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全书以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战略物资掠夺，即经济兵站基地化为轴心，全面阐述有关问题，诸如政策措施、部门实态、产业经济结构、地区间经济关系等，力求在资料上有所突破，在论述上带有新意，以期深化对华北沦陷区经济本质特征，及其走向破败的不可逆转之必然趋势的认识。

本书充分运用日伪密档资料，从1935年满铁进军华北切入，采取宏观论证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揭示日本以掠夺煤、铁、盐、棉四大资源为重点的经济兵站基地化政策；并以此为基础，深刻剖析农工产业、交通运输和商贸金融所遭受的严重破坏，揭明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暴力经济的凶狂本性与必然溃败的结局。主题鲜明，论证严密，堪称近年日本经济侵华研究的一部创新力作。

凡例

前言

绪章 亟应着力研究的中日历史课题

 一 沦陷区经济研究的必要性及有关著述

 二 由满铁问题切入的意义

 三 本书架构与着眼点

第一章 满铁进军华北

 一 华北经济调查

满铁华北调查积极化

军嘱托班

参与对华经济决策

 二 兴中公司

“对华经济工作”急先锋

满铁华北分号

初衷难遂

 三 “日中经济提携”

宋哲元·田代“谅解”

日资蚕食中资企业

 四 日货走私猖獗

白银走私

日本的政策行为

冀东“特殊贸易”

第二章 中枢——华北开发会社

 一 两万名满铁社员入关

满铁华北事务局

占领华北铁路

兴中公司与“军管理”工厂

 二 武力与资本的新结合

满铁意欲主导华北经济

日资反对统制

决定另设会社

 三 华北开发会社概要

会社的设立

继承满铁侵华衣钵

投融资与“统合调整”

自营和紧急事业

 四 企业统制体制

统制企业与自由企业

蒙疆特殊会社

第三章 经济兵站基地化

 一 日本眼红之华北“国防资源”

经济滞后资源丰富

日本掠夺计划综观

 二 煤炭与煤炭液化

计划与实产

煤炭输日剧增

煤炭液化计划落空

 三 铁及非铁矿产

龙烟铁矿及其他

钢铁掠夺重点在华北

矾土页岩的紧急掠夺

 四 盐及盐利用工业

长芦盐与山东盐

军管下的久大和永利

重化学工业和东洋化学

 五 棉花

1000万担棉花计划

棉花的生产收购统制

第四章 瓜分华北煤矿的日资诸集团

 一 所谓六大集团

煤矿经营结构复杂

日资的分赃

各集团概貌

 二 三井—中兴集团

民族矿业之光

炼铁原料煤的首选矿山

生产态势与劳工问题

 三 山东矿业的胶济集团

鲁大公司与山东矿业

垄断胶济煤炭产销

“小坑分散主义”与包工制

 四 满铁与大同煤矿

满铁独占计划未果

目标——年输日1000万吨

计划流产，矿工苦难

 五 “军管理”下的开滦煤矿

夺取矿权的种种策划

“军管理”的开滦

第五章 铁路交通与“点”“线”占领

 一 华北交通会社

舍名取实

日、伪碰撞——佐伯、王克敏谈判

华交与满铁

华北交通业的统制者

 二 侵略掠夺大动脉——铁路运营

华北铁路的嬗变

战争资源运输

“陆运转嫁”与运营危机

 三 公路、内河、港口

军事性公路运输

内河水运统制

港口与海运

 四 交通的占领与反占领

警察统治与“爱护村”

敌我交通战愈演愈烈

第六章 产业结构恶变

 一 工业畸形化

事变前后的工业结构

中国民族工业被毁——从“军管理”到“中日合办”

纺织业、面粉业败落

 二 农业与粮食恐慌

战争与小农经济

增产图谋与伪合作社

粮棉强制征购

 三 劳动资源枯竭

农村劳动力的“剩余”

募集统制与强制征集

劳工的饥饿与死亡

第七章 经济流通阻涨

 一 日元势力圈贸易附庸

对日贸易“激增”

“第三国贸易”存亡

国内贸易国际化

“纯战”贸易和“大陆物资交流”

 二 货币战与金融统制

破坏中国币改

傀儡——伪联银

中日货币战

金融统制

蒙疆的通货与金融

 三 恶性通货膨胀

脱缰之马——通货与物价

恶性通胀之恶

战争不息通胀不止

第八章 暴力经济破灭

 一 经济封锁

武力战也是经济战

经济封锁与“治安强化”

“积极封锁”——抢夺

 二 强权征发

统制与武力

粮食行政征收

强征一切物资

 三 武力掠夺

“现地自筹”真相

武力掠夺白热化

战争经济总崩溃

终章 华北与华中沦陷区经济综观

 一 经济二元化

切而不断

经济结构的异同

 二 “华北开发”与“华中振兴”

