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序伦先生是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被国外会计界誉为中国会计之父。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潘序伦这位杰出的会计学家的专著，将潘序伦先生坎坷辗转的一生尽现于世人眼前，本书内容翔实，文字朴实，史料丰满，文风清新。

本书是中国会计之父——潘序伦先生的传记，书中记录了他坎坷辗转的一生，也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潘序伦这位杰出的会计学家的专著。本书由顾准先生的胞弟、著名经济学家陈敏之先生作序。

序：会计事业的生命是无限的

第一章 当年顽子

第二章 岂敢蹉跎

第三章 投身会计

第四章 致力办学

第五章 服务经济

第六章 抗日风云

第七章 以“信”立校

第八章 斗争浪潮

第九章 学术建树

第十章 教育思想

第十一章 潜心著译

第十二章 错划右派

第十三章 流年浮沉

第十四章 重振“立信”

第十五章 风范长存

尾声

后记

潘序伦的家境平常，哪里有自费留学的条件呢?况且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以前所进的学校又都不合资格。不得已，潘序伦就去上海找前任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请他帮忙出主意，给一个人学的指导建议。

暌违几载，黄炎培与潘序伦彼此都十分兴奋。黄炎培听了潘序伦的想法以后很纳闷地说：

“你还想再求学吗?”

“是的，”潘序伦说，“将来有机会还想出洋游学呢!”

黄炎培说：“你的志愿很好，若是你要预备出洋，到大同学院去补习英文数学是最相宜。”

但是潘序伦早先因为在镇江中学担任英文课程的时候，自己的程度太不行了，受到同事和学生不少的讪笑，所以很想到有英文的“庄岳之间”之称的圣约翰大学去补习一番。圣约翰的入学考试，原是非常困难的，他岂能侥幸于万一?莫管它，且请黄炎培先生介绍进去做个特别生，或者能够勉强收留罢!

黄炎培慨然俯允，答应了潘序伦的要求，给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朱友渔博士兼牧师写了一封介绍信。

潘序伦拿着信，径直到圣约翰思孟堂去见朱博士。朱友渔教授看了介绍信后很客气地对说：

“潘先生，你想人敝校求学，鄙人是欢迎的，稍后我和你去见卜舫济校长。”

听到这番话，特别是“先生”这一称呼，潘序伦感到很惶愧，陡生了一种感愧交集的感想，因为在旧社会是断乎没有教授称学生为“先生”的。这一声“先生”勾起了他很多的心思。

潘序伦心想，想必是因为我宽袍大褂，年纪看来，当有三十多岁的光景(其实这时他不过二十九岁，只因环境欠佳，心绪不宁，因之格外看老些，倒是真的)，况且黄先生的介绍信上又说，潘序伦曾经担任过军界政界学界种种的职务。虽然朱教授称一声“先生”，确也是对潘序伦相当的敬重。但在他的心理上，感受却大大的不同，像他这样大的年纪，本来应该做先生的了，只因他青年时代，时时更换学校，更换职业，到现在真所谓“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仍回过来做学生。潘序伦思前想后，心上好不难过!好不辛酸!

潘序伦在朱教授引见下拜谒了卜舫济校长，卜校长很熟练地用英语与之谈话。其实他能说一口很流利的上海话和普通话，其所以用英语交谈，无非是要考验潘的英语程度如何。潘序伦很勉强地应答了他几声"yes"和“no”。

事后朱友渔告诉潘序伦：“卜校长认为你的程度固然还差得很远，但想到你已任职多年，有了经验，且求学精神可嘉，所以收你为特别生(旁听生)。”

