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学贯中西--李善兰。

李善兰，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从小喜爱数学，“方年十龄，读书家塾，架上有古九章，窃取阅之，以为可不学而能，从此遂好算”，“三十后，所造渐深”。1852年到上海参加西方数学、天文学等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8年间译书80多卷。1860年以后在徐有壬、曾国藩手下充任幕僚。1868年到北京任同文馆天文学算馆总教习，直至病故。李善兰的数学研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他自己编辑刊刻的《则古昔斋算学》之中，里面包括有他的数学著作13种。其中《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深源》3种，是关于幂级数展开式方面的研究。李善兰创造了一种“尖锥术”，即用尖锥的面积来表示Xn”，用求诸尖锥之和的方法来解决各种数学问题。虽然他在创造“尖锥术”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微积分，但已经实际上得出了有关定积分公式。李善兰还曾把“尖锥术”用于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第一章 硖川岁月

出生地与出生日

出余技为诗文

左图右史探今古

雅志托算术

第二章 天算名家

不信鸳湖甘落魄

疑义相与析(上)

疑义相与析(下)

发明尖锥术

第三章 海上异民

只身游沪渎

墨海书馆

诗酒徜徉

浪迹叹飘零

第四章 墨海译事

西译中述之模式

续《几何原本》

《重学》

《代数学》

《代微积拾级》

《谈天》

《植物学》

《奈端数理》

首创译名

第五章 书馆译友

伟烈亚力

王张管蒋(上)

王张管蒋(下)

第六章 幕僚生涯

上策论火攻

失意苏州城

重聘入戎幄

金陵书局

第七章 算学教习

征人同文馆

考数根四法

合中西为一法

大隐不在山林

壮心不已

余论：李善兰其人

李善兰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这一段记载是很值得玩味的。

这里的“麦先生”是指墨海书馆的英国老板麦都思，这里的“其书”，据说是李善兰的得意之作、代表当时中国数学界对数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对数探源》。李善兰专门在礼拜堂前等候麦都思，可见是有备而来，对西方的生活习俗进行了一定的了解。据郭嵩焘的记载，墨海书馆前面就是一个礼拜堂。麦都思布道的这个礼拜堂完全可能就是这个礼拜堂，则李善兰在礼拜堂前结识麦都思，其用意更是昭然。李善兰把《对数探源》展示给麦都思，显然有毛遂自荐之意，但他问出来的话却是：你仃J西方也有这门学问吗?却又像有几分炫耀。李善兰一面有求于麦都思，希望他能赏识自己，一面却又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以表面上的自傲来掩饰内心的渴望。李善兰的这种委曲细致、面面俱到的做法，正是典型的江南文人式的聪明。

这实际上也是李善兰当时的处境和心态的反映。李善兰的独“游沪渎”，既有主动的追求，也有被迫的无奈。

作为中国顶尖的数学家，李善兰清楚地知道，中国数学与西方数学的差距有多大。即就李善兰的尖锥术而言，当时无疑是国内最为领先的，但也就相当于卡瓦列利的时代。显然，一个一流的数学家要在学术上有进一步的突破，就必须进入到数学研究的前沿，融入到世界数学发展的潮流中，而这，在嘉兴这样一个小城中是难于办到的。从西学传播的历史来看，鸦片战争后，欧美传教士将活动基地从南洋的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渐渐转移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而当时的上海，借着地处富庶的江浙地区、离中国中心地带比较近的地理优势，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开埠以来，外国人日益聚居，著名的传教士如麦都思、雒魏林、文惠廉、伟烈亚力、美魏茶、艾约瑟、合信、施敦力约翰、叔未士、贾本德、慕维廉、高第丕、哥伯播义、杨格非等等，络绎而来。他们在上海传播宗教、开设学堂、开办医院、出版报刊，上海逐渐成为全国西学传播的中心。有学者统计，从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十年(1843—1860)，香港、广州、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城市中，共出版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书籍105种，其中香港23种，广州13种，福州16种，宁波20种，上海33种，上海出版的科学书籍数量名列第一。至于墨海书馆，在麦都思、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人的主持下，隐然成了中西文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基地，更是西方知识分子传播现代科技的一个窗口，与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一起成为当时最大的两个西书出版机构。

李善兰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学术上求得突破，就必须要深入接触和研究西方当代数学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而言，他来到墨海书馆是出于主动的追求。后来李善兰在京师同文馆的同事，著名汉学家丁韪良在谈到此事时说：

听说上海来了外国人，他(指李善兰)前往寻求知识之光。在那里他遇见了伦敦传教会的伟烈亚力先生，并帮他汉译侯失勒的《谈天》(天文学)、棣么甘的《代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利马窦译过第一部分)、罗密士的《圆锥曲线说》与《代微积拾级》。艾约瑟博士翻译胡威立的《重学》(力学)时也得到了李的帮助。这些书对李是一系列的启示录，他欣喜地发现自己置身于光明的世界，不再在黑暗中摸索。

“欣喜地发现自己置身于光明的世界，不再在黑暗中摸索”，正是李善兰这时候心情的写照。

事实上，李善兰来到上海，还有谋生这一层意义在。他在嘉兴的生活状况并不如意，这从蒋仁荣给他的诗中可以看出。当时与李善兰齐名的大数学家，如顾观光是名医世家，戴煦出身官僚大家庭，夏鸾翔做过詹事府主簿的小官，项名达家里是盐商，中过进士，做过国子监学正。徐有壬本身就官至巡抚，即使如张文虎一介书生，也有固定的可以一做30年的“校席”。而李善兰孤身一人在嘉兴，做着坐馆一类的活。从家谱看，他家里也无人做官或从商，他的两个弟弟心梅和心葵也在早年就去世了，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李善兰需要一份固定的同时待遇也相当不错的工作，来支持他专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简单地说，李善兰这时迫切的愿望无非两个：一，能接触到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二，能让他衣食无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而墨海书馆，正是这样一个能同时满足他这两个愿望的理想所在。

