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的奢华生活逝去了。风从原野上刮过。云总在风中远去，又在风中到来。

另一种富足的生活呈现出来。在二十一世纪呈现出来。这都是土地上的奇迹。

新与旧，正如钢筋混凝土的楼房与碉楼交织，一种交相纠缠的心情，让人感受生生不息的生命与源源不绝的生存。这源源不绝与海洋深处更辽远的空间联系在了一起，与看不见的滚滚波涛联系在了一起，与我灵魂深处的悸动，与这忙碌奔波的生活，与我脸上的皱纹，甚至手指上小小的指甲尖也联系在了一起。

这是一次关于南方的生存历史的打量，是一个人生命的探求与诗意追寻；睿智而灵动的语言给予我们田野历史与文化的一场阅读盛宴。久远的南方，在焕发出神秘的光焰。

序

广府人的南方

 奢华的乡土

 客都

 田野上的史记

 广府人的南方

 龙行之地

 气根

半岛身影

 澳门门

 飘过澳门的身影

面朝大海

 边地所城

 水平面

 水上来的祖先

 迁徙的跫音

乡村秘密

 仙居

 边镇茶峒

 荒野城村

 张谷英的村庄

 神秘而日常的事物

 桃映的舞者

放宽的视野

 怒江的方式

 路上的祖先

 山脚趾上的布依

 两个异类

 脸

笔下的流浪

 流浪的人

 云、大地及家园

 想象凤城

 空格

 某个片断及其记录

 泉坪闲居

 随花而起的思绪

一个有悬念的作家(代后记)

一

一段奇异的生活，80年岁月的遮蔽，早已越出视界。但它顽强存在，确凿无疑。它出现在开平。它用物质的形式不容置疑地证明。这物质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一闪念里，一片天空笼罩到了头上。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头上的天空仿佛不是现在的，地上的建筑赐予深切的非现实感。

碉楼——一个遗存的庞大建筑群，过去生活的细节，像壁上灰塑，紧随坚硬墙体躲过时间洪流的淘洗，永远如阳光照射现实生活的场景。是错觉吗？上世纪初场景的呈现，虽离不开想象，但我分明嗅到了它某种霉雨季节一样的气息。

两天时间里，我在上世纪初建造的碉楼中钻进钻出，爬上爬下。正逢雨季，天空滤下稀薄的光线。碉楼中偷窥一般的我，置身幽冥晦暗中，神思恍惚。

我惊叹将近一个世纪前，广东开平人的生活，曾经与西方靠得那么近。在那个国人穿右衽对襟长袍、裹小脚、戴瓜皮帽的年代，那个戊戌变法闹得沸沸扬扬；北伐军聚集广州，准备向东、向北进军；袁世凯闹着称帝；甚至来自开平的周文雍，也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把自己青春年少的生命和爱情带到刑场上……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上演，历史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中趔趄前行，开平人的生活竟然按着自己的逻辑在展开——这几近一个神话——东西方的交流在南方沿海地区，早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如今开放的程度。30年的闭关锁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只是把人带到80年前的一个状态。

今天，房地产商把“罗马家园”、“意大利花园”、“欧洲庭院”等概念在媒体炒得昏天黑地，大江南北那些拙劣模仿的欧式圆柱、拱券，像商标一样成为楼盘的招徕。这片碉楼里来自真正西方手笔的多利克、伊奥尼亚、科林斯式柱，各种弧形拱券，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沉默了将近1个世纪，并且依然在乡村一角放射着光辉——一种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生活展示。它不比上海滩，或者天津卫，那些租界里由西方人自己建造的洋建筑，它是中国的老百姓自己建造的来自民间的一次建筑实践。它们试图融合的是20世纪初中国乡村的生活经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时尚趣味。

