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贵州开阳),1872年11月12日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中国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中国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
在《朱启钤画传(精)/百年中的历史记忆》中,筑安以画、文相成相辅的形式将朱启钤这位民国时期的大师的一生做了梳理和回顾,使读者不仅能了解朱启钤本身,也透视到其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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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朱启钤画传(精)/百年中的历史记忆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
出版社 | 人民美术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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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贵州开阳),1872年11月12日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中国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中国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 在《朱启钤画传(精)/百年中的历史记忆》中,筑安以画、文相成相辅的形式将朱启钤这位民国时期的大师的一生做了梳理和回顾,使读者不仅能了解朱启钤本身,也透视到其所处的时代。 内容推荐 筑安主编的《朱启钤画传(精)/百年中的历史记忆》由朱启钤画传、百年中的历史记忆两部分构成,主要包括:瞿鸿禚与青年朱启钤;徐世昌与朱启钤;开放京畿胜迹;改造正阳门;中兴煤矿风云际会;北戴河——朱启钤与夫人和女儿们;发现(营造法式);创立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与营造之学及其实践;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南迁;抢救因天津水淹遭毁损的营造学社珍贵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的解体等。 目录 序 朱启钤画传 引言 童年——母亲的记忆 瞿鸿禚与青年朱启钤 徐世昌与朱启钤 开放京畿胜迹 改造正阳门 中兴煤矿风云际会 北戴河——朱启钤与夫人和女儿们 发现(营造法式) 创立中国营造学社 朱启钤与营造之学及其实践 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南迁 抢救因天津水淹遭毁损的营造学社珍贵资料 中国营造学社的解体 晚年的朱启钤与他的弟子们 一生好友——朱启钤与章士钊、叶恭绰 周恩来总理到东四八条看望朱启钤老人 百年中的历史记忆 引言 建国方略之铁路大计 国之耆宿——徐世昌 大革命的青年时代 何香凝与宋庆龄 姚茫父、陈师曾与齐白石 徐悲鸿与泰戈尔 较量 西安事变——周恩来与张学良 鲁迅与木刻 戏梦奇缘——梅兰芳与孟小冬 飞虎将军与陈香梅 才女张爱玲 为了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延河边上的女青年 开国大典的台阶 主要参考书目 基本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章节 瞿鸿褛与青年朱启钤 瞿鸿禚(字文慎)赴成都,年轻时朱启钤第一份工作,就是给任四川学政的瞿鸿横代笔阅卷,朱的书法由原学柳公权体,改写米南宫体,并模仿瞿的字体。瞿鸿禚对外侄视如己出,十分关爱,精心培养,大力提携。朱启钤在其撰《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中记述姨父瞿鸿禚对自己的培养:“盖大匠之陶成,因材而施,不一其宜。视启钤之所能者,引而渐进于规范,俾自知祓濯焉!一生受恩最深处,在辛卯、壬辰随侍文慎轺车人蜀之行。” 朱启钤20岁时,姨父瞿鸿禚任福建正考官;6月复奉督四川学政。学政是清政府由朝廷派驻各省的学官,一般由进士出身者出任,翁同稣出任过陕西学政,孙家鼐出任过湖北学政。朱启钤随侍姨父瞿鸿褛,查考眉嘉、叙泸、重庆、酉阳、忠夔、顺庆、保宁、潼川、龙安等府州岁试。岁试,即清代每年对官吏政绩的考核。朱启钤跟随瞿鸿禚对各地官员的岁考,是朱启钤早年对为官之道一段耳濡目染、官工合一的重要学习经历。 