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来，这个念头是多么的荒唐。可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将那把钥匙小心翼翼地丢在了人行道上。我站在建设银行的台阶上望着它，希望有人把它捡走。我等了好长时间，并没有人搭理它。行人渐渐多起来，我听到了自己粗壮的鼻息声。终于，一个中学生走到它跟前的时候把腰弯下来了。他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运动鞋。我以为他是要捡钥匙，脖子情不自禁地往上探，脚尖也踮起来了，好像小的时候站在戏场上看戏。但他是在系鞋带，未免让我失望。突然间，真的是突然间，他要站起来的时候顺手把钥匙捡起来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将钥匙准确无误地砸在另一个中学生的屁股上。然后他追上去，两个人打闹起来，令我眼花缭乱。我操心那把钥匙，它被踩了十几脚，肯定是。等他们走后我赶紧冲上去，正要把钥匙捡起来，我看到任桂花了。任桂花又抱着一个南瓜，望着我喘气呢。老孔老孔，你也出来了?她冲我笑，我垂下头去，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出来就好，今天早晨的空气还是不错的。她又说，我过去替她把南瓜抱上了。这个时候我好像没有理由不去替她抱那个南瓜。我忍不住又把地上的钥匙看了一眼，我们相跟着回家了。
再出门的时候就到了下午了。我和任桂花说，单位的材料还没有整完，我还得去一下。我担心她阻拦我，或者喋喋不休地盘问，但她没有。她只是说了一句话，老孔你已经退休了，自己掂量着点儿吧。她说话时候有点伤感，我就后悔和她发脾气了。都老夫老妻的了，还发什么脾气呢?甚至是，我又想跟着她去跳舞，去买菜了。
但我还是一个人出来了。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还惦记着那把钥匙。我觉得自己有点走火入魔了。年轻的时候好像有过这么两次。那把钥匙果然还在。我把它捡起来，在衣袖上擦了擦，那时候的心情，让我怎么说呢?我担心再撞上任桂花，便握着钥匙走出去了老远。我看到路边墙根下有个配钥匙的老头子，他坐在一把破椅子上，配钥匙的设备上方晾衣服一样悬挂着一大串钥匙。我忍不住走过去。老头子没有什么业务，正在喝茶。他一连喝了三口，看到我了。配钥匙?他说，他的神情看起来有点怪。我点了点头，赶紧又摇起来。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正准备走开，发现他一只裤管空荡荡的，晃来晃去。我的步子就停下了。他看起来比我年长，我真想配一把钥匙。我总也不吭声，他就冲我笑了。他说，你如果配得多，我可以送你一个钥匙扣，十二生肖都有，很漂亮的。说着，他果然拿出来一把钥匙扣给我看。我说，我不配钥匙，我有一把没用的钥匙，你要吗?我展开手让他看，他只瞅了一眼，嘴巴就歪起来。屁用也没有，他说。他很失望。我赶紧把手握起来，担心他一把夺过去扔掉似的。你不要也没关系，我说，我买你的一个钥匙扣吧。
对，这个念头也是忽然间冒出来的。我想，如果这把钥匙套在钥匙扣上，也许就有人捡走了。这个钥匙扣是一条盘踞的龙，因为我属龙。我把钥匙套上去，它的分量就重了，又走出去老远，我才于心不忍地将它丢到地上。然后我躲到一边看。很快，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走了过来，而且亳不犹豫地把它捡起来了。小伙子四下里瞅，然后把它掂了掂，仿佛想掂出来的它的重量似的。然后他喊，谁的钥匙，谁的钥匙?他向我这边瞅，我赶紧把头垂下了。不是我的，我甚至想这么说。他一连喊了五六声，一边走一边喊。没有谁过去认领，他就不喊了，把它又扔到地上，急匆匆离去。他可真让我失望呀。不过，很快又有人把它捡起来了。这一次是个老头子。说实话，我不喜欢老头子。何况他不修边幅。他吃力地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那一瞬，我真想冲上去。我担心他装到衣兜里，但他没有。他耷拉着脑袋，背对着我，有点像数钱。我忽然间明白了他要干什么，他果然把钥匙从钥匙扣上取了下来，扔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里。我气得抖了有一分钟。他已经走出去一截，我追了上去。你给我站住，我说，我好像疯了。他怔怔地望着我，还装糊涂呢。怎么了?他说。你把钥匙扣还给我，我说。他犹豫了一会儿，把那个钥匙扣掏了出来。我是从地上捡的，他说。他还没有说完我就夺了过去。他吓坏了，赶紧往前走。我真是从地上捡的。他又说，我气愤地瞪了他一眼。我把钥匙从绿化带捡了回来，一朵含苞待放的菊花被我踩坏了。
我又握着钥匙往前走。我加快了步子，好像在逃避什么。我看到了对面走来的一个女人，她和周美蓉长得太像了。但她肯定不是周美蓉。周美蓉不可能和过去一样年轻。我忍不住冲她笑了笑，她也冲我笑了笑。然后，她就不再看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她的身上似乎散发着周美蓉的气息，我迟疑了一会儿，追了上去。嗨，我说，是这样，我刚才捡到了一把钥匙，是你的吗?我展开手让她看。不是，她说，谢谢你。然后她就走了。她走出去老远我才把头抬起来。她没有再和我笑。有一瞬，我觉得自己有点儿无耻。我真的是走火人魔了。我的脑海中持久地呈现着周美蓉的样子。她调走后我们就再没有联系过，我已经好些年没有想过她了。我又往前走，而且把胸膛挺起来，好……
P8-10
山西新锐作家创作实力的新展示
——序《晋军新方阵丛书》
张明旺
