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等，他们灿若群星，彪炳史册，成为中国历史的闪光点。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同当时的人民群众一道，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他们的事迹也从而为历代人们所传颂。但另有一类英杰人物，他们不被称之为“家”，而只被称之为“士”，那就是谋士。本书讲述中国古代十大谋略人物——吕尚、管仲、范蠡、李斯、张良、诸葛亮、杜预、魏徵、刘基、洪承畴，语言流畅，文图并茂，每位传主小传后面附有年谱和相关阅读书目。

本书讲述中国古代十大谋略人物——吕尚、管仲、范蠡、李斯、张良、诸葛亮、杜预、魏徵、刘基、洪承畴，语言流畅，文图并茂，每位传主小传后面附有年谱和相关阅读书目。

韬略鼻祖、兵家之宗吕尚

 一、姜太公巧遇周文王

 二、献谋策灭商做准备

 三、辅武王孟津会诸侯

 四、成大业灭商建西周

 五、定社稷太公首封齐

 六、就封国太公谋治齐

 吕尚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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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第一霸的主谋者管仲

 一、管仲论国事，劝鲍傅小白

 二、襄公政暴虐，齐国需明主

 三、小白登君位，管仲重返齐

 四、中原需霸主，管仲拜齐相

 五、图霸先修内，管仲治齐国

 六、以德兼以武，桓公始称霸

 七、管仲运筹策，霸业大发展

 八、临终留遗教，管仲功未泯

 管仲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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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谋成霸业、经商成巨富的范蠡

 一、楚地狂生，壮志人越

 二、吴越交战，一计存国

 三、陪君为奴，谋计返越

 四、节事图强，良策兴国

 五、助越灭吴，句践称霸

 六、功成身退，陶朱经商

 七、逝者如斯，千古流名

 八、风景名胜，皆因范蠡

 范蠡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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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关秦王朝兴衰成败的李斯

 一、起自闾阎游诸侯

 二、进献奇策助帝业

 三、政坛变幻风云急

 四、雄文一篇谏“逐客”

 五、牛刀初试灭韩国

 六、厉声严辞斥分封

 七、千古之罪焚《诗》《书》

 八、利令智昏谋废嫡

 九、求容苟上督责术

 十、上蔡黄犬不复牵

 李斯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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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刘邦创建西汉王着的谋略家张良

 一、遇下邳结识刘邦

 二、助刘邦径取关中

 三、为刘邦鸿门解难

 四、资刘邦还定关中

 五、说刘邦统用三将

 六、谏刘邦停止分封

 七、顺时局稳定韩信

 八、饵韩、彭垓下灭楚

 九、陈利害议都关中

 十、阻易储为汉固本

 张良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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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二主建立蜀汉霸业的诸葛亮

 一、流寓荆州，隐居待时

 二、草庐献策，谋划大业

 三、扩充军队，削弱刘表

 四、出使江东，联吴抗曹

 五、谋取益州，劝进称帝

 六、受托辅孤，重结东吴

 七、攻心为上，率众南征

 八、劝谏刘禅，出师北伐

 诸葛亮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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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韬武略之“杜武库”杜预

 一、谋臣世家出名门

 二、撰修《晋律》黜陟法

 三、多次献计安边境

 四、度支尚书“杜武库”

 五、以计代战一当万

 六、治理荆州为“杜父”

 七、熟读经书“《左传》癖”

 八、智谋遗嘱永安眠

 杜预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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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治国媒臣魏徵

 一、多年漂泊，待机脱颖

 二、劫后再生，平稳磨合

 三、谋划国策，“偃革兴文”

 四、敢批逆鳞，君臣契合

 五、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六、监督太宗，慎终如始

 七、哲人虽逝，风范长存

 魏徵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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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朱元璋登上皇位的第一谋士刘基

 一、聪颖善学，为官清正

 二、辅佐元璋，战胜群雄

 三、辅明建国，建树颇多

 四、小心谨慎，仍遭暗算

 刘基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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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仕两朝功劳卓著的谋士洪承畴

