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雄割据的三国乱世,强者如何才能越做越大,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成就统一霸业?弱者怎样才能避战避强,在夹缝中艰难成长而不致被消灭?……解读三国风云,诠释历史秘辛!本书以现代外交理论解读三国历史,为我们揭开了三国时期纵横捭阖的外交战略的多彩面貌。
全书分十章。第一章介绍了三国外交展开的背景,既有当时的直接背景,也有中国古代外交的总体背景。第二、三章介绍了190年开始的军阀混战到蜀汉夷陵之战为止的外交历史。第四到第七章分国别对曹魏、蜀汉、东吴和辽东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历史做了梳理、介绍。第八、九章分别从战略和战术层次谈了三国外交思想;最后的第十章介绍的是传统外交的内容。
在群雄割据的三国乱世,强者如何才能越做越大,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成就统一霸业?弱者怎样才能避战避强,在夹缝中艰难成长而不致被消灭?
曹操的战略起点是乱世群雄中最差的,但却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战中脱颖而出。先弱后强,注重自我壮大;稳定外圈,集中力量消灭近敌……曹操打出了不同寻常的五张外交大牌。
吴、蜀在兵临城下时仓促结盟,结盟不久便围绕荆州兵刃相见。主政者更换频繁、局势变化微妙、实力不断消长,在经历过血的教训之后,同盟之路将何去何从?
南北对峙的僵局给辽东主政者公孙渊扮演天平中“关键少数”角色的机会。但对于一个弱者来说,首鼠两端、玩转三角的状态究竟能持续多久?
……
本书以现代外交理论解读三国历史,为我们揭开了三国时期纵横捭阖的外交战略的多彩面貌。
在新野,刘备也没闲着,费尽心思地积累壮大自己的实力。刘备八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拖着疲惫的身躯,三次赶往隆中乡间,拜访了一位足足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年轻人,得到了这位名叫诸葛亮的年轻人的出山帮助。
诸葛亮是三国中后期的关键人物,也是本书的主角之一。在隆中乡间的茅庐中,诸葛亮就凭一篇《隆中策》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整篇策对转引如下: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闰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隆中策》为刘备集团解答了三大战略问题:是什么?何处去?怎么办?
现在的政治局势如何?诸葛亮认为当时的天下是豪杰并起的时代,其中值得注意的有曹操和孙权两大势力。其中,曹操统一了北方,占有天时和人谋。现在曹操已经“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不能与他争锋了。而孙权集团在江东的统治已经稳固,“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孙权集团可以用做援手,却不能打他的地盘的主意。诸葛亮一开头就精辟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局势,更可贵的是,诸葛亮预测到了曹、孙、刘三大集团鼎立天下的未来局势。
那么,刘备集团应该向何处发展?诸葛亮建议刘备占据荆州和益州地区。荆州交通便利,位置重要,而刘表不能守土尽责,这正是刘备首先夺取荆州作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益州地区沃野千里,资源丰富,同时天险环绕,易守难攻,是典型的割据地。益州的主人刘璋的素质比刘表还要差,人心动荡。这又是一块可以攻取的地盘。
关键是刘备集团应该怎么办呢?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刘备的优势,再为刘备筹划了一个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刘备的优势就是他声望高,有信用,占据了道德高地。刘备第一步应该占领荆州和益州,取得立足点;第二步应该勤修内政,积蓄力量。这包括处理好与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的关系,与孙权建立友好关系,搞好国内建设等内容;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等“天下有变”的时候,刘备集团可以兵分两路,进军中原:一路从荆州出发,指向中原地区;一路从四川北上,进攻关中地区。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旗帜下,天下百姓一定会支持刘备集团的。
整个《隆中策》是诸葛亮对天下局势精心分析、小心规划未来的杰出作品。作品中对政治局势和政治运作的洞察力和操控力令人惊叹。在刘备一诸葛亮执政时期,《隆中策》成了蜀汉政权的纲领性文件。整个国家行为都是在《隆中策》的指引下进行的。
但是《隆中策》最后却没有取得成功。对于“是什么”、“何处去”两个问题,后世大多同意诸葛亮的分析,但是针对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三步走的策略,后世却有很多批评。首先是刘备能够取得荆州的问题。庞统曾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而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您可以占领益州以定大事。”庞统的意思非常明确,即贬低荆州的作用,建议占领益州成大事。但是刘备对占领这两个州都有顾虑,毕竟刘表、刘璋和自己都是同宗,关系也不错,无故攻占同宗的地盘在道德上都说不过去。“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最后历史发展证明,曹操的迅速南下和刘表势力的最后投降,一开始就打乱了刘备集团的部署。曹操和孙权势力进入荆州,刘备失去了全占荆州的可能性,最终占领的只有益州一地。
其次,益州是否具备支撑天下争霸的物质基础。批评者认为益州不具备支持刘备势力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益州土地肥沃,地域封闭,的确是个割据自保的好地方。但益州人口少,基础薄,要把它作为远图中原、统一中国的战略根据地,难度重重。更何况,荆州实际上并没有为刘备势力所占领,益州是在以一州之力与天下为敌。
