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的俄罗斯文坛，文学史上十大被遗忘杰作之一。

这部最初以英文出版的小书，在伦敦街头被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偶然发现。被剧烈震撼了的桑塔格看来，这部小说仅仅被出版是不够的，仅仅意识到它的杰出也是不够的——必须要确立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后，作品相继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得以出版，批评界给了它足够和全面的评价，纷纷称其为“文学史上被遗忘的10大杰作之一”、“20世纪最后一部小说”。

《巴登夏日》最终得以问世，不啻是个奇迹。这部1977年开始动笔，1980年最终完成的“亚小说”，以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离开圣彼得堡的行程为主线，杂糅进陀氏私人生活与文学精神、俄罗斯文学神韵，以及作者个人的生命经历。这部扮演”伟大的俄罗斯小说”终结者角色的小说，手稿经过友人带到国外，于1982年3月在纽约的俄罗斯移民周报《新报》上首次公开发表。1982年3月20日，作品刚刚选载一周，茨普金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虽然是日间列车，但现在是冬天，目前又是一冬中最冷的几天——十二月末。此外，火车正向列宁格勒的方向——北方驶去，所以窗外的景色迅速地暗了下来——这些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扔出去的莫斯科近郊的小站闪烁着闪耀的灯光——零星散落的乡下小站，银装素裹，闪着时隐时现的灯光，坐在疾驰的列车上看，站台上的灯光也随之汇成了一条闪亮的光带——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可能是在过一座桥，由于车厢封闭的缘故，坐在里面是感觉不到巨大的轰隆声的，车厢左右晃动着，我的身体也跟着晃来晃去。尽管车窗上已经模模糊糊地结了一层冰花，我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窗外的景色，但依稀看到的只有小站灯火画出的那条优美的光带，又过了一会儿。天完全黑下来了，那些莫斯科近郊的别墅也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玻璃窗上孤零零地映着车厢内的灯光和这一车乘客的身影以及我的脸，我从脑袋上方的货架上的皮箱里取出一本书来，是我专门带着准备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这一路上看的，我把书翻到插着书签的那一页——这是一张漂亮的书签，上面印有精制的东方画和中国字一这本书是我从姑妈那里(她拥有一个自己的大图书馆)借的，说心里话，我并不准备把它还回去了——我找人给它重新装订了一下，它太破了，简直要散架了——装订工把每页都拆下来弄平，然后订在一个厚实的硬书皮里，硬书皮粘着的第一页上写有书名——这是一本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日记》应是当时的一个自由派出版社出版的，不过不是“路标”，也不是“新生活”，日期用新旧体混合写成，，词语甚至整句整句话都是直接用德语或法语写的，字里行间夹带着一股中学生般的认真劲儿，比如一些必要的前缀“太太”等。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陀斯妥耶夫斯卡娅婚后的第一个夏天是在国外度过的，这期间她匆匆记下了许多笔记，这本日记应算是这些笔记的解密和注释吧。  1867年4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从彼得堡出发，次日清晨来到维尔诺③，在旅馆的楼梯间里他们经常会遇上一大群一大群的犹太女人，这些女人硬要帮他们干活，甚至追着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和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的四轮马车跑，直到他们买下她们兜售的琥珀烟斗，到了晚上，在古老而狭窄的街道上又可以看见这些犹太女人带着自己的孩子成群结队地晃荡游走——一两天后，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和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抵达柏林，然后，他们辗转到德累斯顿，接着便开始寻找住处，因为德国人，尤其是那些开着膳宿旅馆(或者出租带着家具的房子)的德国女人，对来此地的俄国人都十分不友善，伙食差到极点，服务生们经常会私吞一些小钱，不光是服务生，德国人总的来说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民族，因为，他们不能准确地告诉费佳怎样才能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并且一定会指一个相反的方向——这是不是已经有点存心而为了呢?