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衣》《玉米》之后毕飞宇力作——《平原》!
故事仍发生在王家庄,摹写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以端方、三丫为代表的乡村青年,以吴蔓玲、混世魔王为代表的下放知青,以老骆驼、顾先生为代表的“牛鬼蛇神”,他们充满梦想与幻灭、挣扎与奋斗的独特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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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平原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毕飞宇 |
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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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青衣》《玉米》之后毕飞宇力作——《平原》! 故事仍发生在王家庄,摹写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以端方、三丫为代表的乡村青年,以吴蔓玲、混世魔王为代表的下放知青,以老骆驼、顾先生为代表的“牛鬼蛇神”,他们充满梦想与幻灭、挣扎与奋斗的独特心路历程…… 内容推荐 《平原》是毕飞宇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 《平原》讲述:1976年的中国乡村,曾经压倒性的政治力量已经疲软,古老的乡村文明有了复苏的迹象。高中毕业生端方回到了他的故乡——毕飞字的“王家庄”。他怎样在家乡立足?他如何直面命运?他又将经历怎样的爱情?平原涌大海,峰起潮落,青春祭日月,暗红枯白。 目录 人文版序:《平原》的一些题外话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试读章节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同时也就一览无余。麦田里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有些香,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该开镰了。是的,麦子黄了,该开镰了。 庄稼人望着金色的大地,张开嘴,眯起眼睛,喜在心头。再怎么说,麦子黄了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经过漫长的、同时又是青黄不接的守候之后,庄稼人闻到了新麦的香味,心里头自然会长出麦芒来。别看麦子们长在地里,它们终究要变成苋子、馒头、疙瘩或面条,放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变成庄稼人的一日三餐,变成庄稼人的婚丧嫁娶,一句话,变成庄稼人的日子。是日子就不光是喜上心头,还一定有与之相匹配的苦头。说起苦,人们时常会想起一句老话: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其实这句话不是庄稼人说的,想一想就不像。说这句话的一定是城里人,少说也是镇子里的人。他们吃饱了肚子,站在柜台旁边或剃头店的屋檐下面,少不了说一两句牙疼的话。牙疼的话说白了也就是瞎话。和庄稼人的割麦子、插秧比较起来,撑船算什么,打铁算什么,磨豆腐又算得了什么?麦子香在地里,可终究是在地里。它们不可能像跳蚤那样,一蹦多高,碰巧又落到你们家的饭桌上。你得把它们割下来。你得经过你的手,一棵一棵地,把浩浩荡荡的麦子割下来。庄稼人一手薅住麦子,一手拿着镰刀,他们的动作从右往左,一把,一把,又一把。等你把这个动作重复了十几遍,你才能向前挪动一小步。人们常用一步一个脚印来夸奖一个人的踏实,对于割麦子的庄稼人来说,跨出去一步不知道要留下多少个脚印。这其实不要紧,庄稼人有的是耐心。但是,光有耐心没有用,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弯下你的腰。这一来就要了命了。用不了一个上午,你的腰就直不起来了。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当你抬起头来,沿着麦田的平面向远方眺望的时候,无边的金色跳荡在你的面前,灼热的阳光燃烧在你的面前,它们在召唤,它们还是无底的深渊。这哪里是劳作,这简直就是受刑。一受就是十多天。但是,这个刑你不能不受,你自己心甘情愿。你不情愿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庄稼人只能眯着眼睛,张大了嘴巴,用胳膊支撑着膝盖,吃力地直起腰来,喘上几口气,再弯下腰去。你不能歇。你一天都不能歇,一个早晨的懒觉都不能睡。每天凌晨四点,甚至是三点,你就得咬咬牙,拾掇起散了架的身子骨,回到麦田,把昨天的刑具再拣起来,套回到自己的身上。并不是庄稼人贱,不知道体恤自己,不知道爱惜自己,不是的。庄稼人的日子其实早就被老天爷控制住了,这个老天爷就是“天时”。圣人孟老夫子都知道这个。他在几千年前就坐着一辆破牛车,四处宣讲“不误农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农时”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太阳和土地的关系,它们有时候离得远,有时候靠得近。到了近的时候,你就不能耽搁。你耽搁不起,太阳可不等你。麦收的季节你要是耽搁下来了,你就耽误了插秧。