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一个澳大利亚人，弃医从文，背井离乡，来到中国，担任了15年的《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并深深地介入了中国政治，“他的一篇报道胜过十个给朝廷的奏折”。当时全球发行多少份《泰晤土报》，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位“中国的莫理循”。1912年，他被新生的民国政府聘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与中国的政治结下不解之缘。1919年在参加巴黎和会期间病重，次年去世。去世前他念念不忘回到他“心爱的北京”，他的家在北京王府井，这条“中华第一街”的英文街名就叫“莫理循大街”。

他，就是中国的莫理循。

1894年，莫理循还是一个爱冒险、爱旅行的医学院毕业生。这年，他揣着向妈妈借的40英镑，一句中文也不会，从中国上海溯长江而上，穿越中国西南至缅甸，进行了为时半年的旅行。他将这次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生动记述了清末中国西南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宗教习俗等见闻。

1910年，莫理循已经是世界知名的《泰晤土报》驻中国记者了。当时发行多少份《泰晤士报》，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位“中国的莫理循”。这年，他进行了为时半年的中国西部考察，途经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在考察途中，他写了12篇报道，在《泰晤土报》上连载，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西部的政治、经济、军事、风情、文化开启了一扇窗口，引起轰动。

1894年，穿越西南

第一章 引言·传教士·汉口

第二章 从宜昌到万县·中国妇女·长江三峡

第三章 从万县至重庆

第四章 重庆城·帝国海关·哈士先生·关于鸦片的谬论

第五章 从重庆至叙府·中国客栈

第六章 叙府城·内地会

第七章 从叙府到昭通·云南印象·脚夫·邮局·钱庄

第八章 昭通城·贫困·溺婴·灾荒时卖女为奴·酷刑·疼痛感觉迟钝

第九章 中国医生

第十章 从昭通到东川

第十一章 东川·溺婴

第十二章 从东川到昆明

第十三章 在昆明

第十四章 云南·黄金·银行·电报

第十五章 法国教会·昆明军械库

第十六章 从昆明到大理府

第十七章 大理城·监狱·吞鸦片·瘟疫·教会

第十八章 离开大理后·广东人的性格·移民·侏儒·殴妻

第十九章 湄公河·萨尔温江·如何在中国旅行

第二十章 腾越城·温多土司·掸邦士兵

第二十一章 三塔的掸人城镇·蛮允·马嘉里案现场

第二十二章 中国的战斗力·克钦人·到八莫的最后一段路

第二十三章 八莫·曼德勒·加尔各答

1910年，穿越西北

北京至河南

从河南至西安府

西安府

甘肃的禁烟运动

甘肃的工业

新疆

前往乌鲁木齐

伊犁和伊犁地区

从伊犁经天山到达阿克苏

从阿克苏到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

从喀什噶尔到安集延

译后记

加的斯的臭虫

我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夜是在加的斯度过的。那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迷人的城市。我没赶上最后一班船，先前是坐那趟船来的。已经是深夜了，我知道码头附近没有旅社。午夜，呼喊着尊贵的君主伊莎贝拉二世的名字，我在市内广场上走着，在一个旅馆门口有人叫我，问我是否要个床位，巴伦西亚有一个临时的住处。我非常高兴，说我要。旅社老板正好有一问空房，他带我上楼来到一间朴素、简单的房间。我很高兴地订了这个房间过夜。“晚安。”老板说完就离开了。没有吹熄蜡烛，我就钻进了被窝，因为我太疲倦了。但尽管很累了，我还是一下子就跳起来。翻开被褥，我发现臭虫从床的各个部位往中间爬。我逮了一二十只，把它们扔进脸盆里，穿上衣服，跑到走廊，叫老板。

他打着哈欠走上来。

“先生，”他问，“你需要什么?”

“什么也不要。但不能，真的不能，我不能睡在那样的床上。”

“为什么呢，先生?”