年轻时代的朱启钤和章士钊追随过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早年的朱启钤还和张劭熙、章士钊、杨笃生等人私购禁书阅读。杨笃生到日本留学,从事反清活动,创办《游学译编》;朱启钤曾向《游学译编》捐过款。朱启钤在《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一文中述:“方启钤居蜀幕时,与唐才常最相得。唐君,谭壮飞(谭嗣同)之友也。治经史掌故,恒具创见。启钤得外舅陈松生先生随使英法时之遗书。粗闻以制造致富强之说,时举以相絮聒。故两人抵掌谈天下事,颇骇当时俗论。”唐才常是四川学政瞿鸿横子女的家庭教师。唐才常(字黻丞,佛尘)湖南浏阳人。贡生出身。与谭嗣同同乡,同师于欧阳中鹄,并称为“浏阳二杰”。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深重,他以救中国为事业,专力研究各国政治外交情事,曾参与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他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1898年,与谭嗣同创办南学会、群萌学会,成为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他组织自立会,建立自立军,并于1900年领导自立军起义,被清廷杀害。 1900年,瞿鸿横出任军机大臣兼政务大臣。清自军机处设立,军机大臣取代内阁大学士成为清朝事实上的宰相。在戊戌前后,瞿鸿褛任江苏学政时“文慎虽持重,而苏学所主持,在当时号为新激,与陈右铭、江建霞二公在湘,有桴鼓之应”。就任军机大臣之际,最为奸邪所恶者,“惟主持舆论一事”。当时在上海办《中外日报》的维新人士汪康年,江苏、广东两省以言论时评有名望的人士,许多都是瞿鸿禚的弟子,或是知遇之恩的门人。瞿鸿禚执掌政务,对于上海舆论界对政府措施的抨击,瞿鸿禚也能访问得失,虚怀以听。京师初无报馆,江南人士来者渐渐多了,颇开“清议”之门,尤其是汪康年在报端对于朝廷的讥评,令朝贵对于报馆切齿痛恨,必欲灭之而甘心,朱启钤任警厅时经常去报馆处理纷争。本来朝廷内官场钻营奔兢之风,历来为瞿鸿禚所深恶,经常批评举指一些官员的丑秽行为。尽管“戊戌变法”已成历史,维新派人士已成不了气候,然而慈禧仍对往事耿耿于怀。1907年,军机大臣瞿鸿槎在史称“丁未政潮”运动中,提出“肃清吏治”。但在五月初六,时任御史的恽毓鼎上疏参劾军机大臣瞿鸿褛“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慈禧阅完奏稿,愤怒之余,次日即下令将瞿鸿褴开缺回籍。实际上,在这起事件中,恽毓鼎只是受人指使,扮演了上层政治斗争中的小棋子角色。瞿鸿禚下野后,朱启钤请求辞职,表明自己与瞿鸿襁共进退,瞿鸿襁自1871年起授编修、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先后出任福建、广西乡试考官,河南、浙江、四川、江苏四省学政,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尚书、内阁协办大学士等,朱启钤记述:“文慎服官数十年,未尝妄取一钱。轺车在外,戒约慊从,最为严密。在枢府日,却馈遗尤峻厉。归田之后,所余仅足供诸子温饱。”清官于此,难能可贵。 朱启钤的二姨父黄国瑾,其父亲黄彭年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其治学主要涵盖儒学、方志、教育、文论等方面,其思想在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兴名臣曾国藩对黄彭年的才华学识大加赞誉,因其是湘人的后代,称其为“湘中后来之秀”。黄国瑾是清朝光绪二年(1876)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会典馆总纂。其旧学研究有素,熟悉中外时务。 朱启钤的六姨父林步随,林则徐第四代孙,其儿子林墨卿,参加革命后改名凌青,是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傅家的女儿们均知书达理,女婿们:瞿鸿禚、黄同瑾、林步随个个饱学诗书,家学渊源,为官、从政、交友、洋务办实事均系出名门,他们都给予在傅家成长的朱启钤的一生重大影响。 P9-10 序言 三个酷暑,幼农兄避在贵阳。多番相邀,幼农夫人今夏对我妻子说:“您和王老师如来贵阳,能否多住一段时间避暑?今年整个贵阳修轨道交通,全市一片乱象,工地在美术出版社门口开工,影响出行,不过王老师和幼农的交流,躲在小屋还是可以的。幼农的作品等待王老师来评价。”贵阳未能成行,暑末在北京见到了幼农夫妇,带给我幼农打印的画集书样。 幼农兄的大作有两个部分:《百年中的历史记忆》和《朱启钤画传》。 “百年中国”将推翻清朝之后的“民国”和“共和国”作为整体关注,是当代思想史的必然,也是幼农兄选题的立足点。