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错综复杂，形成了崎岖狭长的小胡同，被称为“巷子”。这些“巷子”角度怪异，线条奇特，街道甚至会同自己本身交叉一两次。一位艺术家曾经发现了这条大街的可贵之处：如果有人来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就会在这条大街上七转八拐，最后突然发现自己又绕回到了原处，但依旧两手空空，未收回一文钱！
所以，搞艺术的人很快就都聚集到了这个古老而离奇的格林尼治村。他们四处搜寻朝北的窗子、18世纪的山墙、荷兰式的阁楼和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从第六街区“进口”几只锡铅合金的杯子和一两个烘锅，这就成了他们的“据点”。
有一处低矮的三层砖瓦顶楼，那儿就是苏和琼西的画室。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们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的“德尔莫尼科”的餐馆里吃饭时相遇的，发现彼此在艺术、饮食和衣着品味上都非常契合，于是就共同创建了那家画室。
那是五月份的事了。到了十一月，街区里突然闯进了一位冷酷的不速之客，它冰冷的魔爪肆意横行医生称之为“肺炎”。这个无情的蹂躏者在广场东面趾高气扬地肆虐，残害了很多人的生命。然而，在这个狭窄、青苔蔓生、迷宫一般的“巷子”里，它却放慢了脚步。
“肺炎先生”可不是你们所谓的那种具有骑士风范的老绅士。一个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不见血色的柔弱女子哪是这个摩拳擦掌、气势汹汹的老混蛋的对手。可它还是没有放过琼西。琼西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刷过油漆的铁床上，透过荷兰式的窗格，凝望着对面砖房空白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长着乱蓬蓬灰色眉毛的医生神色匆匆地把苏叫到走廊上。
“听我说，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他一边说一边甩着体温表，让水银柱滑下来，“而这一线希望取决于她的求生欲望。人要是放弃了生存的念头，存心想去殡仪馆排队，那任何医药都无能为力。您这位朋友认定自己是好不了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说。
“画画？胡扯！有没有值得让她一再花心思去想的事比方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犹太的竖琴一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男人难道值得可是，哎，算了，医生，根本没那回事。”
“哦，那么，这正是她虚弱的原因。”医生说，“我会竭尽全力，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办法来为她治疗。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数她出殡队伍中的车辆，那我医药的疗效就要减少百分之五十。如果你能使她对今年冬季大衣袖子的新款式有兴趣并提个问题，我就可以向你作五分之一的保证，而非十分之一。” 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哭了，眼泪把一张日式餐巾纸弄得一团湿。然后，她带上画板，吹着轻松欢快的口哨，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跨进了琼西的房间。
琼西裹在被子里，脸对着窗子，一动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紧停止了口哨。
她架起画板，开始为一本杂志上的故事画钢笔插图。青年画家必须通过为杂志社的故事作插图来铺平他们通往艺术的道路，而那些故事则是青年作家通往文学殿堂的铺路石。
苏正在为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牛仔，画一条在马匹展览会上穿的高雅马裤和一副单片眼镜。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耳朵，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她急忙来到床边。
琼西双眼圆睁，盯着窗外，数着数是倒着数的。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十一”，接着“十”、“九”，“八”和“七”几乎连在了一起。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