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饱受关注的人物。个人的影响力使然,从

民国初年开始，学界对于阎锡山的研究差不多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因为纵观阎锡山幕僚班底，总结阎锡山在用人方面的得失成败及其缘由，能对今人有几分启迪，而马东玉的《近代政坛幕府丛书：阎锡山和他的幕僚们》便是其中一本，它是旧著《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的改版。

阎锡山自辛亥首义就任山西都督，“历经军阀混战、北伐诸役、中原大战、省政建设、抗日战争等重大事变，在波诡云谲的旧中国政治舞台上，肆应自如，以山西一隅，相对独立于中央，主持山西省政38年而不堕，成为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绝无仅有的地方实力派领袖，这在民国历史上可属一个特例，其作为是无人企及的。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取决于阎锡山特有的政治经济天赋和山西独特的封闭型行政地理环境，而且与阎锡山的“善用人为”，在身边积聚了一批党、政、军、经、教各方面的人才不无关系。

《近代政坛幕府丛书：阎锡山和他的幕僚们》便是介绍他的书籍。

《近代政坛幕府丛书：阎锡山和他的幕僚们》是旧著《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的改版，作者马东玉在翻阅新见旧有资料、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先进与便利、广泛吸收阎锡山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旧作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订和补充：其一，关于阎锡山的“用人之道”，过去主要强调的是它的地域性，客观地讲应该分阶段考察，不能忽视其在特定时期的“五湖四海”。是故，在这方面增加了一些笔墨。其二，对旧作中概念化、脸谱化的用语进行了必要的打磨。其三，对一些所谓的反面人物历史地认识，不全盘否定。其四，对旧作中囿于资料所限，造成的信息不完全，作了尽可能的补充。其五，第十章中增加了“文坛重镇郭象升”一节。其六，加配了一部分相关图片，以收图文并茂之效。

再版前言

一 盖棺论定“山西王”

二 知人善任与相互制衡——阎锡山的用人之道

三 亦师亦友、首席辅弼赵戴文

四 内襄外助、生死之交贾景德、徐永昌

五 辅弼良才南桂馨、赵丕廉、樊象离、薄毓相

六 政工同志李冠洋、梁化之、智力展、杨贞吉

七 嫡系将领杨爱源、周玳、王靖国、赵承绶、孙楚

八 军事外围张树帜、张培梅、朱绶光、商震、傅作义、郭宗汾

九 经济班底徐一清、贾继英、王尊光、彭士弘、张书田、徐士珙

十 名流侍从郭象升、宁超武、方闻、朱点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二 知人善任与相互制衡——阎锡山的用人之道

(一)由阎锡山“感想录”中概括出的“用人之道”

客观地讲，阎锡山算得上一个注重理论的实践者，在他的一生中，“理论”无处不在。关于用人之道，阎锡山亦有着一套堪称“完备”的理论。一部《阎伯川先生感想录》，用人之道贯穿始终，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行政取决于人才，人才的有无取决于行政是否为“第一当为之事”。阎锡山认为，“行政须为当时第一当为之事”，亦即要注意抓主要矛盾。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各种人才。反之，若“失了第一当为之事，则一等人才离。失了第二当为之事，则二等人才亦离。一等人才离则危，二等人才亦离则亡。”不能为“第一当为之事”是行政的致命弱点，是为政者之大忌。

其二，“知人善任”和“善用人为”。对此，阎锡山作了反复论证，他说：“使人，对人之智能不可高看，高看则有求备于人之病。处人，对人之品格不可低看，低看恐遭藐视轻侮之祸。使人必须知其所长，知其所短，然后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用非其当，非特无功，且失其人。自欺应当不器，使人必须以器。”他认为成功者共同之性能二十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知人善任”。“使人如使器，用其所能，弃其所不能。言事亦如此，说其才之所能懂，置其才之所不能懂，在人则得益，在己则省言。”另一方面，

 “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用人智，用人技，宁用一个高等的，不用一个平常的。”“知人善任，执简御繁，是为政之道。”在“知人善任”的同时，要“善用人为”。他说：“为政者当善用人为，不可善自为。善用人为则人皆能者，善自为则人之能者亦将无所用其能矣。”“为政要自己用心，使人用力。自己不用心人不乐用其力，自己若用力人无所用其力。”

其三，式人之所长，赏罚严明。所谓“式人之所长”就是用人要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能求全责备。阎锡山认为，“用人做事，应矜式人之所长，不可常视人之所长。大学说，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是用人做事之好道理。管人当宥其错，惩其恶，言其限，密其则。宽以待之，专以责之，节以使之，明以考之，秘以察之，当以赏罚之。”成功者的共同之点应该是“信赏必罚”、“识中知对”、“通情达阴(世有通情达变之语，是指处事而言，达阴是指处人而言)”。为政者用人要力求做到“动之以情，明之以理，绳之以法”。

