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文人的队伍里，白居易为官为文都是成功的，他的官运亨通，仕途畅达，在云谲波诡的宦海里，他没有蹭蹬，没有佑傺，一路绿灯，三登科第，翰林学士，左拾遗和地方官做了一大堆，且处处留有政绩，政声颇佳；他名满天下，诗文之丰，流播之广，创唐朝诗人之最，仅就那些关心民瘼，抨击黑暗的《杜陵叟》、《卖炭翁》、《红线毯》，还有脍炙人口的《长恨歌》、《琵琶行》，就足以使他在文学史上有不容置疑的地位，把他的灵牌和李白、杜甫并排在一起，成了唐朝三大诗人之一，享受世代文人墨客的香火，也并不显得寒碜。自居易成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民的歌者”，关心体恤弱势群体的“进步作家”，他头上的光环十分耀眼。他和杜甫是老乡，也像杜甫一样憨厚、正直、纯朴，犹如巾原大地一样厚实。这是我读书时代留下的印象，我曾对他老人家尊崇至致。你李白被誉为诗仙，写了那么多诗歌，有几首是歌颂下层劳动人民的？你杜甫体恤百姓，抨击黑暗，留下什么政绩工程了吗？我自居易的西湖白堤至今还造福一方！
然而当你揭秘白大诗人生命档案，复原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发现“伟大诗人有其不伟大的一面。”他既崇高又卑劣，既伟大又渺小，既高清又龌龊，创造的激情和肉欲的放浪，极其和谐地赋予同一个生命。
这使我想起徐志摩在介绍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文章中所云：“他的生命只是一个感官的生命，自然界充满神秘的音乐，他有耳能听精微的色彩，他有目能察馥郁的香与味，……他的性欲特强，这是他的全部人格的枢纽，他艺术创作灵感的泉源。”并说，他性欲的冲动，是解放他天才的大动力，自此开始了他创造的生命。
将这一评价移到自居易身上，恰如其分。白居易三千首诗中十分之九以上是艳诗、淫诗，也创造了唐朝诗人之最，他生活奢靡，作风糜烂，实足的“流氓才子”，性变态者。我这样评价老爷子是否是亵渎古人，颠覆文学史了呢？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其实白老爷子所作所为并没有违犯大唐的律条，也没有撞破唐朝的道德底线。
自居易生活在中晚唐时期。大唐的太阳已夕阳西下，唐朝的诗歌精神已走向颓靡，世俗之味和享乐（淫乐）之风已弥漫在士大夫阶层和上流社会。当一个社会的精英开始堕落腐败，这个社会的末日也就到来了。大唐的晚钟已经敲响，苍凉而悲戚的哀音已隐隐传来……
白居易不像杜牧出身高贵门第，他自幼饱经忧患、贫寒和孤独。为了逃避灾荒和战乱，饱尝人生艰辛。自居易少年时期曾流落宣城，得到安徽观察史崔衍的帮助，前往长安应进士考试。那时他刚满十六岁，这之前他就写了许多诗篇，但没有名气。为了得到前辈诗人的提携，他去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门人递上自居易的诗卷，顾况一看“自居易”这个陌生的名字，他很瞧不起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拒绝他，但态度很冷淡。见到白居易开口便说：“白——居——易，你可知道长安米贵，居之不易呀！”白居易顿时一脸羞涩，不知所措。顾况随手翻阅着白居易的诗卷，不觉愣了下来，立刻被许多动人的诗句吸引住了。当他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叉生”时，十分震惊，他反复吟咏，非常赞赏。顾况幽默地改口道：“有诗如此，居亦不难了！”
那时候自居易还是积极向上的青年诗人，他没有因顾况夸奖而沾沾自喜，更加刻苦勤奋，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他一边苦读诗书，一边拜访名人，登临名山胜水，丰富自己的阅历。P1-2
写作是一种挑战。
首先是对上帝的挑战。上帝是沉默的，上帝从不说话，你在哪里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倾诉，这至少是一种挑衅吧？写作就是对时间、历史和现实的倾诉，对生者和死者的倾诉，对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界的倾诉，当然也是对未来的倾诉。对作家而言，写作也是一种挑战，是对身边的诱惑、妒嫉，庸人的嘲弄，生活的磨难，以及种种干扰和不公正的挑战，这些都是超越自己的障碍。在以语言为至高无上的写作圭臬那里，认为现实是不真的，也是不假的，而是词语的。
用语言符号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向世界倾诉你的感情、哀伤、悲怨、愤慨、忧郁，写作又是一种排泻，一种释放。作家驾驭着那些古老的方块字呼啸着、喧哗着、奔腾着，时而排成“阅兵方阵”般雄壮，时而像涓涓小溪般的舒缓，时而暴风骤雨、电闪雷鸣般惊骇，时而是春光明媚花艳草绿般怡人，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平骘人物，点化山水，批注风月，苍茫的历史，浩瀚的生活，都随着你的笔触而生机勃勃地歌吟舞蹈，那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
这种梦幻般的超越感，挑战感，使你产生一种原始生命的爆发力。
作家写作的力量，在于对坚硬现实的解剖，“敢于切开社会的麻木”，让读者触摸到作家的脉跳与心率。要介入生活，贴近生活，走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你的作品中要有泥腥味、汗腥味，要有热腾腾的生命气息。
写作是对平庸和陈俗的一种挑战。要大胆创新，文学的价值就是创新。传统意义的纯文学或者叫雅文学，而今面临着生存的严峻，铺天盖地的大众化写作，和洪水猛兽般的网络文学，使得纯文学的处境岌岌可危，面对着严酷的现实，文学一旦失去创造性或者说创新精神也就枯萎了，死亡了。
