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电视人对电视人的访问！杨澜、王志、汪涵等名嘴尽在访问之列！  于丹老师为其作序，她说她听到了灵魂的声音，就在那一张张名嘴后面，灵魂的片断发出了嘎嘎吱吱的声音，好象是家具的历史，而这本书透露了名嘴们灵魂的成因……

这是一本电视人对电视人访问的纪实文学集，杨澜、王志、汪涵等名嘴尽在访问之列，书中具体收录了：《张越：悲观主义的花朵》、《杨澜：风地里的树》、《李静：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陈虻：别为自己的低级趣味缺德借口》等访谈录。

张越：悲观主义的花朵

杨澜：风地里的树

梁冬：玩的就是心跳

李静：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

戴军：娱乐是一碗心灵鸡汤

汪涵：神的孩子都跳舞　

陈虻：别为自己的低级趣味缺德借口

王志：我问故我在

李伦：梦想照进现实

孟非：我只是一种姿态

李响：零距离是一种生活方式

张丹丹：畅游人心的鱼

潘礼平：为人民服务

《圆梦行为》：让我们死后能够上天堂

附录：记录中国电视的一段历史

张越：悲观主义的花朵

“‘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 话，美国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的描述上个世纪已经成为美国电视的现实，现在它正在成为中国电视的现实。

从本质上来说，电视并不是在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是在把娱乐本身变成表现一切的形式，单纯从商业的角度考虑，电视当然不会主动背叛它的表现形式。所以，美国电视业的现实很容易理解，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要追逐利润，它必然要发掘电视这种媒介的商业价值，必然致力于满足人性追求娱乐和刺激的天性，这是商业的原则。

和美国完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不同，中国电视是完全国有的，它在坚持导向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有限的商业运作。这本来可以为“严肃电视”保留一块没有压力的生存空间，但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事实是，由于无法理顺自身不同属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中国电视正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媚俗。这让有社会责任感的电视人感到痛苦，让更多的观众开始批评中国电视。

从国有媒体这一性质来说，中国电视对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追求应当高于商业利益，对保障公众利益的追求应当高于收视率，但现实是当我们把电视机前的观众看成纯粹消费者的时候，除了规定的宣传任务以外，就是去迎合市场，所有节目的安排只剩下了一个考虑：收视率。当收视率成为唯一指标的时候，“严肃的电视”确实变成了一种乌托邦。我们还没有太多体会到商业给电视注入的生机和活力，就过早地品尝了电视彻底商业化的苦果。

有价值的信息和文化确实不适合电视了吗？不能在电视上找到一席之地了吗？当一个人想要在电视上苦口婆心地告诉观众，这对他们有益的时候，大众却并不领情。有社会责任感的电视人感受到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继续为电视奋斗着的人们产生了困兽一般的心情，张越感到了困惑，崔永元感到了困惑，他们感受到的是中国电视之惑，是中国电视单靠自身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

我的节目做给有梦想的人看

梦霞：你说希望别人看了你的节目以后会觉得舒服，你有没有了解过什么样的人看了你的节目会比较舒服？张越：以前经常有人问我，说你这个节目面对的受众是谁？是受教育多的，受教育少的？男的，女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你做给谁看的呢？我说我不知道，我每次都回答不出来。

如果现在要说的话，我觉得我是做给有梦想的人看。如果你现在问我谁会看了心里舒服？我觉得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但他可能有一些超出现实生活的心灵要求和情感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他可能觉得不够满足，有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压抑，有时候他觉得悲伤，有时候他可能也觉得挺高兴。总之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细腻的心理活动的人，可能看了这个节目以后他觉得说了一点他想说的话，表达了一点他表达不出来的感情，他会心里舒服点。梦霞：可不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追求某种在他的周遭环境里面看似很难达到的东西的那样一些人？

张越：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一定是生活中所谓的失败者。很多人说你是不是一定要找很另类的人，或者说很边缘的人？我觉得不是，我是要找生活中很普通，但是内心很丰富的人。一个内心感受特别细腻，感情要求特别强烈的人，他在普通的生活中内心会有不满足的感觉，他永远会有超出现实生活之上的需要，我希望他们能在我的节目中获得一点安慰。因为不管你在现实生活中多么成功，或者多么不成功，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一定会有，或者说对某些人来讲一定会有一些超过现实以上的心灵的需要。

