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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我们的园地/北大中文百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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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晓东//王丽丽//金锐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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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试读章节

秋天交响乐

陈建功

我真惨,高考又落榜了。这已经是第二次失败了。两次的分数都差不多,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

我心里很乱。和上次失败时一样,心里又升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和愤怒。我在家里坐不住,在厂里什么也不想干。我总喜欢躲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没头没脑地想啊想啊。

昨天,我到香山去了。在松林餐厅喝了两升啤酒,带着几分醉意扑进了黄栌树林。正是红叶流丹的季节,林间小径中,不时传来姑娘们的喧笑声,小伙子们的歌声。特别是那些挂着“北大”、“清华”校徽的新大学生们,操着南腔北调,发出初赏红叶的羡叹……我半靠在黄栌树下,闭上眼睛,又一次对自己说:“真惨!”

是的,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独者。当年,我还自命为叱咤风云的时代闯将。现在,我醒过来了:生活多捉弄人啊,我被时代遗弃了,被生活遗弃了,连美好的大自然都遗弃我……一个人被骗去了奇珍异宝,他可以夺回,也可以再积攒。一个人被骗去了青春,他找谁哭诉?十几年前,我才十五岁,初二的学生。我可以一口气背下全部学过的数学公式,可以拿出使老师惊叹的演算稿,物理、化学……我可以拿到一连串的百分。可是,这一切都过去了。我把以后十几年的青春,用在“叭叭”响的皮带上,用在危言耸听的大字报上,还有长矛、藤帽……现在,我二十七岁了,已经二十七岁了!那些公式呀,定理呀,全忘了,再捡起来,是那样生疏,仿佛从未相识过。我这背烂了语录的脑袋,在外语单词面前变得这样迟钝……是的,那些断送了我们青春的丑类得到了历史的应有处罚。可是,谁成了这场悲剧的主角呢?——我!是已经二十七岁的我呀!

我该怎样面对生活的道路?

我在红叶林中想了整整一下午。

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老人。他穿着浅灰色中山装,在闭目养神,看样子是个有学识的长者。在我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他仿佛一直沉醉在山林景色之中,枯瘦的手叩动着红叶树干。开始,他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可是,有一次我偶然回过头,看见他睁开了眼睛。我惊讶地看见:他在身边摸索着,拿过自己的皮包,摸出一张纸,又摸出一支锥子似的东西,哆哆嗦嗦地往纸上扎着。我不由得站起来,仔细盯着他的眼睛。那是一双失神无光的眼睛啊。我几乎喊出来:天哪,瞎子!是个瞎子!既然是瞎子,这霞彩似的红叶,湛蓝的天空,对他有什么价值!他整整在这里呆了一下午,他何必对此久久留连!

老人写过几行盲文,放下纸笔,又闭上了眼睛。我心慌地盯着这个怪人,这个十足的怪人。他很瘦小,脸上挂着老年斑,已经全脱光了。寿眉的毫尖很长,向下耷拉着,那神情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慈祥的,又很坚毅的老人。我倒觉得他有些面熟,可是我从来也没结识过盲人。在我仔细观察他的时候,他的全身忽然战栗起来似的。他的嘴唇颤抖着,像是在无声地吟唱着什么,随即,他伸出枯黄的双手,用力往身前一按。而后,他双手缓缓地落在双腿上,有节奏地刚劲地上下弹动起来。他的头在微微晃动,眼睛还是闭着,干燥的嘴唇一翕一合……你想象得出我是什么样子吗?我盯着这只有音乐家才有的举动,再细细端详着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庞。我的心也随着他战栗起来了呀!

生活呀,真会捉弄人。你怎么能把两个悲剧主角放在这咫尺之隔的地方,让他们相遇呢。

我认识他。是他!他变化多大呀!十几年前,他的头发还未曾白,他的眼睛很大,很亮;润泽的手指又细又长。可是现在呢,要不是他这弹琴的动作牵动了我的回忆,我怎么敢相信这瘦老人就是他呀!他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住在后海。十几年前,是我率领人去抄了他的家。是我把他的唱片像掰山楂片一样掰得粉碎,是我把他堆得等身高的五线谱稿扔进了大火……我还记得,一开始他颤抖地看着这一切,可是,当我把一本写着“秋天交响乐”的乐谱扔进火里的时候,他扑过来向我哀求:“这本留给我吧,这是我的心血啊!”我推开他,骂了他一句粗话,说他想留“文艺黑线”的“变天账”。他看着乐谱熊熊地烧起来,竞像孩子似的呜呜哭了,脸颊上爬满了泪水……当年,十五岁的我啊,以为我所干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革命——暴动”,望着他那眼泪,我还发出过冷笑。现在,望着他那失明的双眼,我的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啊!