面对眼前的南海，我怎样理解海洋呢？沿海的概念对我似乎才刚刚建立，在这之前它纯粹是地理的，为什么把外面的世界称作海外，我猛然间有了觉悟。因为靠近海洋，中国沿海与内地，早在100多年前，在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之后，距离就开始拉开了，两种全然不同的生活在中国的版图上展开，渐行渐远。一个海洋在把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横移过来。中国现代史在南方其实已经发生，历史早已看见了它的端倪。当内地人还在用木制独轮车推着小麦、稻谷，在乡村的小路上吱吱扭扭叫着千年的恓惶，岭南五邑之地已修出了铁路。钢铁巨人一样的火车锐声一吼，奔跑的铁轮把大地震荡得颤抖、倾斜——民间第一条铁路就在这里修建并开通。这一天是1908年5月15日。首段开通的铁路长59公里，有19个车站，终点站设转车盘，可将机车原地不动旋转180度。5年后建成第二段50公里，7年后建成第三段28公里，车站总数达到了46个。

浓雾重锁的天空下，想象上世纪初开平的历史，梦幻感觉虚化了眼前的景物，钢筋混凝土的高速路像是动漫，高楼大厦是一次一次的投影。

那是一场多么迅疾与猛烈的碰撞，两种文明在这一小片天空下交织、摩擦、激变。当时文字记载的日常生活可摸可触：“衣服重番装，饮食重西餐”；“婚姻讲自由，拜跪改鞠躬”(民国时期《开平县志·习尚》)。男人们戴礼帽，穿西装，打领带，脚穿进口牛皮鞋；抽雪茄，喝咖啡，饮洋酒，吃牛排；出门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女人们洒喷法国香水，抹“旁氏”面霜，涂英国口红。薄薄的丝袜即使在上世纪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也还是城市女人追求的奢侈品，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玻璃丝袜”已经是开平乡村女人的日常用品了。用具方面，从暖水瓶、座钟、留声机、收音机、柯达相机、三枝枪牌单车、风扇、盛佳衣车、打印机，到浴缸、抽水马桶、抽水机，多少年后国人才能见到的东西，那时就成了开平人的日常生活部分。人们见面叫“哈啰”，分手说“拜拜”，称球为“波”，饼干叫“克力架”，奶油叫“忌廉”，夹克叫“机恤”，杂货店叫“士多”，对不起叫“疏哩”……

不可想象，一个军阀割据、列强瓜分、乱象横生的年代，开平人却过起了现代化的奢华生活。“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凡有旧俗，则门户争胜；凡有新装，则邯郸学步。至少宣统间，中人之家虽年获千金，不能自支矣。”“无论男女老幼，都罹奢侈之病。昔日多穿麻布棉服者，今则绫罗绸缎矣；昔日多住茅庐陋巷者，今则高楼大厦矣。至于日用一切物品，无不竞用外洋高价之货。就中妇人衣服，尤极华丽，高裤革履，五色彩线，尤为光煌夺目。甚至村中农丁，且有衣服鞋袜俱穿而牵牛耕种者。至每晨早，潭溪市之大鱼大肉，必争先夺买。买得者视为幸事……其余宴会馈赎，更为数倍之奢侈。”

开平人的生活到了如此奢侈的程度！

人们由俭至奢，巨大的转变，原因何在？

80年，许许多多存在物风尘飘散。尘埃落定，奢华生活遍及各地碉楼的日常用具，却成了今天的巨大疑问，引人去寻觅隐蔽的历史因由，寻找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二

这一切，由一场悲剧开始。历史躲过了这一幕，没有记载。

非洲黑奴交易举世皆知，成为西方人抹不去的耻辱。中国人被人当“猪仔”卖到西方，却极少被人提及。那也是历史极其悲惨的一幕！

最先，也许是海上的两三条船，船上的渔民突然失踪了。岸上的亲人惊慌、痛哭，以为是海盗干下的伤天害理的勾当。长长的等待，那些海上消失的男人，再也见不到踪影。

接着，沿海乡村的青壮年也被人掳去了。人们这才知道这一切并非海盗所为。渔民是被“猪仔头”和土匪当奴隶一样赎卖到遥远的美洲大陆去了。

太平洋上，一条孤独的船飘荡着，几十个日出日落，甚至春去了秋来了，船仍在朝着一个大陆的方向张帆远航。路途遥远，令人绝望。容得下300人的船，挤上了600人。船舱内黑暗一片，人挤成了肉堆。空气中腥臭弥漫，船板上的饭和咸虾酱都长出了虫子。总是有从舱内抬出的尸体扔进大海。这已经习以为常了。闷死的，病死的，甚至自杀的，抵达美洲大陆之前，已有近一半的人葬身鱼腹。

