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夏代经济概况
1．农业。夏王朝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黄河中下游，这里气候温暖、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的发展。在这一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到夏代的时候，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在夏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渔猎生产、铜器铸造、纺织等也是夏代经济的主要部门。
根据新砦遗址和皂角树遗址等的考古成果来看，夏代农业经历了一个由稻作向旱作转变的过程。新砦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相当于夏代早期，这一时期的农作物，水稻占到58％以上，粟和野大豆共占40％左右，稻的出土率也远远高于其他作物。到了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粟的出土率分别占到了54％、7l％以上。
夏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器、蚌器、骨器、木器，以石器为主。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都发现了相关实物。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镰、石铲，蚌器有蚌镰、蚌刀、蚌铲，骨器有骨铲等。东下冯遗址也发现了石斧、石刀、石镰等农业用具。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兽骨，其中以牛最多，其次是猪、羊、鹿等，完整的狗、猪、羊骨架屡见不鲜。经鉴定，这些常见的动物大部分是家畜。二里头还出土多种渔具，有铜鱼钩、兽骨鱼钩、蚌鱼钩、骨鱼镖、骨网坠等，骨鱼钩长约2厘米，形制、大小与今天的鱼钩差不多。在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常见有刻画的鱼的形象。这些都表明，渔猎经济在二里头文化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铜器的使用在这时候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先于二里头遗址的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的房屋基址中出土了约公元前4700年的残铜片，质地是黄铜；甘肃东乡林家一座马家窟文化房屋基址也出土了约公元前3000年的一柄青铜刀。到夏代，除了有铜镞、铜鱼钩之类的青铜器外，还发现了铜锥、铜凿、铜锛等工具，只是未发现青铜制作的农业生产工具。其时木制生产工具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虽然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此类木制工具，这主要是因为木器容易腐朽，不易保存，但相关文献记载说明，当时确有木制生产工具的使用。《韩非子·五蠹》载：“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淮南子-要略训》亦载：“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蘩垂，以为民先。”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引清人王念孙之解：“垂字误，而虆字不误。虆，谓盛土笼也。垂，当为臿。臿，今之锹也。”耒、臿都是木质起土工具。耒是歧头木棒，像两齿木权，在龙山文化遗址及其后的商代遗址中都发现有耒，为古代常用的一种农具。臿的出现较晚，约在商代前期，《韩非子》“耒臿”连用，为战国时期的习语。
从上述情况来看，夏代农业生产主要以木器、石器工具为主，起土用木耒、石铲等，收割时则用石镰、蚌镰、石刀、蚌刀等．农业生产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痕迹。
2．手工业。除农业之外，夏代的手工业生产初具规模，出现了铜器铸造、玉器制作、造车、酿酒、纺织以及漆器制作等部门，其中铜器、玉器制作等达到了较高水平。
铜器铸造。如上所述，铜器在夏代以前即已出现，初期主要是黄铜，到了夏代，铜器制作水平大有提高，二里头遗址中出土有青铜制作的铜爵、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镞、铜鱼钩以及一件带有镶嵌的圆形铜器。由黄铜发展到青铜，并大量制造生产工具，在铜器制造方面是个不小的进步。而且，从出土铜器的制作工艺看，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二里头出土的带镶嵌的圆形铜器，周围共镶嵌有6块方形绿松石，不仅反映出当时熟练的铸造技术，也显示了熟练的镶嵌技术；还有一件铜爵，通高约13．3厘米，流长约5厘米，含铜92％，锡7％，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这个铜爵系多范合铸而成，据铸痕看，至少是四块范合铸的。
同时，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坩埚片、铜渣和陶范，这说明这里的铜器是在本地制作的。铜矿石可能来自附近的山区，文献记载启曾派人“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昆吾故地在今河南濮阳附近，是当时依附于夏的一个小国，其人擅长手工业，相传启曾派人在此地铸鼎，春秋以后的夏铸“九鼎”之说，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铜器铸造的水平。除生产工具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铜戈，制作工正，戈刃锋利，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
P29-31
出版《后记》也写过几回了，但从来没有一本书的《后记》像这次这样难产。
接下这份活儿，是在2000年的夏天。记得在厦门大学图书馆的一个会议室中，陈明光教授主持会议，叶振鹏主编布置写作事宜。大家在烟雾缭绕中讨论财政史的一些理论问题，而随我一起来厦门的儿子则在旁边跑来跑去玩耍。如今，他已长大成人，高考在即，而我的稿子才刚刚杀青。想起来真有些象征意味。
