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大西北三部曲”系列：《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被誉为“原生态小说”。本书是作者的《大西北三部曲》的第三部。本书缘自一个民间契约。贯穿全书的，也是张家山、谷子干妈、李文化一主二仆，横穿陕北高原，完成这个契约上的使命的故事。

本书为作者的“大西北三部曲”第三部，是一部集传统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于一身，具有极强可读性与文学欣赏价值的长篇力作。小说以一纸民间契约“回头约”为契机，展现了一具女尸被从坟墓里盗出，在高原古道上经过七天七夜的奇异行程，最后被送回前夫身边的故事。

前言

引言一

引言二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大结局

后记

中国民间第一奇书，不是《三国》，不是《西游》，不是《水浒》，不是《红楼》，亦不是《金瓶梅》。这书叫《透天机》，相传为元末明初一个叫刘伯温的所作。自刘伯温往下，五百年间这书诡诡秘秘，神神奇奇，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中国民间流传。

说是刘伯温所作，也不恰当。刘伯温只是一个接受者而已。它的原作者，却是华山脚下的一个牛鼻子老道。这道士号铁冠道人，青史上无名，传说中每见。而今的诸多电视剧，将个西岳华山，渲染得迷雾团团，烟云笼罩，峰高干仞，高人匿藏，自有它渲染的道理，不是？！

相传，那时节，天下大乱，河山破碎，中华大地血流漂杵，生灵涂炭。时下，江南出了个大才子叫刘基刘伯温。眼见得仕途黑暗，人生易老，这刘基刘伯温，于是弃了官职，将自己一个天赐神授的金贵身子，从此放浪于花街柳巷、声色犬马之间，只求苟安一生作罢。所谓的“江湖处士闲处老”，正是指此。又所谓的“落落乾坤大布衣”，亦是指此。

一日，跨过黄河，眼前突兀地起了一座大山，但见壁立干仞，直剌青天，群峰峥嵘，怪石嶙峋。刘伯温见了，胸中一口英雄气，上下翻腾，急不得出，直搅得心窝儿生疼。又见那天高高，草青青，一只鹰，长唳着，在云端翻飞，一只雀，鸣转着，在林间跳跃，刘伯温见了，一泪十行，仰天叹息道：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言罢，攒起衣袖，揩了一把眼泪，拣一条细径，趔一个式子，往华山之巅，举步而来。

“天高地迥”一句，却是一个前人，初唐时期一个短命的才子王勃所说的。后来的那些自命不凡者，每每触景而生情，临场而兴叹，借这个段子，以浇胸中块垒，以诉怀才不遇之憾。刘伯温一个饱学之士，信手拈来这话慷慨而出，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也是天意，行走间，曲径通幽，将他引入一个破败了的道观。道观尽头，崖根底下，却是一个山洞。刘伯温不知深浅，一撩袍子，莽莽撞撞，闯入洞来。行了一段黑暗之后，见前面，有了一团亮光，及到走近，见那亮光处，却是一个道士。香火供奉香烟缭绕，那道土既像一堆泥塑，又像一具真身。刘伯温见了，心中大异，张口就要动问，谁知还未曾开口，那道士，先是一声断喝。

道士问道：“来人可是江浙青田人刘基刘伯温么？”刘伯温见说，吓了一跳，赶快行礼，称自己就是。那人听了，哈哈大笑道：“我铁冠道人，在--这里候你多日了！”道士笑罢，启动舌头，就是劈头盖脑一阵臭骂。

刘伯温见这自称铁冠道人的，骂得蹊跷，于是分辩道：“你是谁？我又是谁？为什么萍水相逢，不问来由，就是这一顿臭骂？幸亏我刘伯温为人斯文，要么，岂能受你这番聒噪！”

