，我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

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几乎还是一张白纸。今天的中国科学已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等一系列成就，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空前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立。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国际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还存在相当差距，我们仍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发展道路，建立完善的现代科研体制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顺利的坦途，也历经坎坷和曲折。艰苦的物质条件和严酷的政治运动没有动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爱国报国之心和求索创新之志。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建立功勋的既有像“两弹元勋”一样的科学英雄，更有许多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重要篇章。比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的自述、自传一类的作品。因此，许多科学家的事迹，他们的奋斗与探索，还不大为社会所了解；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随着一些重要当事人的老去而永远消失，铸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口述历史的特点是真实生动、细节丰满、可读性强。这套丛书中，无论是口述自传、个人或专题访谈录，还是科学家自述，都出自科学家、科技管理者、科学普及工作者或科技战线的其他工作者的亲口或亲笔叙述，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参与者回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鲜活逼真的历史篇章，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缺失，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的珍贵资料。同时，书中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爱国敬业、艰苦探索、勇于创新、无怨无悔的精神境界，必将激励后来者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而努力奋斗。

近年来，访谈类节目在电视、电台热播，大受欢迎。我相信，《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也一定能赢得读者的喜爱，在我国科学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故乐为之序。

2007年10月于北京

早在2001年，我就希望拜访施雅风先生。那时我正在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访问曾在该所工作的先生时，听他们谈起施先生作为地下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积极动员地质调查所人员拒绝国民党政府的搬迁命令，并向所中积极分子宣传革命思想、推荐革命文献的故事。施先生的这段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2002年春天，我借去南京出差的机会与施先生联系。但不巧，因他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未能谋面。后来，我在研究新中国开展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时，施先生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不同的文献当中。于是我就通过长途电话，向施先生请教。施先生为人热情，对我这个陌生晚辈总是耐心、详尽地给予帮助。2004年，在黄汲清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终于见到了他，从此与施先生的交往渐渐多了。

在我的印象中，施先生有很多特别之处。他不仅是一位成就斐然的著名学者，而且曾经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但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也是中国冰川学事业的开创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正是这种多元的身份组合，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是在采访施先生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多停留在这些表面认识中。

2006年，以《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为契机，我开始了对施先生的全面访谈工作。为此我通读了施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并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档案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料室、中国地质图书馆等处，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我还曾经两度去南京采访。在南京的日子，我每天在施先生的办公室里工作10多个小时，或是听他讲述过去的事情，或是阅读资料、整理记录。第一次去南京采访是在秋天，那些日子南京一直下着小雨。窗外雨打梧桐声和窗内敲击键盘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段日子的主旋律。施先生不大用电脑，在他的办公室内无法上网。这让习惯于网络生活的我，在南京闹市区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也让我彻底静下心来，沉浸在施先生的学术经历当中。

施先生保存有大量的日记、野外工作记录、会议记录和学习笔记。尽管有些记录本在“文革”和施先生的几次搬迁中丢失了，但现在仍有70多本记录保存完好。采访之余，我经常翻阅这些笔记，寻找着值得回忆的历史细节。后来为了方便，我干脆把这些记录本分门别类地摊在地板上查看。看到我蹲在那里翻阅笔记，施先生总会笑着说：“你又在挖富矿哪。”

访谈中，施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开朗、直率、坦诚，而且生活简朴。去南京采访之前，我曾看到多篇他捐资助学的报道。施先生先后捐资几十万，支持农村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但是他在南京的寓所，却与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没什么差别。施先生曾经资助过很多家乡的贫困学生，他自己却穿着已经有些发旧的外衣，过着简朴的生活。施先生虽已年近九旬，每天仍然工作五六个小时。施先生的不同之处，或许就蕴涵在这些平凡之中吧。

施先生不但勤奋于学术研究，而且十分关注中国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写过许多学术研究的回顾、总结或前瞻性的文章；70年代以后，又开始撰写文章，回忆或纪念中外地学界的著名学者，宣传他们的科学精神；80年代开始，施先生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撰文呼吁社会的改革。这些学术研究之外的文章，对于我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有着莫大的帮助。

本书能够顺利完成，还与许多先生的慷慨帮助密切相关。在写作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南京湖泊与地理研究所的顾仁和先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艾素珍和郭金海先生，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杨小林先生，中国地质大学的陈宝国先生，中国地质图书馆的张尔平等先生，都对书中的内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张九辰

2007年12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