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朱太春的家长是54军的转业军官，他经常炫耀性地给我们讲些道听途说的战斗故事。由于人家是军人家庭，不管说什么我们都得相信，也正是从朱太春嘴里，我第一次听说了中印战争的民间版本。
我们的军事家同学朱太春如是说——
打印度就是我们54军上的，全军都上了。那边全是喜马拉雅山，雪山。炮兵根本上不去，就得搞人扛。我们炮兵把炮全拆了，拆成小零件，每人背包里装一样(炮管怎么装他没说)，给带上山了，然后现场组装。印度兵懒，他们打仗都是挣工分的，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他们不带炮上山，连枪都是雇民工给背上去的。结果一打起来，我军的大炮一响，印度兵全给轰上天了，最后从碉堡里把他们将军给俘虏了。那个将军说：“你们打仗不讲理，你们拿大炮打我们小米加步枪，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嘛！有本事你们把我放回去，我再重新跟你们打。”我们军长说：“没问题，我就放了你，连枪都给你。”后来，我们把印度俘虏全给放了，枪也给他们发回去了，但是印度民工不干了，行军打仗没人给他们扛枪，后来就再也不敢来侵犯了。
但实际上54军并未全上，只是上了其一部130师，但就是这一部，却为成就新建番号的54军在人民解放军军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54军是由战绩显赫的44军和45军合并而成，各取一数成54军。能在强兵如林的54军保留番号的部队均非等闲之辈。
这天晚上在李老师家里，令我兴奋异常的是，邵主任与老兵孙福地当年所在的部队，就是54军130师。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就是战友，而且在中印边境冲突打响之前，正在这个王牌部队130师。唯一的区别仅仅是，在中印反击战打响前夕，老兵孙福地从130师上调到54军军部，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一仗，而邵主任所在的部队，担任了主攻任务。
邵主任如是说——
中印边境是在1962年10月打响的，当时我在130师1营当教导员，在那之前战防炮营刚刚解散，1连上调到军炮团了，另外两个连解散了，营部也解散了。我刚调到师里宣传股去，因为打仗了，又下到迫击炮营，还当教导员。这一仗我们打得非常漂亮，叫作“瓦弄大捷”！印度兵不经打，不过作为炮兵，我们并没有直接跟印度兵交上手，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师步兵打得好。后来撤下来之后，军里一个军副参谋长领着几个先进的典型、战斗英雄、记大功这样的人到各个单位去报告。有关整个战役的其他部分我也是在这里听到他们讲的，另外战友、别人也传说一些。
打印度都是崇山峻岭，道路非常难走，一个连炮拉去了，一个连就是拉一门炮，这门炮，每个人拿着绳子，前面拉、后面推这门跑往前走。还雇了很多的藏民，人都拉不动，炮弹被藏民扛着，许多人肩膀、后背都磨出血、磨出泡来了。
就在往印度那边走上山的途中，389团战防炮连翻了一辆车，那老盘山道，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悬崖，当时发现车轮掉下去了一半，看不好就都跳车了。苏联的噶斯六三，翻下去了，翻了几个身，落在下面的盘山道上，还挺好，轮子朝下停住了。大家都说万幸万幸，结果一看，妈的连长刘作勤给砸死了！当时都跳车了，他太疲惫，在驾驶室里睡着了，没听见，真是可惜了这个人，真要是打仗，死在战场上，也就没话说了。
到前线之后，全是小路，汽车根本拉不了，就是人扛，肩扛人推，炮往上走。幸亏我们上的还不是大山，大山的话炮是肯定拉不动的，就是馒头山，不是很高，但是也不容易上去。当时是在察隅打的，察隅那是靠着中印边界，到那里去打的，这炮推上去就打。实事求是地说，作为炮兵，我们没看到几个敌人，距离很远地轰他。但是印度兵基本上都是步兵，他们的炮少、口径小，实战中基本上没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大炮一响，他们的步兵心理就垮了，而我们的步兵，都是在国民党和联合国军的飞机大炮下面经历过来的，士气高昂，那仗打的，根本就是一边倒。