当这些被劫被拐被骗的男人，拖着长辫，蓬头垢面，目光呆痴，步履踉跄，踏上一片陌生的大陆时，家乡已经遥不可及了。他们被运到美国、秘鲁、古巴、加拿大、智利等国。巴西的茶工、秘鲁和圭亚那的鸟粪工、古巴的蔗工、美国的筑路工淘金工、哥伦比亚的矿工、巴拿马的运河开挖工、加拿大的筑路工……从此都有了他们的身影。鸦片战争后30多年间，美洲的华工达50万人，仅美国就有25万之多。

1851年维也纳会议废除了“黑奴买卖”。中国人却成了最廉价的替补。“契约华工”(即“猪仔”)名是“自由”身，因雇佣者无需顾及其衣食与生死，比起资本家庄园主的私有财产黑奴来更为悲惨，他们死不足惜，在工头的皮鞭下，一天劳动14小时到20小时，报酬却极低。有的地方针对华工订有“十杀令”、“二十杀令”。秘鲁一地，4000华工开采鸟粪，10年之后，生存下来的仅100人。他们死于毒打、疾病、掉落粪坑、自杀……巴拿马运河开掘，又不知有多少华工丧命。加利福尼亚的铁路、古巴的蔗林、檀香山的种植园……都埋下了华工的白骨。  然而，灾难的中国，民不聊生，为求得一条生路，许多人主动踏上了这条不归之路。有的新婚数日即与新娘离别，白发苍苍才回来一聚；有的甚至一去不回。开平有领“螟蛉子”的风气。“螟蛉子”即是空房独守的女人领养子女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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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旅途上的一天，是2008年最后的一个夜晚。下午4点多钟哈尔滨天就开始黑了。度完一年中最后一个晚上的意味比迎接新年到来的欣慰似乎更浓郁一些。屋外的雪时停时下，地上的雪冻成了冰，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走进一间房子里，室内温暖如春，羽绒衣甚至毛衣都得一件件剥下来。

诗人李琦在我们吃过晚饭后，执意要带我到这家露西亚咖啡屋来。这是家老店，经它流逝的时间要以几代人的生命来计算，岁月深处的痕迹照见了时间的面影。总是要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分做点什么，但今年的这个夜晚我们并不关心已经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穿过街道、商场，从成堆的年轻人渐渐高涨的热情中穿过。他们呼出的一口一口白生生的气，被寒冷围困成一团团雾，注定无法突围，只有消失的命运。我们像个时间的局外人，我们患上了时间疲劳症。对时间的感觉，像加速的列车，慢悠悠的青年时代是蒸汽机车头，闯进中年就电气化了，甚至高铁的速度也已经抵近。

咖啡屋突然让人找到一种缓慢，像一个小点刹，时间有片刻停留的错觉。我们谁也没去留意房里的顾客，我们是年龄最大的一群。年轻人的兴奋把老咖啡厅的旧当成了一种浪漫情调。

这个屋子实在是一个怀旧的地方，甚至这座城市也是一个怀旧的城市。100年前，中东铁路修建，哈尔滨迅速成为中国一座西洋式的城市。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贵族带着钢琴、小提琴、财产和被革命打倒的惶恐、重新生活的愿望，跟随铁路逃难来到了这片荒凉的地方。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建立，他们回不了自己的祖国，又不得不漂洋过海，去了更遥远的地方，许多人去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哈尔滨，转眼之间找不到这群人的踪影了。许多年后，这些老去的俄罗斯人来到这里，他们怀念过去，故地重游，老泪纵横。