其四，令人各负其责，职责相关。“做甚务甚”是阎锡山对其部属乃至对其治下的全体省民最基本的要求。早在他漂洋过海赴日留学的途中，就反复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因此，在他执政山西后，即以“做甚务甚”相号召。他说：“知己知彼，作战当如此，外交当如此，依人用人均当如此。”“用得其人，作得其事，两者兼备，始能成功。用非其人，作非其事，有一于此，亦必失败。”“用人多，无专责，事则乱。”反过来说，“用人多，有专责，事则……

P22-23

2001年9月，岳麓书社推出近代名人幕府丛书一套五卷，拙著《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忝列其中。另外四卷是《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执政幕影——段祺瑞幕府》《伪府群奸——汪精卫幕府》《胡帅班底——张作霖幕府》。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十年来，《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这本小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错爱，不仅广销国内，而且远销海外。时至今日，虽早已售罄，仍常有联系索求者。与此同时，反响热烈，好评不断。

《博览群书》2002年第7期发表一组特别推荐的书评文章。

编者的话指出：军阀是中国20世纪前期的特殊产物，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军阀史研究明显地存在着特定时代的局限性。《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一书力求新意，在对历史人物——特别是曾经被否定过的历史人物评价上，保持了较为冷静的态度，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努力的探索，对于处在复杂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政治选择，有持平之论，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散木《认识阎锡山》认为：说到幕府，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近年来史学界中对此多有关注(清朝权势人物的幕府和绍兴师爷等都有专著出版)。雒女士条分缕述阎锡山“用人之道”、他统治山西的基本“班底”和幕僚侍从人员以及分领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人才，取材丰富，要言不烦，显然是经过长久的写作准备的。雒女士曾与人合作出版有百万余字的《阎锡山全传》，同她的新作一样，都是力图摆脱陈旧意识形态窠臼、以史实说话、评骘人物亟求公允的力作，有这部书的“垫底”，再细致研究传主的“用人之道”，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赵诚《往日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则强调：阎锡山执政三晋近四十年，使山西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一定聚集了相当的人才。笔者作为晋人，阎锡山的传记读过几本，其中包括美国人写的。但从他周围人才群体的角度来看阎锡山的为人、处事和作为，该书是第一本。其次，近年大陆关于阎锡山的评传只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层面，未能使人洞悉其思想和文化渊源，也未能更多地涉及他与人共事的相处之道。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欠缺。阎锡山是近现代历史上一个著名政治人物，这本书在对阎锡山的描述上，多少有些跳出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的迷雾，本色还原的味道。

此外，智效民《寓史德于史实之中》(《往事知多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文进一步指出：阎锡山能够在山西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是依靠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这种说法有失皮相。因为在那战乱不已、政争不止的年代，要想在一个地区有所作为，没有自己的“主义’’即政治主张不行，没有一批各有所长且堪当重任的人才更不行。纵观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它们的准确把握和巧妙运用。特别是书中那些逸闻趣事，为展现人物形象、烘托人物性格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安慰之余，不免诚惶诚恐。读者的推崇不代表自身的完美无缺，评论者的肯定掩盖不了存在的瑕疵。水平与历史所限，原版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修订。

阎锡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饱受关注的人物。个人的影响力使然,从民国初年开始，学界对于阎锡山的研究差不多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其间，出版面世的相关论著与资料洋洋洒洒，汗牛充栋。仅民国年间印行的阎锡山言论汇编性质的文集，诸如《村政汇编》《六政三事汇编》《言论类编》《治晋政务全书》等，累计即达千万字之多。1978年以来，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学界对民国历史的认识更加趋于客观．从而带来了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热潮。鉴于阎锡山这个历史人物的典型性，阎锡山研究也就成了热潮中的热点，出版发行的研究性著作相当可观。粗略统计，当有数十种之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阎锡山评传》《山西王阎锡山》《阎锡山研究》《大三角中的阎锡山》《蒋介石与阎锡山》《阎锡山全传》《阎锡山与晋系》《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阎锡山与山西抗战》《阎锡山与同蒲铁路》等著述相继出版。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一如既往地围绕阎锡山本人展开。换句话说,就是研究的着眼点还只局限于阎锡山自己的作为与定位。对于在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幕僚群体的研究仍然少有涉猎。与此同时，海峡两岸关系的交往日益密切，一批尘封的相关资料得以交流；由于有了互联网的便利，信息的传递日益变得容易与快捷。研究进一步深化具备了客观基础。