这中间几波几折，时断时续，主要是由于自己没有正式入题，中间一直在做其他工作。2004年在长沙又一次开会，仍然没有实质性推动。集体工程，最忌拖拉延宕，而本人恐怕是这次拖延最厉害的作者之一。在此要向主编和各位老师、同事，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几任领导、编辑，表示深深的歉意!尤其是责编唐长庚先生，十多年来他对这套学术专著“不离不弃”，每次面对他客气的催稿，真是愧赧不已。
我的延宕，除了由于时间有限之外，自己学不专此和兴奋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我本人对思想、学术等文化类问题关注较多．向来对经济问题涉猎较少，对数据尤其不够敏感。但陈锋教授一再鼓励，说先秦财政史没有系统的工作，让我来补白。但稍一接触便发现，前人之所以研究不多，是由于材料不足，诸多问题难于下笔。学者们要么模棱两可，要么人云亦云，要么干脆回避，这也正是我踌躇不前的原因。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材料对此有所推动，但仍然是散点呈现，难于联成体系，对某些争论较多的关键问题，还谈不上廓清迷雾。本书在这方面稍微做了些补苴工作，但进展恐怕也很有限。
为了加快进度，其间请段君峰君撰写了部分章节的初稿。他跟随我读硕士时研究的是上博楚简中的礼学，对财政史也不够熟悉，但他奋力而为，几乎是重新做了一份长篇毕业论文，其心力和毅力令人感佩。另外，博士生薛梦潇君通读了全稿，帮助消灭了一些文字错误。博士生杨勇君帮助查找了部分资料，硕士生覃力维君帮助编写了参考文献。他们的协助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再次恳请学界同行多多批评指正，是为至幸。
杨华
2011年12月20日于珞珈山下
编纂历时10年有余的《中国财政通史》就要出版了，我们深为中国五千年财政的辉煌历史而自豪和震撼。同时，也深感学习中国财政史、研究中国财政史、弘扬中国财政文化责任重大和神圣。我借此机会谈一些感受，以为总序。
作为历史范畴的财政，本质上是一种分配关系，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必须兼备分配对象、分配主体和分配目的这三个要素。我国学者出于对上述三个要素的侧重或者说强调点的不同，对财政本质曾经有过不同的界定。“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国家对社会产品进行的分配，其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因此财政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财政史研究是以历史资料(主要是文献资料)为依据的实证性研究，从我国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正式有记载的财政史是从夏朝开始，如《史记·平准书》所云：“自虞、夏时，贡赋始备也。”所以，我们撰写的这部《中国财政通史》还是依从“国家分配论”，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写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财政史，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书写着崭新的篇章。中国财政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建设性财政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和国有资本经营财政的双元结构模式，改革进程至今仍在延续。本书为了说明方便，叙述截至2008年。
国家财政是国家运用其政治的和财产的权力来取得、分配和使用一部分社会资源，为实现其职能服务的资源配置行为。也就是说国家是依据其政治上的强制力和其掌握的财产的权力来取得财政收入。包括向从事农工商的居民和社会群体取得的税费、专卖等收入以及从国家的土地、企业等取得的收入。因此，国家财政收入的取得，包括收入的对象、方法、数量，无不涉及社会各阶层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到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国家财政对财政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特别是在古代和近代社会，社会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的兴办和维护，绝大多数也是靠国家财政提供资源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需求和矛盾，都必然会通过对财政资源的需求反映到财政上来，财政的供给和满足程度又直接关系到这些方面的发展和矛盾的发展趋势及解决程度。而且，国家财政自身还有一个聚财的需要与可能的问题。当社会的某个方面的矛盾激化，急需财政提供大量的财政资源时，财政是否有可能筹集以及如何筹集，都关系到人民的负担问题。取之无度，必然引发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后期由于横征暴敛而造成社会动荡、政权覆灭就是例证。反之，如果财政能够做到用财有方、聚财有度、生财有道，则必然财力充裕，国家强大，国泰民安。中国历史上不少盛世足以说明财政与国运之内在联系。
概括起来说，第一，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所需的一种资源配置行为，它体现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因此，在某一个历史时期这种财政分配关系采取何种分配形式，必须与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社会资源配置模式相适应。第二，财政是国家实现职能的财力保证和政策工具。财政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现实职能对资源的需求，财政资源使用的范围和数量是以一定时期国家的职能和任务为转移，财政政策的使用则以解决一定时期特定的矛盾为转移。财政资源使用是否得当、有效，其满足的程度如何，财政政策是否适当，对社会的发展状态都有重大的影响。第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财政资源筹集过程中与社会各阶层居民的利益矛盾，都必然会通过财政收支及其政策制度而集中反映到国家财政中来，使财政成为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国家财政如何处置财政资源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对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状况有重大的影响。