是的,我们都是悲剧的主角。只不过一个早些进入了悲剧角色,另一个呢,现在才明白了自己所扮演的一切。现在,我们相遇了。他失去了他的眼睛,他的乐谱。我失去我的青春。想到这一切,我真想跑过去,拉着他的手,请他原谅我十年前的无知、粗鲁。可是,我没有动。我有必要和他一起重温十年前那可悲的一幕吗?教授的手还在弹着身前那架无形的钢琴。他也许就在回忆着那首“秋天交响乐”?我想象得出他的悲哀!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拖着风烛残年的躯体,在这瑟瑟的红叶丛中,回味自己不可复得的辉煌乐章。就和我的青春无法弥补一样,他的悲哀,是我道歉就可以弥补的吗?

我怀着深深的内疚望着他。落日衔山的时候,他好像弹完了,站起身,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树干,走上了不远的便道。

他走得很慢,颤颤巍巍的。深秋的晚风吹来,那枯瘦的身体仿佛要倒。不知怎的,我失神地轻轻跟在他后面,像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我似的。

教授走过香山寺旧址,一步一挪地下了台阶。走到听法松旁,他踢在一小块石头上,绊了一下,我心里一紧,终于忍不住跑上去扶住了他。他忙不迭地道谢,用我十几年前曾经听过的江浙口音问我说:“您是什么人啊?”

我心里一震,不由得朝他那失明的眼睛望了一眼。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哦,我是过路的。”

老人笑起来:“我还不知道你是过路的!……我听出来了,你是个小伙子?好吧,小伙子,你不用管我,去钻你的红叶林,跑吧!跳吧!”

他把我看成了一个生活的骄子。他不会想到我有和他相通的悲哀,更不会想到我内心的负疚。我几乎想立刻向他说出一切,和他一起在这飒飒秋风中感叹人生的不幸。我对他说:“并不是每个小伙子都存亡、思跑呀跳呀的……”

“哦?”他的眉毫疑惑地耸动了两下,随即哈哈大笑:“怎么这么伤心?和女朋友闹别扭了?还是没长成工资?要不,就是考大学名落孙山了吧?”

他猜中了,这是不难的,现在青年人的苦恼无非就是这些。不知由一种什么心情驱使,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荒废了学业,连大学都没考上,可是青春是不复来了。

他不笑了,站在那里,点燃了一支烟,默默地抽着。忽然,他问我:“你多大了?”

我告诉了他。

他又沉默了一会,又很突然地问:“哦,那就是说,你是十几年前唱过‘造反歌’那一代人了?”

我的心陡然被刺了一下。我轻声回答他说:“是的。”

他又问:“你是不是也曾经对那些无罪的人晃过皮带,骂过粗话?”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是向他讲清我们之间的一切,还是给他一个笼统含混的回答?想了想,我回答他的还是那句话:“是的。”

“你还干过什么?”

我告诉他,我抄过人家的家,我喊过‘誓死保卫江青”的口号,我烧过人家珍贵的藏书……但是,我唯独没有勇气告诉他,我烧过一个音乐家的“秋天交响乐”的乐谱。

他又沉默了。我等待他送来严厉的责骂。虽然他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想,我所说的~切已经足以勾起他心中的悲哀和愤怒了。他会向我发泄的。这倒好,对于我来说,不是罪有应得吗?

没想到他没说什么,又抽了一口烟,问我:“那么,丙辰清明,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月五日,你也去天安门了吗?”

我说:“去了。”

他点点头,用缓慢的深沉的口气说:“你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悲剧是我们自己开始的,又由我们自己来承受了。这,也许就是我们民族的可悲之处。可是,悲剧还是我们自己来结束的,这更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之处。”

我愕然了。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进出这哲理式的奇思异想。可是我仔细想了想,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不仅仅因为这句话等于原谅了我,原谅了我这样的青年人,更因为我觉得它概括了我们民族的十几年。这话里有沉痛之感,也有激昂之情,有辛酸,也有自豪。我不禁由衷地说:“你说得真好。”

他笑了:“我只说了一半,还应该说,新的生活,新的一页,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开拓啊。……是啊,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十几年的代价。可是我们总算明白,应该老老实实地放眼世界了,总算明白应该靠科学而不是靠迷信管理我们的国家了。也许,这又是我们民族值得庆幸的地方!所以,我看,关键在于我们要自信,要向前看,要进取,!我们会用前进的脚步,弹出最美妙的奏鸣曲的!……”

这些话简直是一段音乐,因为老人把拐杖挂在臂弯上,随着感情的节奏,挥动起枯瘦的双手向我比划着。我这才发现:他并不像我一样自命为悲剧的主人公,反而像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斗土。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可能因为我没吱声,他追问我。

我若有所思地回答他:“对的,你说的是对。”

他又问:“能使你深思吗?”

