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最快活的事情/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是儿童文学大家任溶溶的散文集。

一生中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多么快乐，比如从小练书法、读唐诗宋词、听京戏、看电影、爱读书写作。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我很幸运活在有儿童文学的时代。我的工作是给小朋友写书，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万一我返老还童，再活一次，我还是想做这个工作。

任溶溶“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系列丛书，令小读者们回到富有童心的儿童文学大师任溶溶的童年时代，于字里行间感受多年以前的生活情貌。任老师很多场合上说过，一生中他最喜欢吃、玩、看电影、听戏，但最快活的事是为孩子们写作，让他们快活，对他们有益，《一生最快活的事情/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收入任老师热爱翻译、编辑和为孩子写作有关的随笔72篇。

序一：我想请你用快乐的心情快快乐乐看世界(孙建江)

序二：境界(孙建江)

毛笔和我

我们有书法真好

到唐宋诗中旅游

爱读书是我一生最聪明的事

我也在作文

我爱看老电影

在干校看电影人

看京戏忆旧

两个镜头

重温京戏的昨天

我是怎样迷上京戏的

我看过四大名旦演出

看到梅兰芳

杨宝忠的胡琴

金少山的嗓子

初识谭元寿

京戏迷的幸事

从《白金龙》说粤语片

记粤剧“小生王”白驹荣

饮夜茶听女伶唱粤曲

我的留声机

我曾是个话剧迷

让小朋友看好戏

儿童文学作家要自重

看到了儿童的未来

追忆六十年前一次盛会

想起文字改革工作

记一位出版界老前辈

话说一位老译文编辑

我也当过“神仙”

我所知道的时代出版社

少年儿童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

感谢《少年文艺》

回忆我和《外国文艺》

我和《儿童时代》

回想过去的广东出版业

旧上海的报纸广告

《新民晚报》和儿童文学

几个广州话的词

给洋玩意儿取名字

广州话的音译外来词

谈读别字

外国人并不笨

想到外国人学中国话

学日语的两点心得

想到的一点往事

十年读外语记

老舍译的“您呐”

译名与方言

说一个句子的翻译

马尔夏克和我

“文革”时期读书小记

我的“奇遇”记

听相声学语言与作文

译者职业像演员

不能没有翻译

记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

儿童文学作家罗大里

一首让娃娃们快活的儿童诗

当年在杭州屏风山疗养院

记上海作协的一次文学测验

我生下来应该是干这一行的

乐在其中

人生在世

喝咖啡

后记

毛笔和我

我的小儿子喜爱书法，空下来就练字，他那张桌上摆着毛笔、砚台和墨。我看到它们就想起，我跟这些文房四宝分别已经七十多年了。

我小时候在广州读私塾，用的当然是毛笔。后来读小学也离不开毛笔，要写小楷，写大楷，作文也用毛笔，写在中式作文簿上。不过那时候我用毛笔，不止用在课堂上。我太用得着它了。

在广州的家中，挂着前清榜眼朱汝珍送给我父亲他手书的屏条，还挂着国画，我竟然爱上了书画，想成为书画家。我不仅写学校要我写的大楷小楷，我空下来还以写字为乐。我买了很多字帖，我最喜欢的是欧阳询的《九成宫》和柳公权的《玄秘塔》，可是我还有赵孟頫、成亲王，乃至陆润庠、张季直等人的字帖。我连郑板桥的字也学过。当然，我还经常坐在朱汝珍屏条前临他的字。大家见过朱汝珍的字吗？上海“杏花楼”的招牌就是他写的。

我这么用功写字，效果如何呢？作为一个学生，我的字应该说是写得不错的，在学校里经常受到老师表扬，大楷簿上“角仔”不少。在广州话里，“角仔”就是饺子，老师在写得好的字旁边打圈，圈打得不圆，像只饺子，我们就称之为“角仔”。不过作为学书法，我一点也不行，原因就是没有长心，把一本字帖认认真真学到家。总是一本字帖开了个头，看看另一本字帖好，就改学另一本，自然就没有一本字帖学到家了。

