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编撰刘亦工校译的《吕氏春秋/崇文国学经典普及文库》是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是世界上最有特色的文明形态之一，了解中华民族，最佳的途径就是阅读这个民族的经典。

史学的经典常新，让我们用前人的经验来透视当今的纷纭，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文学的经典常新，让我们用前人的审美来捕捉当今的生机，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乐趣；哲学的经典常新，让我们用前人的智慧来诠释当今的信仰，以培养自己的人生操守。

吕不韦编撰刘亦工校译的《吕氏春秋/崇文国学经典普及文库》是其中一册，让我们捧起经典，细细阅读吧。

本生

贵公

去私

贵生

先己

劝学

大乐

明理

振乱

论威

当务

介立

孝行

慎人

察今

乐成

察微

审分

不二

执一

精谕

离谓

离俗

用民

贵信

长利

达郁

察贤

期贤

贵卒

疑似

求人

贵直

原乱

不苟

自知

贵当

有度

分职

士容

上农

审时

圣人深入地思考天下之事，发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加宝贵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是为生命服务的器官。即使耳朵想听声乐，眼睛想看色彩，鼻子想闻香气，嘴巴想吃美味，但若对生命有害，也要加以节制。对于耳朵、眼睛、鼻子和嘴巴所不想接受的，只要对生命有利，那么也应当去做。由此看来，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不可擅自行动，必须要有所节制。这好比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员，不可随意行事，一定要有所节制一样。这就是重视生命的方法。

尧打算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回答说：“让我做天子还可以。但是我恰巧有隐疾，正准备治疗，没有空闲去治理天下。”天下是多么大的事情，但他不因此而伤害自己的生命，又何况其他的事情呢?只有不因天下大事而伤害自己生命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越国的国民连续杀死了三代国君，王子搜感到很害怕，逃到采掘丹砂的山洞里。越国没有国君，到处寻找王子搜，却找不到，就循着他的踪迹找到他居住的山洞。王子搜不肯出来，国人就用艾蒿熏他，让他乘坐国君的车子。王子搜拿过缰绳登上车，仰天大呼道：“继任君王大有人在，唯独不能放过我么?”王子搜并不是讨厌当国君，而是讨厌当国君而带来的灾祸。像王子搜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为了当国君而伤害自己生命的人，这正是越国人要找到他来当国君的原因。

鲁国国君听说颜闺是个有道行的人，派人带着礼物事先向他致意。颜闺守在巷门边，穿着粗布衣，亲自喂牛。鲁君的使者到达时，颜阖亲自接待他。使者问：“这是颜闺的家吗?”颜阖回答说：“这是颜阖的家。”使者献上礼物，颜闺说：“恐怕你听错了，误将礼物给我，反而使你获罪，你不如详细查清这件事。”使者回去反复核查后，又来找颜闺，可是找不到了。所以像颜闺这样的人，并不是厌恶富贵，只是由于看重生命而讨厌富贵。世上的国君，大多凭借富贵傲慢地对待有道行的人，他们太不了解这些人了，难道不可悲吗?

所以说：道的精粹，是用来养身的；多余的部分，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其残剩渣滓，是用来治理天下的。由此看来，帝王的功业，在圣人看来是次要的事情，不是用来保全身体修养生性的途径。当今的世俗君子，危害身躯、抛弃生命去追求身外之物，这些人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大凡圣人在行动之前，一定要考察所追求的目的和所采取的措施。假如有人用随侯的宝珠去弹击千仞之上的鸟雀，世人一定会笑话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用来弹击的东西太贵重，所要得到的东西太轻贱了。而生命难道只抵得上随侯之珠的贵重吗?

子华子说：“全面地顺应生性是最好的，部分地顺应生性要差一些，死亡又差一等，压制扭曲生性最差。”所以，所谓看重生性，就是说全面地顺应生性。所谓全面地顺应生性，是指各种生理欲望都得到适度的满足。所谓部分地顺应生性，是指各种生理欲望部分能得到适度的满足。部分地顺应生性，就是对于所看重的生性的压抑。不能适度满足的欲望越多，对于所看重的生性压抑就越急迫。所谓死，是指没有感知各种生理欲望的功能，重新回到生命未形成之前的状态。

P14-15

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是在19世纪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为了保存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提出来的。1935年，王缁尘在世界书局出版了《国学讲话》一书，第3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日‘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日‘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日《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士，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从“旧学”到“国故学”，再到“国学”，名称的改变意味着褒贬的不同，反映出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近代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失落的忧思和希望民族振兴的宏大志愿。

从学术的角度看，国学的文献载体是经、史、子、集。崇文书局的这一套国学经典普及文库，就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中精选出来的。属于经部的，如《诗经》《论语》《孟子》《周易》《大学》《中庸》《左传》；属于史部的，如《战国策》《史记》《三国志》《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属于子部的，如《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鬼谷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容斋随笔》《本草纲目》《阅微草堂笔记》；属于集部的，如《楚辞》《唐诗三百首》《豪放词》《婉约词》《宋词三百首》《千家诗》《元曲三百首》《随园诗话》。这套书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一个希望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人，读了这些书，一般说来，犯常识性错误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崇文书局之所以出版这套国学经典普及文库，不只是为了普及国学常识，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有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在国学教育中，有一种倾向需要警惕，即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物馆化”。“博物馆化”是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的一个术语。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被博物馆化了。虽然中国传统的经典依然有人阅读，但这已不属于他们了。“不属于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没有生命力，在社会上没有起到提升我们生活品格的作用。很多人阅读古代经典，就像参观埃及文物一样。考古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和我们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这就叫作博物馆化。“博物馆化”的国学经典是没有现实生命力的。要让国学经典恢复生命力。有效的方法是使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崇文书局之所以强调普及，深意在此，期待读者在阅读这些经典时，努力用经典来指导自己的内外生活，努力做一个有高尚的人格境界的人。

国学经典的普及，既是当下国民教育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需要。章太炎曾指出，了解本民族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答铁铮》)优秀的传统文化中，那些与维护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思想、感情，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近代以前，“中国的脊梁”都是在传统的国学经典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读崇文书局的这一套国学经典普及读本，虽然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必总是花大块的时间，更不必像备考那样一字一句锱铢必较，但保持一种敬重的心态是完全必要的。

期待读者诸君喜欢这套书，期待读者诸君与这套书成为形影相随的朋友。

此书经二千年无残缺，无窜乱，且有高诱之佳注，实古书中之最完好而易读者。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夫《吕览》之为书，纲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