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鸿儒，学富五车，治经史六十余载，国学名宿，幼耽树艺，享诗名半世春秋。曾游历四海，广传中华文化；更闪耀夜空，名列满天星辰。他，就是一代国学宗师饶宗颐！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饶宗颐所著文集煌煌巨卷，流传甚广，研读之人一定也会有想见其人之念，这本小传《香江鸿儒(饶宗颐传)》或可使读者略窥门径。本书由严海建著。

《香江鸿儒(饶宗颐传)》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的传记。

饶宗颐出生于1917年，现居香港，是中国著名的学术大师和文学艺术大师，“潮州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香江鸿儒(饶宗颐传)》叙述了侯仁之从儿时开始至今的人生历程，重点介绍了其出生书香门第、承父遗志修史，迁居香港、任教于港大，游学日本、南亚、美国、新加坡等地的人生转折点，并对饶宗颐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这位学术老人的人生。本书由严海建著。

引言

第一章 书香世家 幼熏文史

第二章 诗名少年 承父修志

第三章 动荡岁月 辗转各地

第四章 重回潮汕 总理志馆

第五章 移徙香江 规模拓焉

第六章 甲骨楚辞 访于扶桑

第七章 游学南亚 访遗览胜

第八章 受奖“儒莲”，盛名于西

第九章 客美任教 星岛访古

第十章 港陆棣通 畅游乡国

第十一章 古稀春锄 永不言休

第十二章 高寿多趣 名重士林

参考文献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

潮州位于广东东部，西与福建接壤，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潮州是指如今的潮州市，广义上的潮州指的是整个粤东地区，即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与梅州丰顺县。上述三市与丰顺县构成古代的潮州八邑。

自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潮州任官时兴办文教以来，潮州逐渐形成崇文尚学的风气，成为文化昌盛之地，历史上就有“海滨邹鲁”、“昌黎旧治”、“岭海名邦”的美誉。潮州商帮也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商帮之一，其中代表人物有全球华人第一富豪李嘉诚。潮州历史上人才辈出，历史名人有郑时昌、王大宝、赵德、卢侗、陈一松、王源等人物。而从自然环境来看，潮州城位于南海之滨，韩江水穿城而过，韩江两岸，有笔架山、金山、西湖山三山翠色相映，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被称为钟灵毓秀之地。

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饶宗颐能成为一代鸿儒，应该说，是与潮州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此外，家学渊源更直接影响了饶宗颐的学术与艺术生命的成长。

饶宗颐的祖辈是潮州的显赫望族，饶家的远祖过去原居浙江，后几经迁徙，由福建人广东，最初居于大埔县，后迁居嘉应州松口铜盘乡，至十二世祖始定居潮州乌石赛。饶宗颐的祖父名兴侗，字子梧，曾任潮州商会会长。1902年，饶兴侗创办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机构——“集安善堂”，广布德泽，颇有声名。他有四个儿子，饶宗颐的父亲饶锷排行第三。饶锷生于1891年，原名宝璇，初字纯钩。“纯钩”为古宝剑名，这是祖父给他取的，以期振励。饶锷成年后，有揭阳人周次卿与其友善，认为既名锷，又字纯钩，“物莫两大，两大则伤”，“锷以义有利，而又以古宝剑名取字，锋芒太露”，故取号“钝庵”。

饶锷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学成后返回潮州，曾担任《粤南报》的主笔。青年时，便自觉接受民主共和思想，20世纪初，当陈去病、柳亚子、高旭等人在苏州创立革命文艺团体——“南社”时，他即积极响应，并从事诗文创作，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清廷的专制和压迫。此外，他还热情扶持潮籍进步作家冯印月、冯素秋(“左联”烈士冯铿之兄姐)、蔡儒兰等人。饶锷先生交游广泛，在潮州学界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广求天下奇士”，“得聚处于一室，相与上探汉魏，研讨幽微，以期跻乎古人绝之境”，与潮籍学人郑晓屏、杨光祖、石铭吾、柯季鹗等，“志趣颇合，昕夕酬唱”，“披襟抵掌，谈天下事”。

饶锷19岁时，与本城清末进士蔡学渊之次女喜结连理。饶夫人出生名门，祖父蔡一桂，清同治时任资政大夫，父蔡子渊进士出身，任户部主事。婚后第七年，生长子饶宗颐。取乳名福森，后正式定名为“宗颐”。

饶宗颐的名字很有来历，都是父亲饶锷先生为他取的。父亲为他取名宗颐，取字伯濂，是希望他师法宋代大儒周敦颐。周敦颐，号濂溪，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今人耳熟能详的《爱莲说》即出自周敦颐之手。饶宗颐兄弟排“旭”字辈，但他的父亲饶锷尊崇理学，所以取名多与理学大师有关。他的二弟名叫宗械，是因为中国宋朝有位理学家叫张械，父亲希望他二弟能师其见识高，践履实。除了名字之外，饶宗颐还有两个别号，一个叫伯濂，濂是取自周敦颐的字濂溪的濂字，父亲是希望他像周敦颐一样，伯是大，因为他是长子，所以叫伯濂；另一个别号是伯子，他作的书画曾题饶伯子。

在传统时代，一个人的名和字一般由父亲取定，在成年后，可以有自号。饶宗颐后来自号“选堂”，他用选堂为号，可理解为学有三变，自己不同时期的治学有不同的主题，但很有因缘的是都与“选”有关，所以以“选堂”为号作为纪念。

饶宗颐自小喜欢文学，特别喜欢读《昭明文选》，后来曾经讲授此书30年。中年以来再度执著于绘画，又以元人为依归，特别欣赏钱选的作品，钱选是宋元时期同享盛名的著名画家，人品及画品皆称誉当时。到晚年退休后，与西方学者论学，讲中国早期宗教，认为中国早期文明也有西方所谓上帝选民的意味。饶宗颐在《选堂自说》中的解释是：