财政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形成了财政史。中国财政从产生至今，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财政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财政进行研究，形成的结果是中国财政史。财政史研究的对象包括财政体制、财政预算管理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思想、财政改革等。中国财政通史是各个时代财政史的总和，它是相对断代史而言的，可以理解是连贯地记叙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和时期财政事实的史作，内容具有全面性、逻辑具有连贯性、系统具有完整性，充分体现财政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中国财政通史与一般财政史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通”字。所谓“通”，一是纵向的通，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几千年中财政是怎样发展过来的，突出各个朝代和时期财政继承和发展的脉络；二是横向的通，即财政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的联系，它们是怎样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前者是线状的，后者是网状的。三是事实的表述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要反映事物……也希冀“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把这部书写成资料详瞻、论述有据、重点突出、上下贯通、纵横有序、时代特色鲜明，旨在总结和揭示中国历代财政兴衰变化的规律和经验教训的中国财政通史新著。
五
这部《中国财政通史》的撰写工作自2000年7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第一次作者、编辑会议以来，至今历经12年多，时日不可谓不长。各卷作者在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余，持之以恒，认真完成了所承担的写作任务，其中有几位作者是后来参加、给予支持的。陈明光博士既是主要作者又是副主编之一，多年来承担了诸多组织和联络工作。对此，我作为主编均深表谢意。 本书各卷的作者如下：
第一卷(先秦财政史)：杨华博士(武汉大学教授)等；
第二卷(秦汉财政史)：杨际平先生(厦门大学教授)；
第三卷(魏晋南北朝财政史)：陈明光博士(厦门大学教授)、王万盈博士(宁波大学教授)；
第四卷(隋唐五代财政史)：陈明光博士(厦门大学教授)、孙彩红博士(泉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第五卷(宋辽西夏金元财政史)：黄纯艳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云博士(漳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第六卷(明代财政史)：张建民博士(武汉大学教授)、周荣博士(武汉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第七卷(清代财政史)：陈锋博士(武汉大学教授)等；
第八卷(中华民国财政史)：焦建华博士(厦门大学副教授)；
第九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史)：李炜光先生(天津财经大学教授)、赵云旗博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第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陈光焱先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等。
人类历史是宽阔深邃的知识长河，任何一个人的见识在它面前不过是沧海一粟。这部《中国财政通史》也是如此。尽管我们作了许多努力，其中疏漏舛误之处仍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叶振鹏
2013年2月21日于北京
《中国财政通史》由叶振鹏主编，第一卷为《先秦财政史》，由杨华、段君峰撰著。本卷以历史唯物论与财政学理论为理论指导和分析工具，以准确丰富的史料为依据，分析和记叙了先秦时期中国财政的发展脉络及其规律，系统阐述了这一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演变及其成败得失，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财政对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影响。
《中国财政通史》以丰富、准确的史料为依据，以记叙和分析中国财政的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规律为主线，在充分吸收多年来中国财政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准确、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史上财政管理机构和财政管理制度的演变及其成败得失，总结了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论述了历代财政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对中国财政( 从先秦到改革开放告一段落) 有了一个正确和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杨华、段君峰撰著的《中国财政通史(第1卷先秦财政史)(精)》为第一卷讲述先秦时期的财政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