适逢其时，团结出版社拟将旧著《三晋有材——阎锡山幕府》改版为《阎锡山和他的幕僚们》，重新印行。不胜荣幸之至!于是，以此为契机，在翻阅新见旧有资料、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先进与便利、广泛吸收阎锡山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旧作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订和补充：其一，关于阎锡山的“用人之道”，过去主要强调的是它的地域性，客观地讲应该分阶段考察，不能忽视其在特定时期的“五湖四海”。是故，在这方面增加了一些笔墨。其二，对旧作中概念化、脸谱化的用语进行了必要的打磨。其三，对一些所谓的反面人物历史地认识，不全盘否定。其四，对旧作中囿于资料所限，造成的信息不完全，作了尽可能的补充。其五，第十章中增加了“文坛重镇郭象升”一节。其六，加配了一部分相关图片，以收图文并茂之效。

对历史负责与对读者负责，是著史者的出发点。学识所限，错讹与不当之处仍然不可避免，还望识者不吝赐教。

《阎锡山和他的幕僚们》得以出版，团结出版社的领导与责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了许多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雒春普

2011年初冬

阎锡山自辛亥起义就任山西都督，历经军阀混战、北伐诸役、中原大战、省政建设、抗日战争等重大事变，在波诡云谲的旧中国政治舞台上，肆应自如，以山西一隅，相对独立于中央，主持山西省政38年而不堕，成为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绝无仅有的地方实力派领袖，这在民国历史上可属一个特例，其作为是无人企及的。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取决于阎锡山特有的政治经济天赋和山西独特的封闭型行政地理环境，而且与阎锡山的“善用人为”，在身边积聚了一批党、政、军、经、教各方面的人才不无关系。

山西在民国时期的相对独立，与阎锡山时期政治上另搞一套，经济上自成体系，军事上广泛结盟的“地方发展战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在贯彻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干部的使用就成了决定的因素。阎锡山作为民国初期政坛上的一颗新星，以符合当时主流社会政治诉求的“中庸”面貌出现，吸引了不少有志于民族革命和改造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其幕僚班底，逐步形成了组织、经济、军事等各有所专的幕僚集团，终于得以在山西这块贫瘠的土壤上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活剧。

作为一个政治家，阎锡山深谙人才的重要，竭力延揽可用之才，“宁可楚材晋用，不能晋材楚用”。辛亥前后，一批具有民族意识的革命知识分子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为阎锡山所用，因此不仅成功地发动了太原起义，而且在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下平安过渡，并得以独掌山西军政大权；在寇氛日深，面临在“日、蒋、共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尴尬境地之际，阎锡山乾刚独断，率先在山西地方实现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为全国树立了榜样，一时声誉鹊起。这一切的一切无疑是阎锡山用人之道的成功运用。

但是，作为生于斯地长于斯时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阎锡山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才认知上的先天不足。当时山西一句民谣“学会五台话，能把洋刀挎”道尽了其中底蕴。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大权在握之后，阎锡山一方面继续倡导“善用人为”的用人之道，另一方面则把着眼点逐渐转移到同乡亲近一边。正因为如此，“任人唯亲”也就成为其用人之道的必然走向。这样，一些人才的最终离他而去也就成为必然的了。看籍贯用人是当时政坛的通病，蒋介石难出其右，阎锡山不脱窠臼。因此，“宁可楚材晋用，不能晋材楚用”，也就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阎锡山熟读经书，了解中国社会，可以说也通晓用人之道。但是，受山西地方财力的限制，重金吸引人才一途难以施行。因而，阎锡山所惯用的是以“主义”、“理想”相号召，“保境安民”、“新村制度”、“造产救国”、“物产证券”、“守土抗战”等一个接一个的主张，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吸引着一些有志于社会改革的人才加入他的幕僚班底之中，成为政治、组织、经济诸方面的骨干。而对于统兵将领则侧重于以同乡同学等亲缘关系相维系。也正因为如此，军事幕僚以其忻定台小同乡及其外围为主干，有一定军事学术造诣的朱绶光、郭宗汾等虽以外省籍人入幕时间较长，但多半只能担任不直接带兵的参谋长职位。

尽管阎锡山的用人路线存在着种种局限，但是在过去的38年中，仍然有数以百计的各类人才先后聚集在他的麾下，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襄赞作用。没有他们的参与，也就不会有这段历史。因史料和篇幅所限，这里所介绍的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难免挂一漏万。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环顾阎锡山幕僚之中，擅长经济的人才比比皆是，经济班底颇具规模，但是由于资料的欠缺，未能进一步展开，是为遗憾之二。

纵观阎锡山幕僚班底，总结阎锡山在用人方面的得失成败及其缘由，能对今人有几分启迪，余所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