梦霞：一个人不管现实生活还是心灵生活，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些人会永远停留在硬币的这一面，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跨过去了，跨过去后他会看到另外一面比较明亮和愉快的东西。你的采访对象会不会更多仍然停留在硬币的这一面？

张越：恰恰相反，我选择的都是有硬币的另一面的人。你把它形容成硬币的两面，我愿意把它称作是现世的生活和灵魂的生活。我觉得人生是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踏踏实实的我们现世的生活，另一部分是高于这个的灵魂的生活。如果认同一种生活而抛掉另外一种生活，不管抛掉哪一个都是不完整的，也许这些人和我们节目的关系不是特别大。

其实我想说的话就是踏踏实实地行走在现实生活中，然后，心灵高高地飞翔。我们的嘉宾是这样的人。P1-4

第一次听说贾梦霞这个名字，是我的朋友孟非从南京给我打电话。那一阵子民生新闻火得不行，南京零距离成了各地电视台竞相克隆的样本，孟非的光头成了选主持人的标准。到底有过多少写孟非的报道，我估计他自己也不清楚，而且以他那种桀骜不逊、我行我素的性格，对报道他评价他的文章也着实不大上心。大出我意料的是孟非专门给了我一个电话说：“有个女孩子采访了我，居然写得很是与众不同，是所有写我的文章中最挖出了些东西的一篇，你帮我看看吧。”这个女孩子就是贾梦霞。

她写孟非的那篇文章，标题叫做《我只有一种姿态》，这句话显得笃定坚持毫不含糊，有点倔，有点愣，不打折扣地印证出孟非渗透骨髓的那种民生立场，一看就像孟非说出来的话。

往下翻翻她的书稿，发现几乎每个标题都像是用飞镖啪地一下钉在墙上那样，直指魂魄，不容置疑。可巧梦霞采访的这些电视人，一大半是我相熟的朋友，所以一看标题就跳出个念头：嗯，就是他了！

张越，是电视图里公认最会讲故事、最好玩的一个人，她一笑的那片粲然，哗地一下就笼罩了周围所有人。可是，梦霞在采访后记里说：“当她坐下来开始说话，她身上春天的亮色就逐渐朦胧，坐在我面前的张越有着无法解脱无法言喻的忧伤。”

她问张越：“你的采访对象对你的世界观会有影响吗？更灰色还是更明朗？更悲观还是更乐观？”张越回答道：“我觉得是这样，在我以前还没有接触这一切的时候，我是一个伪乐观主义者，就是我们从小被赋予一种教育说生活是美好的，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明天会更好……那个时候我还写过文章，我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宁愿相信明天会更好，但我后来不相信了，我认为这是瞎说的，我被骗了，生活不是这样的。我特别特别悲伤。我从一个乐观主义者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然后我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也包括这几年里我接触周围的人和我阅读的过程中，我才从这个悲伤和绝望的人生中再找到力量……人生的本质也许就是这么孤独和痛苦。因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既然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既然你活着，为什么？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找寻希望，找寻温暖，找寻力量，就是你活在此生的过程。我们干吗呢？我们每个人都干吗呢？我们不就是在寻找安全、寻找力量、寻找温暖吗？在人和人相互交错的过程中。”

最后，梦霞给张越锁定的标题是“悲观主义的花朵”，一个优美忧伤而且悠扬的意象。

我的另一个朋友李静，自己撑着那么大一家公司，主持着那么多档节目，可还是永远像个大仙儿一样。我见她面，没怎么听她说过节目和公司的事，反而听见的全是些吃喝玩乐和生完孩子减肥、全家人度假这一套，蓦地看见“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哑然失笑，可不就是吗，对李静这样一个做大事的小女人来讲，完整的幸福比局部的成功重要。