铁冠道人说道：“我是谁无关紧要，你是谁却大有干系。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河山待整，真人已出。朱元璋已扯起旗帜，要收拾中国这一盘残局。你是谁？你乃是上天遣来的辅助朱元璋扫除四海妖氛、建立中华一统的第一开国功臣。建功立业的机会，封侯封宰的机会，你不去做，却混迹于山水，放浪于草莽，自己作践自己，却是为何？”

刘伯温听了，心中老大的不悦。他是古人，不会说今人的话，如果会说，大约会用王蒙先生的两句蹩脚的诗去搪塞。这两句诗是：“既然一棵树睡得正好，又何必去把它摇呀摇！”

刘伯温支吾其词，不知说什么才好。嘴中嘟囔，言不尽意。那嘟囔的意思，大约也和上面的两句诗差不多。不料铁冠道人听了，不依不饶还是一个劲臭骂。刘伯温一见，知道今格这事，是吃屎的把屙屎的给箍住了，他得应允了，才能止住这一张臭口滔滔如泻。于是乎长叹一声，点头承应。

应允罢了，刘伯温却说：“我一介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胸无半点玄机，如何能辅助那朱元璋平定海内，一统天下？牛鼻子老道，你该不是要把我这条小命，往火坑里推，热锅上熨么？”

铁冠道人听了，沉吟半晌，问这刘伯温，想知道些什么事，得些什么本领。刘伯温说道，他这一把年纪，想要习武，恐怕已经迟了，硬胳膊硬腿的。不如习文吧，宇宙无穷，盈虚有数，铁冠道人看来不是寻常之人，既然要我刘基刘伯温出山厕身江湖，就该把些“天机”之类的东西，泄露给我，日后也为顺天应人，审时度势，不辱没了铁冠道人这一番循循善诱。

俗话说，天机不可泄露。刘伯温这番话，说得委实让铁冠道人作难。铁冠道人沉默了面孔，哼唧半天，主意拿定，于是朗声说道：“罢罢罢，好好好，扶上马，送一程！刘伯温，算你小子聪明，今格，我就犯个忌讳，将那‘天机’，泄露一二于你吧！你且听着，我开始说了！”

铁冠道人说到做到，一语未了，便启动朱唇，滔滔如泻，讲起那过去未来之事。P2-P3

西方有一个《诺查丹玛斯大预言》，这是一个叫诺查丹玛斯的人五百年前写的一本书。这书用诗体写成。它预言了在他之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包括皇帝登基，战争出现，地震，瘟疫，等等。甚至不久前美国世贸双子楼被两架飞机拦腰撞毁，在这本书中亦有预言。

无独有偶，在中国民间，长期以来，也悄悄流传着一本类似的书。这本书叫《透天机》。中国人常说的“天机不可泄露”这句话，大约就是说的这“天机”。

这本中国式的大预言的作者叫刘伯温，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师爷，中国民间叫他“神算子”。很奇怪，它成书的时间也是在五百年前，也是用诗体的形式写成的。

这种诗体既不是严格的律诗，亦不是现代化的白话诗，而是一种村学究经常使用的四六句子。或者换言之，就像顺口溜，但是又要比顺口溜更格律一些，厚重一些。

比如说吧，《透天机》这样预言李闯王李自成的：“日月垂落李树头，十八孩子生燕州，开门走马入金殿，拍手呵呵一春秋。”

你看，它是这样预言李自成的。“日月”两个字组在一起，是一个“明”字。然后，它垂落在一棵李树的枝头了。那十八孩子，正是十八子“李”呀！李自成骑着马，走入北京紫禁域，然后张弓搭箭，一箭射向那挂着“皇恩浩荡”字样的金匾，尔后，登堂入室，在皇帝的龙床上打了个滚儿，接着结束了他短暂的大顺春秋。

所有的预言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谜语。诺查丹玛斯如此，《透天机》而如此。这些须待事情过了，你回想起书中的话，才发现，原来它的发生，早在预言之中呀！

所以伴随着《透天机》，老百姓通常还有一句话，叫“过而知之”。

相信在这不短的五百年的时间流程中，《透天机》这本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中国民间，尤其是中国的北方地区流传着。