我用毛笔不仅写字，还画图画。我的书桌上放着《芥子园画谱》，用毛笔画花卉，画山水，我还画扇面送同学。我真是一名儿童“书画家”！

抗战开始，我从广州来到上海孤岛，环境全变，什么书画，完全扔掉。我进英国人办的雷士德中学，英语为主，不用毛笔。国文课倒是保存老式东西，读文言文，可能还用毛笔写作文，但已无印象，即使如此，毛笔也只能有这么点用武之地了。之后读大学没有动过毛笔。

倒是日本人投降以后，1946年我当过半年小公务员，工作是管收发和誊写公文，全用毛笔。由于小时候下过写字功夫，这时颇得心应手，受到上级赞许。离开这个工作以后，就真正同毛笔“拜拜”了。一下子就和毛笔分别了七十多年。不对，在这几十年中，我还用过一次毛笔，那是“文革”时期写大字报。而且还有造反派的人认为我毛笔字写得好，给我稿子，让我替他抄成大字报。

这就是我和毛笔打的交道。

我们有书法真好

祖先留给我们的书法艺术实在奇妙。一个个字就是那么些笔画，却有楷、草、行、篆、隶书，颜、柳、欧、苏等体……我从小读私塾起就学写字，临了许多种碑帖，写了一辈子的字，我字没有写好，但喜欢上了书法。对着一幅好字，就像对着一幅好画那样欣赏。享有书法艺术，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福气，不，是用汉字的国家的人的福气，日本人也有这种福气。用“鸡肠字”(广东人称拉丁字母拼音字)的外国人就享受不到这种福气了。

我的父亲曾进出洋场，我小时候，他给我讲过一个他听来的故事，说一个买办为了讨好他的洋大班，花巨款买来一幅郑板桥写的字送给他。没想到这位洋大班看了以后说：“他写的字还没有我的账房先生好，我的账房先生写字端端正正，可这些字歪歪扭扭的！”对这位洋大班，你怎么跟他去说呢？他根本就不懂得中国书法的奥妙。

书法给我们还有一大享受，那就是在我国所有名胜，都可以欣赏到书法。在泰山顶上我们看到岩石上刻着威严的大字：五岳独尊；在庐山花径公园，我们看到白居易写的大字：花径；在云南石林我们看到大字写着“石林”……在许多名胜的岩石上还刻有诗词，在一些古庙挂着书法家写的匾额，要是少了这些字，我们就会感到美中不足。

记得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去九寨沟，那时候九寨沟刚开放，许多景点还没有名称。当时我就说，现在正需要一批骚人墨客到这里来参观，给这些美丽景点定出美丽名称，并且题字刻石。我想现在的九寨沟一定面貌一新了。名胜古迹，焉能没有书法点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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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请你用快乐的心情快快乐乐看世界

——这篇序是写给小读者看的

孙建江

任溶溶是作者的署名，这个署名常常闹笑话。很多小读者想都不想就说，任溶溶，当然是女生了，没听说过男生取这个名字嘛。这话怎么说呢，也对也不对。我先告诉你，任溶溶还真不是位女生，而且，不仅不是位女生，还是一位年纪很大很大的老爷爷！但是呢，小读者也没错，什么叫也没错啊。那我再告诉你，还真有位女生叫任溶溶，那是作者的女儿。小读者一定会说了，怎么这么绕啊，到底是女生还是男生啊？那好，我把这事跟大家说说。原来，任爷爷的本名叫任以奇，他的女儿叫任溶溶，任爷爷很喜欢这个女儿，当年就署了女儿的名字发表作品。结果，得，麻烦来了。因为任爷爷的作品太受读者欢迎了，读者登门拜访的，写信的，打电话的，头一句都是我找任溶溶，任爷爷的女儿说我就是，可是再一听，知道了，人家是来找老爸的。为此，任爷爷家没少闹笑话。任爷爷的作品越写越多，读者都认这个名字，这个署名就一直用了下来。后来，任爷爷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说这事，这篇文章就叫“我叫任溶溶，又不叫任溶溶”。这下你知道了吧。