耽搁了插秧,你的日子就只剩下一半了,过不下去的。所以,庄稼人偷懒了可不叫偷懒,而叫“不识时务”,很重的一句话了,说白了就是不会过日子。都说庄稼人勤快,谁勤快?谁他妈的想勤快?谁他妈的愿意勤快?都是叫老天爷逼的。说到底,庄稼人的日子都被“天时”掐好了生辰八字。天时就是你的命,天时就是你的运。为了抢得“天时”,收好了麦子,庄稼人一口气都不能歇,马上就要插秧。插秧就更苦了。你的腰必须弯得更深。你的身子骨必须遭更大的罪。差不多就是上老虎凳了。所以说,一旦田里的麦子黄了,庄稼人望着浩瀚无边的金色,心里头其实复杂得很。喜归喜,到底也还有怕。这种怕深入骨髓,同时又无处躲藏。你只能梗着脖子,迎头而上。当然,谁也没有把它挂在嘴唇上。庄稼人说不出“人生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那样漂亮的话来。说了也是白说。老虎凳在那儿,你必须自己走过去,争先恐后地骑上它。 不怕的人有没有?有。那就是一些后生。所谓愣头青,所谓初生的牛犊。端方就是其中的一个。端方是利用忙假的假期回到王家庄的,其实还是一个高中生,眼见得就要毕业了。端方在中堡镇念了两年的高中,并没有在书本上花太多的力气,而是把更多的时光耗在了石锁和石担子上。端方话不多,看上去不太活络,却在中堡镇结交了一些镇上的朋友,都是舞拳弄棒的内手。端方跟在他们的后头,其实是冲着那些石锁和石担子去的。虽说身子单薄,没什么肉,但端方天生就有一副开阔的骨头架子,关键是嘴泼,牙口壮,一顿饭能咽下七八个大馒头。高中两年,端方换了一个人,个子蹿上来不说,块头也大了一号,敦敦实实的,是个魁梧稳健的大男将了,随便一站就虎虎生风。端方带着他一身的好肉和一身的好力气回到了王家庄,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床被褥、一只木箱子和两把镰刀。端方是知道的,忙假一完,一眨眼就是毕业考试。考过试,掖好毕业证书,他就是王家庄的社员,一个正式的壮劳力了。 P1-3 序言 人文版序:《平原》的一些题外话 毕飞宇 我的电脑上清晰地显示,《平原》的定稿日期是2005年的7月26日。很遗憾,开工的日期我忘了写了。但我是记得的,那时候很冷。我对“冷”很敏感,因为我怕冷。我的生日是1月19日,用我母亲的话说,那是“四九心”,是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我离开母体之后,接生婆把我放在了冰冷的地面上,中间只隔了一张《人民日报》。按照接生婆的说法,她这样做有两样好处:一是去“胎火”,二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不怕冷。经过接生婆奇特而又美妙的“淬火”,照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不怕冷的人才对。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怕冷。我怕冷是写作带来的后遗症。——在我职业生涯最初的十多年,写作的条件还很艰苦。因为白天要上班,我只能在夜里加班,每天晚八点写到凌晨两点。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年代,南京冬夜的冷是极其给力的,家里头都能够结冰。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在冬天的深夜,每当我搁笔的时候,需要用左手去拽,因为右手的手指实在动不起来了。——经历了十多年“寒窗”的人,哪有不怕冷的道理。 也许是寒冷给我带来的刺激过于强烈,一到最冷的日子我的写作状态反而格外地好,都条件反射了。说句俏皮话,我一冷就“有才”。因为这个缘故,我的重要作品大多选择在1月或者2月开工。这个不会错的。如此说来,《平原》的开工日期似乎是在2002年的春节前后。 我决定写《平原》其实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山东。 为什么是在山东呢?我太太的祖籍在山东潍坊。2001年,孩子已经五岁了,我的太太决定回一趟山东,去看看她生父的坟。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第一次为亲人上坟——我人生里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我没有上坟的经验。我在过去的访谈里交待过,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孤儿。他的来历至今是一个黑洞。这里头有时光的缘故,也有政治的缘故。同理,我的姓氏也是一个黑洞。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我不姓“毕”,究竟姓什么,我也不知道。1949年之前,我的父亲姓过一段时间的“陆”,四九之后,他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毕”,就这么的,我也姓了毕。——我这个“姓毕的”怎么会有祖坟呢,我这个“姓毕的”哪里会有上坟的机会呢。 说完了这一切我终于可以说了,在上坟的路上,我是好奇的,盼望的,并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我太太是两岁半丧的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生活在江苏。这个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当时还不知道,“丧父”这件事从来就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结终,相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开始。