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猛编著的《陌生的中国人》是一本人文纪实作品，记录了不同人群的乡愁。有异乡求学的学生，外出打工的青年，出门在外的生意人，漂泊在他乡的艺人。他们对梦想的执着，对故乡的怀念，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生活的态度，都让我们对生活和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本书是一本让我们读懂乡愁，热爱生活的作品。

杨猛编著的《陌生的中国人》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它道出了大国盛世背后的欢笑与悲歌。

它讲述了大地震后一对小同学的故事，一个成为了国家英雄，另一个失去胳膊为明天的生计发愁；它讲述了一群被人遗忘的弃婴的生活，婴儿被亲生父母抛弃，在收留者那里成为得到社会资本的筹码，并最终死于一场大火；它讲述了到西欧的8万青田人建立的商业王国；它讲述了广西上林乡淘金者在非洲遭驱逐的故事；它讲述了互联网如何启发了苏北一个村庄的民主冲动……

作者希望借助笔下的人和故事，可以带来一些思考：国家发展的时候，如何提升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感，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

1 经济动物

 八仙过海

 金奴

 淘宝村的冬天

2 摇摆的信仰

 赞美诗

 隐士

3 田园将芜

 发现莫言

 荒野淘金

 回家

 最后的眷村

4 幽暗心灵

 命若垃圾

 双头女婴存世录

 同桌的你

5 国家囚徒

 国家敌人

 陌生的中国人

 换偶者

6 帝国的边缘

 夺宝奇兵

 澳门大佬

 开往平壤的火车

1995年10月初，一个清冷之夜，19岁的郑建茂离开家乡青田，踏上偷渡之路。

郑建茂先乘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换乘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经莫斯科进入乌克兰，在基辅潜伏了两个星期后，进入匈牙利。随后，蛇头带他趟过第聂伯河、德涅斯河，翻过冷杉覆盖的克喀尔巴阡山，横穿斯洛文尼亚，12月13日进入意大利边境城市乌迪内，这是青田人通往富裕西欧的第一站。

过去300年出现了一连串重大的移民事件，郑建茂的冒险之旅只是沧海一粟。18到19世纪，1 200万西非黑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做奴隶。奴隶制瓦解之后，数量达150万之巨的印度劳工涌入欧洲。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工人逃离经济萧条的国家进入美国。联合国将在常住国以外滞留至少一年的人定义为国际移民。根据这一定义，2005年，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2亿国际移民——这意味着，每35人中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

郑建茂的家乡青田，毗邻温州，50万人口，有25万人侨居海外，其中约60％采用像郑建茂这样的非法途径出国。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2001年他来到西班牙并取得永久居留权。随后，郑建茂相继带出了家乡的6个哥姐，如今这个家族有近百人散居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2012年8月初，经人介绍，我在马德里结识了从家乡神秘消失17年后的郑建茂。36岁的郑建茂身材魁梧，肤色黝黑，短发，头略前倾，言辞恳切，身上亡命天涯的痕迹早已完全被岁月洗净了。

看起来，郑建茂混得还不错。他在马德里北部一座小城拥有一家l 400平方米的超市，在马德里老市区有一家手机店，买了2栋房子。他2000年娶了老婆(也是偷渡来的青田人)，老婆为他生了5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

我随郑穿过GranVia大街，向北深入一处迷宫般的街区，他告诉我，“这里曾经是中国人的地盘”。我眼前所见就像科恩兄弟电影中某个超现实主义的场景：GranVia大街上那些拥有木质转门、充满透视感走廊的典型西班牙店铺顷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宏达手机店”、“青田美食”、“吃吃看小吃店”、“美美理发店”，诸如此类的繁体字招牌，曲曲折折绵延了好几个街区。

这是中国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有力证据，最近20年变得尤其显著。该街区位于马德里老城与北部富人区的交界地带，中国人喜欢选择这种交通方便的边缘地带聚居。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制造”：裹着金色锡纸的圣诞节小饰品、山寨版的任天堂游戏机、总是比竞争对手便宜几分钱的移动电话卡，源源不断从这里运出来。西边街角曾经有一家专营盗版影碟的店铺，那是郑建茂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店。东行500米有一家“青田肉铺”，继续往东是“海外情缘俱乐部”和玻璃上贴着“好消息：新到特白面粉”广告的万通商场。街区北面，Noviciado地铁站附近一栋古旧建筑物的半地下室里，还隐藏着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服装厂。晚上我经过那里，发现几乎找不到入口，窗玻璃上蒙着白色的高丽纸，里面传来机器马达沉重的轰鸣声，热浪从窗口喷涌而出。