这个任爷爷真有趣。

有趣的任爷爷这次又为大家写了好多好多有趣的事。

任爷爷小时候不喜欢跟别人吵架，两个人吵架，吵得脸红脖子粗，那样子可真丑。吵架总是想赢，要挖空心思想出种种话骂倒对方，到出口讲粗话，已是没理可说，脸也不要了。吵架这么辛苦，何苦嘛。所以，任爷爷不爱吵架。可是呢，任爷爷念小学的时候吵过一次架，还差点打起来。事情是这样的，任爷爷从一年级起就是班长，一直到小学毕业。有一天上课，老师有事要离开，临走时吩咐班长叫大家不要离开教室。有个同学说他要小便，任爷爷让他忍到下课再去。下课了，那个同学一把抓住任爷爷的衣襟说为什么不让小便？任爷爷说是老师吩咐不让大家离开教室的。那个同学说我是真的要小便，任爷爷说你不是忍住了吗？那个同学越想越气，就动起了手。幸亏同学们把两人劝开了。这是任爷爷唯一的一次吵架。吵架不好，很不好。可是，任爷爷不让同学离开教室是对还是不对呢？唉，这个班长还真是不好当啊。

任爷爷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吃豆腐煮鱼，任爷爷说“豆腐里有骨头！”可是大人们听了哈哈大笑。明明就有骨头，就是鱼刺嘛，有什么好笑的。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明白原来大人们想到了“豆腐里挑骨头”这句俗语，笑他无中生有挑刺。哈，原来大人们的世界和小朋友的世界不一样啊。真是好玩。

有些小朋友怕写作文，任爷爷说，作文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嘛。当然，作文要写得好，平时得多读书、多观察，要不然，冥思苦想半天也想不出什么来写。任爷爷还劝大家记日记，记日记也是练笔，多写就能熟能生巧。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麻烦和挫折，但是遇到麻烦和挫折我们要乐观面对。任爷爷很爱吃，任爷爷的妈妈在世的时候，任爷爷从不下厨房，妈妈很会做菜，都是妈妈做给他吃。后来九十八岁的妈妈过世了，任爷爷很难过，他就学习厨艺，很快自己也成了烹饪高手。可是你知道吗，那时，任爷爷已经七十岁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任爷爷七十岁都做得到，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任爷爷太了解小朋友了，小朋友心里想的，他都知道。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对了，这篇序的题目，我是从任爷爷的一首很有名的诗里“借”来的，这首诗叫“请你用我请你猜的东西猜一样东西”。我这一说，相信很多小读者都想起来了，这首诗太有趣了，我忍不住想朗读几句。不过，我还是打住吧，因为任爷爷的散文也很有趣，不能耽搁大家看这些有趣的散文啊。好，大家快接着往下看吧。如果，小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发现精彩的篇章和段落想朗读一下，那我绝不反对，你就大声朗读吧。

2017年3月26日

杭州柳营

我写散文，还是文革结束后的事。这还得谢谢老友沈毓刚同志。文革期间，新民晚报停刊，沈毓刚同志和我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所(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我和他谈得来，成了好友。粉碎“四人帮”后，新民晚报复刊，沈毓刚同志回报社，他要我给晚报写稿。我从未写过散文，但他鼓励我，并且一定要我写。我情不可却，试写一篇，竟蒙他称赞鼓励。我写的是广东人的事，我到虹口遇老乡，他们喜欢我的文章，也鼓励我，要我多写。这样一来，我竟来劲了。正值我去了一次香港，感想不少，也就一篇一篇写了起来。这些年，还得到了刘绪源、吴东昆、殷健灵、陆梅、沈飞德、沈琦华、葛昆元等老友的鼓励和帮助，一篇一篇在报刊上发表出来。不知不觉，现在竟编出了五本散文集。

我是个语文工作者，写文章从来就是像写话一样用大白话，毫无文采。请大家看我的文章，就像听我聊天一样好了。东拉西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写到哪里，一会儿说小时候，一会儿说如今九十几岁的老龄，一会儿说广东，一会儿说上海，反正是聊天。只是聊天，大家要听就看吧，不要勉强。

最后我还要感谢好友孙建江同志给我散文集写的序。他是我的知己，序文写得又好玩又亲切，只有这样的知己才写得出来。我再一次谢谢他。

任溶溶

2017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