这在圣约翰来说，也算是一件特别事。至此，潘序伦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学生生活。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出名的教会学校。1879年9月，美国圣公会主教施若瑟(Joseph Scherschewsky)将上海的三个教会学校——神道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成“圣约翰书院”。1881年10月，圣约翰书院正式设置英文部，学生入学要收费，每月付墨银(墨西哥银洋)8圆。许多富家子弟纷纷前来求学。然而由于各方面的急需，单靠英文部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从1884年起圣约翰书院把预科改为半天学英文、半天学中文，并扩大招生名额。美国圣公会还派遣22岁的卜舫济到上海负责该校的英语教学工作。那时，中国人颜永京牧师一度担任院长(后来圣约翰大学男生宿舍命名“思颜堂”就是为了纪念他)。1888年卜舫济继任圣约翰书院的院长，逐步进行课程教学改革，除中文课外，其他课程一律开始使用英文教材，学生课内课外须讲英语。所以圣约翰书院的英文水平在当时中国的大学中首屈一指。卜舫济任院长后，着手把圣约翰书院升格为大学。1890年，书院增设了大学课程，仅有大学生两名；1895年有大学生6名。1896年1月，卜舫济写信给圣公会差会部，建议在圣约翰书院增设大学部，开设文理、医学和神学三科；文理科学制3年，医科收预科毕业生，学制4年，神学科收文理科毕业生，学制3年。圣公会差会部批准了卜舫济的建议。1899年，圣约翰书院共有大学生27名，全部为男生。其中教徒学生和非教徒学生的比例为1比3，非教徒学生多为富家子弟，要缴学费120圆墨银，教徒学生可享受减免费待遇。进入20世纪，上海作为工商都市对西方教育的需求持续上升，远远超过了圣约翰大学的供应能力。1900年，圣约翰只能接受1／3的入学申请者，1904．年，学生187人，大部分来自商人家庭；基督徒57名，其中4人在大学部学习。1905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颁发给圣约翰学院授予学位的许可证，从这一年起正式改名为圣约翰大学。校长仍为卜舫济。1906年，圣约翰大学设置文、理、医、神4个学院。1907年，圣约翰大学首批毕业生6名，其中4人获文学士学位。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在中国本土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学士学位。由于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该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很容易进入美国大学深造。耶鲁大学不需要考试就可接受圣约翰的学生攻读研究生，哈佛、哥伦比亚、康乃尔、芝加哥、宾州等大学也愿意接收圣约翰的学生进入他们学校读本科高年级。1907年至1908年，有30多名圣约翰的毕业生在美国留学，10多名在英国留学。后来圣约翰大学又设工学院，并附设研究院和附属高中。到1913年时，全校学生人数达到500人，其中1／4的学生在大学部学习。教师人数也增加到40名。1918年圣约翰大学把中学部分出去，成为独立的教会大学。1920年学生达到250多人。

P9-11

         会计事业的生命是无限的

                    陈敏之

我国之有新式簿记，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而只适用于落后的小商品经济的传统中式簿记已经不符合客观需要。正在这时，潘序伦先生于1924年自美国学成归国。归国以后，他就致力于把“新式簿记”这一近代的科学的会计方法在我国加以推广应用。他是我国推广应用新式簿记、从事现代会计事业的创始人。他除了创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直接从事会计师业务以外，还先后创办了立信会计函授学校、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和立信会计编译所等机构，通过教学手段，在更大的规模上培养更多的人能在较短时期内学会并掌握这种先进的会计方法。因为他所创办的这些学校，形式灵活，讲求实效而不图虚名，不占用生产与业务时间，教材通俗而符合我国的实际，既能适合广大店员阶层渴求学习知识技能以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要求，又能对工商业主改善其经营管理有所裨益，因而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而迅速发展。他所主持的立信会计编译所和后来创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培养我国高级会计人才，提高我国会计水平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曾经遭遇过的那种逆境，潘序伦先生也未能幸免。然而老骥伏枥，他并没有气馁。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虽然身体有病，年逾八旬，仍然热心于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他的积极关心下迅速复校，立信会计编译所也由他亲自出主其政。近几年来，他在培养各级会计人才，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介绍国外会计理论的新发展等方面都继续作出了贡献。

潘序伦先生和我的哥哥顾准之间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这不仅因为顾准在他所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十四年之久，还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渊源。1927年，顾准在旧制中华职业学校南科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境贫寒，不能继续上学，由他小学母校老师殷亚华推荐，由王志莘先生介绍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当时顾准不过十二岁，这在当时是破格的。以潘老的话来说：顾准聪颖过人，再加上他勤奋好学，不多久就掌握了现代会计这门学科的知识。潘老对他并不囿于世俗之见，拘泥于什么学历、年龄等条件，而是根据他的实际才学，委之以重任，先后让他担任函授部和夜校部的负责工作。1938年，潘老还推荐他到法学院、之江大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尤其难能的是，当时潘老对顾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虽然有所觉察，而仍能给以极大的容忍。1934年至1937年间，顾准曾数度被迫作政治流亡，因而也就几次进出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大门，其中最长的一次流亡几达半年之久。1936年，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顾准还曾一度到中国银行工作。这种在职业上可以随意“自由进出”，在当时的社会上确实极为罕见。其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还曾经警告潘老要“注意赤色分子活动”。潘老明知顾准的“色彩”，然而他对国民党的警告却不予理睬。如果没有甘愿担当一定政治风险的勇气和胆识，是难以采取这种正义的态度的。

近八十年来，在各个历史时期，由潘老创办的立信会计学校培养出来的各级会计人才，据粗略计算，总数在二十万人以上。他们分布在海内外，正可以说桃李芬芳，遍及宇内。在国内的历届立信毕业生现在在各个领域里从事着财会工作，其中有不少同志在经济工作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担任着负责的工作，为改革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力。