然而，这些女人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早就领教过了——那还是她第一次拜访费佳的时候，费佳当时住在奥隆金的房子里，正是在那里，他写下了著名的《罪与罚》，据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后来证实，这栋房子让她一下子就联想到拉斯柯尼科夫住的地方，在这间房子周围穿梭往来的人群中就有很多犹太女人。她和她们常常在楼梯间里相遇， (不过说句公道话，必须告诉读者的是，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在那本革命前不久或者也许是和列昂尼德·格罗斯曼结识后写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些楼梯间的女人。)《日记》里有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还很年轻，一张并不狂热、也不虔诚的面孔上流露出几分不信任的沉重的目光，而费佳此时已经上了年纪，身材不高，四肢短小，看上去好像即使他从桌旁站起来也不会比坐着高多少，他有一张普通的俄国人的脸，而且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他喜欢照相，喜欢认真而虔诚地祈祷。那么，我究竟为什么在还没把这本书装订好之前，宁可一路上提心吊胆(我可不怕用这个词)也要带着这本《日记》，然后如饥似渴地翻阅那已经颤颤巍巍、脆弱不堪的一页又一页，寻找那些我似乎一猜就能够猜到的内容?——而说不定在找到装订工把它装订一新后，我又会把它束之高阁，从此再也不去碰它；究竟为什么我要去彼得堡——是的，不是列宁格勒，而是去那个身材不高、四肢短小的老人(当然，也许上个世纪的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吧)曾经去过的彼得堡?——他曾带着一脸宗教的虔诚或者说一副退伍军人的面孔走在彼得堡的大街上；为什么我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在执著地看着这本书?——你瞧，车厢里的灯光忽明忽暗，一会儿突然亮起来，一会儿又因为列车的快速行进和柴油机的大功率工作而几乎要熄灭，过道的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抽烟的、洗水果的、上厕所的(厕所门就在过道门的后面)、拿着大杯子给孩子接水的出出进进，络绎不绝，耳边是砰砰的关门声，身体随着列车的颠簸晃来晃去，我必须不时地把书放下，同时，充斥着鼻子的是一股好久没在别的地方闻到的烧煤和火车头的味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他们最后在茨姆曼太太——一个又高又瘦的女看门人的房子里安顿下来，然而，抵达的当天，他们就去参观了画廊——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在这里等待发放食物，阶梯的空地上悬挂着《西斯廷圣母》，圣母像下面站着一个警察，——多年以后，还是这博物馆，正展出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名画陈列在锃亮的双层防弹玻璃里面，一些有门路的人排着长队，弯着腰，凑到画跟前，确切地说是凑到防护玻璃前，仔细地看着里面的画，眼前的情景不禁让人想起一具涂了防腐香料的干尸摆在石棺里供人参观的样子，——圣母的微笑的确显得很神秘，不过，也许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的缘故吧，画像旁边也站着一个警察，客气地维持着队伍秩序，因为他觉得这些人都是专家或是特别来宾，他嘴里说着：“请注意啊，请注意!”——这些人挤在名画跟前，一边看一边努力地站稳脚，看不了多长时间又得随着队伍恋恋不舍地离开，边走边不停地扭着脖子回头看，脑袋都快转成一百八十度了，——《西斯廷圣母》挂在两扇窗户中间的那面墙上，所以阳光是斜着射进来的，再加之是个阴天，整幅画仿佛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圣母飘在云中，白云如同她轻盈的裙摆，仿佛同她融为了一体——画的左下方是一位信徒怀着虔诚的目光望着圣母，他每只手有六根手指——我亲自数了数，的确是六根，——这幅画的照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德累斯顿很多年后某一个生日的前几天被当作一份生日礼物送给了他，那时他已经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送这个礼物的人以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欢的一幅画吧，尽管他最喜欢的画也许并不是这幅，而是汉斯·荷尔拜因的《死去的基督》。这样，在列宁格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里，一个皮沙发的上方(正是在这个皮沙发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停止了呼吸)挂着一幅照片，照片里是拉斐尔的作品《西斯廷圣母》，——画上，优雅的圣母斜倚着身体，怀里抱着一个裹着襁褓的婴儿，好像正在像茨冈女人那样喂奶，但是圣母的脸上挂着几分难以捉摸的表情，就像蒙娜丽莎脸上的那种表情。