生活就是这样,在某一个机缘出现之前,你其实“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事。这不是我们麻木,也不是我们愚蠢,是因为我们没有身临其境,是因为我们没有设身处地。我再也不想回忆上坟的景象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五内俱焚。我一直在恍惚。我的脑子里既是满的又是空的,既是死的又格外活跃。我对一个词有了重新的认识,那就是关系,或者说,人物关系。我对“人物关系”这个13常的概念有了切肤的体会。哪怕这个关系你根本没见过,但是,它在,被时光捆绑在时光里。 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91年。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就技术层面而言,我的主要兴趣是语言实验。到了《青衣》和《玉米》,我的兴奋点挪到了小说人物。山东之行让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我下一步的重点必然是人物关系。 我记不得我是在哪一天决定写《平原》的了,但是,在山东。这一点确凿无疑。 《平原》是小说,就小说本身而言,它和我的家族没有一点关系,它和我太太的家族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隐含性的关系是有的。因为特殊的家世,我对“家族”、“血缘”、“世态”、“人情”,乃至于“哺乳”、“分娩”等话题一直抱有特殊的兴趣。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许多人对这句话是误解的。以为我狂。我有什么可“狂”的呢?我希望我的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幸福,可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我的家族里的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许多人的人生都有无法弥补的缺憾。——我愿意把这种“无法弥补”看做命运给我的特殊馈赠。生活是有恩于我的。 在《平原》发表之后,也就是2005年下半年之后,我的访问和演讲大多围绕着“世态人情”,我的许多谈话都是从这里展开的。不少朋友替我着急,认为我不尊重文学的“想象力”。扯什么淡呢,没有想象力还写什么小说呢。我想说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不愿意信口雌黄,开口闭口都是永远正确的空头理论。——他的言谈往往会伴随着他的实践,写到哪里,他就说到哪里。在不同的写作阶段,他的言论会有不同的侧重,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推拿》出版之后我反反复复地唠叨“理解力”的原因。 如果你执意要问,你写《平原》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我写作的时候脑子并不那么清晰,这是我喜爱的和刻意保持的心智状态。但我会悬置一些念头。这些悬置的念头是牧羊犬,它领着一群羊。似乎有方向,似乎也没有方向。每一头羊都是自由的,“放羊”嘛。但总体上又能够保持“羊群”的格局,否则就不再是“放羊”。我想我前面已经说了第一条了,为了表达的清晰度,我愿意再把两条牧羊犬牵出来,让它们叫两声。 一、人物关系 还是用“国货”来做例子吧。如果我们把《三国》、《水浒》、《红楼梦》放在一起,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人物关系:《三国》与《水浒》里的人物所构成的是“公共关系”,剑指家国天下与山河人民;而《红楼梦》里的人物所形成的则是“私人关系”,我愿意把私人关系说得更形象一点,叫做“屋檐下的关系”,这里有人生的符咒与密码,“我见过你的”。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向来有它的“潜规则”,——公共关系的“格局”和“价值”大于屋檐下的关系。公共关系是宏伟的,诗史的,大气的,正统的,康庄的,屋檐下的关系呢,它充其量只是公共关系的一个“补充”。 可我信不过公共关系。保守一点说,在小说的世界里,我信不过公共关系。说不上因为什么,我就是信不过。我一直缺少一种理论能力来充分地表达我的这种信不过。我不懂古玩,在高人的指点下,我最近知道了一个概念,叫“包浆”。我想我终于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了。“包浆”在物体的最表层,它不是本质。可是,吊诡的是,行家们恰恰就是依靠这个表层来断定本质的,甚至于,这个表层才是本质。是真,还是假,行家们“一眼”就“有数”了。在我看来,相对于哲学,小说的对象就是表层,揭示本质那是哲学家的事。但是,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它所描绘的表象可以反应本质,直至抵达本质。 我喜欢屋檐下的人物关系。在屋檐下,所有的人物都具有真货的“包浆”,印证出本原的质地。而到了公共关系里头,无论人物的“做工”有多好,他的“包浆”始终透露出仿品的痕迹,他的光泽不那么安宁,有“冒充”的吃力,有“冒充”的过犹不及。 当然,“包浆说”是我的一点浅见,上不了台面的。这和我的趣味有关,这和我的个人身世有关。我尊重热衷于公共关系的作品,事实上,我同样是“公共关系类”小说的热心读者。我只是对审美的“潜规则”不满意。——公共关系和屋檐下的关系是等值的;处理公共关系和处理屋檐下关系的美学意义是等值的。不等值的只是写作者的能力和格局。 《平原》里的事情大部分在屋檐的下面,我要面对是亲人与亲人。批评家张莉女士曾告诉我,多年之后,《平原》的读者根本不需要通过时代背景的交待就可以直接进入小说(大意)。这不是一句赞美的话,而是她阅读后的感受。这句话让我极度欣慰。 