另一群人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房子是老的，这条中央大街也是旧的，石头的欧式建筑由当年的俄罗斯人修建。它们都走到了2008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在天寒地冻里被都市的彩灯照亮。两个中年人陪着的也是一个中年人，我们不谈新年，不谈历史，谈的也是情调，还有哈尔滨的香肠，薄薄的一片，带着独特的欧式熏香。房间中央墙壁砖砌的拱门，也许是东正教的神龛，上面挂着一幅油画，是一个正在读书的俄罗斯女人，周围墙壁挂满了老照片。

店员给我们拿来一份咖啡店办的小报，上面有俄罗斯人写的怀念哈尔滨的诗歌，院落的丁香，五月的春雨，冰帆，天空落下的雪花……都是故土一般的乡愁。当年一位少女悄悄爱上一个圣徒，他唱诗像春天冰上滴下的水珠，如一道明亮的光线，深深撼动她的芳心。在圣·索菲亚教堂外的冰天雪地里期待他的出现，一个多月，他只出现过一次，第二次，这个以生命来歌唱的人死了，她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阿辽莎。一则则日记带着那颗如火如冰的心出现。

还有一个叫尼娜的女子上世纪80年代初写给她远在澳大利亚的妹妹丽吉娅的信，信中怀念的是遥远的30年代他们一家在哈尔滨的往事。她不愿离开埋葬了她父亲的土地。她的父亲曾经叮嘱她们，要爱这座楼，就像爱你们的爸爸一样。这座楼是她父亲艰难创业建起来的。那些磨得光亮的铜把手、木扶梯、木窗，都是她父亲亲手做的。但在80年代，这栋楼房很快就要拆迁了……旧楼承载了他们全家人的回忆，尼娜非常害怕离开房子就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记忆中了。70多岁了，她什么也不需要了，只需要回忆。在这个写信的夜晚，尼娜的泪水把信笺都打湿了。最后一行她写下：“直到死，我不能离开这个房子……”

不知道尼娜信中写的房子是否就是露西亚？要与老房子一起毁灭的她会有怎样的命运？  店主叫胡泓，是中俄混血儿，旅日华人、建筑师，热爱房屋的木雕设计与建造，除了这问老咖啡店，他自己又建了一个新店，同样取名露西亚。他在延续一种古老优雅的生活，似乎一切都没有被时间所打扰。我们走进新露西亚时，他与自己的三位老同学正在聚会。看见诗人，他抛下他们，跟我们谈他的设计，带我们上楼参观。二楼是一个木雕的世界，从楼梯扶手、墙、窗、柱，直至房顶，都是柞木和楸木的巴洛克风格的雕塑，除人物为木雕，其他都是高浮雕。房间充满了17世纪法国宫廷宴会厅氛围，肥硕的植物图案，像一座春天的花园，这些经他亲手设计雕刻的作品，让他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新店主要用此来展示他的梦想，而非经营。

第二天，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是又一年的一天了。今天与昨天会有分别吗？

北方大地开阔无垠，低低的丘陵起伏，蓝天下的雪分外耀眼，只有一条高速公路是黑色的，那些早已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安静地站在一面面坡地上，像进人生命的梦境，深褐的枝干透出隐隐的红，如隐匿的历史，如血脉里的基因。苍茫雄劲的山河，平静中蕴藏着力量，大地巨大尺度的崛起与俯冲，孕成北方民族的天地浩气，他们一次又一次问鼎中原，建立北魏、辽、金、元、清王朝，英雄与史诗，像天上的云团一样游走。

昨晚已成旧岁。旧岁的最后一晚，李琦把她女儿小时候写的文章送给我，今天我又看到了一个叫马小淘的女孩写的她在90年代哈尔滨的生活。一座不断在流逝中的城市，一座不断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城市，却只能在文字里呈现，它们离不了文字这个神奇的东西。当一切都已流逝，当时间把昨天的聚首变成了虚幻的回忆，唯有文字是可信的。我想，一个作家，对一个时代，记录与表现是神圣的，它是时间之上不覆的方舟，是我们战胜时间延续心灵的方式。