 一、出身清贫，学业优异

 二、剿灭义军，崭露头角

 三、全力清剿，以剿坚抚

 四、困难环境，尽责尽职

 五、松锦战败，被俘降清

 六、剿抚并用，平定江南

 七、年逾六旬，再定江南

 八、鞠躬尽瘁，评说纷纭

 洪承畴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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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尚出身寒微，到成年时，由于家境贫寒而难以娶妻，为延续祖上香火而无奈地成为当地马氏赘婿（古代男子就婚于女家，称为“赘婿”）。赘婿是当时齐地流行的一种婚俗，赘婿的社会地位很低，在妇家多被人轻视，需要尽力劳作、置产理家，否则要被弃置或逐出。而吕尚并不善于经营劳作，增值家产，导致家庭愈加拮据窘迫，最终被妻子赶出了家门，成了“齐之逐夫”。

吕尚被逐出家门后，决心发愤图强，于是在东海遍访圣贤，精心研习《易》理和兵道。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学有所成，还被人们称之为“东夷之士”。此后吕尚便离开了东海故土，希望得遇贤主明君，以使学有所用。吕尚不顾路途遥远，步履维艰，一路跋山涉水，经鲁山，跨奄国，来到了棘津（在今河南延津县汲津铺）。棘津位于黄河渡口，是商朝的军事重镇，于是吕尚决定在这里暂时栖身，以观察世事，伺机而动。但由于生活无着，为了糊口，他又不得已而卖身为奴，以替别人做杂役而艰难度日。在受人凌辱、卖力为生的日子里，吕尚看到毫无进身之机，于是便沿黄河西行到了孟津（今河南孟津）。孟津地近朝歌，交通便利，人众物华。为了养生糊口和结交俊杰，吕尚又做起了卖饮食的小买卖，在孟津开了个小饭店。但吕尚怜悯贫穷的人，重义轻利，最终因经营不善，导致小饭店破产。吕尚又决定离开孟津，前往朝歌城。朝歌是殷朝的国都，人物云集，官邸林立，他希望在这里能够有一展才华的机会。然而进入朝歌之后，仍然是进身无门，为了维持生计，吕尚不得不在朝歌干起了屠宰业。但他仍然不坠青云之志，并且还坚定地认为一把屠刀也可以“下屠屠牛，上屠屠国”，因此周围的人都称他为“狂夫”。然而实际上吕尚也不善于经营屠宰业，以至于常常因牲肉腐败而赔本，很快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他便又成了“朝歌之废屠”。年老穷困的吕尚后来又以占卜算卦为业，由于他精通《易》理，因此每占必应，前来求占的人愈来愈多。这时候商朝的王子比干也闻讯来访，吕尚便借机向比干讲述治国安邦和正君化民的道理，深得比干赏识，后来经过比干反复向商纣王推荐，吕尚被任为商纣王的灌坛令（主管在祭坛上酌酒灌地以降神）。

吕尚人商为小吏之时，也正是商王朝日薄西山之时。殷纣王名受，是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商朝自契至汤十四代，迁居八次，到了商王盘庚的时候，都城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市西），才稳定了下来，历史上人们习惯上称此后的商朝为殷，或殷商。到了殷纣王的父亲帝乙时候，他又将都城迁到了朝歌，但人们仍称商为殷，因此称纣王为殷纣王。殷纣王天资聪颖，思辨敏捷，对所见所闻都能迅速作出反应。他身材高大，有过人的力气。据说他曾倒着拖动九头牛，很轻易地举起木头更换房屋的梁柱，还徒手杀死过很多凶猛的野兽。他的智慧足以拒绝臣下进谏，他的口才足以掩饰自己的过失，所以他经常向群臣夸耀个人的才能，向天下诸侯宣扬个人的名声，目空一切，认为普天下的人都不如自己。因此尽管吕尚当时怀有满腹才学和经天纬地的韬略，却也不被殷纣王所赏识，终不得所用。但吕尚入殷为吏后，却是亲眼目睹了殷纣王的残暴荒淫，看到了百姓黎民生活的艰辛。纣王贪恋酒色，宠爱妲己（有苏氏的美女），对妲己言听计从。他让乐工师涓创作淫逸的靡靡之音，演奏荒唐的北里之舞乐。他还加重赋税，把鹿台钱库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屯得满满的，用来供自己挥霍。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宫室，又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还招来大量的乐工聚集在沙丘，作“酒池肉林”，让许多男女奴隶裸体在酒池里追逐嬉戏。以殷纣王为首的王室贵族过着“为长夜之饮”（整夜地饮酒玩乐）的腐朽生活。吕尚由此知道纣王是无道之君，在纣王统治下的殷王朝为官，决不可能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宏伟抱负，所以吕尚毅然辞官而离开了商。

