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柳黛(1919—2001),笔名南宫夫人等。70、80年代成为香港报刊著名的专栏作家。文学史家把《退职夫人自传》归入“海派文学”固然不错,但更确切地说,这部特别张扬女性自我性情的长篇小说不但在当时是很“另类”的,就在今天看来,也是开了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先河。因此,特选入本卷。
予且(1902—1989),原名潘序祖。文学史家现在已经公认予且是“海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末魏绍昌先生主编“海派小说专辑”,予且就有短篇小说集《两间房》入选。本卷选入予且作于不同时期的短篇《脂粉》、《虎穴》和大量运用通俗小说手法的连载长篇《浅水姑娘》,以显示予且小说题材和风格同中有异的衍变。其中,后两篇首次编入予且的作品集。
施济美(1920—1968),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施济美自小爱好文学,高中期间就在上海《寒光》杂志上发表散文。本卷收入施济美的《凤仪园》、《莫愁巷》和《小雨点》三部作品。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册为《潘柳黛 予且 施济美卷》。
而且在这一年,我第一次有了恋爱,那是在我十五岁时认识的李榕。他偶然从上海到北平来,我们偶然认识的。先前,我并没有想到会和他恋爱,他回到南方去了,要求我和他通信,我们用疏落的通信,维持着我们的友谊,直到互相表示了爱意,在他致我的信上。称我是“我的……”时,那已经是次年了。
他是中国旅行社的高级职员,服务地点在上海,但是这次他特地请假从上海赶来看我,我单独的陪伴着一个男人在外面玩,在我的毕生,这还是第一次经历。
母亲由于不宠爱我,对于李榕也很冷淡。记得有一回因为他在我家耽搁得太晚了才走,我便被母亲大大的责骂了一顿。第二天他再来看我,我偷偷的要求他向母亲说带我出去,在外边当我告诉了他昨晚被母亲责骂了时,他也为我在家庭里的情形感到不安了。
这时,我是仿佛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同情我的人。他肯细心的听我对他的诉说,他又肯温存的安慰我,他跟我是这样的亲密。当时我想:他真是个好人,我不愿意跟他分开,家里没有一个人待我好,而这个男人肯对我这样低声小气。
我暂时忘了一切烦恼与他在一起游乐,我陪着他逛有名的太和殿和颐和园,然后再到西山八大处。只是匆匆的走马看花似的回来了,但是回来便已万家灯火。学校已经过了五点钟,不能够再回去。家里,出去的时候已经告诉母亲我与他分手直接回到学校,自然也更没有勇气回家。
我将这一切情形告诉他,我说我必须和他再见了,以便到同学家里去借宿——虽然就连这样的经验我也没有。但是他一定要留我吃过晚饭,他说:“这对于你,并不浪费多少时间的。”
结果,我自然是又和他在一次吃晚饭,他体贴的要我说出我欢喜吃的菜,拿我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想不到一顿晚饭,化费了很长时间,饭后已使我不可能再到同学家去借宿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他为我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房间。
我第一次走进了旅馆。又是与一个青年男人,我惶惑的被他安排在布置富丽的房间的沙发里,我竭力在掩饰我的不安,而装得非常老练。
他陪着我,他是一个非常富有情趣的男人,他会说给我许多属于这世界上的希奇古怪的故事。我们直谈到深夜,到我微微感到倦怠了,他才温柔的告诉我:
“如果你不需要我陪伴你的话,我想要走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招待所里去住,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你。”
“可是——”我踌躇的。
我自己从来没有在外边住过夜,尤其是在旅馆里。现在他要走了,留下我,孤伶伶的。没有他陪伴我,使我怕旅馆的陌生,有他陪伴我,使我下意识的感到怕他。我思虑了再三。
“好的,你走吧!”我说。——我要忍耐着旅馆给我的陌生,而免得遭受意外。
他亲热的吻了我,走了。我自己睡在软软的席梦思床上,看着白色的天花板,缅想着他所给我的一切的爱抚,尤其是临别时的最后那一吻。忽然我哭了,伏在枕上,我想我不应该让他走的,应该要他陪着我,他是那样的富有情趣,待我那样的好,但是我让他走了。如今我一个人孤寂的留在这房间里,这房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不能知道我将怎样度过这漫漫的长夜。我想他如果怕我孤寂,他应该回来的,也许他还没有走出这旅馆的大门吧?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听见了轻轻的敲门的声音,接着我像做梦一样看见了他,他是真的又回来了。我们热烈的吻着,我说:“你是又回来陪我了吗?”李榕是真的又回来陪我住在旅馆里了,我们谈着许多山南海北的话,他拥抱着我,使我安慰而快乐,我简单的告诉了他我家庭里的情形,他给了我许多同情的吻,直到渐渐我需要入睡了。P11-12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潘柳黛(1919—2001),笔名南宫夫人等。她生于北京,满族。18岁时只身南下到南京报馆求职,由誊稿员晋升到采访记者。后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以直抒胸臆的散文和小说崛起于上海文坛,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上海沦陷时期“四大女作家”。抗战胜利后为多家上海“小型”报刊撰稿,《百美图》、《神秘女郎》等长篇纪实性小说,以真实描写当时上海影剧界和“隐秘职业”女性生活为特色,深受市民阶层读者的欢迎。50年代初移居香港,从事电影剧本创作,以《不了情》及其插曲最为脍炙人口。70、80年代成为香港报刊著名的专栏作家。1992年以后定居澳大利亚,安度晚年。
