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延信三十二年的生活充满了艰辛，面对艰难的生活，谢延信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自强不息，用乐观向上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并鼓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用坚韧不拔、顽强拼搏、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意志来迎接困难，并且成为了生活的强者。

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平凡而伟大的谢延信。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谢延信三十余年走过的艰难的人生历程，讲述了发生在谢延信身上的一个又一个让人动情、让人落泪的真情故事，也塑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群落。在这个群落中，无论是主人公谢延信，还是他的岳父、岳母、妻子、女儿、哥哥、朋友等，都散发着人性的光彩，在引导我们走入小说营造的那个感情世界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真情，勇于奉献，诚实守信，善良一生。

谢延信三十二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竭尽全力地照顾他前妻的亲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谱写了一曲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人生壮歌。他的感人事迹影响深远，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典范，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大孝至爱、诚信善良、坚韧不拔、乐观向上，谢延信所诠释的，正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八荣八耻”所需要的重要内涵。

一个平凡的矿工，无怨无悔地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孝道，重塑了真诚，让中原大地为之骄傲，让河南人民为之自豪。

本书以写实的手法，动人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十分感人的人物形象，艺术地再现了谢延信同志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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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半坡店乡车村是豫东黄河故道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庄。20世纪70年代初，就像中国大地上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一样，这里也有喧嚣的口号声，也有无处不在的大大小小的标语。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轮浪潮还在冲洗着这里的人们的心灵，只是，许多人心中已经有些狂热不起来了。

车村不大，房屋也多半是歪歪斜斜的极不讲究的土坯瓦房，毕竟还是处在非常落后的年代里，各家各户能有遮风避雨的房子住，即便是不那么宽敞，就已经感觉到是一种安慰了。

村子里有几条不深不浅的河沟，还连着一些水塘，雨季的时候，沟底便潺潺地流着一些或清或浑的溪水，但大多数的日月，沟底都是干的，成了村里娃娃们上蹿下跳、嬉戏玩闹的乐园。孩子们以河沟为界限，分为村东和村西两个帮派，各自为营，各玩各的，偶然有玩错了阵营，村东的跟村西的玩，或者村西的和村东的玩，便立刻被别的孩子们视为叛徒而嗤之以鼻。冬天下雪的时候，两派的孩子们会隔着河沟打雪仗，哪一方先从阵地上撤下来，便被视为失败的狗熊。

村子的东南方向，是一大片绿油油的棉田，在那个口号疯长的年代里，虽然小麦、玉米的产量并不算怎么高，但棉花却总是长得茂密而旺盛，棉花秆高高挺起，花蕾在齐腰之处紧绷绷地涨圆着，已经让人能想象得到，它很快就要绽开乳白色的绒团，布满这无际的田野之间了。在棉田里弯腰劳作的人，若不直起身子来，就仿佛淹没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之中。一眼望去，棉秆间明明有人在说话，可你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197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村子里的人们已经在两三个时辰前就熄灭了灶火，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生活。

“哎——小亮——小亮——”

喊声划破了寂静的田间和沉寂的小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边跑边向棉田深处呼喊着。

田里一时没有回声，年轻人跳过田埂，扑人棉田之中，一边趟着棉花缠绕的枝丫，一边喊叫着走向棉田深处。

终于，那个被喊作“小亮”的人直起了身子，用并不高亢的声音应了一声：“哥——，我在这儿哩。”

这个年轻人，五官清秀，身材略低，皮肤里透出一种白皙。他穿件印着大红“奖”字的白背心，下身是一件有些破旧的蓝黑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平底绿色解放鞋，两只鞋的脚尖处已经有些破损了，破损处隐约露出没穿袜子的光脚趾。他摸了一下额头上沁出的汗珠，脸上透出刚刚摆脱了少年稚气的神态。

亮叫刘延信，亮是他的乳名。

刘延信是车村大队一百多亩棉田的棉花技术员，虽然还不足二十岁，但初中毕业的他，却在周围十里八村种出了长势最好的棉花，他手下的十几个社员，也因此对这个稚气未脱的年轻后生十分钦佩。

那位来找他的年轻人是他的三哥，个子比他高一些，脸也略长些，其他地方，便和延信十分相像。

刘延信心中有些奇怪，平日里这时候，三哥早该在生产队的大院子里跟几个队委们开碰头会，然后前村后村地忙个不停了，怎么今天却跑来叫他了呢?