我很奇怪,一般人问话似乎没有这种问法的。可是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是的,我在想。”

他微微地笑着,可是可以看出,他高兴得几乎颤抖起来:“谢谢你,谢谢你小伙子!你有代表性,你是我第一个征求意见的人,你肯定了我的‘秋天交响乐’的主题!”

“秋天交响乐’?”我这才明白他和我谈这一切的用意。“您要……写‘秋天交响乐’?”

“是的,我要重写我的‘秋天交响乐’!”他兴致勃勃地纠正我的话,然后,就像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路人一样讲起自己来。他讲了十几年前那一切(他讲的时候,好像知道我的心思,轻描淡写,脸上还带着微笑)。他告诉我,他早巳不满足于十几年前那支乐曲了,他要给她倾注更富于活力、富于理想的音符。而红叶林中,不仅有飞红流丹的色彩,在音乐家的耳朵里,会听得见红叶与凝霜劲风搏击的音响,听得见顽强生命的讴歌,听得见理想的火焰在熊熊燃烧……他简直在作诗了。在他气喘吁吁地讲完这一段话以后,他笑着拉开我的手,又一次谢绝我的帮助。

我告诉他,我要送他出门,上车。

他说:“谢谢。可是……你看,我和人家打着赌哪!”

“打赌?”我很奇怪。“打什么赌?”

他开怀地笑着告诉我,他的老伴与他为难,禁止了他的创作,更不让他这个瞎子到大自然去遨游。他是逃出来的。而临逃出来的时候,他给老伴留了条子,说自己将不用一个人搀扶着去,也不用一个人搀扶着回。实现了这个诺言,完成了这次“长征”,老伴必须给他重新创作“秋天交响乐”的权利……老人说:“你看,我需要帮助。可是,我和老伴结婚五十年,还没骗过她哪……”  他又爽朗地笑了。

就这样,这个瘦弱的失明音乐家,带着动人肺腑的笑声远去了。

我倚在“听法松”上,久久望着他的背影。当初,我怀着同病相怜的心情跟在他的身后,可是现在呢,他远去了,去酝酿他的“秋天交响乐”了……

我觉得自己更加孤独,也有几分惭愧。乐观的音乐家啊,他的心我并不能全理解,但是,我想,才二十七岁的我,至少应该回到那刚刚坐过的红叶林中,再一次好好思索自己生活的道路。

(刊于《早晨》1979年第2期)

P3-8

后记

校园文学永远是大学文化中最生动的一片风景。从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的新潮社所编辑的《新潮》杂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编辑的《早晨》,从中文系持续办刊时间最长的系刊《启明星》,到20世纪末出刊于北京大学昌平园校区的《我们》,一代又一代深怀对文学的执著激情的北大学子曾在这片流动的风景里映下了自己青春的背影和无悔的求索。这本《我们的园地》中所收集的,就是自1977级以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子的校园文学创作。

对80年代中期以后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学子来说,文学77级前辈学长的文学实践早已被演绎成传说,进而被塑造为新的北大文学神话。而《早晨》则是这一文学神话的标志和象征。在新时期以来北大中文学子参与编辑的诸种校园文学刊物中,最早的一份杂志非文学专业77级编辑的这本《早晨》莫属。当初的《早晨》在1978、1979两年间共出了4期。据黄子平教授回顾说,《早晨》当时每期只印一百本,“除了77级同学和班主任人手一册,其余主要是用来跟全国各大学中文系的社团交换。印数如此少,您如今若是还有一册在手,那就是珍本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资料,纯粹好奇用电脑检索,竟然有一份完整《早晨》库藏,当场傻在那里没动”《早晨,北大》)。可以想象身为《早晨》主编的黄子平当时体验到的定是一种发见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被载入史册的自豪与荣耀感。