我的生活似乎都在指向过去，在哈尔滨异国情调的北方都市是如此，在南方，我长年居住的城市广州也是如此，哪怕它是开放前沿最时尚的城市。我总是忘情于从前的生活，看到历史，看到那些远去的事物，它们并没有消逝，像岁月内部幽暗的光将现实照亮。而现实从来是不可靠的，一切只在转瞬之间变为经历和历史。

我长年在岭南的大地上跑，在长江之南的山水问流连，大地上的事物悄悄沉淀在时间的下面，静静地让时间之水从身上淌过，透过清澈的时问之流，我打捞她们，让一颗跳动的心灵去孵活她们，让田野上的历史走人今天的生活，我想把过去不曾留下来的东西寻找回来，想借助她们说些话，说给今天听。那些痛感是我们今天经历的一部分，许多东西甚至仍然活在我们的世界，像空气一样我们没有知觉。

文明生活是离不开历史感的，尤其对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它能使生命丰富厚重并具深意，使人活在传统中，拥有心灵的安宁。

与时间做着游戏，是如此迷人。像站在一条河床上，超越于个人的生命，这感觉让我的空虚片刻停息。而写作带来了我的充实。充实，是我生命的堤岸。

时间这样水涨船高，我可以说些什么呢？我把生命最真切的感怀给了历史，时间把我现实的生活带进了空荡之中。我的文字似乎把今天与过去熔铸到了一起，还有一个人情感的激荡、血的喧嚣，都凝成了一种呈现。当这呈现抵达你时，却已离我遥远。但愿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彼此对文字的魔力心生敬畏。

这也算作序言吧，一种阅读的开始，或者已经结束。

谭畅：您好！很难得和您一起坐下来静静地谈谈文学。听说您最近又要推出一部散文集，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熊育群：对，是《奢华的乡土》。这是一部关于南方特别是岭南的历史与文化的书，她既是这些年我在南方山水间发现与体验的客观存在，也是我个人心灵被沐浴与抚慰的生命历程的主观呈现。忧伤与欢愉，体悟与思考，寻觅与发现……南方的被误读、被遮蔽常常令我震惊。我总是从现实中来，又不得不进入历史，我感觉自己是在读一部大书！一部南方大地之书。

谭畅：我们知道您最初是个诗人，在《羊城晚报》副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编辑和记者，去年开始调到广东文学院任院长。您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上都取得了成就。您是怎么理解自己从诗歌到散文的转向的？文学给了您怎样的影响？

熊育群：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个诗人，灵魂是诗人的。我的创作从诗歌开始。第一首诗是在我上大学时的一个春天写的，少年内心的躁动、离家思乡的情绪，自然而然流淌成为一首诗。直到来到广东，我才开始散文创作。我的散文是比较诗化的，而且很唯美。我自己觉得我早期的散文是诗歌的一种展开。散文能把日常的东西带进文字中，内容更为丰富，因此也更吸引人。

文学帮助我思考，让我知道怎样去把握世界。它还是我人生的一个支撑。有时甚至是一种信仰与宗教，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在我现实生活遭遇困顿时，给我以精神的力量。

我是一个不太满足于现状的人，总是期望超越它，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到了我这个年龄，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生的领悟和认识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有些事情的发生是你对世界的认识发生改变的源头。譬如我那篇《生命打开的窗口》的散文是写我母亲的。那年，母亲去世，我回老家奔丧，在火车上，车窗玻璃中映现出我的影像，窗外的景观，那些树、那些建筑、一望无际的稻田和耕作的农民，随着呼啸的火车也一一在车窗玻璃上映照，像从我的脑中穿过。那一瞬间，世界重叠而又虚幻。我一片茫然：母亲从此离我而去，这个世界只是我自己的了，它不会因为少了母亲而不存在！但是，这个世界——我母亲的世界——是随我母亲而去了，进入死亡的黑暗之中。我再也没有了自己生命的来路。对于死亡的体悟，我又有了与从前不一样的感觉。我写出了这篇文章，同时也完成了我对世界认识的一次改变。