三哥叫刘延胜，是生产队里的会计。本来，像刘延信这样几辈子和土坷垃打交道的家庭里是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在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的，但是，延信家有个堂哥刘延丕在大队里当会计，延信的父亲刘华林也曾经是小队里的会计，所以，三哥当上会计，既算是刘家的特长，也算是顺理成章了。毕竟，村里的文化人还是比较少的。这样，刘家在村里也算是有一些地位的。  延信迎上两步，着急地问：“三哥，是不是咱家出啥事了?快告诉我!”

“咱家没啥事，是妈，咱妈非让我这时来喊你的，妈和二婶商议好多回了，给你介绍个对象，让你们俩今天去见面哩。”

“啊?”延信_下子慌乱起来，觉得这事有些突然。

在豫东农村，还遗留着早恋早婚早生孩子的传统，男孩儿长到二十，女孩长到十八，如果还没有相好对象订好亲事，说明父母是没有本事的，家里人就开始慢慢地着急起来。

况且，当时农村条件差，孩子普遍读书晚，家里能把孩子供养到初中毕业，已经是竭尽全力，很不容易了。因此绝大多数孩子初中毕业后便回到家里，开始和大人一样下地干活了。所不同的是，这样的后生多少算是有文化的人，不再大字不识一个地活一辈子了。

刘延信的父亲刘华林，从小家境极为贫寒，跟着父亲吃糠挖野菜艰难地生活，进了几天学堂，父亲实在没有能力供他读书，便早早就回到家里，放羊、捡麦穗、割猪草，到河滩里割柳条编筐，小小年纪，什么苦活、累活都承受下来了，但他却没有忘了先生教给他的算术。长大了，光景稍有好转后，才娶回了邻村的一个姑娘，也就是延信的母亲。延信妈和丈夫结婚后，先后为丈夫生下了四个男娃和两个闺女，刘华林心满意足，甚至怀上了一分感激，感激自己的妻子，也感激上苍的垂怜，能让刘家自己这一脉如此肛盛地传承着祖宗的香火。

刘华林自打孩子渐渐长大后，便暗暗下决心，一定让孩子们读书，进学堂，哪怕自己苦些，也要让孩子多读几天书，争取每一个都能上到中学毕业，成为一个多少有些文化的人。也正是因为这，延信的大哥刘延良毕业后进了开封的一个机械厂当上了工人，二哥刘延秀虽然在村里务农，但也上到了初中毕业。

刘延信十八岁时初中毕业，完全是一个大小伙子了，有了浑身的力气，于是，很自然地就没有再去念高中，而是像哥哥们一样，回到家里，开始顶上一个全劳力了，能给家里多挣一个人的工分，也减少了父母的不少负担。

延信回到家半年多，母亲便开始张罗着为他说媳妇，可延信就是不愿去见面，他说自己还小，啥都不干先去相亲说媳妇，怪羞哩。刘延信是个不善言谈，但是极有主意的人，尽管父母再三催促，延信就是置之不理，一股劲钻进村里的棉花专业队。不久，由于他肯动脑筋能吃苦，人又勤快，大队便让他当上了棉花技术员，负责村里一百多亩的棉花试验田。

三哥拉上刘延信刚要拔脚走，延信猛地停住了脚：

“我得给长喜他们打个招呼去，三哥，你等我一下。”

说完，他扭身钻进了棉田，挤了一二十米远，看见了几个专业队队员的身影。身材高高瘦瘦、皮肤黝黑的长喜看见延信匆匆走过来，知道他有事情，暂时停下了手中的活计，等着延信开口。

延信站在长喜面前，张了张口，一时没说出话来，脸上有些羞涩。长喜看他不像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便好奇地笑着问道：“亮哥，你怎么了，有啥好事给咱说说呗。” 

延信把搭在胳膊上的衣服抓起来，一边慢慢往身上穿，一边小声地对长喜说：“我妈给我说了个对象，非叫我这会儿回去见个面。”

长喜一听就乐了，说话的嗓门也不由得高起来：“哟，亮哥，这是天大的好事哩，那你还不赶紧去呀!还这么磨磨蹭蹭地穿衣服，我都替你着急，你要不去，我替你去行不?”