1949年5月上海新奇出版社出版的《退职夫人自传》是潘柳黛的代表作。这部长篇与苏青的《结婚十年》堪称“双璧”,也是以作者本人的恋爱婚姻为蓝本加以再创作。青年女主人公“我”的初恋、恋爱、结婚到离婚的经历得到了真切细腻的描绘,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极端蔑视,对个人婚恋自主和生活幸福的狂热追求。正如当时有论者所指出的:“潘家柳黛小姐,却是个敢说敢为的新女性;她有一枝玲珑剔透犀利如刀的笔,她有一枚热情奔放的心,有一颗如姜伯约一样的大胆;所以她的作风,不特脱却旧女性桎梏,亦为时代女儿所望尘莫及。”(引自老凤《写给炼霞柳黛》,载1946年1月《海风》周刊第10期)。
文学史家把《退职夫人自传》归入“海派文学”固然不错,但更确切地说,这部特别张扬女性自我性情的长篇小说不但在当时是很“另类”的,就在今天看来,也是开了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先河。因此,特选入本卷。
予且(1902—1989),原名潘序祖。安徽泾县人。他20年代到上海后,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转学光华大学。毕业后在光华附中教授西洋史课程,又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40年代在上海卖文为生,声名鹊起。1949年以后停止文学创作,默默无闻地担任中学教师,直至去世。
文学史家现在已经公认予且是“海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末魏绍昌先生主编“海派小说专辑”,予且就有短篇小说集《两间房》入选。回顾予且的文学创作生涯,他早年作过多方面的尝试,写过武侠和侦探,也曾为鸳鸯蝴蝶派刊物撰写小说。30年代以后予且转向新文学创作,1933年至1949年是他文学创作的全盛期,小说、散文和随笔源源不断,数量相当可观,单是结集出版的就有短篇小说集《妻的艺术》、《两间房》、《予且短篇小说集》、《七女书》,长篇小说《小菊》、《如意珠》、《凤》、《女校长》、《乳娘曲》、《金凤影》,散文集《予且随笔》、《饭后谈话》、《霜华集》等,还有大量长、短小说散见于海上各种报刊。
予且一直住在上海,对30、40年代上海市民阶层的生活十分熟稔,他的小说以表现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探究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为特色,擅长人物心理的刻画和细节的把握,描写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情趣和矛盾不温不火,独有会心。予且的小说尤其注重新旧文学形式的融会贯通,故事生动,语言流畅。本卷选入予且作于不同时期的短篇《脂粉》、《虎穴》和大量运用通俗小说手法的连载长篇《浅水姑娘》,以显示予且小说题材和风格同中有异的衍变。其中,后两篇首次编入予且的作品集。
施济美(1920—1968),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北京。她出身于外交官家庭,在扬州度过童年。1935年到上海读高中,194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经济系。
施济美自小爱好文学,高中期间就在上海《寒光》杂志上发表散文。在东吴大学求学期间在前辈作家胡山源的培养指导下,她成为“东吴系女作家群”之一员,在《小说时报》上发表小说处女作《晚霞的余韵》。
大学毕业后,施济美一方面在上海多所中学执教,另一方面致力于文学创作。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戏剧等各种体裁她均有所涉猎,尤以小说成就最大,上海沦陷时期的重要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万象》、《紫罗兰》、《春秋》、《文潮》上均发表过她的小说。抗战胜利后,作为“东吴系女作家群”的代表,施济美的创作更为丰富成熟,代表作《凤仪园》、《鬼月》、《莫愁巷》等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1947年5月,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凤仪园》出版;次年5月她的第二部小说集《鬼月》出版;1951年11月,她唯一的长篇小说《莫愁巷》由香港大众出版社出版,不久即被改编成电影《水红菱》在香港上映,颇获好评。
50年代以后,施济美放弃了文学创作,一直在上海全心投入中学教学。“文革”中饱受迫害,含冤去世。
从某种意义上讲,施济美的小说是当时的“青春文学”。她擅长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或哀艳悲切,或平凡而曲折,但大都充满向往纯真情感、向往光明的爱的寄托,在40年代怀抱理想的青年学子和知识分子中具有较大的影响。1946年1月,《上海文化》月刊举行“你最敬佩的一位作家”的读者调查,施济美继文坛大家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名列第四,即可见一斑。
本卷收入施济美的《凤仪园》、《莫愁巷》和《小雨点》三部作品。《凤仪园》是她最有名的中篇小说。《莫愁巷》最初连载于1948年5月至10月上海《幸福》第2卷第5至10期,未完。完整的单行本在香港问世48年之后,最近才被发现。散文《小雨点》则以精辟的警句显示了作者的人生感悟。
陈子善
2009年9月20日于海于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