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回忆说：“我们吃荨麻，还试着煮草(不仅是郁金香)吃，但我真的受不了。”她也不太喜欢吃苦菜，但是很长时间内只能吃苦菜。她曾说：“感谢上帝，至少我们还有苦菜可以吃。”不过随后她就像《飘》中的斯佳丽那样说：“我对自己发过誓，这辈子绝不再吃这东西了，绝不再吃。”
那时候还有许多其他烦恼，它们并没有随着解放而全部消失。那场战争一辈子都压在妈妈心头。尽管对战争的恐惧很少出现，可一旦出现，往往就是在你最猝不及防的时候。九岁还是十岁那年，我用自己攒下来的钱买了个闹钟。我得意扬扬地把它拿给妈妈看，她竟莫名其妙地生气了。我并不知道，在战争期间，制造这个钟表的那家德国公司曾经从压迫劳动中牟利。妈妈对我买这个闹钟的反应很不理智，但我后来也明白了这背后的缘由。
妈妈还告诉我，她们家曾经掩护过一个英军士兵。当时她又害怕又兴奋，担心一旦被发现会有什么后果。她是个勇敢的少女，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她也帮助过抵抗组织。她通过参加在家里秘密组织的芭蕾舞表演来募集资金，更确切地说，她一直参加到没有食物了为止一一没有吃的，她也就没有力气跳舞了。外婆告诉她要大量喝水，那样起码能感觉肚子是饱的。当她体力不支，站也站不住时，她就整天躺在床上抱着书看，以此方式来驱除心中对食物着魔般的欲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荷兰有两万两干多人死于饥饿，妈妈也差一点儿饿死。她那时十六岁，身高将近一米七，体重却只有八十斤。她患上了哮喘、黄疸病以及其他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疾病，包括急性贫血和重度水肿。妈妈是这样描述水肿的：“它从你的脚部开始，到达心脏时，你就死了。我们解放的时候，我的水肿已经到了脚踝上面。”
战争结束后两年，她收到一本名为“Het Achterhuis” (安妮日记)的手稿，这是一个少女的日记。日记的主人和妈妈一样，也生于1929年。当时她就藏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公寓里的书架后面，一藏就是两年。她的名字叫安妮．弗兰克。
这本日记让妈妈感到震惊，因为就像她说的：“那个孩子完整叙述了我所经历和感受到的东西。”在这本日记中，妈妈还发现有一处提及她姨夫奥托被枪毙的事一一他是1942年8月15曰被德国人处死的第一批平民之一。
“不同之处在于她待在室内，而我可以到外面去。””妈妈说。她知道这其中的差别是很大的， “那时我去火车站，看到牲畜拉的车，里面挤满了带着老人和孩子的犹太家庭。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去送死的。人们说他们要去‘农村’，我不懂，因为我那时还是个孩子。我一辈子所有的噩梦都和这些影像混杂在一起。”
她把日记里的话一段段背诵下来，虽然她有很多机会可以扮演安妮的角色，但她都拒绝了，因为她觉得自己无法重新体验那地狱般的过去。她的朋友，身为作曲家和乐队指挥的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让事情有所改变，他说服妈妈为他写的一首交响乐配解说词。他们从《安妮日记》中摘录出词句，于1990年3月到美国巡回演出，1991年5月又到伦敦，所有音乐会的收入都捐给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的孩子们。
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回忆起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形，那是l992年春季，地点就在瑞士格施塔德我们的度假小屋内。妈妈准备了意：大利面，迈克尔劝说她再排定一些新的音乐会，最后一场定在1995年5月。这些音乐会本来是要把她带回荷兰的，事情差点儿就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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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我根本不知道奥黛丽·赫本是谁。小时候，一群记者不依不饶地问我关于她的事情，我有些气恼地回答他们： “你们搞错了，我妈妈是多蒂夫人。”他们哈哈大笑。对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来说，他妈妈是芭蕾舞者也好，是科学家或女演员也好，又或者仅仅是一位母亲，都无关紧要，他只要知道他的父母都很棒就够了。再说了，我那位精神病学家爸爸的故事要有意思得多。在家里，爸爸才是焦点，尤其是当妈妈把她的演艺事业放在一边，专注于自己的新角色一一妻子和母亲的时候。