《早晨》完全当得起这份自豪与荣耀,只需看看其中的作者:陈建功、黄蓓佳、查建英、郭小聪、王小平、李彤、梁左、杨柳、岑献青、黄子平、江锡铨、张鸣、夏晓虹……这一系列名字有的在北大读书的当年即已远播校园之外,有的则在后来的岁月中名声鹊起。这些名字注定与一个拨乱反正的大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对《早晨》历史价值的判断,也注定与这一历史时代密不可分。《早晨》之后,至今已过了三十余年,北大中文系热爱文学的学子们薪火相传地编辑了多种校园文学杂志,《启明星》、《博雅》、《我们》是其中坚持最久的几份。然而,《早晨》与这些后来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文学77那些新时期最早进北大的学子们,大多携带着在“文革”中积淀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丰盈的生命体验,其中不乏在入学前即已开始文学创作的人物。《早晨》也因此不仅仅是纯粹的校园文学杂志,它既留有一个大时代的历史烙印,也深深介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与行进中的历史,既远离了校园文学固有的风花雪月,也与后来文坛兴起的纯文学思潮无涉。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带有当时中国文坛的“伤痕”文学的印记,汇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浪潮。《早晨》因此充分呈现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一代有些特殊的学子的精神特征:道义感、承担的勇气、对社会的关怀、创造历史的豪迈以及刻苦的思索与执著的探索。正如黄子平在为《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所写的回忆《早晨》的专稿《早晨,北大》中写的那样:“那是一个探索的年代,英勇无畏地,探索自我,探索社会,探索民族前行的历史可能性。”《早晨》投射出来的正是一个时代以及一代人的独特气质的历史侧影。

1990年3月,为纪念中文系系刊《启明星》创刊十周年,《启明星》编辑部选编了一本近二十六万字的《启明星作品选1980~1990》。这部作品选收录了从1980年第1期至1990年第20期中的部分作品,分为“诗歌卷”和“散文小说卷”两大部分。其中“散文小说卷”只收入8篇作品,而“诗歌卷”却收录了33位作者的近200首诗作。可以说,诗歌创作占据了《启明星》的绝对主导地位,这恐怕是符合燕园文学的创作面目的。80年代的燕园一度流行这样的说法:在北大随便扔一个馒头,都能砸死一个诗人,既揶揄了北大伙食,又描述了诗坛的盛况,一箭双雕,生动之极。

《启明星作品选1980~1990))的“诗歌卷”以时间为线索分为四辑。这种分法大体上区分了燕园诗歌的四个发展时期。第一辑的时间段始于《启明星》创刊号的1980年,终于1985年4月,是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段,但这一辑却只选了4位诗人的7首诗,与时间跨度相比颇不成比例。这或许说明除了骆一禾、西川等少数诗坛的佼佼者之外,80年代前期的燕园诗歌尚未显示出群体性的实力。

《启明星》的鼎盛阶段大约是从85年开始的。新一代的中文系诗歌作者己经开始登上文坛并逐渐显示出势不可挡的群体性力量。这便是以中文系83级为主体的新锐诗人群:臧棣(海翁)、麦芒、清平、徐永是其中的佼佼者。随后84级的恒平、程力也加入《启明星》诗歌作者的行列。当中文系85级进人燕园之后,《启明星》迎来了空前繁荣的一个阶段。郁文、西渡、紫地、西塞、白鸟、戈麦迅速崛起,显示出与“前辈”诗人分庭抗礼的势头。这一鼎盛阶段一直延续到89年前后,其间中文系86、87级的诗人橡子、雷格、蒙夫、余荒、海客、李方等陆续地显露头角。当1990年《启明星作品选1980~1990))回过头来检阅《启明星》的作者队伍的时候,上述诗人们已成为诗歌阵营的中坚力量。

西渡在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回忆录《北大往事》中撰文指出:“北大的诗人身上始终存在三个可以辨认的传统,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传统,另一个是80年代以来朦胧诗的传统,最后是北大诗歌自身的传统。”在这三个传统中,北大诗歌自身的传统可能是更关键性的,它是燕园诗歌得以区别开其他诗歌的最重要的标识。《启明星》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塑造着燕园自己的传统。一届届未名湖畔的年青诗人们都在走进这座已经古老的校园之后带着燕园文学传统的或深或浅的烙印又从这座仍旧年青的校园走出去。每个诗人都在承受着这种传统的影响的同时又参与了对这个传统的塑造。在他们的身后拖着长长的执著求索的足迹直至年青的生命的代价。一本本《启明星》正是这种求索历程的见证。西渡在《北大往事》上的回忆中把臧棣在1986年上半年编选的《未名湖诗选集》的问世看成是与《新诗潮诗集》的出版具有同等意义的大事。臧棣同时撰文《未名湖诗歌面面观》,为北大诗歌勾勒出了一条系统的线索,尤其是对海子、骆一禾、西川、缪哲、清平、海翁(臧棣)等主要诗人的总结,在燕园诗歌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按西渡的说法,通过这本选集,北大诗歌自身的传统“第一次被总结出来,也就是说从此北大诗歌有了自己的‘经典”’。对于初学写诗的人,这些.“‘经典’有助于培养正确的眼光和纯正的趣味”,“有助于初学者辨认出自身潜在的个性并在不断的写作实践中把它发扬光大”。