“因为上面全是臭虫。”

“啊，不会，先生，不可能，不可能，屋子里一只臭虫也没有。”

“可我看见了。”

“你肯定看错了，屋子里不可能有臭虫。”

“可我逮住了一些。”

“我在这儿住了20年，从未见到一只臭虫。”

“对不起，麻烦您来看看这个脸盆好吗?”

“先生，你是对的，你很对，是天气的缘故。这种时候，加的斯每张床上都有臭虫。”

早晨天一亮，我们就出发，在吃饭前走了几英里。每天早晨也都是这样。在去叙府的路上，石板路宽度从3英尺6英寸到6英尺不等。中国的俗语说，他们的路“好十年，坏千年”。这儿的路真是这样。路从耕地中穿过，当然两边没做护栏。旅行者想不到路上会有盗匪。我也从未见过邻居间相互侵害的事。在这个守秩序的国度，农民们都遵循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格言在耶稣诞生前400年就有了。这里能种植的地方都被开垦成了耕地。

山丘被开垦成层层梯田，就像圆形剧场中的座位，每层梯田都是用下面一层梯田里的水来灌溉，人们通过水车，把水汲到层层梯田的灌溉沟里。到处都种罂粟，很茂盛，护养得很好。有的田里种着冬小麦、开着粉色花朵的豆角以及成片的金黄的油菜花。点缀其间的是树林间漂亮的农舍。高大繁茂的榕树为旅人撑起阴凉，令人惬意。乡村景色可与华人笔下的英国相媲美：“山上枝繁叶茂，山顶有如美丽妇人的弯眉。”

山村中人口稠密，路上行人川流不息。大纪念牌坊建在路上，很多牌坊造得技艺高超，圆柱和楣梁上雕着大象、鹿、花朵、孔雀和中国的七尾龙等图案。中华艺术在这个富裕的省份达到了极致。

当然，我住在中国普通的客栈里，吃中餐，在各地都受到殷勤、善良的招待。但一开始我是人们争相观看的对象，很感难堪。我做任何事都得暴露在大庭广众的面前，走路时不得不把挤在路上看外国人的人群推开。我吃饭时也是在街上成群人的盯视中完成的。当他们离得太近时，我就用英语礼貌地对他们说话，让他们靠后一点儿，我通过手势做这一表示时，他们听从了。当我挠头时，他们看到了假辫子，都笑了；当我用假辫子掸桌上的尘土时，他们更快活地笑起来。

路边的客栈通常建在大道上饰以草和竹子的牌楼旁。客栈里一般有两三匹马可雇。苦力们都抢着为你服务。雇马匹时，你随口说出个价；好像你并不在意他们是否接受，也不理会是否要走到下个月，之后上路。马夫要求加一点儿，尽管你想加，也不要松口，直到走出村子，你还在和马夫讨价还价，声音几乎听不见了，也达成了协议。

在中国租滑竿

我想坐轿子，也就是滑竿。走几英里了，要休息休息。老王(我的厨子)用拇指指了一下，除了我没人察觉。我点头表示同意。表面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也没有对话，但我知道实际上正在进行交易。我们一同步行离开客栈。都走了好远了，老王还在与客栈的人夸夸其谈。走得很远，人们已经听不到声音了，老王喊了句什么，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远处回应。这是他最后的报价，对方接受了。他们一直都在讨价还价。老王示意我等一会儿，只说了一个词“轿子”，很快，两个轿夫抬着竹子和柳条做成的轿子快速来到路边。他们把轿子放在我面前，向我鞠躬，我坐上去，优哉游哉地享受着一小时4英里坐滑竿的感受，每英里还不到1便士。

两个苦力一天拿400文。但一天当中常常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他们转包给其他没活儿干的苦力，让他们挑着行李，但只给他们60文(1.5便士)。