谭畅：听闻您并不赞同散文界盛行的文化大散文的说法，但有不少人却赞扬您的散文充满了文化气息，‘‘圈内人”关注评价的也大多是您的散文，不少人认为“您的散文是‘大散文’，看您的散文是在看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种生命的生存状态”。您认为您的散文创作与所谓的“文化大散文”有何根本区别？能否跟我们具体阐述一下您的散文追求？

熊育群：文化大散文我不清楚准确的界定，就我看到的一些被称作文化大散文作家的作品，觉得他们的写作是取文学的方式传播知识。我这里用了“写作，，而没用“创作”。我认为文学是一种创造，创作才是属于创造的。文学是要有作者自己灵魂的，有他的气息与体温，有生命的感受与体验，追求独创性。如果一种写作可以成为模式遭遇复制，就证明了它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因为真正的创作是无法复制的。这样的文化大散文我当然不会赞同。但一个散文作家写文化的历史的题材却是无可厚非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文学作品。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我个人的文学追求以前曾经说过，简单来说，有下面几点：一是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来敏感地、深刻地体验无限的存在，张扬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二是强调在场，就是写自己身体在场的事物，哪怕历史，也不是来于书本，而是来源于现实的存在，哪怕只是一物一景，却是一个时空的物证，是时空连接的出发点，重视身体，身体生理的心理的反应是我得以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依据；三是正因为个体生命的短暂，才具有强烈的时空意识，才打通历史，连接历史，这里的历史不再是文字记载、不再是知识，而是从生命出发的一次更幽深的体验，如同从现实的层面打开一口深井；四是表现方式上重视东方式的“悟”，文字灵动，摒弃套话空话，语言是人的灵魂，像呼吸一样自然，像情绪一样起伏，像站在你面前一样真实；五是文字以最大限度逼近体验，因此，独特、别样是必然要求，个性是自觉追求。

这种散文或可称作体验主义的散文。以自己的体验带来新的感觉和视角，刷新散文的概念，使这一几乎被全民写作淹没的文体得以重生，获得独立的文学体裁意义。

谭畅：现在文学圈可谓热闹非常，但在推杯问盏、众生喧哗下真实的心灵纷纷退场，繁荣与荒芜构成奇特的文学景观。上个世纪80年代的理想和激情似乎已退缩至岁月深处。当前文坛，一方面是网络文学、博客文学的勃兴，新人辈出，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对其质量的质疑，对中国籍作家至今未获诺贝尔奖的无奈和不甘。我想冒昧问一下您对当前中国散文界乃至文学界在世界上有种怎样的定位？您看好哪些作家？

熊育群：文坛好玩，玩上瘾了还会走火人魔。现在有了网络这样的东西，不用纸笔、书信就可直接面对荧屏写作、交流，这是科技世界改写人类生活的一大景观。文学的生存形态变了，相信它还会变。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给我们畅想共产主义的社会，物质极大地丰富，人们按需分配，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有闲，都去发展个人兴趣，譬如从事文学创作——这似乎提前实现了——漫天开花的博客，让我们走人了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人是一种需要被他人关注、需要他人肯定的动物。众声喧哗，是这个年代的特点。这也证明无论社会怎样变，文学是不会消亡的，因为文学就是人学。新人辈出，日新月异，这也是新世纪的特征。但新世纪的事物也是最经不起时间沉淀的，因为一切是以消费主义的方式存在的。而文学恰恰是靠时间来沉淀的事物，快速变化是娱乐的特性而非文学，文学须直指事物的本质。写作的便捷与消费社会的合谋让文字洪水泛滥。这会冲击严肃的文学，精英的文学。好的文学一定是精英的文学，雍容、大气、深邃，直抵人类灵魂。