中国民间对文化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的产生，与世界上有这么一本神神秘秘的书，不无关系。

作者在最初写这部拙作《最后的远行》的时候，他的案头就放着一本《透天机》。

在《最后的远行》完成以后，我曾经想耍一个大胆，将这神秘之书《透天机》，作为参考资料，附在我的书的后面去，或置放在前面，以便让更多的人见识这个东西。

但是《透天机》中最后那句话，促使我放弃了这一想法，那句话是：“如有泄露，必遭天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苍从如蝼蚁如草芥的芸芸众生中，发现了我的不谙人事的面孔，于是它让这本名日“透天机”的奇异诡秘之书，流落到了我的身边。这是单授给我的，由我自个消受就是了，我不应该把它变成印刷纸，变成大众读物。

什么叫“天谴”呢？那就是说老天爷要谴责你，要责备你。这句话中有一股威胁的味道。

因此这叫我很害怕。我是无所谓的，赤条条的一个文化人，我是担心这“天谴”会殃及到家人，那对我来说就是罪过，那对家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这样我在本书的初版时，放弃了将《透天机》纳入本书的念头。

这本书1997年初版。它当年的名字叫《古道天机》，这名字是尊敬的编辑常女士给起的。其实我当时给这本书取了另一个名字，叫《回头约》，因为这本书从头至尾，讲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回头约”故事。但是编辑觉得，“古道天机”这名字能增加销售量，好像他们还算过一卦，说这名字好。  这次2007年修订本，我想把我的三部描写陕北高原的长篇，修订成一个彼此有些联系的三部曲，名字叫“大西北三部曲”。

这样，除《最后一个匈奴》保留原名外，《六六镇》则易名叫《最后的民间》，而这本原先叫《古道天机》的书，则易名叫《最后的远行》。从而今这三部长篇成为一个彼此有些瓜葛的、相对独立又相对完整的东西。

当然，后两部长篇的易名，也有往《最后一个匈奴》上去倚靠的意思在内。这原因是2006年修订本《最后一个匈奴》出来以后，从7月1日开始上市，其销量一直在全国各省会城市中位于排行榜前十名之内，左北京、上海尤其火爆。在北京，有个礼拜曾经位列排行榜第一。第二个礼拜，因为《江泽民文选》上市，它才退居第七。

于我来说，我拿出自己本来就紧紧巴巴的时间，来修订这本书，其实也有一种“安顿后事”的感觉。因为我不管它们，它们将永远以那样的形式存于世上，不会有人动它的。因此我想在自己晚年就要到来时，将它们过一遍，这是对社会负责，亦是对我个人负责。

这样在2006年的时候，我便把自己强按在书桌上，关了手机，做这项工程。现在已经到了2006年年底，《最后的远行》也快修订完了。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做这一切还是有意义的。

下面再续上《透天机》这个话题，啰嗦几句。

这次修订时，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即想把那个《透天机》，附在书的后面去。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并无不妥。既然它是一种奇异的声音，那么借我之口，让它的智慧惠及他人，于我，这也算是一件功德。

这样想好了以后，于是我开始翻我的书柜。但是，很遗憾，我将我的书架、书柜，各种抽屉都翻遍了，那本薄薄的小册子《透天机》，还是没有找到。

这中途我曾搬过一次家。那是七年前。那时，整理的途中，这书还从一大堆杂书中浮出来，惹得我忍不住又将它翻了翻。但是现在，怎么找它都找不着了。

我决定不去找它了。因为我突然觉得，是它不愿意显身，不愿意跻身到现在的热闹中去。它是草野的，是民间的，是不喜愿去登大雅之堂的。它喜悦自己继续以这种手抄本的形式，继续着它的民间的命运。