我在1营，1营是迫击炮，2营是野炮，3营是榴弹炮。战后表扬榴弹炮，说3营打得好，立功还嘉奖。我不服气，发牢骚，替下面的战士喊冤，说我们1营上去炮打得挺好，目标都命中了，给步兵支援那么大，战士们扛炮上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流血牺牲，该表扬不给表扬，该立功不给立功，团里他就偏向！当时我到军里去，遇到孙大炮我还跟他讲，我是发牢骚了，我很不满意的。炮兵就是这样的，战士们平时辛辛苦苦地训练，提高战斗力，真正打起仗来，流血流汗了，牺牲了，可能并没有人看得到你。看不到就是看不到，死了就白死了！步兵就不一样了，后来是团参谋、副参谋长、军副参谋长领着步兵的战斗英雄、功臣来报告。
说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印度兵打起仗来各顾各的，在碉堡里等着，你打这个碉堡，他跟那儿看着，也不支援，你打着我我才打你，你要是不打我，我还不招惹你呢！
第二个特点，他们都是信教的，都说打死了人是犯罪，一般的不往人身上打，放空枪。过去东南亚老挝那帮人那时候都有这现象，一顿炮互相轰，打了一天，最后打死两个人，打一天没打着几个。
第三个，印度兵带家属老婆孩子一起去。他是雇佣兵，给你钱，带家属，供你吃供你喝供你用，干好了长期在那儿干，都是老兵，都是五六十岁、四五十岁的。咱们不是有句话吗，“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不好抓”，印度兵打仗，首先讲的是保自己的命，我看根本没有什么战友观念。
咱们打仗，哪里有困难往哪里上，哪里艰苦就去哪里支援。印度兵可不是这样，见到形势不好，就跑了，不支援，都是花钱雇来的，谁他妈管谁啊？还真替你卖命啊！
第四个，他们武器装备也不行，大部分是英国造的，就像咱们中国的汉阳造的那些老枪，射速慢，故障还多。然后战术素养也差。面对面打仗，他没胆，枪扔了不要了他跑；在背后打黑枪，他又没准儿，基本上打不着咱们的人。
咱们到那儿以后一伸手就知道了。从朝鲜回来以后训练抓得挺紧的，射击跪姿、卧姿、立姿，练得苦啊！一天到黑在那里举枪，就那么用手端着，练习射击。结果到印度打仗全用上了，那边树多，草高，你他妈卧姿能打吗？那时候我们训练都是这么训练的，跪姿、立姿，端着枪架在地上，胳膊肘都给磨破了，当时说的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结果那枪端得稳啊，到那儿以后打起仗来咱们的兵枪打得挺准的，立姿、跪姿很起作用。打碉堡净使火箭筒，一下就炸飞一个。印度兵看着，他事先不打你，快到跟前看你真的是来进攻他的他才打。我们到跟前，碉堡底下爬着过去，那个搞炸药也好，远的火箭筒一推就完了。你炸这个碉堡，他那边的兵跟那儿看着，他不管。这么打，他们哪是个儿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西藏平叛的时候，有一次我下到1连去，正赶上他们那有一只大狼，在碉堡里偷牛腿，离了能有100多米，我拿支步枪，立姿，就打一枪，给打着了，当时没找到，我心里还奇怪呢，怎么就没了呢？第三天他们找到了，那大狼中了弹还跑出去挺老远，死在沟里了。你看看，我们那时候练兵都是怎么练出来的？真正的精兵强将，英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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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的时候，每逢“八一”、“十一”这样的节日，学校里总是要请一个战斗英雄来做报告，而那个英雄对我来说，还真不陌生，不是隔壁朱太春他爸，就是对面屋的李叔叔。他们都有着极好的口才和生动的故事，让我们听得热血沸腾，出了校门满大街去找美国鬼子，只恨蒋介石没再多坚持几年，早早去了台湾，让我们革命后代炸谁的碉堡、上哪儿建功立业去？
然而，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同学就会顺便问上一句：“你爸不也是军人吗，怎么不来做个报告？”这种问题总是令我尴尬万分，因为我知道，老头儿虽然是军人，但绝不是英雄。即使是英雄，也绝对不会做报告。他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小学都没念完，会讲什么啊？