我们偶尔会去洛杉矶旅行，但对我来说，迪士尼乐园的灯光要比好莱坞的璀璨多了。当妈妈回到片场拍摄《罗宾汉与玛莉安》时(那是我出生后她首次回去)，我开心极了，不过仅仅是因为“詹姆斯·邦德” (肖恩·康纳利饰)在那儿，就在她身边。
对我来说，妈妈普通而平常，她当然是可爱迷人的，但我对她却没有丝毫迷恋。这是年龄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两代人，而且那时候人们已经不太常谈论起她(妈妈不再演戏， “偶像狂热崇拜”时期也还未到来)。我的朋友们第一次来我们家里时都很好奇，因为他们脑子里装满了父母所说的对奥黛丽的印象，这些都是他们通过我妈妈演的电影和他们自己看的杂志得来的。然而，一旦他们开始了解她，任何拘谨不安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曰渐长大，生活也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我们在瑞士托洛彻纳茨的一个小村里有一栋房子，叫作“和平之邸”。游戏室的书架里塞着那座她凭借《罗马假曰》而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奖杯(1954年)，还有一些别的纪念品，比如那些五颜六色的瑞典小马，我都以怀旧的心情保留着。而客厅里则放着她因人道主义工作而收到的致谢函，最终还是这些东西对她来说更有意义。我想起了1992年美国布朗大学授予她名誉学位时她的反应，她对我说： “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也有一个学位了呢!”她从未能如她希望的那样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对得到这个认可感到非常自豪。
从前的她能逐步成为一位“明星”应该归功于她对电影艺术的态度。归功于银幕上的她自己。她曾梦想成为一名古典芭蕾舞演员，为此，她遵照这门艺术的严苛要求刻苦练习。在面试玛丽·兰伯特学校通过后，她离开荷兰，前往伦敦，但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进行不下去了。二战期间耽误的舞蹈训练无法弥补，而对其他女孩儿来说却多出了五年的优势。“她们吃得好。住得也好。”有一次，她这样悲伤地说道。如此，妈妈接受了她永远成不了一名古典芭蕾舞明星的事实，但是她在演员生涯中同样严于律己，遵循着她认为在各行各业都适用的唯一成功秘诀：早早起来检查这一天的任务。
这个习惯她维持了一辈子，即使是当她不再演戏，而去做全职妈妈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时候也仍然如此。
妈妈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伟大的演员。她和我讲的唯一一次工作八卦是关于与她合作的一些演员同事的，说他们可以整晚尽情狂欢，第二天早晨稍微化点儿妆，再喝点儿好的提神饮料，就能把工作干得尽善尽美。她说她有时候不得不把他们从床上拽起来，就像对我爸爸那样一一我爸爸曾经承认： “没有你妈妈用淋浴和咖啡敦促我的话，我永远也成不了一名教授。”她那些狂浪的同行都是谁我就不说了，不过她那搞笑的描述里也包含着真挚的钦佩： “我是绝不敢像他们那样的。”她这样说并不是假装谦虚。
我还记得她收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写给她的信时激动的样子。几年前，在罗马一家电影院里观看《E·T·》时，我妈妈就非常激动，她抓住我的手说： “卢卡，这人是个天才。”而这个天才现在邀请她出演角色了。我问她是什么角色，她说： “管它呢!他竟然要用我，你能想到吗?”