夜幕降临时，我们总是到达某个大村庄或城镇，老王为我选择一个最好的客栈让我歇脚，最好的客栈会给他最多的回扣。沿路城镇中客栈云集，因为流动人口很多，竞争也很激烈。招揽客人的伙计站在客栈门口拦着客人，大声介绍他们的房子如何好。进门处柜台旁堆着成堆的铺盖(暖和的中式被褥)预备出租，旅人很少自己带铺盖。住在客栈里很是舒适。卧房有两层，围着一个或几个跨院。吸引人的是价廉。从晚餐费，到床位、照明、茶水、早晨出发前的茶水，许多的小事如洗漱的热水等费用，我从重庆到叙府六个晚上，才花了840文(1先令9便士)。

我吃的饭食主要是米饭。鸡蛋、家禽(鸡肉)和蔬菜既丰富又便宜。但我不吃猪肉，在中国，除了穆斯林和素食者，所有的人都吃猪肉。缺菜时，我会吃随身带的几听从外国商店买的罐头。我坚持不喝生水，只喝茶。中国人从不吃生冷的东西。每半小时或一小时，他会走到一个客栈或茶馆，几分钟就可为他泡上茶。碗里放一小撮茶叶，可以反复冲泡，只要2文，相当于1便士的二十分之一。为了增重，人们往猪肉里注水。他们用注射器往猪的静脉里注射水，在中国用这种方法出售的肉叫做“注水肉”。

P40-43

澳大利亚人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关系密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人物。从1897年至1920年，他先后担任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政治顾问，在华工作、生活了20多年。在做记者和顾问之余，莫理循还有多种个人的爱好，如旅行、打猎和图书收藏等。他曾于1893年对中国匆匆游览，1894年则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西南旅行，并在第二年将此行写成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国至缅甸安全旅行记》。全书既记录了中国的贫穷状况和陋俗，也对她美丽的山川和热情的人民予以讴歌。他对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有褒有贬，对中国官员有损有扬。他耻于英国不道德的鸦片贸易，又激愤于中国“土药”的横行。这些文字反映了19世纪末西方人对中国的一种认识，也是对鸦片战争50年后来华外国人对中国西南著述比较全面的总结和介绍。这本游记开启了他的记者生涯。《泰晤士报》正是基于此书接受他为记者，并于1897年任命他为常驻北京记者。此后在华20多年间，莫理循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其中1910年上半年穿越中国西北之旅是他又一次时间跨度较长的旅行。他撰写了12篇报道，以《穿越中国和中亚》在《泰晤士报》上连载。这些报道着重于中国当时的“新政”成果与缺憾等内容，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报纸上刊载。他向世界宣传中国改革的积极意义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把列强对中国的看法从一无是处中提升出来，打破了《泰晤士报》长期以来悲观、指责中国的论调。对于在那个时代主要通过报纸、通信或书籍来了解其他国家事务的西方人来说，莫理循的报道无疑在平静的湖水中抛进了一块石头，激起了无尽的波澜。美国驻俄国大使柔克义告诉莫理循：“我已拜读了你在中亚旅途中所写的文章，并且妥为珍藏……你会为中国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做出真正的贡献，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除了你和少数人，对中华帝国的现状的认识是极不正确、极不全面的。”伦敦《晨邮报》说：“忽视和嘲弄中国正在发展的新精神，认为改革只是无意义的欺骗，则更为愚蠢，莫理循……坚信中国人民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有鉴于莫理循上述两部分文字对认识和理解中国西部的历史及现实意义，译者将它们译成中文，以飨读者。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全书命名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遂将1895年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国至缅甸安全旅行记》改为“1894年，穿越西南”，1910年的《穿越中国和中亚》改为“1910年，穿越西北”。

1895年的游记已经有一个中译本，中国文化出版公司于1998年以《中国风情》为书名出版过。由于书中一些地名、人名、段落等有值得商榷之处，一些关心莫理循与近代中国关系研究的朋友便敦促重译，特别是旅澳华人画家沈嘉蔚先生多次鞭策，并寄来他的考证文章，使译者受惠颇多。前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大使夫人鲍雪侣博士(Dr.Sally Borthwick)对其中一些文字的理解多方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于福建教育出版社大力支持学术研究表示崇高的敬意。

译者学识有限且浅陋，译文中定有诸多谬误之处，祈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窦坤

2006年12月2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