我判断英雄与否的标准非常简单，那就是军功章，你看人家朝鲜画报上的英雄们，那军功章戴的，两片衣襟都不够用！我们家老头儿哪有啊？他倒是有几枚奖章我看过，比如东北解放纪念章、建国解放纪念章、西藏平叛纪念章，还有一个朝鲜政府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等等。老妈说，那是好东西，飞毛铜的呢！其实都是那种“大锅饭”、人手一个的，谁家都有，没什么含金量。我小时候经常翻箱倒柜地偷着检查家里的土制“保险柜”，是想找到点儿可以拿到同学面前炫耀的东西，可总是很失望。除了一堆马列著作、学习笔记，就是炮兵教材、射击指南之类的保密资料，老头儿都当宝贝似的珍藏起来。但是我相信，他当年学习的战略战术、兵器枪炮，现在本·拉登的游击队都不用了，肯定早已经过时了。然而，他都纳入了个人珍藏，装了满满一炮弹箱，还带锁。
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了他的毕业证书，原来老头儿还是个知识分子呢。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子，社会上讲究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念过大学的都涨一级，中专大概涨半级。我问过老头儿，你怎么没涨上啊？他竟然说：“是吗？我这个不算吧！”见过自觉的，没见过这么自觉的。人民政府给发的正式毕业证，上面还盖着校长林彪、政委罗荣桓的印章，他自己竟然说不算数。后来搬了几次家，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文凭本本儿就再也找不到了，恨得我只想按照电线杆上的“制证”电话找人给他重做一本。
后来看到了萨苏写的老兵列传，忽然心动，很想挖掘一下老头儿身上的战争故事。以往人们讲战争讲英雄，除了董存瑞、黄继光，就是林彪、粟裕，但项羽身边不是还有二十八骑勇士吗？那些最高职务也不过是连排长甚至炊事班长、司务长的人，不也同样为人民流血牺牲、为新中国的建立马革裹尸了吗？以往几乎没有人写过他们，电影电视里热播的，基本上都是军长司令员们的战斗足迹。当然，他们更是人民功臣，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是，我还是想说说小人物，我就想记录下来，那么一批人，默默无闻的人，至今不知道坟墓在哪里的人。
这不是为一个人树碑立传，也不是道听途说的野史传闻，老头儿自述的军旅生活，反映的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一代热血青年的不二选择，是人民解放军这个战斗集体的共同成长经历。“那么多真正的英雄牺牲了，我只是沧海一粟。”老头儿在拒绝接受采访时，曾多次这样说。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本书成书整理的过程中，他的战友伊承祥在庄河县因病去世，这更令人痛感抢救性采访之必要！60年的岁月，弹指一挥间，那一个个英雄的名字逐渐远去，再不留下点儿记忆，后世的人们如何记住他们曾经呐喊的声音、冲锋的身姿？劝了很久，老头儿终于答应，讲一讲他们，讲讲那些躺在各个烈士陵园里的战友们。
这不是中国版的《兄弟连》，而是血与火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兄弟军》！司令员林彪，军长吴克华、田维杨，师长左叶、董占林，营长陆则富，教导员邵恩宽，排长郭鸣凤，班长张东青，战友陈树荣、伊承祥、伊承运、伊承训、伊承周、伊承堂、孙德权、孙德宽、孙德庆、伊明章、伊明俊、刘贵吉、小宋、赵金福、刘作勤、柴智勇、曹殿书、陈国栋、张国忠、冯佩松……他们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享尽了天年，有的背叛革命，无论最后归宿如何，他们的故事都一样能够打动你，让你感受到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如何消逝于瞬间，生如夏花，死如秋叶。
这本书之所以称作“纪实小说”，只因为有太多的人物已经无法留下名字，年代久远，老头儿已经不记得了，包括他最初的战友“小宋”，也只记住了姓而忘了名字。最后只能进行合并整理，个别时候，把几个人的事情合并到了一个名字之下，其余全部保持着叙述的原汁原味。尽管未能把名字查全，感觉有些对不住那些九泉之下的烈士，但是起码留下了你们的故事，让后人知道你们曾经来过、走过、战斗过、牺牲过，也够了。