梦霞曾问李静：“我来采访之前也问了很多人，问他们对李静怎么看，他们都说看李静的节目是因为觉得李静的个性很可爱。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个性呢？”李静说：“我觉得我性格挺好的，比较完整……就是心理比较完整，比较健康。”梦霞再问：“大家印象中娱乐节目主持人个性应该是比较夸张、比较张扬，但是你其实又特沉静，特稳得住。这听起来好像挺矛盾的。”李静说：“人身上有很多角色，我原来可能只认可我女孩子的角色，后来你发现你还有更多角色。比如说你是制片人的角色，你就应该承担起责任，大家跟着你，信任你，你不能说今天我不想干了，我就关门。感性是你的一个活跃的因素，它让你去热爱生活；理性是告诉你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这更重要。其实，在主持节目当中也一样，需要理性和感性的平衡。”

翻遍了这部书稿，脑子里浮现出来我熟悉的那一张张面孔，而在字里行间，梦霞一句又一句的追问逐渐拨开了一些深层的意识，缘着那些问题一路探询而下，隐约可以听见灵魂片断吱吱嘎嘎的声音，像久不挪动的家具要清扫一下的时候，就带出了那种凝铸了历史的动静。这本书的选题很时髦，但是它的内核里有一种苦涩的诗意，有一种苍凉空旷的回响，因为她要的不是描述中国电视界几个耀眼面孔的现状，她要的是追问这些面孔背后灵魂的成因。

在采访王志的那篇文章《我问故我在》中，梦霞一开篇就写到了她在《面对面》的一段工作经历，她说：“即使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坚持着一份不能够成功的事业，我还是相信它存在，相信理想存在，相信美好存在，相信纯粹存在，相信永远存在，相信永恒存在，相信情怀存在，并且属意用自己卑微的生命去证明它们的存在。”

我的耳畔响起一首英文歌，沉静而坚持地吟唱《I Believe》。

最后，我说一段我和梦霞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工作交往。2006年11月底，《财富故事会》的编导贾梦霞约我做一个特别节目“我的财富观”，因为我太忙，梦霞和摄像一直等过了夜里十二点。

黑背景，单机，一盏灯柔柔地罩着我，很安静很单纯的一个形态，梦霞坐在我对面灯影里，也不大问什么，说：“你自己讲些关于财富观的故事吧。”我是个老师，我最大的精神财富当然和我的学生们相关，我就自己开了场，一路故事讲下来。还没有十分钟，我就看见梦霞孩子气的大眼睛水汪汪的了，接着脸上就横一道纵一道溪流如注，她一边定定地看着我，一边横七竖八地去擦眼泪，我忽然觉得心里软得不得了，软到声音断成一节一节的，终于NG。  我补妆的时候。梦霞一边给我递纸巾一边说：“姐姐，对不起，再开录我肯定不这样了！”开机，这次好像比十分钟长了些，对面的梦霞又是满脸亮晶晶了，于是我再一次NG……

这是我上过大大小小百余次节目中唯一一次让编导的眼泪给弄NG了的经历，这个很不“职业化”的小编导贾梦霞从此成为我的妹妹。

追问可以是坚硬的，但追问背后的情愫一定很柔软。在这一场追问成因的过程中，一个用了心的作者，分明看见自己的灵魂。

翻遍了这部书稿，脑子里浮现出来我熟悉的那一张张面孔，而在字里行间，梦霞一句又一句的追问逐渐拨开了一些深层的意识，缘着那些问题一路探询而下，隐约可以听见灵魂片断吱吱嘎嘎的声音，像久不挪动的家具要清扫一下的时候，就带出了那种凝铸了历史的动静。这本书的选题很时髦，但是它的内核里有一种苦涩的诗意，有一种苍凉空旷的回响，因为她要的不是描述中国电视界几个耀眼面孔的现状，她要的是追问这些面孔背后灵魂的成因。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影视学博士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

这书在不经意间就让你和你平时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熟面孔那么地接近，近得可以感觉到对方的情绪波动。一切都像信手拈来，一切又都那么意趣盎然。

李开复——谷歌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做最好的自己》作者

对未来的电视史家来说，这是深刻反思中国电视过去二十年的一部断代史。

袁方——中央电视台首席媒介顾问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CTR）媒介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