在地域文学的意义上，山西一向被视为“文学大省”。其中的标志性文学现象，一是“十七年”期间赵树理与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这一批“山药蛋派”作家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二是1980年代更具现代意识的“晋军崛起”一代作家的出现。但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却不难发现，真正以其创作实绩活跃于当代山西文坛者，实际上已经是一批大抵出生于1970年代左右或者1980年代以后的新锐作家。虽然他们各自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风格不一，目前创作成就的高低也不够整齐，但能够有三位作家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能够有不少作品频繁不断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或选载，都充分说明，这批晋军新锐作家正在全国文坛产生着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假若将他们放置在全国文坛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少数省市之外，如同山西这样一下子出现这么一个创作潜力巨大且已产生了不小影响力的青年作家群体，其实是相当少见的一种文学现象，无论如何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之所以要尽心竭力地组织出版这样一辑《晋军新方阵丛书》，一方面固然是要尽可能全面地展示这些新锐作家的创作实力，另一方面，也是在以组织化的手段坚定有力地助推新锐作家在现有基础上向更高的思想艺术高峰攀登。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入选的王保忠、孙频、杨遥、闫文盛、手指、小岸、张乐朋、杨凤喜、陈克海、李心丽这十位新锐作家，皆一时之选，他们近年来所取得创作实绩可谓有目共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辑十册《晋军新方阵丛书》的集中推出，仅仅是省作协助推计划的第一步，入选者是清一色的小说家。今后，我们不仅会陆续推出第二辑、第三辑，而且还将把关注视野由小说而渐次扩展到其他文学文体。
尽管说这批晋军新锐作家年龄尚且相对年轻，思想艺术也仍然处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但在实际上已经不算短的写作历程中，事实上他们已经形成了若干较为引人注目的思想艺术特点。
首先，是对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与深度思考。应该看到，以文学的形式关注表现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乃是山西文学界自打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以来传承日久的优秀艺术传统。令人倍感欣喜的一点是，已然经历过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洗礼的山西新锐作家，不仅没有背弃山西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反而还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有所发扬光大。王保忠近年来专心致志于乡村世相的观察与描写。他的中篇小说《万家白事》，题名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当年陈源斌的那部后来被张艺谋改编为《秋菊打官司》的《万家诉讼》。福生因为矿难而不幸去世，本来应该引发一种发自内心的亲情悲伤，没想到的是，面对着那一点赔偿费，一家人居然陷入到了疯狂“内战”的状态之中。人性在威权资本时代的被极度扭曲于此可见一斑。小岸的《车祸》借助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所真正呈现着的，实际上也同样是亲情人性在强硬的金钱面前的一败涂地。从这种一败涂地出发，小岸对于当下时代的社会伦理进行着可谓是格外沉潜的思考。孙频的《月煞》，书写表现的是三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只有在母亲自杀之后，生活与命运的真相方才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在不知情的女儿面前渐次打开。小说的一大成功处，在于对强悍无比的外婆形象的塑造。惟其如此，批评家何向阳才会认为，“小说中的外婆形象，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小说中最难忘的，她的哀哀无告一下子变作了一往无前，当她坐在欠债人门口六天六夜，当她啃着冷馒头铁下了心，当她用火炉子上的热水浇下自己的面目时，我的心为之震颤。这个人物让我想起鲁迅《铸剑》中的那个黑衣人，她要举起闸门，让孙女出去。1983年出生的女作家能如此从容地写出一个既有深度又有个性的人物，令人感叹”。陈克海《搭台唱戏》的价值，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复杂丰富现状的有力揭示上。通过民营实业家王拥军的发迹及败落史的细致描摹，陈克海对于当下时代原始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权力与文化以及人性、欲望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都有着足称透辟的尖锐审视。