“老兵永远不会死去，他们只是慢慢地消失。”(麦克阿瑟)即使只是一群划过夜空的流星，然而他们的故事，总会有人感动，总会有人铭记。
方肇
2009年7月于北京
硕果仅存的一战老兵亨利·阿林厄姆(Henry Allingham)于2009年7月18日在睡梦中辞世，享年113岁。我曾经在电视上见过这个老头儿，他住在英格兰南部的一家疗养院中，眼睛完全失明，没有几根头发的脑袋倾斜着，乘着轮椅，礼服上缀满勋章。
一战的时候，阿林厄姆做的是相当于空军地勤或技师的工作，战后，他回到老家，媒体说他：走过了漫长、非常漫长而且硕果累累的人生之路。此话怎讲？
原来，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阿林厄姆对战争一直三缄其口。他认为，人们需要忘记过去向前行。直到过了自己的百岁生日，当战争的硝烟从人们的意识中褪去，他才开始说起曾经的流血、恐惧和死亡，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唤起人们对逝者的感恩。他撰写了回忆录《基奇纳的最后一名志愿者》(Kitchener's Last Volunteer)，希望以此让年轻的一代了解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I want everyone to know, They died for us.”(我想让每一个人懂得，他们是为我们而死的)
阿林厄姆的回忆录在亚马逊网上标价15.29欧元，与其他一些重要的战争回忆录、研究著作一起为读者关注，也许很快中文读者就会有幸读到，但是，这个夏天，一位中国老兵——孙福地的自述却让我夜不能寐。
中国人男耕女织的这块土地，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闻硝烟，古今多少事，都付电视中，战争故事总是不费吹灰之力便收复为时装戏苦情戏侵犯的收视率。即便在鸟语花香的饭局上，话题不知怎么一转就“二野”、“四野”起来，顿时，你总会发现一些荷尔蒙、肾上腺素异动的化学反应。毫无疑问，说话的没有一个上过疆场，甚至未穿过军装，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战争细节的迷恋与对战术的研判，谁说为中国足球笑骂的，必须真的踢过前锋或后卫呢？
但事情也不是都那么绝对，眼前就有这么一位传媒界朋友，既踢球又能将足球评论作得活色生香，既飚车有能把赛车报道做得生龙活虎，剩下的时间，还能变身小说家娱乐大众。这就是《老兵孙福地》的作者方肇。
方肇的创作经历，算起来已经二十几年，初以诗名，而且出手就是当年文学青年景仰的《诗刊》。不过，在一个换工作都要脱层皮的年代，文学尚不能吃饭，出版业当然不是方肇这样的天才少年能够混迹的名利场，于是，青年诗人毅然投身商海。我至今记得一个全新领域带给他的兴奋，他从成都写信给我：说不定哪天，你会在电视上看见穿着红马甲的我！那时，他从事的是期货行业。
我有一个不怎么高雅的比喻：文学就如细菌，一旦感染，便难清除，往往终生为其折磨。顽固的文学幽居在方肇的胃部，也可能是别的地方，即便在他人生最不如意的辰光，亦未能去。与其伴生的另一种细菌，是他对战争传奇的迷恋，算起来，其历史之悠久还在文学之上，而细菌的源头是他的父亲，一位亲历了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内战的老兵。
期货这个行业说到底是基于现实对未来的前瞻，方肇从成都到海口，一路前瞻着，不只是菜籽油、棕榈油、螺纹钢的下一季，还包括了个人的未来。在跋涉中，他无意发现，风化了自己青春的地图，斑斓之中，居然与数十年前父亲的履迹颇多重合。他最后在北京落了脚，开始向后看，父亲的形象从熟悉到陌生，又从陌生到庄严。
于是就有了小说《老兵孙福地》。
主人公孙福地的出场远不像我们在许多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帅”，而是头发花白，脸上有几颗老年癍，右手的手指甲基本上都没有了，身上的衬衣也没有熨过，脚上穿了一双款式已经过时的运动鞋，简直就是谁家刚从农村进城串门儿的亲戚。更让人不舒服的是他的大嗓门，说起话来，整层楼都听得到。 人是环境的产物，孙福地的这些表现，与其说是他的秉性，毋宁说是几十年军旅生涯在他身上刻下的印记。但全篇读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老兵：他南征北战，受过伤、立过功，末了官拜副营，复员后也未获提升。他自己这样总结：