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寻求主义、热衷主义的国家。辛亥以后的三民主义及其后的新三民主义、资本主义及国家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20世纪的中国的理论思辨,也是存在于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艺术、创作的艰辛履痕。 渐行渐远的民国在大陆的历史虽短暂,虽贫穷,虽没有摆脱战乱,但办教育、兴学术和发展交通不遗余力。如果不是不逢时,不是周边国际环境的恶劣,不是日本的侵华而中断了近代思想的启蒙,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北洋和民国时期用有限的教育资源,秉承“思想自由”“独立思考”和“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诞生了一批影响中国的思想家、教育家,这批伟人和大师始终没有被超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他们无形的衣钵形成精神的指引,并且使文明、使中华文化的血脉传承下来。 还原历史。这是证伪主义——确立了凡是不能被证实而被划为“证伪”的问题都是单边浅薄可笑的“伪命题”。证伪原理不能证实(或见到)例证(在世界上所有)的存在,不能证明所下命题的最后结论,所以这个结论即被证伪。 证伪主义认为:科学不能被证实,却有可能被证伪,既然有证伪的可能,在没有被证伪之前,那就是不科学的。不论是证伪还是证实都是对问题的解决,都是证明一件事情。证实就是证明命题是对的,证明这件事是事实的正确性,证伪就是证明命题是错的,证明事实的错误结论。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过是某种猜想或假设,其中必然潜藏着错误,即使它能够暂时逃脱实践的检验,但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而遭到实践的反驳或“证伪”。 科学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地提出猜想、发现错误而遭到否定、再提出新的猜想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科学也包含错误,要经受检验,这不是科学的缺点,而恰恰是它的优点,它的力量所在,或者说,“可证伪性”正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志。一切神学和类宗教学都不具备这一特点。 一切能量都源于信念,依靠信念的力量和坚守信念的人。人的信念建立的基础是经历不幸、领略不公、独立思想、接受启蒙。 我做民国美术史、民国史在“正名艺术”和“正名民国”的时候常想,民国的教师是什么水平,什么人格,民国有知识的人多是正人君子,继而沉重的在于“知识人”被改造了。 是不是艺术家?当只懂得乐符,而不懂得存在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差距的时候,不知证伪的存在,就远离了音乐。艺术是包容的,不能包容就不可能伟大,就不可能成为宗师。如果“大师”狭隘,不具备足够的包容性,就远离了大师之“大”。 艺术如果要打动所有的人,绝不是因为阶级,一定是“人性”,是对“人心”的拨动。“人性”是承受,是担当。不论是爱,是恨,还是艺术的目的,都是达到——人性的慰藉,人性的感悟,人性的触动,人性的洗刷,人性的震撼。 触摸艺术,感悟人性。 因何谓之“民国”,乃与“帝国”相对。“民国”政治所承载的核心是民权与民主;“帝国”政治所彰显的色彩是君权与专权。辛亥的意义再清楚不过了。辛亥十年的双十节梁启超阐述道:“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凭借。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任公先生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可谓准确而中肯。 我在做“民国”时说了一句:民国,“过去”是一个值得去的好地方,但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长久逗留的地方。 历史,有人物才生动。 只有人物,才使历史鲜活起来。 因为人,才有“人文”。称为“人文”,是人的独有。 因为人文的出现才有“学术”,有了学术,才有思想性。 之所以研究、追述民国的美术和民国的历史,除了因为这段历史本身,更因为人物的命运。 真理从哪里来?九十年前家父王森然告诉人们:“真理是奋斗的产儿,真理是牺牲的代价。” 占人类几分之几的人能吃上饭,在那个时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仅仅吃饭是不够的。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还需要更多的改变。 