我敢保险，当我的这本拙作刊行以后，它又会在不经意间，从我的一大堆藏书中显露出来的。

我尊重它的意愿。所以我决定在《最后的远行》2007年修订本中，不选入它。

这本名日“透天机”的小册子是怎么来到我的手里的呢？现在我回想起来，大约是二十多年前的时候，一次办文学创作班，一位乡村女教师送给我的。

那女教师很平常，她的面貌我已经记忆不清。当时大约十七八岁。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的上唇右边，长了一颗黑痣。那黑痣在她讲话的时候，在她笑的时候，总是不停地上下跳跃着，从而叫我觉得很神秘，有点小妖女或者女巫的感觉。而尤其当她手握这样一本书时，那感觉就更明显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许是因为她拥有这样一本书，所以才使我产生这样的感觉。并且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

这个《透天机》版本当然不是当年忽悠过李闯王李自成的那本，也不会是后来忽悠本书主人公张家山张干大的那本，因为这个册子，是那女孩儿自己抄的。

不过她又是从哪里抄的呢？那么这样推断，就很难说，也许它的渊源正是从那里来的。不过这种几率不是很大，因为我自个儿妄加推断，我相信，《透天机》在中国北方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的，肯定不少。

能叫我肯定的是，小女孩送给我的这本，它抄自一个古老的版本，因为上面的字体都是繁体字。例如我上面谈到的“如有泄露，必遭天谴”这句话，它的“泄”就是用的文字改革前的老“浅”字。

我不知道我上面的关于《透天机》的谈话，有没有一点价值。

于我来说，对于中国民间的大智慧，也是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的。年轻时候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很恢宏，那时候我的眼睛一直往高处和远处瞅。现在到了这把年纪以后，才觉得，我脚下这块土地更实在，更智慧，更玄机四伏。老话说，“要知城中事，先问乡里人”，民间智慧中有许多令人敬畏的东西的。

前面说了，本书在最初完稿时，作者曾经想把它叫成《回头约》，因为这本书的一切，都缘自一个民间契约。而贯穿全书的，亦是张家山、谷子干妈、李文化一主二仆，横穿陕北高原，完成这个契约上的使命的故事。

记得一本发行量颇大的民间性质的杂志，叫《今古传奇》，曾经选载过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当时，编辑给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生死回头约》。

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有个参照物，那就是美国著名小说家福克纳的一个名篇《我弥留之际》。

它写的是在美国一个地方，一位妇女快要死了，她想回到她的家乡去，把自己葬在那里。于是这户人家在一个早晨的时候，全家出动，赶着一辆牛车，拉着这个妇女，开始穿越美国的辽阔原野。最后，他们把这妇女拉到了家乡，让她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

《最后的远行》也是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不过它穿行的是陕北高原，即从高原的北部抵达南部，它用的是驴拉车，而不是牛车。那车上，也不是一个弥留期间的妇女，而是一个妇女的尸体。

这妇女的尸体在这里不叫尸体，它叫“女骨”。而张家山他们这个辉煌的行动，陕北人把它叫“动女骨”。

这也许是一个无意义的行动。一个女人死了，埋在前夫的身边，或者埋在后夫的身边，或者自个儿单独埋，这在现代人看来，并不是一个太需要计较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北方地区，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几千年来，在陕北高原上，为这类事情所发生的械斗，冲突，杀戮，可以说不在少数。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们认为这女人的灵魂，将永远为第一个男人所拥有。即使她为衣食计，改嫁了，她死后一定要回到前夫身边。而在她改嫁时，她要履行的一项最重要的义务，就是签一个“卖生不卖死，卖身不卖灵”的“回头约”。

所以张家山一行这个穿越陕北高原的行动，因为这个“回头约”的缘故，便有了某种神圣的、崇高的感觉在内。当他最后历尽千辛万苦，将女骨的骨灰，洒在前夫李万年的墓头上时，整个世界都认为他在完成一件壮举。