我现在经常想我这一辈子，为什么就不行呢？你看徐惠滋上将，我是47年底参加的，他是48年10月打完锦州解放过来的，32年生人，比我还小1岁。当时解放他过来他还不愿意，想回家种地去。后来也当了副总参谋长，人家怎么就提升得那么快呢？我怎么就提不上去呢？我想主要是我文化低，再一个就是一辈子也不会说个话，要不怎么叫“孙大炮”呢，直来直去，没心眼儿，有炮就放。
孙福地这种质朴的分析不能说没道理，但其实从他的言行看，他并不在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简而言之是一部战争史，我们看到的关键词只有两个：胜、败，此外就是一些蓝色、红色的箭头、伤亡与俘虏、战利品的数字，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军事家与将领们的韬略。对于官方的正史，这些的确都是重要的内容，但我们同时也需要了解普通军人的历史，也许这些才会构成宏大军事史动人的细部。
回过来说方肇的小说，具体的故事，读者诸君只要翻过这篇拙文，自会看到，所以无须占用篇幅。我只想提醒，还是要把它当作小说来看，虽然它有时更像口述实录、纪实文学，作者甚至还引入了其他文本来“迷惑”读者，但我们不要忽视，方肇其人从懂事起，便听父亲讲述陈年旧事，后又遍读军史，总有考辨、创造、取舍。英国老兵阿林厄姆辞世时，我注意到美联社的消息中说老爷子自称长寿的秘诀是：“cigarettes, whisky and wild, wild women.”(雪茄，威士忌和极其放荡的女人)，而吾国媒体则删掉这一句，变为“洁本”：“The trick is to look after yourself and always know your limitations.”(秘诀是要照顾好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极限)。所以方肇在移花接木中做了哪些手脚，就待细心的读者去发掘了。我能说的是，老兵孙福地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但他又是无数个军人的汇聚，也许可以称为“真实小说”吧。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所写：
那么多人走了，他活着，那么多的声音沉默了，他说着。陈树荣他们的声音，都集中留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他有足够的资格粗声大气地叫嚷。老兵孙福地，就是一门大炮，尽管已经不会再开火，但炮兵的嗓门永远不会嘶哑。
中国老兵孙福地与英国老兵阿林厄姆没见过面，但他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提醒人们牢记战争中无数人牺牲在战壕里、高空中或大海上了。
2009年7月22日
这是一部纪实小说，主人公是炮兵孙福地和他的战友们。东北人孙福地出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年代，那时他已经家道中落，成为贫下中农，一家老小受尽日本人和伪满洲国及国民党的压迫。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历史的洪流。从1947年底参军，到解放战争(辽沈战役、北京和平解放)，接着跟着四野南下，再抗美援朝，又入藏平叛，经历“文革”，最后退役——这就是炮兵孙福地的军旅生活。
这不是中国版的《兄弟连》，而是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兄弟军”！司令员林彪，军长吴克华、田维扬，师长左叶、董占林，营长陆则富，教导员邵恩宽，排长郭鸣凤，班长张东青，战友陈树荣、伊承祥、伊承运、伊承训、伊承周、伊承堂、孙德权、孙德宽、孙德庆、伊明章、伊明俊、刘贵吉、小宋、赵金福、刘作勤、柴智勇、曹殿书、陈国栋、张国忠、冯佩松……他们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颐养天年……无论最后归宿如何，他们的故事都一样能够打动你，让你感受到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