二、文化形态 说《平原》是很难避开《玉米》的。它们有先后和衔接的关系,它们拥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它们还有近似的美学追求,它们的语言类属一个系统。《平原》和《玉米》的叙述语气几乎一模一样,和《推拿》不同,与《青衣》迥异。 问题来了,既然《平原》和《玉米》那么相似,你还写个什么劲呢?你沿着《玉米》的调调,把《玉穗》、《玉苗》、《玉叶》一路写完了不就完了? 不是这样的。《平原》和《玉米》其实有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在文化形态。 《玉米》梳理的是中国乡村“文革”的转折关头(林彪事件所发生的1971年)。这转折是“文革”内部的转折,中国不是变好了,而是更坏。“文革”正在细化,在渗入日常,在渗入婚丧嫁娶和柴米油盐。 可1976年的中国乡村是不一样的。这正是《平原》所渴望呈现的。在1976年的中国乡村,红色恐怖早已经松动了,压倒性的政治力量其实很疲软了。伴随着三次不同寻常的葬礼,一些常规的、古老的乡村情感和乡村人际业已呈现,古老而又愚昧的乡村文明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用我父亲的话说,人们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像解放前”了。那是乱世的景象。然而,这乱世太独特了。它不是兵荒马乱的那种乱。它很静,是死气沉沉的乱,了无生息。人们不再关注外部,即使替换了领袖,“上面”还想热闹,可人们的热情实在已经耗干了。没有人还真的相信什么。人们想起了“过日子”,不是生活,是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活一天是一天。 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没有类似的历史时刻,整整一个民族成了巨大的植物人。他失去了动作能力,内心在活动,凌乱,生动,是遥远的故往,像史前。奇怪的是,“家”的概念却在复活,人似乎又可以自私了。——我不想放过它。 关于《平原》和《玉米》的区别,我还想补充一点,《玉米》在风格上是写实的,它的美学特征是现实的,然而,它一点都不“写实”。我的生活并没有为我提供“写实依据”,它是想象的。《平原》则不同,《平原》的落脚点在1976年。1976年,我已经是一个12岁的少年。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我很早就和中学生、知青们一起厮混。我实际上要比同年代的孩子早熟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原》里主人公端方、三丫、兴隆、佩全的生活和我同步,——《平原》是离我最近的一本书,它就是从我的现实人生里生长出来的,是我的胳膊,在最顶端,分出了五个岔。 端方是《平原》的主人公,结构性的人物。也就是所谓的“男一号”。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对所谓的“男一号”和“女一号”没什么兴趣。为了小说的结构,我们必须有“男一号”和“女一号”,但是,真正令我着迷的,反而是围绕在“一号”周边的那些配角。以我对小说的肤浅的认识,我觉得,小说的广度往往是由“一号”带来的,小说的深度则取决于“二号”、“三号”和“四号”。而不是相反。 我甚至认为,“一号”其实是不用去“写”的,把周边的次要人物写好了,“一号”也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 在这里我想谈谈几个次要人物。 我想说的第一个人物是“老鱼叉”。“老鱼叉”是《平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我写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抱歉,卖瓜了)。1949年之前,“老鱼叉”是一个革命者。许多时候,我们容易把革命者和理想主义者混同起来,而事实上,许多革命者是最没有理想、最没有定见、最动摇的那部分人。他们是被风吹走的人。他们革命,不是因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阿Q正传》描写过革命者的革命,有一句话鲁迅说得特别地深刻:“于是一同去。”革命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于是”,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就是“一同去”。 在中国的乡村,作为农民革命的胜利者,“革命者”和“胜利者”都为数甚众。但许多人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农民的愚昧和善良”。这是一对古怪的文化组合,也是一对古怪的心理组合。中国农民的行动力大多是由这个梦幻般的组合提供能量的。这是一个值得许多作家和学者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可以说,愚昧和善良是中国农民的两面,它是动态的,哪一面会呈现出来,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通常,它们相伴而行。我不是一个中国农民问题的专家,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农民是全人类最缺少爱的庞大集体,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真正爱过中国的农民。 无论如何,描写“革命者”和“胜利者”是《平原》的分内事。在此我承认,“老鱼叉”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就是我同班同学的父亲。