历史是“人”的历史,只有将一连串的“偶然”都降落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历史”才会发生。 从“人”的角度得见历史的进步,以思想品评历史和历史人物,或豁然开朗、茅塞顿开,或发人深省、始建彻悟。 坚持思考,用自己的头脑反思历史,历史才可以触摸,历史才有温度。 约十年前,我受幼农兄之邀为海天出版社主编《天下大家》丛书,即解读20世纪中国史,解读百年历史人物,故谓“大家”之“大”——是统一的、整体的,涉及的学术领域多是跨学科的、边缘的;系统地生成理性层面的精神自觉,追求思考的清醒性与完整性,形成独立的、往往是前瞻的理论体系;生命经历多坎坷,且具有不屈的精神和反省性,其思想影响又往往是经数十载而不衰,而更可能是争议性的;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但与中国学术命运一样,都不是孤立的,《丛书》同“大家”一道都为后世留下思考和感喟,无奈多舛。我进而编撰了《人文艺术思想记忆丛编》,幼农兄则完成了“百年”油画巨作。 凡艺术作品,同一个题材,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的力量”。 同样,“人”所含括的社会含义是复杂的,艺术表现的内核在于揭示“人”内心世界的感受,这是由画家对艺术的驾驭力决定的。 人有善恶,故以群分之,“善”、“恶”均系人性,均不可教也。人不但要黑白分明,而且要宽容。尤其是在学术上,尤其是艺术家和哲学家。 在各自不同的处境中,凡带有鲜明时代性的作品,有两种命运,一种是随着被更替的时代一起消失,行云若雾;一种却成为历史,以刀劈斧凿的力度为消失的时代留下见证,散发着强劲的思想光芒,永恒地唤动漆黑的夜、沉睡的土、醉梦中的人。 艺术心理学的核心,不是研究他怎么画,而是研究他为什么画。即不是研究他的技法(方法),而是研究他的内心,他的思考过程,他表达情感的独特性。 艺术之所以自由,是源于艺术的纯真、纯粹,艺术的自然与自由。艺术是纯真的,不能容有任何杂念,有杂念则分解了它的纯粹。 物欲社会里现代人在拒绝文化。拒绝文化的人不会有大出息,与“文化”和“力量”均无缘,不可能找到文化的力量。“出息”者不论为官为民,或以身维护一种公正,或投身创造一种价值。 为了不使创作的结论留有怀疑,故要在确定的情境中创作出不确定的选择,这就是艺术创作中的“两难”。这就是思想高度的存在价值。 幼农兄的夫人编著了有关朱启钤的书,很快就要出版。幼农兄画了《朱启钤画传》,都与朱启钤有特殊的渊源。 朱启钤,我有十几年几乎每天经过他的故宅。那是上世纪整个的80年代,我住在光华路,每天骑车一路向西到位于王府井校尉胡同的中央美术学院上班,除了路过美英的驻华使馆,路过“五四”那天学生点火烧了的曹汝霖官邸“赵家楼”,还要路过5个地方,均与家父相关。住在赵堂子胡同15号的臧克家是父亲的学生,那时他还健在,不时地在门口走走坐坐。穿过赵堂子向西是东堂子胡同,受业于父亲的史树青先生家在东堂子55号,史老礼数周,见面一定要往院子里让,哪怕只一分钟,屋子里码的都是整整齐齐的善本,话是说不完,“东堂老伯”还要亲自再送出来。史老东堂子正宅之左51号是家父青年故友沈从文的旧居,之右75号是先师蔡元培先生的故居。而从光华路走来到东堂老伯家,首先路过的便是赵堂子3号镶有“北京市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牌的朱启钤故居,朱启钤是素来就被关注的创建中国营造学的先驱、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 研究和认识朱启钤最大的意义在于让世人知晓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才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奠基人,他提出:“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朱启钤在营造学史的地位早于梁思成及他人,历史和社会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有时会掺杂客观之外的情感。王世襄先生生前写道:“朱启钤第一个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有全盘理解和规划,在其他领域也有开创性的贡献,梁思成也是得益于他的思想指导。”“从任何角度来衡量,朱启钤先生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都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任何人,若从事过他一生所从事的任何一项事业并做出他那样的贡献,都足以自傲人生,而他一生从事了举不胜举的多项事业,并项项做出非凡的贡献。但是,社会舆论却只知其麾下学者梁思成,而不知其背后操盘者朱启钤。” 