这个时代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一方面，我们不再迷信谁，更不会把哪一个人当作什么大师，谁行我们的媒体就一窝蜂去采访谁；另一方面，我们又比任何时代更迫切地呼唤大师。这就像我们把所有的树木都蹭踏一遍后，却期望有几棵大树奇迹般出现。中国作家没几个不被弄得浮躁的。写作就像跑马圈地。客观地说，一个开放的社会，思想、观念与写作的技术水准进步是明显的。优秀的作家也是有的。好作品取决于作家个人的修为。我们这一代作家在个人的修为上却很难与上个世纪上半叶那一批作家相比。

你说到诺贝尔文学奖，我个人认为这还是西方的一个奖。中国作家对它已经没那么在意了。当高行健获得这一奖项时，那一年，诺贝尔奖的神圣光环就在我面前突然消失了。这几年获奖作家的作品我都看过一些，他们并非有多么了不起。中国作家的作品不缺少可读之作，欠缺的是思想高度上总不能站到人类的高度思考问题，要么特别地逼近现实，只沉湎于现实的问题，这种作品，现实一旦改变了，它的生命力也就没有了。我个人偏爱的作家有阿来、韩少功、张承志等。

谭畅：当代文坛熙熙攘攘的同时，又在文学追求、审美理念，甚至是江湖地位等方面纷争不断，比如批评界被权力左右，与市场合谋，在创作文体上对小说过度重视，对散文等其他多种文体相对忽视，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熊育群：这都是市场的效应。理想主义在这个时代退场了。我们大刊物的主编们最关心的是发表的作品能否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发行量是否稳定。他们靠杂志养活，这也无可厚非。只有极少数刊物在取稿上看重作品的艺术性、探索性，我对这样的刊物表示极大的敬意！小说与散文渐渐分成了两个世界，大型刊物专攻小说，散文有一大批专门刊物，各是各的市场。评论家们更愿意评论小说，相比散文，小说的社会性、包容性可能更适合评论家发挥一些，散文要做许多文章之外的工作，要思考许多文本之外的问题，在一个快速化的时代，真正愿意沉潜下来研究问题的人毕竟不多。

谭畅：回到散文创作本身，您认为当前出现了哪些最值得肯定的新趋势？您对当前散文写作的多样化探索有何看法？有无具体建议？

熊育群：我每月都收到很多杂志和书，但真正能看得下去的太少。每年推荐散文排行榜作品时，我很是茫然，甚至对散文感到有点绝望。有许多文章根本就不是文学。没有个人的生命体验、感悟，没有“在场”感，甚至没有个人的经验，写个人生活的又只是纯粹的宣泄，没有自己的发现，人云亦云。散文这些年来在概念上的改变，上世纪90年代的现代性转变是值得肯定的，出现了一些有个人风格与追求的作家，但越到后面就越浮躁。现在出现了很多标榜“流派”的散文新人，他们的作品却并无多大新意。这种探索的意向还是难能可贵的。如“在场”概念的提出就很有针对性。“原生态”的想法也是好的，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质。但散文是最唬不得人的文体，凭的是作家自身的修养与心灵的丰富，艺术只有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忠实于自我的感受，才会有真正个性的作品出现。

谭畅：有人称赞您是路上的思想者，无论是欧洲、非洲还是西藏、云南等边地，到处都留下了您深深的足迹和动人心弦的作品，您的游记散文作品以情带思，夹叙夹议，兼有诗人的狂野浪漫和文化考古者的耐心严谨，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但也有人质疑游记散文的文学价值，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熊育群：这是一种偏见。一个作者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之心，游历并认识自身之外的广大世界，这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很难想象一个关在书房里的人，能有对这个世界独到的见识与宽广的眼界。我在这样的游历生活中深刻体验到生命与人生的疼痛，这是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每个走出家门的人都会写一样的东西。作家永远是个数而非复数。我们不能以游记就把一切独创性的作品抹杀了。用题材去否定创作是没用的。我能理解现在写游记的作者多如牛毛，各种报刊充斥了这样的作品，我当过编辑，看多了这样的作品同样生厌。但那些真正独异的富有探索性的写作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中国的散文游记是一大传统，历代都留传下来了许多佳作。我们能够否定传统吗？