吕尚离开殷商的时候，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了。离开朝歌，吕尚又开始了流浪生活。他先后游历了70余国，并结识了很多贤能志士，如闳天、散宜生等人。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他亲眼目睹了民众生活的疾苦，亲身体会到世间人情的冷暖，这使他更加认识到殷王朝政治的黑暗腐朽。他听说周西伯“贤且善养老”，于是来到了西岐。

周族是我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起源于黄帝族，是轩辕氏的后裔。周族的始祖是弃，弃在夏朝的时候被任命为“后稷”（农官，负责管理农业）。弃以后到了四世公刘的时候，公刘率领周族迁居于泾水中游的豳地，在豳地大力发展农业，并重视军事建设，周民族开始兴盛，并开始进入建立国家的阶段。公刘以后大约又经过五六代的发展，到了周受封于商朝的时候，已经成为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的诸侯国。此后又经过三代，到了古公亶父的时候，古公亶父率领周族又向东南迁居，到达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周原。在这里他们发展农业来开发周原，在周原建造城邑和祭祀的宗庙，设立官职，使不同的官员分掌不同的职务，还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并因为攻伐戎狄有功，古公亶父被商王封为“牧师”，周成了商朝在西方的方伯。古公亶父死后，他的儿子季历继位。季历大力攻伐西北戎狄部落，解除了在西北的戎狄之患，继而向东发展。

由于周人的势力不断壮大，到了商王文丁（殷纣王的祖父）的时候，文丁怕周的发展对商造成威胁，于是设计谋杀了季历。季历之子姬昌继承了其父基业，即后来的周文王。姬昌又称西伯昌，他笃信仁厚、尊老爱幼、礼贤下士，为了接待宾客，他甚至常常顾不上吃饭。很多贤能之士知道后都来投奔他，闳天、散宜生也投靠了姬昌。周的势力于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到了殷纣王的时候，殷纣王为了统治诸侯，任命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窈窕貌美的女儿，献给了纣王，但九侯的女儿端庄贤淑，不喜欢淫秽之事，惹得纣王大怒，纣王把她给杀了，又因此要杀九侯。鄂侯认为九侯没有过错，纣王不该杀九侯，于是极力为九侯申辩。结果纣王大怒，把鄂侯也一并杀了，并把九侯剁成了肉酱，把鄂侯做成了肉干。西伯昌听说此事后，暗暗叹息，不想被崇侯虎知道了，崇侯虎借机向纣王说西伯昌的坏话：“周西伯姬昌在西岐私下里积善累德用来收揽民心，如果诸侯都归向了他，将会对您不利。”于是殷纣王把西伯昌抓了起来，囚禁在羡里（商朝的监狱，在今河南汤阴）。西伯昌之臣闳天等很担心西伯昌被杀，又早已结识并知道吕尚的贤能，于是他们向吕尚请教营救西伯昌之策。吕尚让他们寻求美女和奇珍异物献给纣王。于是他们依计行事，贿赂纣王的宠臣费仲，把有莘氏的美女、骊戎地区出产的宝马、有熊国出产的三十六匹骏马，还有其他一些珍奇宝物献给了纣王。纣王见了很高兴，说：“有了这里面的一件东西就可以释放周西伯，何况有这么多呢！”于是纣王相信姬昌不会谋反，释放了他，并告诉姬昌是崇侯虎在私下里说他的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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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等，他们灿若群星，彪炳史册，成为中国历史的闪光点。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同当时的人民群众一道，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他们的事迹也从而为历代人们所传颂。但另有一类英杰人物，他们不被称之为“家”，而只被称之为“士”，那就是谋士。其实，在上述诸多的“家”中，有许多也在起着谋士的作用，或同时也就是谋士。至于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谋士，还从无人下过一个确切的定义。