我造访之时正逢西班牙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然而，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力：倒闭了一家店他们就再开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掌控这个地方。西班牙劳工部2012年3月31日发布的数据称，西班牙取得合法居留的华人有17．3万人，比起2011年6月30日的统计反而上升了5 000人。此间普遍认为西班牙的华人数量在25万到27万之间，两者差额有将近10万——是仍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黑人”。

“警察会经常突击此地核查身份。”郑建茂在行至一个青石板铺就的丁字路口时对我说。

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攀至25%，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的检查，华人社区的失业率也在攀升。在一家中国超市门前，一个肌肉结实的消瘦男子正蹲在地上读一份华文报纸。从他的五官看，是典型的中国南方人。他的目光盯着报纸，用余光打量着来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这是我熟悉的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充满间接和迂回。

“他们经常来这里转一下，看看中文报纸上有没有招聘信息。”郑建茂说。我们在商店门前停住脚步，那人听到陌生人的交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只留下一股中国烟草的味道。

P2-4

这本非虚构作品完成于2008年至2013年，跨度5年，都是我在中国各地以及西班牙、缅甸、朝鲜等中国影响力触及之地的游历、见闻，记录了中国崛起的辉煌背后，一些小人物的故事。

1998年，我写了第一篇长故事。在山东泰安的一个县城，有个女孩被继母打死了。我学习做一名侦探，还原事发当天的全貌。在看守所，我获准采访了这位继母，她缓缓道来，脸上带着从容不迫的笑，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这一幕当时让我困惑，我曾想当然地认为她更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辩护。这些经历教会我，要仔细观察，写作不可脸谱化。从那时我喜欢上了写“故事”，这比单一的报道更能传递人性的复杂微妙。

1998年，中国新闻业的操作和传播还很传统。这一年互联网介入新闻工作。我开始用电子邮件联系采访，用QQ和MSN交流信息，但网络只是辅助工具。

到2008年，情况发生巨变。这一年社交媒体开始井喷，影响了新闻业的生产方式。2009年我去湖北石首报道一起群体事件，现场被警察封锁，核心区域很难进入，我得到的有效信息都来自社交网站饭否上一名当地的匿名网友。报道见报后引起了较大反响，神秘网友却消失了，我从未见过他。后来我据此经历写了一篇短评《石首有网吧》，阐述网络已经开始介入中国公共事件，并将发挥更大作用。这篇文章被当年的中国社科院舆情报告引用。情况的发展正如我的判断。2008年之后的中国故事更加复杂和多义，原因就是网络让信息自由流动，信息不再被政府和记者所垄断。同时，捕捉到更准确的中国故事也变得愈加困难。因为噪音太多，人们往往无所适从。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判断哪个故事更值得记录。

我对喧嚣年代里那些沉默的边缘人物情有独钟。2008年发生了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三件大事，促使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搜寻和记录相关的故事。

5月。汶川地震造成7万同胞丧生，对全体国民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我在震后次日出发到灾区采访，记录灾难来临、灾区重建、人的情感怎样碰撞和进发。那些迷失已久的坚韧、柔情、凝聚力，纷纷被唤醒。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团结、中央政府应对灾难的表现，感动世人。

8月。汶川悲剧结束仅3个月，北京奥运会如期举行。中国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不可动摇的发展决心和国家意志。欢呼取代灾难，一场集体狂欢终结了那些具体的悲痛。强烈的反差让我无比震撼。我发现中国故事具备了达到极致的戏剧性冲突所需要的一切要素。

岁末。金融风暴把世界带入寒冬。而中国拯救了世界，四万亿投资不但带来了国内经济增长，也带动了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后，曾积弱不堪的中国经济奇迹般跃居世界前列。中国不光能生产雨衣和圣诞饰品，也有能力建造高铁和发射卫星。出手阔绰的中国人挤满了巴黎的奢侈品商场和澳门赌场的名表店。

一个强大的、陌生的中国突然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热情拥抱市场经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和执行系统。当老旧社区被推倒，崭新楼宇拔地而起，不仅改变了旧有格局，还带来了人对新的空间方向的迷茫感。每个个体的诉求，势必与坚硬如铁的国家意志发生碰撞。过去中国只有一个故事，现在演变成为13亿个故事。一切都必须重新了解、重新认识。