延信的脸腾地红了，对这样的戏谑显得无力辩驳。于是他赶紧岔开话题：“长喜，快晌午了，这一块地干完就让大家休息吧，权打得狠一点，今年的棉花长得有点旺。”

“知道了亮哥，赶紧走吧，小心人家等着急了，一拍屁股走人了啊。”长喜又想开他的玩笑，延信赶紧转身走开了。长喜冲着延信的背影做了个鬼脸，然后弯腰埋进棉田里，接着干自己的活去了。

长喜比延信只小了两个半月，两个人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后来又一起上了小学。也同过班，再后来就分开了。长喜家境比延信差，母亲过世得早，只留下他这一根独苗。父亲很疼他，甚至有些惯他，原先长喜的父亲是村里的民兵连长，后来在一次武斗中离奇地死去了，长喜一下子就成了孤儿。虽然亲戚和邻居们都很照应他，但长喜的个性很强，坚持一个人顽强地生活。长喜的个头比延信高出很多，身体也特别强壮，常常主动地保护延信。在他们上学的那些年月，延信妈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从来不会忘记叫延信给长喜带上点。后来到了上中学的时候，长喜就不再上了，而是比延信早两年回家伺候庄稼地去了，等到延信回村里当上了棉花技术员，又专门把长喜要过来，他们俩成了最好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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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孝至爱醒世策人

铁代生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长篇小说描绘的应该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然而，当我看完《焦作日报》记者范光同志撰写的长篇小说《谢延信》后，却突然觉得，长篇小说更善于表达的，原来是醒世策人的真情故事。

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原这块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大地上，谢延信的名字越来越响亮地回荡在人们的耳旁。大孝至爱，诚信守诺，历尽艰辛，演绎真情。延信用三十二年的时间，擦亮了一面能映照出中华民族千年美德的镜子，树立了新时期和谐社会的道德形象。一个平凡的矿工，无怨无悔地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孝道，重塑了真诚，让怀川大地为之骄傲，让焦作人民为之自豪。

也许有人会认为，谢延信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令人惊叹的业绩，甚至在历尽坎坷的三十二年中，连一句豪言壮语都没有，他只不过用平凡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托起了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他平凡得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普通得像原野上的一棵苗，怎么就能够成为我们孛习的榜样呢?

我们应该到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中去寻找答案。父母慈、子女孝，老少共融，代际和谐，大爱无言，大孝无声，这些是祖先们对传统孝道的注解。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无论是古往今来在民间广为传诵的二十四孝故事，还是万千文人笔下至孝至爱的典范，爱与孝的理念总是在无声无息之中，滋润者数以万计的华夏子孙。正是这种真诚无私的奉献精神，一次又一次地丰满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博大形象。我们推崇仁爱孝道，是因为它能使社会和谐，民风淳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家齐天下平。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哪个时期拥有了和谐社会，哪个时代便有了民族繁荣。

在当今这个充满了现代文明和时尚元素的社会里，国家和人民都需要我们在新形势下建设一个拥有全新理念的和谐社会。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稳定发展，这样的和谐社会需要科学的、文化的、观念的、秩序的共融，也同样需要人们真诚、仁爱、尊老爱幼、恪尽孝道。胡锦涛总书记倡导我们建立和谐社会，这就需要我们去树立一个又一个新时代的楷模。谢延信用无声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这样的榜样，同时树起的，还有一座新的历史时期大孝至爱的里程碑。

焦作自古以来就是培植与产生至孝人物的沃土。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丁兰刻木、杨香打虎、董永卖身葬父，都发生在怀川大地上。因此，如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焦作的人文环境是会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也最容易产生爱与孝的典范。虽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孝与爱的内涵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亲情、责任、义务仍然是最为可贵的。在谢延信的身上，我们找到了这种可贵，我们有理由将这种可贵的精神发扬光大。

在《谢延信》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平凡而伟大的谢延信。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谢延信三十余年走过的艰难的人生历程，讲述了发生在谢延信身上的一个又一个让人动情、让人落泪的真情故事，也塑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群落。在这个群落中，无论是主人公谢延信，还是他的岳父、岳母、妻子、女儿、哥哥、朋友等，都散发着人性的光彩，在引导我们走入小说营造的那个感情世界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教育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真情，勇于奉献，诚实守信，善良一生。

学习谢延信的意义在于弘扬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民族精神，在于用谢延信的故事打动人，用谢延信的事迹教育人，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媒体众多的时代，我们可以读报纸、看电视，但我们同样不能忽略长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因为长篇小说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小说的确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看一看的。

2007年1月21日

从懂事的时候起，我的大脑里就一直跳动着两个理想，一是当几年记者，二是写几部小说。当记者的梦想在上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里实现了，尽管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写小说的愿望被我安排在四十五岁以后的日子里，我想，以我这有点愚笨的大脑，总是要积累到四十五岁才会有些资本吧。

在朋友们的眼里，在写作上我应该算个杂家。在从事文字工作的将近十年中，倒也真的涉猎了小说、散文、诗歌、通讯、消息、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林林总总的体裁。虽然发表的作品约有三百万字，但感觉并无多大收获。究其原因，大概是没有抓住题材和机会，当然，还应该谦虚一点说，就是努力不够。