其实，谋士既不是官职，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而只是对人物的能力和所起作用的一种概括。所谓谋士，意思本来似乎很清楚，就是出谋划策的人。但问题也并不就这么简单。谋士的“谋”是谋划的意思，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对于“士”字的理解，却可能会因人而异。有朋友曾劝告我们将《中华十大谋士》改为《中华十大谋臣》，理由是，我们这部书中所收的谋士都是当大官的，是朝廷大臣，而一概称之为“士”，与人物的实际身份并不相符，或者说有把这些人物小化之嫌。这显然是把谋士的“士”，理解成了贵族级别之称。中国古代的贵族有公、卿、大夫、士等高低不同的级别，而士是最低一级，那么谋士就成了封建贵族中级别最低的人了。按照这种说法，我们这部书中的人物就都不能称之为谋士了，而应称之为谋臣。然而这种理解无疑过于褊狭了。我们认为谋士的“士”，在这里应训为“人”。“士”训“人”，本来就是“士”字的义项之一。如《诗经·郑风·褰裳》曰：“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又曰：“子不我思，岂无他士。”这两句不过是同义反复，后句的“士”，其实就是前句的“人”。故郑玄《笺》曰：“‘他士’，犹‘他人’也。”又《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皇侃《义疏》解释这里的“士”字说：“士，通谓丈夫也。”《白虎通·爵》篇曰：“士者，任事之称也。”这“任事”的“士”，与上文“任重而道远”的“士”，就都是指的男人。故《文选》载左思《魏都赋》曰“异乎交益之士”，刘良注云：“士，人通称也。”其实在现代汉语中，“士”字也还常常做“人”字用，如人们说“各界人士”、“海内外人士”、“女士”、“男士”等等，这里的“士”，就都是“人”的意思。按照这样的理解，“谋士”一词的含义，实无异于《诗经·小雅·小雯》中“谋夫孔多”的“谋夫”。这样“谋士”的概念，就把各种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出谋划策者都包括在内了。

但又决非凡出谋划策者都可以称之为谋士。有出谋者，就有受谋者。因此，还必须考虑出谋者与受谋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受谋者为甲，出谋者为乙。甲想做某事，不知如何做，乙为之出谋划策，这甲乙之间的关系就很复杂：他们可能是长幼关系、上下级关系、同辈或同事关系、亲戚或朋友关系，等等。总之，几乎包括了除敌我关系外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甲乙二者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各自所处的地位，也丝毫不固定：甲可能是长辈、上级，或者相反；乙也可能是长辈、上级，或者相反。比如说父亲可以为儿子出主意，儿子也可以为父亲出主意；下级可以为上级出主意，上级也可以为下级出主意。至于同辈或同级的兄弟、朋友、同僚、熟人之间相互出主意为对方谋划的情况，更是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都常有的事。但并不是在上述种种关系中凡处在乙的位置上的人都可以称为谋士，而只有在上下级关系中处于下级位置上的乙，才有可能被称之为谋士。然而，除非乙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比如封建社会中的宰相），就一般情况而言，乙的上级决不只一个，就是说，乙可能不只为一个上级出谋划策过。如乙可能为上级张某出过主意，又可能为上级李某出过主意，还可能为上级王某出过主意。这里的上级张某、李某、王某，对乙来说，就同时都处于甲的位置，即受谋者的位置。而这种处于多甲关系中的乙，也不能称之为谋士。可以称之为谋士的乙，在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固定的甲，或相对固定的甲。因此人们常说“某是某的谋士”，而从不说“某是某、某、某的谋士”。

