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家学渊源、世代为显宦的名门望族，有“祖孙鼎甲，父子鸿儒”、“一门绝学，两代宗师”的盛誉。王念孙是大学问家、皖派领袖戴震的学生，又是九省疆臣、一代大儒、扬州学派领袖阮元的老师；王引之问学于阮元。被阮元识拔成贡士，高中探花，官至尚书。他们就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清代扬州府辖高邮州人。

本书将从名儒名臣三代相继、清代扬州学术的伐木开道者、绝学传世的“王氏四种”等7个反面对这对父子的师友关系和治学、从政的历程进行翔实的介绍。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扬州府辖高邮州人，是家学渊源、世代为显宦的名门望族，有“祖孙鼎甲，父子鸿儒”、“一门绝学，两代宗师”的盛誉。王念孙是大学问家、皖派领袖戴震的学生，又是九省疆臣、一代大儒、扬州学派领袖阮元的老师；王引之问学于阮元。被阮元识拔成贡士，高中探花，官至尚书。本书对这对父子的师友关系和治学、从政的历程有翔实的介绍。高邮二王倾心于小学、校勘学的研究，其专著“王氏四种”被赞为这方面的巅峰之作。同时又融入扬州学术队伍中，追求经世致用。所以说高邮二王是皖派语言学支流的领袖人物，也是扬州学派经世派的实践者。王念孙首劾大贪官和砷的壮举和治水的功绩足以为证。本书对此有详细的评说。

第1章 名儒名臣三代相继

 一、高邮独旗杆王府天下闻名

 二、神童与名师

 三、文化根与科举路

第2章 清代扬州学术的伐木开道者

 一、为求学问、功名赴京华

 二、领军江北学人，开扬州学派风气之先

第3章 绝学传世的“王氏四种”

 一、入选《四库全书》馆

 二、语言文字学中突起的异军

 三、父子论学，谈出《经义述闻》

 四、阮元与高邮二王的关系

 五、辨虚证实的杰作——《经传释词》

第4章 从“倒和”诤臣到被勒令退休的“罪员”

 一、刚直睿智的父子兵扳倒和坤

 二、奔走在水利工地上的河官

 三、反贪廉吏欠下的巨债

第5章 “文化官员”王引之

 一、日理公事，夜读经史

 二、王引之与乾嘉学人

第6章 学术生命永葆的王念孙

 一、“杂志”之名由王念孙创始

 二、段玉裁、陈奂师生与王念孙的学谊

 三、老来审少作，终生研究古韵的成果

第7章 文章经济兼能，重臣硕儒并称

 一、施政以安定民心为要，教育以端正品行为准

 二、平冤案，治灾害，与民休戚

 三、六部四尚书和武英殿总裁

 四、胸罗诂训，心系天下

附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十九日，京城来了位扬州举子，寄宿于前门内西城根，他就是日后成为九省疆臣、三朝阁老、一代大儒的阮元。次年，阮元应会试，惜名落孙山。所幸只等了两年就迎来己酉科会试，中了进士，还被选为庶吉士。散馆时又被钦点一等第一名，随后荣任三品官阶的詹事，成为翰林院的要员，直至乾隆五十八年出任山东学政。这七年京师生活，阮元既有落第的愁、丧妻失女的悲，也有摘桂、升迁的喜，而他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莫过于结交高邮二王。

阮元刚抵京，就拜望年长他20岁的同乡前辈王念孙。阮元久闻其大名，一直未得面聆教诲的机会，实因王念孙在家乡时虽与汪中、江德量等郡城中学人多有来往，而当时的阮元尚是十四五岁的小孩，怎能接近这些高贤？此时的阮元则是名闻京扬的少年才俊，已为学者型京官翁方纲、谢墉所赏识，当然也为前辈王念孙、任大椿所耳闻。王、阮首次见面的激动一刻，出现在京师王宅寿藤书屋。在随后的日子里，阮元问学于王、任，惜任氏三年后辞世，未得更多的指授，而与王氏则保持长达46年的学谊。

阮元刚见到王念孙，就被眼前面容清癯、貌似老朽，但神情坚毅如石，并散发着无穷活力的长辈所打动。他将多年来的想象与活生生的人对比着，有了新的认识，觉得这位长辈号“石癯”太传神了。王念孙与阮元交谈数语，已知学识不错，又略加考问，见所答畅达而有新意，值得教，就很高兴地传授小学。阮元到了晚年，还深情地回忆说，我稍知文字、音韵、训诂，受益于王念孙的指教。除小学而外，遇到不懂之处，随时请问，皆得到教导，所学不局限于小学。其实阮元并没有正式拜在王念孙门下，但一直以老师尊敬有加。

阮元于仲冬来京，王引之在次年春返乡，虽未见他俩来往的记载，但可以断言他俩始交于这段时间。像阮元跟王念孙的关系一样，王引之虽学于阮元，但并非其入室弟子。王引之之所以于阮元称弟子，实因他中进士时，阮元是选拔他的副主考官，例称门生。阮元知识面宽、交游广、出山早；王引之虽仅小阮元两岁，但也确实受益于阮元的某些指教。后人评说高邮二王与阮元关系时，都认为阮元是王念孙的学生、王引之的老师，这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们没有停留在这种表面关系上，如阮元致函王引之时，称谓不是仁弟就是年兄。三人真实意义上的关系是亦师亦友，而且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扬州学派人物之间。这种关系太有意思了，相互间不摆谱、不拿架子、不计得失、谦和包容、相互提携、互为师友。这种学友关系是创造出最佳学术氛围的主要条件，也正是扬州学派能在乾嘉学派中脱颖而出，登上极顶，成为集大成者的根本保证。

乾隆五十五年(1790)，王念孙加紧撰写《广雅疏证》，复来京师的王引之成了父亲的助手，不但获得问学的机会，见闻日增，而且成就了一部巨著——《经义述闻》。在这个进程中，王引之研读、演绎《尚书》时，发现许多发句、助句，前人以实义诠释，往往迂曲难通，觉得有很多规律可循，但又把握不定，只悄悄地搜讨并研究着。

高邮二王的小学研究，在京师刮起了一阵旋风，跟风最积极的要算阮元、朱锡庚、孙星衍、马宗琏等学界新人。他们相约编纂一部汇集唐以前训诂资料的书籍，就是日后阮元在浙江学政任上完成的《经籍纂诂》。谈到此事，说来话长。朱筠早在安徽学政任上就打算编纂此书，推想他依赖的助手，仰仗的才力，唯王念孙为首选。惜朱筠离任，放了一响空炮，但这炮声却久存在热心于此事的学人心中。现今王念孙正在京师，而朱锡庚正是朱筠的儿子，想想这伙人做这件事，无不与王念孙头脑里回荡的那声炮响有牵连，又无不与王念孙的推力有关。P054-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