最后,在前两个部署都没有完成的前提下,坚持第三个步骤是否明智?诸葛亮似乎也意识到了前两个步骤不一定能顺利完成,所以给北伐加了一个前提“天下有变”。也就是说,诸葛亮设想在北方出现有利于蜀汉变乱的时候,再趁乱北伐。遗憾的是,曹魏的统治一直非常稳固,没有出现诸葛亮所希望的变乱来。至于怎么看待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和执著,我们将会在蜀汉外交里面专门论及。
《隆中策》毕竟是一个战略设想。现实的一丝一毫变化都有可能影响战略设想的执行。我们由作品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清晰的思维、敏锐的洞察和缜密的设计来看,《隆中策》不失为一篇杰出的战略文章,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言论之一。
诸葛亮出山之初,因为刘备能够提供的舞台太小,并没有太大的作为。整个刘备集团都在等待着局势的变化……
前文提到的江东孙权势力到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已经经历了孙坚、孙策和孙权两代三朝了。富春孙坚,也就是孙策和孙权的父亲,是江东政权的建立者。孙坚和曹操、刘备一样,都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三国演义》就将这三位三国的建立者描述成早期的同事。孙坚的运气比刘备要好,因功升为长沙太守,封乌程侯,参加了兴师讨伐董卓的军事行动。但孙坚不自信,长期与袁术联合,替后者办事。191年,孙坚率部与刘表交战,击溃刘表部将黄祖,但不幸遭到袭击,中箭身亡。
孙策是孙坚的长子。孙坚死时,孙策正随着母亲避居舒县,与江淮士族周瑜等交游,少有名声。孙策继承了父亲的旧部,在袁术军下作战,所向披靡。孙策比父亲孙坚的眼光长远,脱离袁术进军江东,独立发展。孙策在江东,依靠南北士族力量,攻城略地,很快建立了庞大的割据势力,人称“小霸王”。曹操评价孙策说“猁儿难与争锋也。”
孙策遇刺身亡后,留给弟弟孙权一个庞大的地盘。孙权是三国时期在位最长的君主。他的早期知人善任,积极进取。即位之初,孙权也遇到了诸葛亮式的人物,这个人就是鲁肃。
P50-53
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人们对中国的历史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了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热潮,不少学者和学生们开始对中国外交的历史和特点发生了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经过越来越多的学人们的共同努力,我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会认同,中国的外交与西方的外交有共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学人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或“中国的外交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程的《三国大外交》一书也是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次探索和尝试。
曾经有一位韩国学者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希望能就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也就是国内通称的朝贡体系进行研修。朝贡体系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外交事物。可见中国古代有着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和思想。这些是先人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外国的相关学科已经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古代的外交制度、思想和实践。因为这些宝贵的外交遗产一直流淌在中国的外交血液中,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外交。国内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外交历史的研究,以期从中汲取养分。但是,国内对中国外交遗产的挖掘还远远不够。
理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要看西方的历史,可是我们不一定非得用西方的历史来理解当今的国际关系。西方的很多例子在中国就遭遇了“水土不服”。为什么只是一味去关注古希腊和威斯特伐利亚,而不去关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三国呢?我们对西方历史的了解肯定比不过西方人。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展示中国的特色。中国应该有一部分人去做中国自己的外交史和外交思想。
现代的国际政治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之上的。中国是现代国际体系的迟到者和被动接受者。在西方外交思想和规范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本土的外交思想、规范和实践开始不断衰落。其实,与古希腊、罗马的那些城邦国家相比,中国更有资格炫耀自己悠久灿烂的外交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就形成了华夏体系。这个体系日后逐渐发展完善成稳固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彻底崩溃于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近代屈辱的历史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创伤和紧随而至的对西方先进文明及制度的学习,似乎使我们忽视了那些遥远的外交身影和曾经响亮的声音。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重识外交历史,在国际政治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