诗人麦芒在《北大往事》中谈到从他所在的中文系83级开始,“往下,中文系似乎每隔一级都会有四五个写诗的同仁在《启明星》上群体露面,这好像也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这一说法是中文系历届学子所公认的。“每隔一级”指的是83、85、87级。84级最有名的诗人蔡恒平也是因病休学一年从83级转到84级来的。不过86级仍有橡子、蒙夫、雷格等几个出色诗人,只是在前辈们群体闪亮登场的气势之下被掩盖了些许光芒而已。88级在90年代初也脱颖而出了几个较有潜质的诗人。《启明星》1991年底出版的第22期“诗专号”集中展览了他们的成绩,铁军、蓝强、沈颢是其中比较出色的诗人。此后《启明星》的传统岌岌可危,直到94、95年另一个奇数年级——91级胡续冬、王雨之、冷霜等几位诗人的出现,显示出燕园诗歌的某些传统看似断裂,实际上却仍然有无法割断的血脉潜在地传承着,进而表明燕园诗歌在90年代中后期已重新获得了前景。

1997年5月,“我们”文学社的社刊《我们》在北京大学昌平园区创办。在伴随商品大潮如期而至的功利性时代,这份以中文系的学生为主体的校园社团刊物在当时以对文学的纯然热爱对抗围墙之外物质主义的喧嚣,以清澈的渴望追踪能够使“我们”维系在一起的深层血脉,凭依着校园这最后的一座堡垒,坚守属于自己的一方纯粹的领地,并把这种坚守视为“我们”同人的共同信念与追求。作为“我们”文学社顾问的钱理群先生曾经为“我们”社团题写“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被“我们”同人视为“宣言”。绵延至今的一批批的“我们”成员,也正把文学视为个体孤寂的事业的同时,又把文学看成有共同信念的燕园青年群体寻求共感与沟通的一架心灵之桥。这就有了二十余期的《我们》杂志的问世。

《早晨》、《启明星》、《我们》,不过是北大中文学子主持以及参与的诸多校园文学杂志的几个代表。此外,产生过影响力的还有《未名湖》、《博雅》、《世纪风》以及以刊登旧体诗词为主的《北社》杂志。这本《我们的园地》在编选体例上也正试图以校园杂志为“纬”,以文学体裁为“经”,以期较为清晰地展示新时期三十多年来北大中文系学子前赴后继的校园文学买践。

在本书编选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老师与同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张鸣老师、岑献青老师热心提供了《早晨》的电子版以及77级作者的信息。王风、卢伟、顾永新、贺桂梅老师提供了有关同学的详细联系方式,不辞烦劳帮助查核入选同学的笔名。柳春蕊老师和张一南同学提供了《北社》资料,本书中的旧体诗词部分均由张一南同学负责编选。许莎莎、李妍、郑依菁和张一帆同学也参与了本书的工作。系友王伟正、汤军、邓锦辉、王旺桂、胡续冬、胡少卿等先生热情帮助提供中文系学子信息、收集当年的刊物并贡献个人宝贵的收藏,胡续冬先生尤其提供了大量《启明星》和其他中文系学生编辑的杂志。谨致以衷心的谢忱。

由于有些作者目前联系不上,请看到本书的作者与出版社联系,索取赠书。

编者

2010年5月15日于燕园

目录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早晨

未名湖

启明星

大学生作品选

未名湖诗选集(1980—1985)

折光

绿草地

候鸟

方河

偏移

走过昌平

世纪风

博雅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文学增刊

炎土

抽屉

我们

中文系第三后原创大赛获奖作品集

在流放地

纵横

漂泊的太阳

北京大学校刊·百花园

北大学生报

空格二十

天方

北社

编后记

序言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掀、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之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却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2010年5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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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百年纪念”丛书,包括《我们的师长》、《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学友》、《我们的诗文》、《我们的五院》和《我们的园地》等6册。本书为《我们的园地》,文集中的文字,都是中文系友的真情流露,每个从五院走出来的人,都对这片园地有着无尽的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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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7 1:0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