崇高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滑稽。甚至乎，崇高和滑稽是两样并存着的东西。

所以，张家山的暮年的最后一次远行，其实是有点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味道。他去匡正社会，他去主持正义，他去征服世界，他做到了吗？他做到了。但是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陕北高原生活了三十多年。这种“回头约”的故事，我听过和见过许多次。它们每一次都叫我震撼。当整个户族，整个树庄都激动起来，抬着棺材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情景很是怕人。  “抬着棺材”实际上是向世界宣布一种决心。

就是时至今日，在中国广大北方农村，这种“回头约”的故事，或者说这种“动女骨”的故事，还在日复一日地上演着，并不因为时代的变更而变更。

前些天，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说是在火车上发现了一个农民装束的人，背了一个麻袋，这麻袋一打开，是一麻袋人的骨头，光那骷髅就有三个，当时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这家报纸是连续报道的。第二天，它又报道说，其实这是一场虚惊。警察调查后，发现这个人不是杀人犯，而这些骨头也属正常死亡者的骨头。那么，这个甘肃农民背这一麻袋人骨干什么呢？第三天，该报道说，调查清楚了，原来这人是个盗墓的，他从南方盗些人骨(当然是女骨)回来，是用这些女骨，为家乡那些死去的单身男人“弥婚”。

这样的结合叫它“弥婚”。而形成的婚姻关系叫“冥婚”。

据这位甘肃的青年农民交代，青年女子的身价，中年妇女的身价，老年妇女的身价，各各不等。

这件案子后来是如何结局的，我不知道。报纸大约觉得这并不是什么杀人越货的事情，所以也就失去了关注的兴趣。不过这至少让我知道了，“动女骨”这个东西，现在在中国北方农村，依然是一件颇为重要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那个契约，理解张家山为践行这个契约上的那些东西，他所做的事情了。它们有它们的道理。

说了《透天机》，说了“回头约”，最后我简单地谈谈张家山这个人物，

读过“大西北三部曲”之第二部《最后的民间》的读者，大约已经注意到了，在那本书中，张家山已经是主角了，甚至这个“回头约”故事，在那本书中也已经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描述过。所以这本《最后的远行》，只是将这个“回头约”故事，细说了一遍，只是让张家山和谷子干妈、李文化，重新表演了一番。

这种体例是有的。《金瓶梅》故事，就是从《水浒传》中分出了一枝杈，然后演绎而成的。那情形，就像作者的胳肘窝里突然岔出一股气一样。

年事己高的张家山，他要完成最后一次辉煌，他选择了“回头约”作为谢幕演出。我们成全了他。我们将他的演出叫《最后的远行》。

关于张家山，我为这个人物说过很多话，因此这里也不打算再多说了。中国民间，到处都有这种集崇高感与滑稽感于一身的人物。而在陕北高原上，这类人物尤其众多。

他们是高原的产物，就像那块土地适宜于生长荞麦，生长山丹丹，生长杜梨树一样。

乡村正在消失，朴素正在消失，人类初民时期的那种崇高感和尊严感正在消失，而张家山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亦在消失。人们为什么现在呼唤“原生态”，那是因为“原生态”距离人类是越来越远了。

在西安这个暖冬，阳光灿烂地照耀着我的阳台，照耀着楼下那些匆匆忙忙行走的人们。当我呕心沥血，将这包括《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后的远行》的“大西北三部曲”修订完毕后，我突然对自己的劳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是我们年代的传说，现在的这些匆匆忙忙的人们，他们有时间、有耐心和有理由听一个陌生人讲这些天方夜谭吗？

我的这种情绪，前辈作家赵树理也曾有过。这个中国最朴素的小说家，有一天，突然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它到底对世界有多大的补益呢？”想到这时，他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想法，他想回到山西老家去，用自己的稿费办一座化肥厂，他要亲眼看到这些化肥，洒到农民的田里去，这样才觉得踏实，才觉得真正有了点成就感。