朱启钤在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时,敢于担当,做实事,改造正阳门,打通长安街,把皇家社稷坛改建为中央公园,将沈阳故宫被盗文物追回后在北京成立“古物陈列所”加以保护,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前身……上世纪20年代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时,以其在学术上的影响力聚集了各学科的代表人物如陈垣、马衡、李济、李四光、任鸿隽等参与,并在工作中言传身教,培养了梁思成、刘敦桢、单士元、林徽因、王世襄、罗哲文、陈从周等古建专家,显示出中国士人博大的胸襟抱负,其一生做过的大业不胜枚举。 回溯民国历史和那个时代的人物,许多学问渊博、成就辉煌的人,直到现在都未能被赋予崇高的人文褒扬和应有的历史地位,也是亟待证伪的。 想到朱启钤,我最恨的是30年来北京的拆迁,为了避开社会的谴责,居然冠以了“保护性”的强拆。轮到拆赵堂子胡同,朱启钤比沈从文幸运,沈从文的故居没了,朱启钤的还在。当时媒体的记者拿着麦克风追着路人问朱启钤故居该不该拆,路人问朱启钤何人,记者说朱启钤是名人,路人答没听说过,名人里只知道潘虹、刘晓庆。这句对整个民族整个历史都存有亵渎的问答似乎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不能容忍。 2014年10月10日于中央美术学院 后记 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家园和承载家园的这片土地,城市这个平台是表达的方式之一。人必需的生活资料和赖以生存的基础的综合体,百姓称房子,这个避风挡雨之处他们叫家,皇帝称宫殿。 建筑师、规划师、测绘师……这些外来语,都包含在中国古代建筑的土木工程营造师们身上,近代典型的代表之一,诸如宫廷工匠师雷发达家族史中的彩色图、烫样模型、施工中的材料和工官们的勘测、审查、预算、工程完工验收和结算等统称营造,过去封建专制皇帝说了算。 辛亥革命后主管北京城市建设的“工官”朱启钤,职务范围权力之广,以当时他任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的管辖权限来看,北京市民的衣食住行,无不包含其中。有历史研究学者称朱启钤兼任督办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不过这在民国初年制度化建设一片空白之际,这位“工官”督办京师市政,四年里完成了京师“现代城建的肇始”,将北京首善之区从交通、市政、工商营业、传染疾病医院、规划建设居民住宅新区、就业等国计民生引入制度化轨道,他赢得了当代《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片》30集500分钟里,约2个小时的“大抒特书”(电视片解说语)。2003年,北京建都850周年,是朱启钤在逝世40年后,以留存的影像资料和不可替代的城市建设历史档案,重新出现在北京寻常百姓面前,那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人们还没有足够的信息去了解这位民国初年的中国人。 记得中央美术学院著名的美术理论家王工先生说过:一个人逝世20年之内,没有人纪念他,他就会被逐渐忘记。 朱启钤先生生于清代同治年间,幼年在林则徐主张的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家族亲友微弱呼唤的环境中得到启蒙;青年时代经历过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宣统退位,辛亥革命孙中山大总统的改朝换代、实业计划、铁路考察;北洋袁世凯大总统的北京现代城市建设肇始、帝制复辟,被举为三任副总统、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的执政;和平大总统徐世昌的南北和议与教育、文化向欧洲输出;东北三省张学良将军的易帜;首都从北京迁往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秘密迁徙;日寇全面侵华战争、曰伪统治;蒋介石八年抗战后的光复、内战硝烟;新中国的建立,公私合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改建。他长达92年的人生历程,在教育、交通、铁路、城市建设、规划新区、市政管理、工商经营、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营造之学等学术上的成就,随着他1964年因病去世后,又经过了三年经济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逐渐被人淡忘……历史的篇章翻过新的一页,今天,在人们理性追溯百年历史,北京现代城建的肇始、制度建设、古建筑的公益性保护、中国建筑史的学术研究等之中,始终离不开他的身影。 