《三国大外交》一书就是挖掘中国外交遗产的有益尝试。我曾经做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本书则将对古代外交的研究延伸到了秦汉之后,同时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中国内部政权。在书中,作者以翔实的史实梳理了三国时期的外交历史,归纳出相关国别的外交战略。其中对吴、蜀两次外交联盟的介绍和对联盟理论的穿插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特色的联盟征伐情况;其中对蜀、吴荆州战略的深入分析,将盛传的“借荆州”细化、纠正为“换江陵”,为我们理清了一桩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书中有关秦旦通三韩、张特守合肥城等有趣的外交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古代外交生动有趣的一面。
正如作者承认的,本书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并没有严格区分外交斗争和政治、军事斗争,对三国外交战略和战术的分析概括也略嫌简单。另外,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吴三个政治实体各有各的地盘、军队和居民,互不隶属又相互承认,它们之间的交往具有典型的外交特征,但它们都是在秦汉统一中国的历史前提之下出现的,又都以实现中国的统一为最终的战略目标,而且后来三国又都在不久后重新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这又与一般国家的外交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该书不失为一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外交史作品。 张程在北大学习期间,对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兴趣,也表现出把中国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知识结合的较强的能力。中国的外交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传统,有不少知识和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当代中国的外交。相信张程的这本《三国大外交》会丰富人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外交的认识,对人们理解中国外交的历史会有补益。
感谢各位读者购买、阅读本书。
古代中国有着丰富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遗产。以“大使”这个外交官职为例子。我一直在使用这个名词,但很少知道这个词的来由。我在写作古琉球国与清朝关系论文的时候,第一次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注意到了“大使”这个词。当时古琉球国到北京朝贡的使团有专门的住处,那就是位于现在北京正义路一带的“琉球馆”。礼部在琉球馆派驻有管理、接待官员,称为“琉球馆大使”。琉球官员拜见礼部官员,领送公文和进宫参拜,大使都要全程陪同。这个“琉球馆大使”和现在意义上派驻他国的大使功能有些相似,但又有根本不同。因为他是被动在国内接待、处理外国的外交事务,其背后的外交观念与现代截然相反。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查阅了黎虎教授的系列著作,才明白“大使”称谓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人们将天子所遣使节称为大使,《礼记·月令》:“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这种“大使”是天子所遣封建诸侯的使节。这里的“大使”是重要使节之意。到西汉后期也有将正使称为“大使”的。可见“大使”一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词汇。在中国接受近代的西方外交规范的时候,大使这个词被古词新用,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辉煌的中国古代历史有着独特的、成熟的外交制度。其中就包括相当规范严整的外交使团制度。除了官员层级的官属、随员之外,外交使团中还有翻译、警卫、杂役等各种服务人员。我不禁汗颜,自己对祖国外交历史和遗产了解太少,以至于在认识现代外交事物的时候常常不明左右和上下的由来。
本书就是揭开中国古代外交神秘面纱的一个尝试。我尝试着从外交角度讲述三国历史,评论三国的人和事。这里的外交既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也包括中国内部各政权之间的纵横捭阖。
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当今国际政治讨论使用的是西方概念、西方思维,连案例也是西方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总是夹杂着那么一丝无奈和不甘。好在外交学领域正在兴起两大热潮,冲击了现存的这一状况。第一,呼唤挖掘中国外交传统和历史宝藏。比如国际政治学界提倡的政治研究的中国视角,其中的重要方向就是重视、整理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第二,已经有人开始做中国古代外交和外交思想的工作。叶自成老师的著作《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国内迄今为止在中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也是外交学专业的必读书目。而张大可教授在《三国史》一书中则将东汉末期的军阀割据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直接称为“三国外交”。乘着前人的风气,我希望《三国大外交》这部作品能够参与到这两大浪潮中去。