其次，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山西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也须得承认，这批新锐作家所置身于其中的，毕竟已经是新世纪之初的中国。一种现代主义影响的存在，对于这批经受过现代主义洗礼的新锐作家来说，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正因此，以一种形式上大胆的实验探索而尖锐切入到当下时代人们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之中，也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晋军新锐作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杨遥的《在圆明园做渔夫》书写表现着一个被现实生活严重戕害的底层青年，被迫在那个著名的圆明园里如同野人一般地与世隔绝地孤独生存达数月之久。其中，一种存在主义层面上强烈荒诞意味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手指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习惯于通过“我们”这样一种复数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合理征用，而对于一代人无以摆脱的生存焦虑加以深度的透视与表现。闫文盛的《只有大海苍茫如暮》一篇，看似展示的是一次看似寻常的相约出游活动，但在日常场景中所透露出的却是现代人一种精神上的茫然状态。杨凤喜《固若金汤》的故事起因，只是一把毫无来由的钥匙。但就是如此一把没有来由的钥匙，却最终导致了人物的精神行为失常。以上种种，皆可以被看做是这一方面的切实例证。
第三，是文体上对于短篇小说的格外偏爱与坚守。重视短篇小说创作，是山西当代文学史一以贯之的一种文学传统。无论是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中的其他几位作家，抑或还是“晋军”中的李锐、张石山以及稍后一些的王祥夫、曹乃谦等，都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上表现不俗，颇有生发。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到了这批新锐作家中，仍然有几位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短篇小说的艺术探求。王保忠、杨遥、手指、杨凤喜、张乐朋、李心丽，这一方面的表现都特别抢眼。张乐朋的《快钱儿》意在展示矿工的不幸命运遭际。作家重点描写表现永年和镐头两位矿工对金钱的追求和对女人的饥渴。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世界可谓一片荒凉，没有任何的亮光，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李心丽的《悬着的愿望》，由一个普通农户刘翠花一家关于住房的困境而最终切入到了关于乡村政治生态问题的思考之中，虽然只是一个短篇的有限篇幅，但作家的现实批判意识和人道悲悯情怀却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这些作家不仅坚守短篇阵地，而且在短篇这一特定文体的写作方面也有所探索。无论是对于生活横断面的巧妙切选，抑或还是对于更具艺术张力的现代心理结构的大胆实验，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切的印象。人们都说当下时代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在一众作家都趋之若鹜地竞相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山西的这些新锐作家能够耐得住寂寞，执着坚守短篇小说阵地，诚属难能可贵。
在充分肯定晋军新锐作家创作实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创作仍然难称完美，仍然有着进一步提升的思想艺术空间。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仅要扎根于生活的厚土之中，而且还要能够以一种艺术的眼光对于生活有更深入透辟的理解和把握。“风物长宜放眼量”，真心希望这批新锐作家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能够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以他们更其丰硕的创作成果，使得山西“文学大省”的称号更加名实相符。
2014年8月
杨凤喜，人生经历丰富，做过乡村教师、报社记者，后供职晋中市文联。他的经历给予了他丰富的创作素材，提供了独到而尖锐的视角。《愤怒的新娘》这部小说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21篇小说作品，多聚焦以往乡村记忆与当下都市的共生体，这样的矛盾共生体，描写他们的困惑、迷茫和痛苦的挣扎。
对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与深度思考。应该看到，以文学的形式关注表现变动不居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乃是山西文学界自打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以来传承日久的优秀艺术传统。令人倍感欣喜的一点是，已然经历过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洗礼的山西新锐作家，不仅没有背弃山西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反而还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有所发扬光大。杨凤喜便是山西文学界新兴的新锐作家之一，从《愤怒的新娘》中你可以看到他作品中体现了他对乡村记忆与当下都市中存在矛盾的各种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