但又不是凡为某一上级出谋划策过的人，都可以称之为谋士。因为上下级之间的甲乙关系，往往可能是偶然的、个别的。就是说，下级某可能只是在一时一事上为上级某出谋划策过，或只不过在少数几件事情上为上级某谋划过，那么这样的上下级之间的甲乙关系，就不过是偶然的、不经常的。这样一种偶然的、不经常的甲乙关系，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倒是一种普遍的、大量存在的现象。因此，处于这样一种甲乙关系中的乙，并不能称之为谋士。能被称之为谋士的人，与某上级之间，必须是经常或较经常地处于甲乙关系中。也就是说，只有经常为某一上级出谋划策的人，才可以称之为某上级的谋士。

我们这部书中所收的谋士，都是帝王或诸侯的谋士。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们这部书的主题是“中华十大谋士”。在中国三千多年的文明史上，谋士历朝历代都有，可以说多得数也数不清：帝王、诸侯等高级统治者有谋士，中下级统治者也往往有谋士；有知名的、见诸史书记载的谋士，还有许多不知名、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谋士。既然本书的主题是“十大谋士”，这“大”字无非两个含义：一是谋略高超，二是影响巨大；那我们就不能不从中国古代的最高统治者身边去挑谋士了。原因很简单：最高统治者往往掌握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命运，因此他们的谋士的谋略，也就往往可以影响全局，从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也就大。当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种能够对全局产生影响的谋士也是很多的，然而我们的主题又限定我们只能从中选十个，那就不能不“优中选优”了。

但是，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谋士“优中选优”而选出十个人物来，谈何容易！比如，在春秋后期的争霸战争中，曾先后辅佐吴王阖闾和夫差的伍员，同辅佐越王勾践的范蠡相比，哪个的谋略更高、所起的作用更大呢？这实在是很难比较的。又如，辅佐宋太祖、太宗的赵普，以及北宋前期的名臣寇准，他们为国家的统一和新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所出的谋策、所起的作用，与唐初的魏徵相比，哪个更大呢？还有，辅佐朱元璋打天下并建立明王朝的宋濂和刘基，哪个更重要呢？这恐怕也都是很难比较的。类似的例子太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上面所列举的人物都只选后者而不选前者呢？这里所考虑的，除了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他们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知名度。相对而言，陶朱公范蠡、敢言直谏的魏徵、博学多智的刘伯温（刘基），这些人物都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至于姜太公、管仲、李斯、张良、诸葛亮、杜预等人物，也同样是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有一个例外，就是明末清初的洪承畴。他确实是一名大谋士，但又是一名在历史评价上有争议的人物。他是明末崇祯皇帝所依赖的重臣，但又投降了清，成了清初顺治皇帝的重要谋士，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变节者。我们选择此人物，并不打算在文中对他作分析评价，而只是较客观地叙述他的一生，以供读者自己去认识和评判这个人物。历史和现实从来都是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同样是形形色色的。所以我们选择洪承畴这个人物，是希望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因此也就不可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恐怕还是应当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本书中所收的谋士，他们所谋划的事，涉及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可以说，谋士所谋之事，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他们的地位有可能为之谋，他们都会积极地去谋。这些谋士，利用自己的学识和聪明才智，通过对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形势的观察分析，判断形势的发展趋势，把握时代的脉搏，抓住事态变化的契机，提出斗争的谋策，以促使事态向积极的、有利的方面转化，从而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贡献，这大概是这些谋士的共同特点。至于他们是针对何种情况、何种问题而如何谋划的，及其谋策的具体情况和实施的结果如何等等，因有本书的文章在，这里就不饶舌了。当然，再高明的谋士，也不可能百发百中，招招得手，其中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但不论是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都可使今人从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借鉴，这就是我们编撰这部《中华十大谋士》的目的。至于是否能很好地达到这一目的，或文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叙述是否有错误和不当之处，只有请读者去评判，并给予批评指正了。

杨天宇

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