我感觉现在的三国外交史研究,历史学科与外交研究尚有待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作为显学的三国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包括对外交流史、内部政治史和专门史的丰富内容。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在三国时期存在,包括以西域为中心的各国外交、以辽东为枢纽的三角外交(魏一辽一韩日,吴一辽一韩日,魏一吴一辽)、以岭南交陆为中心的南方外交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这些是外交研究的基本内容,如果将三国外交延伸至内部的双边关系,将是另一个绚丽多彩的领域。但是外交学研究偏好关注更热的显学和实际问题,而历史学界也无暇顾及挖掘三国历史的外交内涵。
已有的三国外交史研究成果有限,现在站在外交立场研究三国的作品多是平淡地移植三国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简单的分析。对三国外交的大致脉络、三国外交思想、具体行为体的外交战略缺乏深入分析,对传统外交和三国内部外交的关系很少涉及,对具体的外交事件和外交家的思想研究也有待继续深入。 现有的三国外交史的进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是对三国外交的整体梳理工作还没展开。已有的历史论文和外交研究集中于特定国家或者特定时期,缺乏全面的研究。三国时期人物和事件中的外交思想具有相通之处,按照国别、事件和人物将完整的外交历史和外交思想割裂都是欠缺的。
还有一个不足就是《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历史实在是太有名了,人们在演义小说和传闻的影响下对三国历史耳熟能详。但遗憾的是,演义小说中有一些虚构的情节和史实,与正史相掺和,在人们意识中难分真伪了。
我仅以对蜀汉势力的推崇为例说明一些问题。《三国志》成书的时候,陈寿是以曹魏为正统的。晋朝的习凿齿写了《汉晋春秋》,顾名思义是以蜀汉为正统了。宋朝朱熹以来,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同意习凿齿的意见而否定陈寿的作法。陈寿身为晋朝大臣,而晋朝承继的是曹魏的国统。如果否定曹魏正统,就是否定当朝,因此尽管陈寿是蜀人,还是要以曹魏为正统。习凿齿时,晋朝已经南渡,情况类似于蜀汉的偏安,习书的倾向有为偏安者争正统的意思。宋高宗南渡临安以后,南宋偏安江左,情况更与蜀汉相似。当时北方原曹魏的土地全部进入了金国版图。因此南宋诸儒纷纷起来以蜀汉为正统。长期的尊蜀抑魏,造成三国演义小说中有许多倾向性明显的故事和史实,它们深深地刻入了人们的脑海中。我在写作中尽量依靠《三国史》,但演义小说在人们头脑中植入的条条框框自然也影响了我,我和本书也难以做到完全不受演义小说的影响。
我对于三国历史的兴趣,起于在《文史哲》上看到的一篇有关三国时期蜀汉对外交通道路的考证文章。当时我感叹原来历史可以做得如此的精致。之后我购买了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三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一书,对三国历史的兴趣大为增强。本书在写作中以陈寿著、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为核心参考书目,史实皆以此书记载为准。书中没有注明出处的引用都是来自于《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解,部分三国末期内容遵照《晋书》相关内容。
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张大可教授的《三国史》(华文出版社2003年1月版)全面分析了三国风云和器物,是主要参考书目。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三国历史,这两本《三国史》都是不错的作品。而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则是从制度史角度出发讲外交。书中有对三国时期的外交记载,可以作为背景参考。如果仅想泛泛了解三国历史,可以阅读张岂之教授的《中国历史·秦汉三国南北朝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在头脑中搭建基本框架。
外交学领域的相关推荐文献和参考书目首推叶自成老师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8月版),在书中叶老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条分缕析,做了开拓性的尝试。叶老师的作品是本书的参照系,我的最初想法和许多启发都是因叶老师的著作而起的。叶老师的相关作品还包括:《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载于《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相信阅读后,大家会对中国古代外交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挖掘中国外交遗产的宝藏充满信心。
何芳川老师的《“华夷秩序”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也是研究中国外交和外交史的后来者的必读论文。何老师在书中指出了许多现在已经成为公理的命题和观点,对我们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在古代东亚的外交营建努力极有帮助。我对中国传统外交的基本看法就是这篇论文奠定的,并且在这篇文章的指引下做出了古琉球国史和朝贡体系的论文。
黎虎教授的《汉代外交使团的组成》(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督的外交管理职能》(载于《齐鲁学刊》1999年第5期)是专业的外交制度论文,可以对我们认识汉朝和三国外交背景提供帮助。孙祥伟的《三国时期东吴、辽东与三韩关系探略》(载于《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月)、赵小勇的《东吴长江防线兵要地理初探》(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孙家洲和邱瑜的《西陵之争与三国孙吴政权的存亡》(载于《河北学刊》2006年3月)在各自的专题领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对本书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其他相关参考论文和向读者们的推荐阅读论文还有:
陶文牛:《三国户口考》,载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朱顺玲:((论诸葛亮外交政策的得与失》,载于《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张云樵,张莉:《对辽东公孙氏政权的剖析》,载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陈金凤:《孙吴益州战略论析》,载于《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陈金凤:《三国争夺中间地带少数民族述论》,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黄晓阳:(《诸葛亮外交政策对弱小国家外交的启迪》,载于《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韩】金裕凤:《试论孙权的外交策略》,载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李程:《孙权外交策略的失败》,载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邱宏亮:《均势与制衡——三国鼎立时期孙吴外交思想研究》,载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张东华,刘伟:《荆州之争与吴蜀关系新探》,载于《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王永平:《孙权“报聘辽东”及其与朝臣之冲突考论——兼论孙权的统一愿望及其实践》,载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凌文超:《论三国时期的交州争夺》,载于《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孟古托力:《读<三国志·倭人传>——曹魏与日本列岛诸国的往来》,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4期。
陈炎老师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余太山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涂裕春的《古丝绸之路与各民族的融合》(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2月)在海陆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给本书提供了参考,也推荐给有兴趣的读者作为延伸阅读内容。
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复杂多变。中国历代政治区沿革编委会的《中国历代政治区沿革》(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可以为大家在理清行政区划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本书的相关地理区划也是以本书为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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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十章。第一章介绍了三国外交展开的背景,既有当时的直接背景,也有中国古代外交的总体背景。第二、三章介绍了190年开始的军阀混战到蜀汉夷陵之战为止的外交历史。第四到第七章分国别对曹魏、蜀汉、东吴和辽东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历史做了梳理、介绍。第八、九章分别从战略和战术层次谈了三国外交思想;最后的第十章介绍的是传统外交的内容。
全书在称谓问题上,多种习惯用法并用。比如对于孙权建立的吴国政权,就有吴、东吴、孙吴、江东等不同称谓。书中没有详细介绍许多出场的三国人物和涉及的三国事件。对于三国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可能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甚至部分内容会觉得艰涩难懂。在此我表示道歉。
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叶自成老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叶老师对“三国外交”研究的鼓励是本书写作的重大动力。叶老师对中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的开拓性研究,给予我这样的后来者巨大的思维启发和创作刺激。叶老师还对本书的具体概念和理论提出了指导意见,并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本书作序。在此要感谢叶老师的巨大帮助。
我要感谢重庆出版社的陈建军老师。陈老师对本书的支持,对创作的宽容是本书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我还要感谢重庆出版社的刘玉浦、余守斌、王勇编辑,感谢各位编辑为本书编辑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我更要感谢唐琳娜在写作期间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最后,我要对所有为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付出心血与汗水的人们表示感谢。没有大家的帮助和辛劳付出,就没有本书的成功出版。
我希望能够探索中国外交历史,以通俗化写作呈现给大家一副美好的图景。至于有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目标,还需要倾听读者们的意见。我不是历史科班出身,书中肯定有许多史实筛选和资料引用方面的错误;我对三国历史的思考尚浅,书中也难免观点和理论上的错误。这些都将由作者承担责任。
最后,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
张程
二00七年三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