不管怎么说，我将这项工程完成了。

我曾经在《我在北方收割思想》一书的后记中，说过一句大话。我说：未来的人们，当他们从尘封的书架上偶尔翻出这本小书时，他们会说，千万不敢小觑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还是有些深度的！

那么请允许我把这句话，在这里重说一遍。

姑妄说之，姑妄听之，谁也不要当真。权当是又一个张家山，站在那脑畔上，自我扩张，自我陶醉而己。

末了，请允许我简单两句，谈一谈《最后的远行》的插图和插图画家。

大家知道，前两本书的插图，都是我亲自插的。这优势是这些人物和这些故事，在我早已烂熟于胸，它们呼唤着要从我的胸膛中夺路而出，而作为我，只是顺应它们的愿望，将它们援笔引出而已。

但是我不是职业杀手。所以这一次，我决定请一个职业画家，来完成这《最后的远行》的二十五幅插图。在赵望云大师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酒桌上，我把这个话说了，结果得到了著名画家邢庆仁先生的响应。

所以，读者看到的这二十五幅插图，是尊敬的邢庆仁先生画的。

邢庆仁有大才华。我对他的评价是七个字，叫“天生此公为大用”。他是全国七届美展的金奖得主，获奖作品是那幅充满崇高感与悲剧感的《玫瑰色的回忆》。中国画坛称他为新乡土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之一。他目下供职的单位是陕西省国画院，担任副院长。

本书将因为这些插图而增色。因此在这里，让我向邢庆仁先生表示感谢。我想说的是，得到益处的是读者，光为了欣赏庆仁的这些作品，他们就值得一读这本书。

我的饶舌至此结束。

高建群

中国历丙戌年冬至日公元2006年12月23日夜于西安

读者看到的这本书，是我的《大西北三部曲》的第三部。它们依次是《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和这部《最后的远行》。写完这部，我对陕北的关注就告一个段落。大家知道，我还有另外两个生活基地，一个是我的出生地渭河平原，一个是我当兵的白房子地区。下来我也许将要写它们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死后，要将自己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撒入渭河，一份撒入延河，一份撒入额尔齐斯河。我对它们的感情是同等的，可是你看，这一阵子，我是否在延河流域延挨得有些太久了？

《最后的远行》是一个有些奇怪的题材，那里面所展现的奇异、神秘以至于恐惧感，在我此刻将手稿重读一遍后，仍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书中讲述的那个“回头约”故事——这个在我居家陕北期间，时常萦绕在耳边的话题，我终于将它按倒、驯服，纳入我的陕北大思考之列，让这个轰轰烈烈的高原传奇故事，在我的笔下生上翅膀飞翔，因此此刻搁笔了的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如释重负之外，还有一种被久久地羁于案牍之间的委屈感，一种身心交瘁的感觉。

陕北是一块特殊的地域。前些年摄影界叫它“焦土文化”，影视界称它为“黄土地”，歌坛则以一曲响遏行云的“西北风”，将它端到世人面前。所有这些开拓之功虽然有浮皮潦草之嫌，但毕竟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这块土地的本质和核心部分。触角深入这块土地最深的，当属民俗学领域，人们从陕北剪纸、安塞腰鼓，以及信天游等等挖掘中，誉陕北为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块活化石。

我的手中只有一支笔，因此身处其间，面对门里窗里蜂拥而至的大文化景观，我只能以笔记之。记得我在《最后一个匈奴》的“后记”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说：“作者试图为历史的行动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他做到了？不知道！作者还对高原斑斓的历史和大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了一位评论家朋友的蛊惑，按照这位评论家的说法，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也许就隐藏在作者刻意描绘的那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

上面这一段话大约也算一个宣言。因为我的三部曲，其实都是在努力地向这个目标靠拢。一个作家，当力不从心的他，像一个预言家、一个可笑的圣者一样担负起这诠释的使命时，他就会变得很痛苦，并兼一份独自思考的孤独。但是没有办法，谁叫我们不幸从事了这个行当呢？而既然选择了这行当，我想我应当把它做到最好处。