遥想当年，作为立信复校倡议人，我与潘序伦先生戮力合作，共同推进立信会计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发展，仿佛历历在目。潘序伦先生老当益壮，一心一意为着祖国的会计事业和教育事业，他的一生，是为会计的一生，是为教育的一生；说他是“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我认为并不过誉。  作为中国学术界、会计界一代耆宿，潘序伦先生的名字将与立信会计事业一起载入中国会计发展史册和现代教育史册。他虽然已经去世，但他毕生奋斗的事业长存。

潘序伦先生的生平事迹波澜壮阔、摇曳多姿；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继续发扬。

本书的作者罗银胜同志，是一位年轻的学者，我们结识已有二十年。在这几年的交往中，我觉得他是一个敦厚、正直、热诚而又具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同志。他长期从事立信校史和潘序伦研究，甘于“板凳坐得十年冷”，经年累月，埋首于史料之中，跑腿出力，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他本着尊重历史，信守真实的原则，历经数载，在浩如烟海的专家学者的回忆文字、档案资料、人物谈话以及潘序伦本人的著述中，寻寻觅觅，悉心剔爬，并采访有关人士，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现在我看到他下了多年的苦工夫才完成的这部《潘序伦传》，真是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欢欣。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潘序伦传》，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潘序伦这位杰出的会计学家的专著，内容翔实，文字朴实，史料丰满，文风清新。正是出于对这部书稿的欣赏，我乐意为它提笔作序，藉以把它推荐给海内外研究家和读书界，因为它对我国现代会计史研究既是一种新的开拓，又是一项具有新知新见的学术成果。

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更多的成千上万的财务会计工作者，而且需要把会计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上来。我们的社会在其经济发展中，不能没有经济核算．这不仅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即使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也仍然需要。既然社会不能一天没有经济核算，那就不能一天没有会计这种科学的核算工具和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会计事业的生命是无限的。潘老八十年前在我国开创的现代会计事业，现在不过刚刚处在它生命的起点。

是为序。

                2006年7月1日

记得梁漱溟先生说过这么几句话：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的变，愈收愈多，不能自休，就成今日这样子。我从事潘序伦研究的艰辛历程，使我深为服膺梁先生所说的话。

我承认，我内心有一种难以化解的“潘序伦情结”或者说是“立信情结”，无时或忘。这种近乎顽固的情结，驱使我从事潘序伦研究，从青涩之年一直干到现在，历时二十载。我总是有一种奢望，就是要为我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先生作传，我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如今传记算是完成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足与外人道：且算是为自己的潘序伦研究作了一个交代，且算是自己已经尽力而为了。

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潘序伦传的作者，本人历经数载，在浩如烟海的图书文件、回忆文字、档案资料、人物谈话以及潘序伦先生的著述中，寻寻觅觅，悉心剔爬，并赴各地采访有关人士，其中的艰辛只有自知。这是我的工作，同时也成为我的爱好。回首这些年走过的路，我自幸自己是努力了，至于收获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在《教育大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教育家传》(湖南教育)、《中国现代企业家列传》(经济日报出版社)发表了潘序伦传；在《上海会计》、《财会月刊》以及《解放日报》、《联合时报》等报刊发表研究潘序伦的论文十余篇；并与金家富先生一起主持了上海市教委课题《潘序伦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研究》，结题后获得了奖项，已由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我还参与编纂了立信校志、大事记……总之，我已经尽心尽责了。

我知道，我的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那就是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的领导和海内外的许多知名不知名的立信校友。没有他们的关心与支持，我将寸步难行。

借《潘序伦传》出版之际，我要向下列人士表示衷心的谢意：潘屺瞻、管锦康、陈敏之、王元化、李文杰、李鸿寿、顾树桢、许毅、杨纪琬、娄尔行、诸尚一、丁苏民、黄浦、成守文、李海波、金家富、魏人英、徐立元、徐文彬、孙庆元、马钟榆、沈传德、贾建明、王建国、叶聚森、傅绍昌、钟义盛、钟陵强、汪溢中、陆钟美、康文嶽、纪剑鸣、孙时平、李啺、王晓英、阙伟民、徐小霞、周铁水、陈春华、方士华、陈敏洁、梁倩婷、戎圣虔、罗礽宇等先生以及我的父母与家人。毫无疑问，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潘序伦传》是难以顺利问世的。

衷心感谢王元化先生拨冗题写书名，感谢陈敏之先生抱病为拙作作序。

十分感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的各级领导，特别是桑秀藩、唐海燕、楼军江、朱坚强、邵瑞庆、李延臣、胡厚麟、曹伟民、姚镜明、邬敏懿、沈雨敏、刘永琴、郑忠等先生，他们的无私帮助，我将永铭于心。

最后我还要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曹怡波先生致以由衷的谢意!

             罗银胜

             2006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