记敦煌本《老子化胡经》，其十一《变词》有句云：“洪水滔天到月支，选擢种民留伏羲。”选民云云，正如希伯来之chosen people，此道教徒之创世纪遗说也。以为洪水过后，人类种民惟伏羲，如彼土之挪亚，今苗徭神话尚存其说。前岁游吐鲁番，见其博物馆中，伏羲女娲交尾之图凡数十事，图之之意，似示人类祖先有再生之义，是古代西域月支有伏羲种民传说之明证也。由是观之，选擢之说，亦有可取焉。

上述文字的意思是说洪水过后，人类的种民只剩下了伏羲，这是道教的创世纪遗说，就像西方所说的诺亚方舟的故事。

另外，饶宗颐自号选堂，且对于甲骨文的研究造诣很深，近年来有学者将饶选堂与甲骨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并列，称为五堂。饶宗颐早年史学论集题为《选堂集林·史林》，更有追慕王国维《观堂集林·史林》的意味，又曾自引日本学界的说法称“20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不过，他自谦地认为，“为学贵精不贵多，观堂以精取胜，而选堂以多取胜，论学术境界，自有上下之别”。

父亲希望饶宗颐师法理学大师，但饶宗颐自小即与佛结下很深的缘分。他在《澄心论萃》中提到：

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几无日不与三藏结缘，插架有日本大正续藏，及泰京馈赠之巴利文藏，日译南传大藏经。P4-7

对于饶宗颐这个名字，相信许多人都不陌生，特别是在那些炫目的头衔之下，似乎有种尽人皆知的意味，而盛名之下，饶宗颐对于中国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又总是语焉不详。个中缘由，可能在于饶宗颐的不可复制性。我们很难将他归类，很难用简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志业与成就。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不看这个已经被定性的符号化的饶宗颐，而是追根溯源，勾画出一代鸿儒饶宗颐是如何炼成的？从中或可体认到饶宗颐不可复制性的渊源，而正是这种不可复制的奇绝造就了饶宗颐的成就，其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也由此得来。

饶宗颐常常用因缘来解释自己的成就。他说，他今天成为一个学人，这是有因缘的。因缘很重要，就是条件好，应该有的条件都成熟了。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经历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费光阴。而他没有这些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机缘已熟，于是命定要做学问。当然因缘并不是无来由的，正如我们熟知的那句话：机会总是垂青又准备的头脑。饶宗颐曾说：“很多的因缘围绕着我，我确实比较幸运，但也说明我有做这些事情的条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个因缘的。”

学人成功，当然以内缘因素为首要，不过也多有外缘背景。饶宗颐一生，颇得天时地利人和，内缘与外缘相得益彰。

饶宗颐幼时的家学渊源即为一般人所不及，其自小就养成好学多思，耽于想象的习惯，且读书全凭兴趣，这是不可多得的基础。当一般儿童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始终处于知识的接受者的时候，饶宗颐却异常地早熟，学习全是就性之所近，很早就开始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其后来走上治学一途的重要基础。从其后来的治学风格中均可见早年学习经历的影响，即始终以学术为本位，视之若安生立命之所在，所作研究全是为己之学，而不是出于功利性的外在目的，且总是能居于主体地位，不迷信权威，具有怀疑精神，见常人所未见。

而饶宗颐治学风格之养成多得益于其优越的外在环境，早年是家境殷实，诗礼传家，读书完全自由，且完全没有功利化色彩，这样的读书环境自非常人可及。而其后来学术上成就的取得也有赖于商帮的支持以及寓港不归的学术际遇。1949年，饶宗颐为《潮州志》编辑事宜赴港，咨询资助人之一的潮商方继仁，由于方氏的劝阻及资助，饶宗颐得以寓港不归，遂决定了后此大半生的学术际遇。当大陆政治运动屡起，批判斗争不断，而饶宗颐得享“偷来的时间”，是为天时。而香港的开放也使饶宗颐能够与欧美汉学界互通声气，促进其学术研究，是为地利。饶宗颐早年从学得父辈师友提携甚多，到港后治敦煌学，方继仁斥巨资为其购人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为当时日本之外亚洲仅有的一套，此后饶宗颐刊布图籍，展览书画，开研讨会，建纪念馆，亦多承潮商财力的支持，此则为人和。

饶宗颐的成就得益于外在的因缘，且此种因缘是多重的，是来自各方面的。饶宗颐的学问领域之宽广，学术视野之开阔，所见史料之广博可以说是罕有人能比肩，而这些都是得益于其外在因缘的多重性。但饶宗颐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在此多重外在因缘的影响下不失本我。饶宗颐一生所遇的名师益友不可胜数，其均能以自己既有的学问基础，有所因应，取他人所长，所以饶宗颐的学问都不是照着做的，而是接着做的，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饶氏治学，“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

饶宗颐对“缘”的解释不是完全被动的，他认为，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才能够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外缘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说缘要内外两方面的结合。饶宗颐的幸运即在于内外缘的交集。

当然，除学问以外，饶宗颐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境界也是罕见的。饶宗颐集学问与艺术于一身，所以他的生命是充满自信的，是圆融的，是和谐的。在现代中国，一般知识人若是能做到学问上有为，往往因功利心过甚，而失之无趣，饶宗颐做到学问上的有为和生活上的有趣二者兼得，其实这正是儒者所追求的内在圆融。饶宗颐的学问、艺术与文化人格是特殊的因缘所造就的学术文化现象。追寻这些因缘之由来及其作用，将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饶宗颐所著文集煌煌巨卷，流传甚广，研读之人一定也会有想见其人之念，这本小传或可使读者略窥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