谭畅：近来，您写了不少南方历史文化的散文，看得出您对岭南文化的偏爱，而您本人又自幼生长在汨罗江边，饱受湖湘文化的浸淫，能谈谈您与这两种文化的纠葛吗？

熊育群：来到广东后，我真切地感受到岭南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巨大区别，它是一种商业的、务实的市民文化，似乎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精神的价值是被否定的。这对一个看重精神价值并矢志以求的人，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有一种生命不能承受的轻。以前写出诗歌与友人一起阔谈的那种满足、那种虚荣在如此现实的世界中一文不值，写诗只是你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一切劳动都成为职业，创造性的劳动也不例外，一个拿笔杆子的与一个拿斧头的，他们有的只是职业的不同，都是谋生的手段。而拿笔杆子的甚至因为没有市场足够的支持，而成为一种可笑的努力。这种状况是可怕的。我当然不能适应。虽然后来我克服了种种不适，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蜕变，把文学看作只是个人的“私生活”，有几年时间，我自己写了就把它丢进抽屉，没有一点发表的欲望。但我骨子里的血毕竟还是湖湘文化的。我内心的感觉当然很孤寂。

但是离开广州，我到了潮州、梅州，才知道岭南文化的丰富多彩。广州及珠江三角洲是广府文化地区，通行粤语。而潮州是潮汕话通行的地方，他们的文化与广州全然不同。潮州的民间艺术、潮菜，那种精致与细腻的美的追求让我感到震惊，它是我见过的中国最有文化水准与气息的城市。梅州是客家人的地区，说的是客家话。几年前，我到了与梅州相邻的福建永定县，在古老的土楼里住了一晚，那一晚我感触良多，主要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回来的时候我背了一大堆关于客家人迁徙、生存和闯世界的书，之后我写了《迁徙的跫音》。客家人的迁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还是一种生命现象、社会现象。客家的历史深深吸引了我，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热爱上了客家文化。后来，我到了梅州、河源等客家人居住的地区，也是同样的感受，就是回家的感觉。客家的价值观、生活习俗与湖湘文化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它让我觉得不再孤独，让我从精神、灵魂上感到温暖。接着我写了《客都》。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我面对世界，眼里看到的不只是眼前的东西，一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也同样在我眼里呈现，它从未曾消失。这是我的真实感觉。

渐渐地，岭南文化的务实精神进入了我的血液，与湖湘文化的务虚精神融合在一起，一种空灵飘逸的精神与具体的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悄悄改变了我写作的风格，我的作品不会因为空灵而空洞，也不会因为具体而失去诗性。我写具体的事物，却从中寻找到空灵的诗意。事情是骨架，诗意是灵魂。没有了虚荣，一种坚实、大气的品质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我从内心感恩这两种文化对我的哺育。

谭畅：读到您之前写的一篇名为《无巢》的新闻纪实小说，小说通过对衰败乡村的描述，对都市社会底层生活真实而苦痛的揭示，以及人物心灵在黑暗现实揉搓下发生灾变，却最终在乡土文化和亲情的抚慰下走向忏悔和救赎。读后很受触动。这篇小说在《十月》发表后还登上了《小说选刊》头条，并被多本中篇小说年选收入，社会反响很好，这凸现了您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深厚潜力。不知您是否打算弃散文而转攻小说创作？您的下一部小说会是哪方面的题材？

熊育群：从诗歌、散文到小说，是我写作的一个自然过程。就像我现在写散文仍然写诗一样，写小说也谈不上弃散文。接下来小说会是写作重点，这是我现在的想法。《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十月》都在约我的小说稿，题材嘛，有很多，现实的、历史的、虚幻的都有，哪个会先写，我还不能回答你。

谭畅：呵呵，看来属于您的悬念还有很多，用现在的流行语，叫做“值得期待”，我们还是耐心等待您给读者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熊育群：那就耐心一点吧。我不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