他住在“前地主”宽大的大瓦房里,那是他的战利品,他还成功地继承了“前地主”的一位小老婆。他的不幸在于,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他就不停地自杀。因为他总是梦见“前地主”来找他。1974年,他成功了。他把自己吊死在了大瓦房的屋梁上。 理性一点说,在中国的乡村,“老鱼叉”没有普遍意义。他的内心和他的行为更没有普遍性。但是,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是巨大的,——我见过“老鱼叉”的尸体。这具尸体并不恐怖,但是,围绕着这具尸体所散发出来的言论却阴森恐怖,“前地主”的鬼魂似乎一天也没有离散过。它在飘荡。它是“变色猫”,白天是白猫,夜晚是黑猫。我愿意把“老鱼叉”的死看做“胜利者”的良心未泯,它是后来的后怕、后补的后悔,然而,上升不到反思与救赎的高度。因为“变色猫”游荡的身影,我写“老鱼叉”的时候特别地胆怯,一到这个部分我就惶惶不可终日。眼睛尖的读者也许能够读得出来。 我想说的第二个人物是“混世魔王”。一个知青。我写这个人物是纠结的。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我对知青有好感。我的家一直是知青俱乐部,我的许多小学老师就是知青,他们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当我面对“混世魔王”的时候,我的心情却有些复杂。 如何面对知青?我决定把这个话题说得简洁一点。问题的关键是角度。我出生在乡村,是村子里的人。换句话说,无论我个人和知青的关系如何,在看待知青这个问题上,我不可能选择“知青作家”的角度,相反,我的角度是村子里的,是农民的。这也许是我和知青作家最大的差异。我不拥有真理,但我拥有角度。我想我不能也不该偏离我的角度。即使有一天,未来证明了我的角度有问题,我也愿意把《平原》放在这里,成为未来这个话题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我最不想说和我不得不说的这个人是老顾。他是一个被遣送到乡村的“右派”。我写这个人不只是纠结,我简直就是和自己过意不去。——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被遣送到乡村的“右派”。 长期以来,无论是早起的“伤痕文学”,还是后来的“右派文学”,包括再后来的“反思文学”,在中国的当代小说当中,“右派”这个形象其实已经有了他的基本模式,概括起来说,——他是被侮辱的,也是被损害的,他在政治上代表了最终“正确”的那一方,他是早觉者,他是悲情的文化英雄。 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从小就认识许许多多的“右派”。当然了,他们和我的父亲一样,都是“小右派”。在我的文学青年时代,我读过大量的“右派作家”和有关“右派”的小说,我的总体感觉是,我的前辈们偏于控诉了,或者说,偏于抒情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遗憾。现如今,“右派”作家年事已高,大部分都歇笔了。如果他们还在写,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右派”是集权的对抗者。“右派形象”也是文学作品当中集权的对抗者。他们是可敬的。我的问题是,当历史提供了反思机遇的时候,这里头该不该有豁免者?有没有人可以永久地屹立在绝对正确的那一方?我的回答是不。《平原》的反思包涵了“右派”,这并不容易。一方面有我能力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有我感情上的局限。在写老顾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是沉痛的。我至今都没有让我的父亲读《平原》,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我是回避了。——面对老顾,我从骨子里感受到一个小说家的艰难。许多时候,你明确地知道“该”往哪里写,但是,你下不去笔。这样的反复和犹豫会让你伤神不已。 《平原》的第一稿是33万字,最后出版的时候是25万。我在第三稿删掉了8万字。这8万字有一部分是关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的,——在修改的时候,我不愿意《平原》呈现出“乡土小说”的风貌,它过于“优美”,有小资的恶俗,我果断地把它们删除了;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老顾。我要承认,我“跳出来”说了太多。这个部分我删掉的大概也有4万字。 为了预防自己反悔,把删除的部分再贴上去,我没有保留删除掉的那8万字。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是让我最为后悔的一件事。我的直觉是,有关老顾的那4万字,我这辈子可能再也写不出来了,那个语境不存在了。借助于老顾,我对马克思《巴黎手稿》有很长很长的“读后感”,我只记得我写得很亢奋,但是,《巴黎手稿》我基本上已经忘光了。没有受过良好哲学训练的人就这样,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读者,读也读了,忘就忘了。 我感兴趣的其实还是“异化”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朋友一定还记得,那个时代有过一次“异化问题”的社会大讨论。“异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费尔巴哈提出来的,他讨论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帝最终使人变成了“非人”。