她飞到蒙大拿州在电影《直到永远》中扮演一个天使，那是她最后一次在电影里露面，也许我应该让她跟我多说一些那次的感受。我那时十九岁了，也算是斯皮尔伯格的一个超级粉丝，但我们见面时聊得更多的是我的考试、我的首次浪漫恋情，以及其他一些不重要的日常话题。我们也聊她的过去，但不太聊她的电影。在我们的对话中，她经常会谈起她的童年，讲述让她想起战争的故事和我们家族的历史。在她最后的几年里，多数是在早餐时，她会由着性子说话，毫无顾忌。我应该多问她些事情来着，但当你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你很难想到妈妈四年后就要离开你，也很难想到有那么多事她再也无法告诉你。
她去世之后，我对她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那时的前任“多蒂夫人”。当我妈妈的癌症显然已控制不住时，亲属们聚集到了瑞士，打算在她挚爱的“和平之邸”过圣诞节。妈妈在她的伴侣罗伯特·沃尔德斯和我哥哥肖恩。费勒的陪伴下从洛杉矶返回，我从米兰赶过去，很快就会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阿斯特丽德也从巴黎赶来，我妈妈最好的朋友多丽丝就住在附近。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就围着那些能缓解妈妈病痛的药团团转。终于，一天下午肖恩对我说： “你得放松一下，至少歇几小时，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于是我就照他的建议去看了场电影。
在洛桑剧院的黑暗中我接到了电话，妈妈最后一次睡去了。一直以来我都执着地相信，哥哥让我去看电影是为了保护我，好让我看不到她最难受的时刻，就像大人们在谈论事情时总把小孩子支到的版本，包含着我和妈妈一起经历的事情以及多年来我逐渐弄懂的关于她的回忆。她早就决定不写回忆录，也拒绝过传记文学经纪人欧文·保罗·拉扎尔的提议。那天，妈妈跟我说我不会看到她写的传记书，我问为什么，她温和地说： “我得把所有事实都说出来才行，卢基诺(昵称)，不能只说好听的，可我又不想说别人的坏话。”
这本书，我把它看成一本“厨房餐桌传记”，写这本书的想法源自一个旧笔记本。我的朋友阿莱西娅在我家厨房里发现了一个满是灰尘的活页夹，她从架子上取下它时，几页纸从里面掉出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另外还有些剪报和短笺。里面有许多篇幅都在讲令人叹服的大菜，配合复杂的讲解。不过这些大菜从没有上过我们家的饭桌，因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厨房里，妈妈都会把自己从一切不必要的事情中解脱出来，只留下对她来说最重要的。
这些食谱中不仅有水晶蛋(这位“传记作者”跟我们保证，她可以像一位少女那样灵巧地做出这些菜)，还忠实地记录了她出差时用手提箱带的意大利面、她和挚友在下午狼吞虎咽吃的冰激凌，以及她从喜爱的菜园里采摘到的一切食材等。这本书记载了对她的人格和个性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一一那些她成为明星之前的生活痕迹。
再往前看，这里还有“二战”的创伤和对一个少女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切事物的丧失：家园被毁，父亲突然失踪，亲戚被杀害或者被流放。危险总是存在，为抵抗运动组织送信(藏在鞋里)都可能送命。除了草和煮郁金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吃。她勉强活了下来，却瘦得皮包骨，幸亏解放者带来了一些巧克力，要是再迟一点儿就全完了。这本书中有一张照片捕捉到了那一刻一一那时候刚解放几个月，照片上配着一行简单的文字： “战后首次填饱肚子。”但那之后她就病倒了，她的胃已经不习惯食物了。
妈妈挺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她把她的幸存当成一件不该被浪费掉的礼物。她努力工作，只为夺回她所失去的：住宅、家庭、厨房中的安全感。这种工作上的冲劲不仅为她打开了通往幸福的大门，使她过上了炫目耀眼的明星生活，还激励了她的一生。这种冲劲就是一切的源头。如果说她有什么秘诀的话，也只会是那种冲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卢卡·多蒂、路易吉·斯皮诺拉著辛涛译的《奥黛丽·赫本在家里》收录了涵盖欧洲各国风味的50多道食谱，这些美食或是赫本的日常最爱，或是她人生中重大事件的见证。书中还展示了200多张从未发表的珍贵赫本照片，对于喜爱赫本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最具意义的独家珍藏。
卢卡·多蒂、路易吉·斯皮诺拉著辛涛译的《奥黛丽·赫本在家里》是由奥黛丽·赫本的小儿子卢卡·多蒂执笔写就的赫本回忆录与家庭食谱。一天卢卡在家中偶然发现了母亲的食谱，上面还留有她的笔记。随着翻阅食谱，过去的家庭回忆一一重现，尘封的情感也随之涌出。作为赫本的儿子，卢卡以家庭成员的独特视角讲述了许多赫本不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了一个颠覆公众认知的奥黛丽·赫本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