20世纪初的北京,明、清、民国建筑曾经共存,城市近现代规划的和谐发展,保存着数千年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催生了中国古代建筑语言、文法、元素加入设计的新一轮的房屋,那是让人一眼就可识别的民国建筑,国民有着文化背景不同时期的深刻记忆。西风东渐,城市进行着综合性的现代化建设。但是百年后,当这一切逐渐远去,曾经在世界建筑界以美轮美奂著称的古老中国,被当作国外建筑师奇奇怪怪建筑的试验场,成为世界丑陋建筑最多的国度,逐渐发展到连中国古建筑的细胞都难以找到的地步。 百年里中国古建筑群大批地消失,中国搞规划、建设,设计家们仅剩的古建筑元素也面临消失。这段百年中国建筑史变迁,最早看到并预见到现代西化会带来冲击的,是搞中国铁路发展的第一代官员朱启钤、叶恭绰等人,他们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看到了保护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当一个封闭的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内城的城门必须向外城百姓打开。皇城不是空洞的名词,它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精华的建筑群和华夏数千年可移动文物宝藏的聚集圣殿。为了提高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空间,建设和保护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出现。训,这是又一特色。 …… 我们从朱启钤《筹办八旗生计议》《扩充游民习艺所呈》的奏折中,看到他执政中的教育理念,他注重对城市无业流民、城乡接合部农民工、八旗子弟、军队复员士兵进行职业培训,让他们掌握一门技能谋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减少治安犯罪而不对社会构成安全隐患,让百姓生活安康。这些需要国家纳入计划、综合治理的长治久安大方针,因国家投入不到位,我们只看到试点中“市政公所工巡捐款项下拨支补助合并呈名”的局部,这是国家层面的朱启钤总长公务的一方面。 下野后他担任中兴煤矿董事长、总经理,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把自己的高收入投入公益事业上,倡导在北戴河海滨成立自治公益会,与外国人争管辖权的同时,他为北戴河海滨公益会捐款、捐地、捐物达14万元之多,、用于修路、造桥、绿化、植树造林,办农村小学、扩大区级中学招收优秀人才;他领导的北戴河海滨公益会,定期向北戴河草厂小学补助,并给招收的工人办职业培训。 他投入数万家产,创办执导的最后一个大型公益性民间学术研究机构——私立中国营造学社,他亲自讲学,给予他们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参校”的见习、实习、义务职位,用两本文法作教材,把他们培养成为能担任法式主任的职员梁思成、能从事古建筑文化史考察的社员林徽音。梁思成、林徽音、陈植能著书、立说的古建筑资料大多来自朱启钤的提供。当时叫林徽音的有两人,女林徽音为了区别男作家林徽音,改名“林徽因”,这是一个女建筑学家的新生。 中国营造学社联合多家文化单位1937年2月发起北京、上海两地举办建筑文化展览,为全民普及中国建筑科技文化知识,同时为专家学者提供学术交流机会,同年3月至4月,朱启钤率先在上海最老牌的《时事新报》建筑专栏,连续发表5期《我国建筑史之展望》,为在上海举办的中外建筑师大会作准备。6月,建筑师大会在上海举行,年事已高的朱启钤因病未能出席,但是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和建筑师大会会长叶恭绰的盛情难却,他同意发表闭幕词,由会长叶恭绰执笔并宣读。 社会是多元化的。胡适与朱启钤路不同道不合。然而,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交通系的重要分子,以天资的聪明论,自然要推叶恭绰;以办事的真才论,没有可以比朱启钤的。”“他是近十年内的第一个能吏。” 这是胡适以他所知范围对朱启钤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当准确。他的欧美派同学、朋友:丁文江(在君)、任鸿隽(叔永)、陈衡哲、袁复礼、叶公超、李济(济之)、梅贻琦、周诒春(寄梅)、梁思成、林徽因、陈植等,都与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学术研究团体、公益事业代表朱启钤联系在一起,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筑安 2014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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