黑格尔接手了这个话题,他借助于“辩证法”——这个雷霆万钧的逻辑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的“异化”。马克思,作为一个是革命的鼓动家,在号召“全世界无产者”革命之前,他分析了“商品”,揭示了“剥削”;他同时也探索了“异化”,他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大机器生产’’与“工人阶级”是“对立的统一”,这个“对立统一”的结果是人的“异化”——人变成了机器。 ——我其实并没有能力讨论这样宏大的哲学问题。让我对“异化’’问题产生兴趣的是我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阅读。一个小册子,白色封面,红色书名。作者是“高层”的一位“秀才”。他的论述是这样的:中国是农业社会,还没有进入马克思所谈及的“大机器生产”,所以,中国社会不存在“异化”问题。 读完这个小册子我非常生气,一个年轻的、读中文的大学生,他没有很好的哲学素养,他尚未深入地社会了解,他没有缜密的逻辑能力,可他不是白痴。你不能这样愚弄我。——这是什么逻辑?——这哪里还是讨论问题?这是权力借助于“理论”这粒伟哥在暴奸。 我写老顾,说到底,不是写“右派”,写的是“理论”或“信仰”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化”。 也许我还要简单地谈一谈第四个人物,三丫。我打算把这一段话献给今天的年轻人。三丫的悲剧来自于血统论。血统论,多么陌生的一个词啊。我想说的是,血统论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最起码,是最邪恶的事情之一。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一点题外话。很长时间以来,我的脑袋上一直有一顶不错的帽子,“写女性最好的中国作家”。这个评价是善意的,积极的。但是,在现实层面,它有意无意地遮盖了一些东西。我不会为此纠结,可我依然要说,我的文学世界委实要比几个女性形象开阔得多。 《平原》大致上写了三年半。在现在为止,《平原》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运气最好的一部。它从来没有被打断过。我在平原上“一口气”奔跑了三年半,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今天,当我追忆起《平原》的写作时,我几乎想不起具体的写作细节来了,就是“一口气”的事情。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在我交稿之后,我有很长时间适应不了离开《平原》的日子。有一天的上午,我端着茶杯来到了书房,坐下来,点烟,然后,把电脑打开了。啪啪啪,不停地点鼠标。我做那一切完全是下意识的,都自然了。文稿跳出来之后我愣了一下。这个感觉让我伤感,它再也不需要我了。我四顾茫茫。我只是叠加在椅子上的另一张椅子。我也“异化”了。我记得那个时间段里头正好有一位上海的记者采访我,她让我谈谈“写完后的感受”,我是这样告诉她的:“我和《平原》一直手拉着手。我们来到了海边,她上船了,我却留在了岸上。” 老实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文学上拥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我的心是静的。当我的心静到一定的程度,一些事情必然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了之后,我的心依然是静的。那里头有我的骄傲。 这也许是《平原》的第四个版本了,这个版本的出版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种种原因,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合作比较晚。可是,在短短的几年当中,我见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职业水准和敬业精神,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厚爱。 对了,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平原》这个书名是《收获》杂志社的程永新帮我取的。我电脑里的书名叫《长篇小说》,小说写了三年半,我居然忘了起名字,说起来像个笑话。感谢程永新。他为这个书名真是煞费了苦心。这个书名好。 2012年3月1日于南京龙江 书评(媒体评论) 很久没有如此痛快淋漓地一日气读完一部长篇了,而且是废寝忘食。《平原》中的许许多多带着生活质感的,甚至是夸张变形的细节描写成为它直逼人心的成功之处。端方与三丫的野合;轰轰烈烈的群殴;甚至女支书吴蔓玲与狗的性暧昧……那漫溢在整个小说中的精彩细节才是长篇小说最大的著点。 ——丁帆 毕飞宇像一个缜密的力学家,精确地展示了一个心怀远志、生机勃勃的中国农民身上所负载的复杂的权力结构,那正是农业的平原单调的表皮之下真实的神经、筋脉和骨骼。 ——李敬泽 毕飞宇的这本小说让人至少看到了一点文字本身不可剥夺、不可替代的魅力。仅此,所有吃文字饭的作者都应该向本书作者脱帽致敬。 ——黄集伟 在白天,王家庄人收割、忙碌、听报告,开批斗会;在夜晚,有青年男女的激情,有中年女人的烧香拜佛,企求安宁。1976年里的王家庄生活是隐喻,它隐喻了恒长的,普通的、民间的生活。阅读《平原》,使我们印象中的文革史显露了某种空洞与苍白。 ——张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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