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政府总理，他对于新中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加强，作出了巨大贡献。本书是作者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在周恩来身边就任秘书工作期间的亲身感受写出来的，全书运用大量珍贵的史料，叙述了周恩来同志最后八年的一些真实故事。

本书是周恩来秘书的回忆录，不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了周恩来同志最后八年的一些真实故事，也记录了一个在伟人身边工作的年轻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故事，内容有“在中央警卫团”、“周总理第一次同我谈话”、“周总理的乒乓球缘”、“周总理的自我批评”和“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会议”等。

序

引言

学生岁月

在中央警卫团

“欢迎你，年轻的解放军同志”

熟悉秘书工作

周总理第一次同我谈话

西花厅：我们的“家”

周总理对我改名不满意

周总理教我在工作中学习

“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

警卫工作真辛苦呀

周总理的艺术情结

周总理的乒乓球缘

周总理与烟

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次亲吻

“我和邓大姐也有一个亲生儿子”

毛主席周总理给我改错别字

周总理让我给江青改诗

我经历的“九一三”事件

“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

总理写错了一个信封

周总理给我讲红军四渡赤水

周总理的一次“国骂”

周总理两次批评陈伯达

“不能用极左批判极左”

“有实践经验同经验主义是两回事”

“既然是事实，为什么个白人家说”

周总理的自我批评

周总理也发过脾气

“敢提意见就好”

鼓励年轻人提意见

周总理对待错误批评

关心“两弹一星”的参试人员

几件平凡的小事

“那个孩子究竟怎么样了”

“等着他吃完饭一起回去”

“他爱人是对调的，没沾你的光”

周总理给我讲历史

“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

“这件事，我要亲自处理”

总理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会议

周总理留给我们的最后话语

西花厅情思

后记

周总理第一次同我谈话

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在哨位、到怀仁堂看戏、陪领导看电影、在中央领导接见群众时执勤，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到中央警卫团后，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陈毅、贺龙等中央领导，是1961年初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他们接见中央警卫局机关和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代表并合影留念。我作为连里的战士代表参加了这次接见。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得到过那种机遇的人，那种光荣感、幸福感是很难想象的。遗憾的是那次没有看到周总理。据老同志说，周总理当时不在北京。

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周总理是在1962年。那年暑期，我们连到北戴河执勤，连队驻地离总理居住的27号楼很近。一天中午，我们连在中直食堂门前列队准备就餐，这时有人说了句：总理的车子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一齐朝27号楼望去。只见总理与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从车上下来，看得出来，两个人都很高兴。总理穿一身浅灰色中山服，披着上衣，两手在胸前抱了一个文件夹。我眼睛不眨一下，一直盯着往前走的总理。忽然听见总理笑了一声。这一声笑，我听得非常真切。因为离得近，只有十几米远，还看见了他的笑容。他的笑声是那样的爽朗，他的笑容是那样的阳光，我至今依然记得非常清晰。

那时，我和众多热爱他的人一样，从各种报纸、广播、书本上，特别从电影正片之前加演的新闻影片中认识了他。他是有着传奇经历的革命家，他是共和国的总理，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无论是在学校同学中，还是在部队的战友间，男子群体里都有一种悄悄的、引为自豪的议论：周恩来是我们中国的美男子!这种共识很直白、很袒露，却是大家的心声。我渴望亲眼看一看他的风采。在怀仁堂的草坪上被中央领导接见时，没有见到周总理，真的遗憾了好长时间。这一次我不仅见到了，而且看得这么真切，看见了他那灿烂的笑容。一种满足充满了我的心，从内心里，进发出一种甜美，油然而生一种自豪，真的是这样。

我再次见到总理是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三天。早上9点多，总理从外面开会回来，在前院下车后，他向秘书办公室走来。张作文马上迎上去，向总理介绍说：“这是新来的纪相才同志。”没等张作文的话落音，我就急忙接着说：“总理好!”总理回答：“好啊!欢迎你，抽时间我再同你谈。”他向张作文交代了一下要办的事情，就回办公室去了。第一次离总理这么近，我心里有点慌，不知所措，甚至有点茫然的感觉。和6年前相比，总理依旧风度翩翩，但头发灰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络腮胡子很密，露出了黑茬。神情很疲惫，但眼睛仍炯炯有神……我看着老人家往办公室走的背影，步子很沉重，上身微向前倾。是啊!昨晚在大会堂开了一夜的会，到现在才回来，能不累吗?“文革”中，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党，总理的心都操碎了!

后来我和张作文谈起这件事，他说：“你小子还挺机灵，比我强。我来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总理，说‘首长好，请指示’，结果总理不高兴了。”我得意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心想，要不是杨德中政委谈话时专门嘱咐、提醒，说不定我比你还傻，不但要说“首长您好，请指示”，还要立正敬举手礼哩!因为这是军人的习惯和礼节啊。

我等着，期待着老人家与我谈话，但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他有时也通过值班秘书或批示给我交办事情，我也逐步开始在秘书值班室替班，但总理一直没有机会和我谈话。

一次，我们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开会，总理从盥洗室出来，看到大姐和工作人员都在客厅，就问：“你们开什么会呢?”