记者这个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鸟巢烟火照耀不到的地方，它和奥运夜那个光辉灿烂的让GDP和金牌概念化了的中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还是那场地震，将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全面引爆呈现。人们热烈讨论地质突变是否缘自三峡大坝的建设；问责大规模城市化中，粗制滥造的豆腐渣校合让孩子丧生；关注社会保障如何帮助失去孩子的父母在沦为“失独者”后面对老无所依的问题。灾区重建还引发了社会力量培育的议题。最终，国家力量雷厉风行地主导了救灾过程，社会力量原本希望承担更大的责任，最后大部分走向了无声无息。

我的经历则体现出中国故事荒诞的一面。北京奥运会开幕时，我在中俄边境的抚远宾馆，通过电视看到了直播。我生活和工作在北京，却无法在北京观赏这难得一见的场景。为保证盛会安全举办，官方在奥运会前全面清理非北京户籍人口，很多普通打工者也不例外，离开了北京，北京真成了北京人的北京。此时房东要求我提供暂住证明和单位证明，其用意是借机涨房租敲我一笔。面对这样的黑色幽默，我不胜其烦，于是选择到东北“避运”。改变。一个被宣扬为国家英雄，另一个则因伤残而为生计发愁。我走进河南一群弃婴的生活，他们被亲生父母抛弃，又无法享受国家收养政策的庇护，最终在收留者那里死于一场大火，让人感叹“命若垃圾”。

在澳门，一位堪称中国通的赌场大佬展示商业背后的政治逻辑。在广西农村，被遣返的淘金者讲述中国势力在非洲的挫败。在武汉，我走进一位老者的书房，听他私语历史的教训。在南京，我访问了一个希望获得性爱快乐的孤独的大学教授。

我记录转型期的农村，作为一个传统的集权社会，互联网如何启发了苏北乡村的民主冲动。我去了西班牙，寻找偷渡到西欧的8万青田人建立的商业王国。然后来到中朝边境，记录走私者的冒险生涯，血腥的贸易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换来了市场的固定和信息的流动。

收入本书的18个故事，部分内容曾在《彭博商业周刊》、LENS、《南都周刊》发表，现在重新进行了补充完善。分为六个部分，反映了转型期国人的某些共性特质及现实困境。“经济动物”不只是渲染中国人攫取财富的野心，也探讨商业道德和民间力量的发育。“摇摆的信仰”描写普通人在外部压力面前如何遵从内心的召唤。“田园将芜”聚焦家乡和乡愁，前所未有的经济开发，冲击着所有中国人的心灵原乡。“幽暗心灵”讲述三个孩子的故事，弃婴、双头婴、地震灾童，怎样沦为成人世界的工具。“国家囚徒”讲述三个囚禁者的命运，关注公权力和个人权利的碰撞。最后，“帝国的边缘”是偏远地区的游记，展示国家力量对边缘区域商业生活的深刻影响。

我希望借助笔下的人和故事，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国家发展的时候，如何提升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感?我担心中国除了经济数据增长、人们更加物质化之外，几乎没什么变化。希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要陷入一切推倒重来的历史迷途。借用我喜欢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话：“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阳光。”

眼下，人们正在讨论传统媒体何时被新媒体取代。我并不担心记录者这个行当的前途，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我们还没有做到最好，何谈消亡的恐惧?正如我们没有轰轰烈烈地爱过，就没有资格怀疑爱情这码事。如果我们只满足于记录下花花世界，而没有认真倾听来自内心的召唤，对记录者而言就会失去真正的价值。正如我们生活在从上古神话到《聊斋志异》的伟大叙事传承中，如果没有为今日中国留下值得尊敬的肖像，又何谈使命终结?

是为序。

本书的18个故事并无直接关联，却以散点透视的手法，忠实地记录了转型期中国人的命运。它聚焦草根，却力图为一个新旧交替的国家留影；它孕育于社交媒体，却以富有文学意味的笔触，构成传统新闻文体的回响。它甚至令人依稀回想起茨威格的“历史特写集”《人类群星闪耀时》。

——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

《陌生的中国人》告诉世人，“中国故事”并不都是宏大叙事，“国家命运”无法替代个体命运。作为曾经的同事，杨猛的非虚构写作令我感动。他的笔下充满真实的力量，充满人性的力量。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原《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

自尼克松访华到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经久不衰的共同话题。过去中国是一个集体社会的故事，现在已演变成个人主义的故事。关于宏大的中国叙事，不再只有一面；变革的时代，参与变革的也不再只是光鲜的人。作为一名资深的新闻人，杨猛踏访了中国各地以及中国影响力触及的国外一些地区，真实反映了在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矛盾与激荡。

——“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美籍华人摄影家刘香成

中国故事有两面：一面精彩，一面悲伤。作者用娴熟的非虚构叙事技巧，展示了中国沉默的一群人为创造美好生活所付出的努力。

——作家野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