在这部《最后的远行》中，我仍然打发我喜爱的一个人物，去完成这一次横穿高原的奇异旅行。这人物就是张家山。这是我用自己的全部心力、全部智慧，再加上阅历，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最后的民间》中，曾经有所表现，但是在《最后的远行》中，我让他的表现达到了淋漓尽致。

《最后的远行》是《最后的民间》的一个分支。这种体例过去有过。例如《金瓶梅》之于《水浒传》。这种比较由我说出，大约并不适宜。这里只取“体例”这一层意思。

我对张家山这个人物，过去曾有过一段介绍，这里，将它原原本本，照录于下吧。这样，就免去了我介绍时的多费口舌。因为我现在很是疲惫。

话是这样说的：“张家山这个人物，令人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吉诃德。是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都高贵而善良，精明又愚蠢，都试图怀着中世纪梦想，去匡正社会。只是，较之唐·吉诃德，张家山的时代，已经没有马可以代步了——瘦骨棱棱的、风一吹就倒的马也没有。因此，他似乎更为卑微和实际，圆口布鞋上沾上了更多的泥土。”

关于张家山，就说这些吧！你想结识他，很容易，打开书本，他就会一面哈哈大笑，怀抱三弦向你走来。身前是半大小子李文化，身后是红裤带梢子露在外面的谷子干妈，一主二仆，各逞能事。

关于文体，我这里还想啰嗦几句。记得，一些年前，我曾经在《文学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谈我想在这《最后的远行》上所进行的文体尝试。

我在文章中说：“假如把传统小说、现代小说、哲理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志异小说诸种小说的长处杂揉在一起，写出一件东西来，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怪物呢？”

在《最后的远行》后来的写作中，我正是这样做了。这样做的结果又是如何呢？现在我还无法判断。不过，也许我在杂取诸种小说种种长处的同时，亦顺手牵来了它们的种种短处。是不是这样呢？也许不是，但是如果“是”的话，那就该是我的无能了。

小说的语言与风格，我在《最后的远行》中亦是刻意追求的。读者在阅读中，大约会想到赵树理。是的，在写作中，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等，一直伴随着我。此外，还有我们的老古董《三言二拍》，也一直在我的洗手间里放着，我写作途中每一次上厕所，都要蹲在马桶上将它们翻上一阵。

“吭唷吭唷”是我们的初民搬木头时的号子声。鲁迅先生说，这是艺术的一切开端的开端。但是随着文明的日益细密，艺术离这“吭唷吭唷”之声，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最后的远行》中，我想和现今的这高雅的艺术开一个荤些的玩笑，俚语村言，酸曲野调，一并入内。沸沸扬扬的人类世界，聒聒噪噪的群众语言，尔格正像一口开了的大锅，在我胸中翻腾。我感到，自己离那文人气，是越来越远了，更像一个村学究而已。

不过在写《最后的远行》的同时，我还花插着写了一个重要的中篇，它叫《车祸》。读者读到《最后的远行》的时候，它也该在一本叫《大家》的杂志上面世了。那是一个蝴蝶效应故事，一个一百种偶然造成一个必然的故事。那是一个题材和手法都属于现代派的东西。我在《最后的远行》中，将艺术的这一特征发展到极端；在《车祸》中，则将艺术的另一个特征发展到极端。只要我愿意做，我想我是会做得很好的，无论是手挥哪一样兵器。

《最后的远行》写了三年。这三年中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于我来说，这三年中亦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是举家从陕北迁到西安，第二件则是一件口舌的事。记得，阿斯塔菲耶夫接一片飘飘落下的黄叶，满腹感慨，询问它这一年中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情——多少次阴谋，多少次叛卖，多少次道德沦丧！此刻的我，亦是这种手捧黄叶的心情。不过，不管怎么说，《最后的远行》现在完稿了，所以现在我应当高兴些才对。

高建群

1997年5月31日 于西安

2007年春稍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