大姐说：“支部生活会。”

总理说：“支部生活会怎么不通知我?我也是支部成员。以后要通知我，我没时间参加，可以请假嘛。”他看到我站在旁边，深情地对我说：“小纪，一直没抽出时间和你谈话，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真对不起。”说完就走进了办公室。这是总理第一次叫我“小纪”，从此以后，在我陪伴老人家的几年里，除文字批示向我交办的事情写名字之外，他一直都是叫我“小纪”，从没有叫过我的名字。

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总理一直没有和我谈话，老同志也为我着急，但谁也不便问总理。杨德中政委也很关心我，他来西花厅时，总要到秘书办公室坐一会儿。他问我怎么样，谈话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安慰我：这事也不方便问，别着急，你干好工作就行了。高振普是两个卫士中年轻的一个，比我大五岁。总理、大姐和大伙儿叫我俩的时候，就叫“小高”、“小纪”。直到现在，我们见到那几个老大哥、老大姐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称呼。我觉得这称呼包含了朋友、同志、兄长特有的亲情。我们俩年龄相近，性格也都很活跃，所以很合得来，有空时就聊上几句。有一次小高对我说：“别着急，时间抻长点儿，业务熟悉点儿，再正式值班，再跟老人家接触也不一定是坏事。”接着，他又说，前不久，西花厅从部队挑了一个同志做总理的警卫工作，来了以后，就带着他直接参与工作。因为缺少适应的过程，这位同志工作上出些小纰漏，就回部队了。我知道，高振普这番话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安慰。

的确，总理太忙了，太累了。我想不管怎样，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至于总理提出的组织活动时要通知他的问题，我到西花厅不久，就当了支部学习委员，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从未通知过他参加组织生活会，主要是考虑总理太忙了。P32-35

我和纪东同志相识，缘于周恩来这个令人崇敬的名字，缘于我们对研究和宣传周恩来这份事业的共同追求。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有幸认识了许多曾经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纪东同志是其中的一位。他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曾经在工作上给予我和我的同事们许多帮助和鼓励。这份帮助和鼓励曾深深地感动我们，成为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的巨大精神动力。

记得第一次对纪东同志留下深刻印象，是在2005年3月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举行的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7周年座谈会上。在那次会上，纪东同志有一个发言，谈到他对周总理的认识和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这些认识和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打动了我。我觉得他讲出来的这些故事，以及一些仍然珍藏心中尚未讲出的故事都应该写出来，争取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时集纳成书出版，让更多的人去分享。

转眼两年时间过去了。

今年春天，纪东同志派他的司机给我送来一摞书稿，打开一看，“往事的回忆”几个醒目大字映人我的眼帘。那天晚上，我一直看到深夜，第二天放下其他事情继续把它读完。我真的很高兴，我觉得这本书出版后，一定会像童小鹏同志的《风雨四十年》、吴庆彤同志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元功同志的《周恩来历险纪实》、赵炜同志的《西花厅岁月》、高振普同志的《周恩来卫士回忆录》、张佐良同志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张瑞蔼同志的《周恩来专机机长回忆录》，以及李琦同志主编的多本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录等书一样，产生很好的社会影响，会为学习和宣传周恩来同志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格发挥很好的社会作用。

纪东同志的这本书，很值得读，也很好读，它不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了周恩来同志最后八年的一些真实故事，也记录了一个在伟人身边工作的年轻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我读了以后，认为这本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可以多角度地去理解，就我个人而言，主要有三点认识：从一名史学研究工作者的角度，我认为它是周恩来文献档案的重要补充，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从一名党的领导干部的角度，我认为可以从中学到周恩来同志的智慧，包括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斗争艺术；从一名共产党员的角度，我认为可以从中学到周恩来同志的精神和品格，包括他对理想和信念的执著追求，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对事业和工作的无私奉献，对同志和亲人的真挚情感。这本书，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读，都会给你收获；都会启示你人生的路应该怎样去走。

真诚地感谢纪东同志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好的作品。

廖心文

2007年6月

2005年3月，在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召开的“纪念周总理诞辰107周年座谈会”上，我曾作过一个发言，那是我在这类活动中第一次代表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发言，因为我是西花厅的小字辈。我的发言，引起了“中心”主任廖心文同志的重视，会后她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我从来没有动过这类的念头，也不愿意写，所以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廖心文同志把说服我的任务交给了“中心”办公室主任李爱华同志，并向她说到了如何写好这本书的原则和要求。李爱华和我进行了多次交谈，从中我认识到，我在周总理身边所经历的一些日常工作中看似平常的小事，但对于历史资料的补充、对于周恩来的研究以及弘扬周恩来的精神都是有益的。经过我们商定，拟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留下史料，供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和研究中心研究、使用。至此，我仍没有写回忆录的念头。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写就的这些材料得到了廖心文同志的充分肯定，认为可以以回忆录的形式成书，并积极帮助联系出版，在我的恳请下，她还写了序。今天该书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我感到十分欣慰。

在此，我要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廖心文、周邓纪念馆的康金凤、李爱华等领导同志对该书的写作和出版工作给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此外，周邓纪念馆的刘燕同志作了大量的史料核对、整理和打印工作，我的朋友王维元、毛官、殷华、魏宝才等同志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对他们我也要致以深深的谢意。我还要感谢中央文献出版社的边彦军、蔡国江等同志，他们为这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书中所用的照片，大部分是杜修贤、吕相友等同志拍摄的，给本书增添了光彩；还有个别摄影作品，多方询问，难以确认作者，也希望能与我联系，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纪东

二○○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