墨海书馆的这些优势，肯定不是李善兰一个人看到了，但为何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作出像李善兰这样的选择呢?这显然是跟当时知识分子对外国人的认识有关。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二(1842)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十月，美国和法国趁火打劫，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直以来以“天朝大国”、“礼仪之邦”自居的清朝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战争与赔款，“夷”与“夏”的先进与落后，生存与灭亡，这些尖锐对立的现实问题，无情地摆在他们面前。空前的民族危机，使知识分子深深地体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经验教训，发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图强御侮的呼声，形成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意识。但同时，绝大多数传统的士大夫对仗着炮利船坚肆意欺凌中国的英美各国，还是视之为不开化的“蛮夷”，从心底里是瞧不起他们的，所谓“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即使迫不得已要向洋人学习“强兵富罔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但内心还足卜分抵触，脑子里还是“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甚至视之为是一种有失大国身份的屈辱。

P62-65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祷、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写完《李善兰传》的最后一章，正是农历狗年的春节。在潇潇春雨中，我来到硖石东山脚下，追寻这位中国近代科学先驱的遗踪。转了一圈，周围是鳞次栉比的楼房、匆匆忙忙的人流以及弥漫于空气中的烟花的气味，李善兰当年诗中描写的光景已恍如隔世，李善兰的坟墓更是渺不可寻。在牵罾桥附近问了几个老年人，也是一脸的茫然。因为这本在意料之中，我倒并不是十分的失望。毕竟，100多年的时光，足以将许多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东西磨洗得干干净净。然而，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在使用类似“函数”、“微积分”、“细胞”这样的概念时，我们实际上已完成了一次与李善兰的心灵交流。因而，站在清冽的春寒中，我心中升腾起的，是对这位乡贤的敬仰，深深的敬仰。

这种敬仰，随着《学贯中西——李善兰传》的写作，随着对李善兰的越来越深的理解，一天比一天的深植。我相信，所谓的传记，实际上是写作者与传主的一次心灵的交会。

然而，这种与古人的交流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李善兰是一个内敛或者说内向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他很少讲到他的生平和他的思想与感情，他可能早就意识到，能证明一个学者的，只能是他的学术。他根本不曾料想到，100多年后一个才疏学浅的作者为写作他的传记是如何的无从措手。在这本书中，我努力爬罗剔抉李善兰一生的行状，从一条条零散的记载中拼凑出李善兰的生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很多人眼里，考据是世界上最枯燥乏味的事情，这只能说他们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考据。像大海捞针般的，在一本本的书中，搜寻出一条又一条看似漫无边际的线索，演绎出它们之间的若隐若现的关系，寻求星星点点的蛛丝马迹，然后用它们来发掘出一件件前人从未发现过的事情，这里的趣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李善兰进入京师同文馆是在哪一年?署名曾国藩的《几何原本》序究竟是谁代作的?李善兰究竟出生在哪一天?他的家在硖石还是在路仲?我不敢说我的考证是完全准确的，但当一块块的碎片拼成一张完整的图案(也许是自以为是的)时，快乐也就在其中了。我时常很自得其乐地想：谁说做一个书呆子就没有快乐呢?

可能正是这种书呆子的脾气，我在这本传记中，较多地引用了原文。的确，一部好的传记，应该像盐溶于水中一样，把史料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地融于文中，做到严复论译文所说的“信、达、雅”。但我自知，以我的才情学问，是无法三者兼求的，我能做到的，只是一个“信”字，即所谓的“无一字无来历”。我力求把史料化作我自己的话说出来，当实在无法做到时，我就直接引用原文——这样的情况真的很多。我一直很困惑，按说我的语文水平不算太低，但总是无法把文言文中一些微妙之处用现代白话很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是现代白话文的表现力问题还是两种系统的“对接”问题，我没有多研究，我所做的，只是把原文照抄，也算是原汁原味。好在有兴趣读李善兰的，语文水平想必不会比我低。

我是一个业余研究者，这本《李善兰传》写得很累，但最后究竟是个什么样，我倒不大关心。这并非矫情。说实话，我的收获，不在于写成了这么一本书，而在于写作的过程中扎扎实实地读了几本书。作为一张报纸的新闻编辑，白天手忙脚乱地追逐五花八门发生在身边的种种新闻，记载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鲜与可感；夜间则是悠悠地翻着书，细细地辨认着古人曾经走过的足迹，演绎着100多年前一个科学巨匠的生动。两年下来，中文系出身的我也算是19修了科学史、中算史、晚清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长了不少见识。更重要的是，真切地体会到一个科学大家的心路历程。这样穿越时空的生活其实是很有趣的。

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卢敦基研究员，他在写作过程中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督促；感谢台湾师范大学的洪万生教授，他惠寄的《数学史论文选集》自印本，使我受益匪浅，洪教授还在百忙之中审阅全书，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使本书增色许多；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李育智老师，他的细致和认真，帮助我纠正了书稿中的许多疏漏。感谢嘉兴图书馆、海宁图书馆的各位老师，他们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帮助，比如查阅《苞溪李氏家乘》这样的馆藏珍品。在李善兰的研究中，李俨、严敦杰、李迪、王渝生、李兆华、韩琦、罗见今、汪晓勤、汪子春等已经有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本书参考引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向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还有许多朋友、同事给了我支持和帮助，在此不一一列名，唯致深深的谢意。

杨自强

丙戌年初春于嘉兴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