写作本身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对于写作者天生带有挑战性。最清楚自己作品的是作者自己，别人的评论，说长道短不一定切中肯綮。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既要清楚自己的极致所在，又要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极致。这种极致又是一种虚幻的“远景”，倾其一生都难以进入这种境界，所以写作是永恒的疼，也是永恒的快乐。
真正的写作是精神性创造，艰难的创造，是呕心沥血的创造，是老子的“有从无中”的创造。创造就是创新，既不能模仿别人，也不能因袭自己，要开创一片新天地。它面前必然充满荆棘、丛莽、顽岩，因为创造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的苦难和眼泪，决非别人说的倚马可待，日书万言。固然这样的天才是存在的，特别是高科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关键是他的万言是否精品、极品。创作本身担负着向人类提供力量和信念的使命，面对着历史和现实的沉重问题和严峻考验，它不仅要探寻人类精神可抵达的高度，也要向内探察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度。
写作是向市场经济的一种挑战。
在纯文学市场日渐式微的时代，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是摆在当代作家面前一个最严峻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创作方法和技巧问题，更取决于创作的视野，知识的渊博，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洞察力。要正确处理作家的倾诉和读者的聆听的互动关系。文学失去读者固然有很多客观原因，人心浮躁，审美意识的普遍低下，生存危机，精神塌陷，情感的商业化，再加上影视网络的泛滥，信心的爆炸，快餐文化、垃圾文化洪水猛兽般的嚣张，使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备受冷落。这是客观事实。应当从读者接受学的角度，去找回失去读者的原因，也许是文学回归艺术的关键所在。
写作是一种艺术与泛艺术的挑战。这个时代，大众化写作，个人化写作，女性主义写作，网络写作与消费写作，日渐取代“精神写作”，电脑的普及，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网络博客的汹涌澎湃，印刷术的高科技的发展，急功近利，一夜爆得大名，使得人人都想从“文学创作”中获得巨大利益。说得简单点，人人都在写作，作家已不再神秘，文学己不在神圣，文学的殿堂谁都可以进进出出。这是一种好现象，文学已回归众生，走向寻常百姓家。但我们应该深思一下，大众化写作是文学的一种普及，文学的一种“下凡”，这样下去必然带来文学的贬值，审美价值的普遍降低，这是文学市场化带来的严重弊端。
任何社会的审美要求，都是引导人性向善、向美。人，并非天生的具备善和美，是教化的结果，教育“育”人，文化“化”人，不断地无止境地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走向和谐，走向道德的崇高境界。
我写这部散文集，是想翻开古代文人的私密档案，循着他们情感履历，剥开他们人生的另一面，既要揭露人性假、恶、丑，更要彰显人性真、善、美，还原人物的真实，复原历史的真实，展示复杂的历史现象，多姿多彩的人生。拷问历史，臧否人物，正是作家对人类共同性命题的关注和独立的精神立场。
文化散文的创作是对历史对文学的一种挑战，是对散文的一种挑战。我曾说过，文化散文，既能展现作家自身的文化生态、丰厚和渊博状况，也张扬了作家独特的审美价值、历史观念和艺术信仰，为读者深层次解读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现象以及文本信息的重要参照，给读者以新鲜的历史感和审美发现。
文化散文要求作家必须集哲人与学人于一身，集智者和仁者于一身，才能在他丰富的历史见闻中辨识历史功罪，窥见人间真伪，张扬人性光彩。人性是永恒的文学之魂。因此文化散文的写作是对作家的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美学等综合修养的一个挑战。
这个集子意图反映历代文人墨客感情的共性与色彩纷呈的个性，向读者展示历史人物丰富的人文内涵。
2010年1月15日作者于泉城
郭宝林编著的《此情不关风和月》是一部文采斐然、极富有艺术特色和可读性的专题性散文作品集。
《此情不关风和月》22篇作品，作者轻轻掀开历史的一角，触摸到唐宋明清文人雅士的情感世界，进而梳理他们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此情不关风和月》解读了隐藏在他们灵魂深处的生命密码，揭示了中国文人雅士一种深隐的性文化意识、速远的思想渊源及其士林风尚。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到宋朝一代文豪苏东坡及其“苏门四学士”；从大明王朝黄昏的江南士子与秦淮名妓浪漫纠葛，到清代的文章俊彦，风流才子，游冶于歌台舞榭，缠绵于翠袖红裙之间。这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
这部作品笔触细腻，词采斑斓，以诗化的语言，月旦人物，纵横古今，并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了个性化和时代性的诠释。
文化散文要求作家必须集哲人与学人于一身，集智者和仁者于一身，才能在他丰富的历史见闻中辨识历史功罪，窥见人间真伪，张扬人性光彩。人性是永恒的文学之魂。因此文化散文的写作是对作家的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美学等综合修养的一个挑战。
郭宝林编著的《此情不关风和月》意图反映历代文人墨客感情的共性与色彩纷呈的个性，向读者展示历史人物丰富的人文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