我现在的职业是焦作日报社的记者，屈指算来，从事新闻工作也快有十个年头了。在这将近十年中，一直对报告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也许正是这挥之不去的兴趣，才让我有了这次尝试。2006年8月份，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河南省焦作市焦煤集团鑫珠春工业公司职工谢延信大孝至爱三十年，照顾前妻一家三口的动人事迹后，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孔玉芳，焦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铁代生等领导同志先后作出重要批示，号召在全省开展学习谢延信活动。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我在感动之余，有了以谢延信为题材写一部长篇纪实小说的想法，但迟迟不敢动笔。一是有朋友告诫我：小说是文学作品，谢延信已成了一种道德形象的化身，在虚实问题上，实在不容易把握，太实没人看，太虚又怕扭曲了人物形象，弄不好，白费力气不说，还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和麻烦；二是写一部长篇小说不是三五天一蹴而就的事，咋说也要两三个月，而这两三个月的假期是无论如何也不好想办法弄到的。

转瞬间，时间又过了两三个月。在这两三个月中，我的创作欲望越来越迫切，甚至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谢延信的形象总在我的眼前晃动，让我觉得，这是时代送给我们焦作文化人的一个机会，如果错过，将会终生遗憾。于是，我下定决心给报社领导打了一份报告，说明了写作这部书的必要性和我的一些具体想法，希望能够得到领导的支持。没想到，这份报告很快就得到了杨法育总编，魏丕宁、王爱军、王金春副总编以及专刊副刊部主任李边疆的鼎力支持。杨法育总编亲自批示，安排我暂时放下其他工作，专心进行写作。

之后，我先后数次来到鑫珠春工业公司和谢延信的老家滑县半坡店乡车村采访，深入细致地挖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几天的构思，我定下了以基本事实为主线，加合理想象为枝叶的创作思路，并于11月13日开始动笔写作。

也许是老天嫌我过于轻松了，从动笔那天起就开始给我送来了“礼物”。我的慢性结肠炎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一直没有持续并固定区域地剧烈疼痛过，但从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疼痛每天都会折磨得我满头大汗。刚开始我勉强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就学焦裕禄那样，用两本书顶着。等到第五天的时候，我突然有点害怕了，因为我是学医的，知道持续并固定的疼痛有时候意味着什么，如果书没写成，反倒搭上了自己的小命，那就有点可笑了，既不轰轰烈烈，也没英雄气概，那算怎么回事呀!于是在19日那天，我有些狼狈地来到了济源市的一家专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在检查结果没出来之前，我像等着宣判的罪人一样有些心惊肉跳。不过好在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监外执行”，这让我在一瞬之间感觉轻松了许多。医院的准确诊断是：溃疡性结肠炎。这是一个不轻不重的病症，但相当折磨人，不过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只要于生命无碍，我就只能给写作让路了。

接下来的写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每天只有吃饭、写作、睡觉三件事。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睡觉，由于脑力透支太大，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蒙蒙咙咙睡两三个小时。白天就可想而知了，头皮紧得像套上了紧箍咒一样，心里时刻在祈求着老天：您可千万嘴下留情，别再念咒了啊!

12月18日，第一稿十九万字终于写出来了，尽管很不满意，但好歹产下了自己的儿子，再丑也不能嫌弃呀!如释重负般地休息了两三天，赶紧开始修改第二稿。让我没想到的是，改起来甚至比第一稿更难，很多地方你不得不改，但一改就要牵涉到前后左右，真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原定十天改完的计划，十八天才算完成。从头到尾通读一遍，顿觉有点泄气，不知是自己一个月来阅读的水平提高了，还是写作的水平下降了，反正怎么看都不太满意。可是，这是两个多月的劳动成果啊，想返工，恐怕也没人会再给我时间了，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给领导交差了。

回顾两个多月的创作过程，最该感谢的首先是报社的领导，杨法育总编多次询问写作进程并鼓励我安心创作，魏丕宁、王爱军、王金春副总编以及李边疆、李良才两位主任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令人不胜感激。鑫珠春工业公司董事长张长明、总经理谢文明亲自关照，政工部部长何延生、宣传科科长赵国堂提供采访便利，在这里一并感谢。在这二十六万个汉字中，还凝聚着夫人甄延梅女士的无数心血。由于我天生手笨，每分钟的电脑汉字输入速度不会超过十二个，因而，除全部手稿由夫人打印外，她还进行了相当程度的修改润色，只是怕指为做秀，不敢致谢而已。

也许这是一份不合格的作业，但下课铃响了，只能诚惶诚恐地交上，让读者作为最后的批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