两个掠夺中枢

北煤南铁

 三 商统会出台前后

物流统制严酷

商统会的效用

 四 同在恶性通胀中崩败

伪钞、军票和中国法币

恶性通胀为敌送葬

各章一览表统计表目录

参考文献一览

第一章 满铁进军华北

一 华北经济调查

满铁华北调查积极化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始终以“满蒙”为重点，但又向来不限于“满蒙”。人们可能大多不太知道：九一八事变期间，1931年11月关东军在制造天津事变的时候，就曾计划在华北同时下手，酿成席卷华北的大暴动，以便在占领东北的同时，也吃掉华北整块地盘，只因土肥原事先准备失误，加以遭到中国方面及时有力的抗击，阴谋未得逞。可在1933年3月关东军进攻热河时，终于突破长城，将战火烧到华北，逼近平津。当时部署在长城线上的中国军——华北军、东北军、中央军、义勇军，加上平津驻军，共有20个师进行抵抗，关东军的进攻并不那么顺利。可是，到了5月中旬，正当日军采取当年攻打旅顺的办法围攻密云的时候，中国守军指挥官已不组织抵抗，下令退却。1933年5月31日，中方代表在日军出示的文本《塘沽协定》上签字。结果，不但使国民政府“间接承认”了伪满洲国，而且使华北的一大块土地——冀东沦为中国军队必须撤出、日方却可以从事种种活动的地区。从此，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便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各种势力纷至沓来。

向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急先锋的满铁，其调查机关是先锋的先锋。九一八事变前，华北和东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在满铁的调查中虽非属重点，但自1927年以后，满铁调查课内始终有两个系的业务，涉及华北和“中国本部”。而且在此之前，1918年，满铁已建立了现地调查机关——北京公所，调查中国政情，1924年该所还设立了作为“中国研究机关”的研究室，并编辑出版了《北京满铁月报》。不过，满铁声称：当时对华北是“随时进行调查或对问题的解决采取对策”，“但至昭和8年5月[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该地区的形势已不容许这种消极方针。本社首先为进行现地基础调查和担当情报联络，在天津、青岛常设驻在员。”这些派出机关，是满铁“华北工作的触觉”。而当时的日本“华北工作”就是将冀东22县彻底沦为日伪所控制的侵略基地，和以此为基地，进一步打击抗日军，迫使国民政府妥协，禁止抗日运动和建立亲日政权。

1934年，满铁的许多动作都表明，它开始大举人侵华北。1933年9月国民政府庐山会议后，由于对日妥协，至1934年伪满洲国与华北实现了通车、通邮和伪满洲国在长城各口设卡。相应的，满铁积极策划设立新的华北调查机构——满铁经济调查会华北经济工作调查班及其所属的天津、青岛、上海3个支所。计划虽未实现，但从1934年起，满铁对华北开始进行了“有组织的调查”。为了对华北的各种资源、交通、一般经济、利权等进行调查和对策起草工作，同年5月还相继在天津、青岛设立驻在员事务所。同年满铁提出的有关华北的“调查立案报告书”共9类37项。同年10～11月满铁还派人参加了中国驻屯军实施的华北资源调查。

上面所提及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是1931年末日军侵入锦州后，在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中，按关东军要求设立的调查机关。该会“应关东军咨询，协助军方进行有关满蒙各种情况的调查，研究起草建设方策和计划”；它“形式上虽然是满铁的机关，实际上由于军方的特殊要求，已成为军司令官编制下的军方机关”。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工作重点，自1935年起显然更加向华北倾斜，此乃当时华北政局之所致。

1935年1月发生了察东事件，由于关东军兴师动众，大施淫威，国民政府再度妥协，承认沽源到独石口间的停战线，使冀东“停战线”延伸到察东。值此华北紧张局势加剧之际，1935年2月26日，满铁同时设立两个“对华经济机构”，即总务部东亚课和经济调查会第六部。

关于总务部东亚课，满铁阐明其设立理由时称：“作为大陆经济工作机关的满铁已达到这样的时期：为完成其使命，在目标匕必须将重点从对满经济政策转向对华经济政策。”东亚课当时是作为满铁“对华北经济工作”的“联络统制机关”设立的。而“联络’’包括“社内联络和同社外的交涉以及事业的企业化。实际上，它是满铁向中国内地伸张势力的中枢，当时满铁设在北平及上海的事务所以及各驻在员事务所均归其统辖。但它统管的绝不只是经济事务，包括对中国的政治谋略，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经济调查会第六部，与总务部东亚课不同，它是“对华经济政策调查策划机关”。当时的满铁经调会，在委员长之下设有部和班。其第一部担负一般调查，第二至第五部分别承担农矿、交通、商业、金融、政法劳动等方面的调查与政策起草。新设立的由野中时雄任主查的第六部，则是“以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地区为对象的。它设有两个班——综合班和基础调查班。综合班并非综合本部的调查，而是“综合经调会其他部和班的调查起草业务”。这说明，满铁经调会的各部、班都有“对华关系”业务，而且随着时局的推移，比重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满铁还组织了网罗本社经调会和各部门“权威人士”的一系列“对华经济政策对策小委员会”。显然日本侵略者对华北乃至全中国各个经济领域或具体目标都在打着主意，妄图全面攫取利权。所以，这些小委员会不是单纯的议论机构，而是行动集体。例如，由7人组成的华北港湾调查小委员会，1935年7月调查渤海的港湾时，竟曾动用了日本海军第15驱逐队的秋号。

至于满铁经调会第六部基础调查班，分为农牧、工矿、金融、财政、政治外交等5个部门。而所谓“基础调查”即意味着要服务于日本“对华经济工作基本方针”的确定。该班曾制定涉及6个方面的40多个项目，诸如：中国经济年度报告、中国经济结构调查、山东河北农业资源调查和利用方法研究、在华外资工业和当地工业关系、中国国内市场和东北特产在中国市场、中国租税、中国政治，等等。可是，经调会第六部成立后不久，调查员们即为“天津、察哈尔的实际工作，而奔忙于紧急的临时任务”，也就是参与华北事变的有关活动。P20-2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同时，文库也包容了国内学者撰著的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