P21-26

苏珊·桑塔格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是一个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的领域，人们密切关注的几大语种里似乎不太可能还有什么杰作有待人们去发现了。然而，大约十年前，我偶然之中看到一本名为“巴登夏日”的书，却是一部杰作，我愿意视之为一个世纪以来有价值的小说和超小说中写得最漂亮、最令人兴奋的，同时也是最具独创性的创作成果之一。

这本书不为人知，其原因不难找到。首先，作者并非职业作家。列昂尼德·茨普金(1926—1982)是一名医生，事实上，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医学研究人员，曾在苏联国内外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但是——让我们还是别去把他与契诃夫或布尔加科夫作什么比较——这位俄罗斯医生作家在世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任何文学作品发表。

审查制度及其种种威胁，只是茨普金未能发表作品的部分原因。他的小说显然不足以成为官方出版物的候选书目，甚至都没有以地下形式出版。出于自尊和难以消除的忧郁，以及不愿去冒为非官方文学机构所拒绝的风险，茨普金根本不愿意去跻身于六七十年代莫斯科颇为盛行的独立的地下文学圈子，六七十年代正是他为“抽屉”而写作的年代，这是为文学本身而写作。

真的，《巴登夏日》最终得以问世，不啻是个奇迹。

解释这个奇迹产生的原因，解释小说出现其间的世界，讲述一下作者的生平，想来是必要的。

列昂尼德·茨普金1926年生于明斯克一个俄罗斯犹太人家庭，父母亲均为医生。母亲韦拉·布丽娅克主治肺结核，父亲鲍里斯·茨普金则是整形外科医生。1934年，当局以当时司空见惯的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鲍里斯·茨普金。狱中，他跳下楼梯井，企图自杀。后来在一位有影响的朋友的干预下，他才获释。他摔断了脊柱，躺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但他没有因此就成为一个废人，而是继续行医，直到1961年六十四岁时去世。鲍里斯·茨普金的两个姐姐、一个兄弟均死于那个时期。

1941年德国入侵后一周，明斯克沦陷，鲍里斯·茨普金的母亲、另一个姐姐和两个小侄儿在明斯克犹太人居住区被杀害。多亏了附近一家集体农场场长，鲍里斯·茨普金夫妇和十五岁的列昂尼德才侥幸从城里逃脱。鲍里斯·茨普金以前给场长看过病，所以，场长对医生心存感激。他叫人从一辆卡车上搬下几桶咸菜，腾出地方，安顿了令人敬重的整形外科医生及其家人。

一年之后，列昂尼德开始学医。战争结束后，他和父母回到明斯克，1947年从当地的医学院毕业。1948年，他和经济学家娜塔尔娅·米奇妮科娃结婚。他们的独子米哈伊尔1950年降生。茨普金设法在一家乡村精神病医院谋得职位，躲了几年。1957年，他获准和妻儿定居莫斯科。在这里，他在著名的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取得了一个病理学家职位。成为将萨宾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引进苏联的小组成员之一。他后来在研究所的工作反映出他广泛的研究兴趣，其中包括肿瘤组织对致命的病毒感染的反应，猴的生物学和病理学研究等等。

茨普金酷爱文学，一直都要为自己写点东西，作品既有小说，也有诗歌。他二十出头、即将完成学业的时候，曾考虑过弃医从文，专事文学创作。为十九世纪俄罗斯灵魂拷问(诸如：没有信仰如何生活?没有上帝又如何生活?)所困，他便视托尔斯泰为偶像。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取代托尔斯泰而成为他的偶像。在电影方面茨普金也有偶像，如安东尼奥尼，但不是塔尔科夫斯基。六十年代初，他考虑过到电影学院报名上夜校，然后当导演，但是，他后来说，因为有家庭负担，他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

与此同时，茨普金才思泉涌，更积极投身诗歌创作。据他儿子说，这些诗深受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诗风的影响。这两位诗人的画像就挂在他的小工作台前面。1965年9月，茨普金决定把一些抒情诗拿给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看看，碰碰运气。不幸的是，就在他们约好见面的前几天，西尼亚夫斯基被捕。就这样，茨普金和长他一岁的西尼亚夫斯基始终未能见上一面。此后，茨普金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米哈伊尔说：“父亲不喜欢谈论什么政治，甚至连想都不怎么想。”)发表诗作的希望数次破灭后，茨普金搁笔了一阵儿。他的时间主要用来完成为获得博士学位(科学博士学位)而撰写的论文《胰蛋白酶化组织的细胞培养形态与生物特性研究》(他此前为取得副博士学位而撰写的论文研究的是重复手术后的脑瘤的增长率)。1969年，他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茨普金立即获得加薪。这样，他就不用再去小医院做兼职病理学家赚外快了。这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于是赶紧重新拾起笔。不过，这次不是作诗，而是写小说。

……

《巴登夏日》一下子把俄罗斯文学中所有伟大的主题都表现了出来。这靠的是其语言的精巧和迅速推进把小说统一为一个整体(据茨普金的儿子说，罗杰和安吉拉·基斯的英译本是一流的)，这样的语言使作品能够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者(“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场景(“他”、“他们”、“她”)之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大胆而迷人地来回切换。但这又不是(叙述者茨普金朝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统一的现在，亦如不是统一的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从1867年到1881年，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那年)那样。过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尽情徜徉于自己记忆中的场景，以及早年生活的激情之中；现在的叙述者在激活他自己曾经的记忆。

每个缩进的段落都以一个长而又长的句子开始，句子的连词是“和”(有许多)、“但是”(几个)、“尽管”、“因此”、“而”、“正如”、“因为”以及“好像”，并伴有许多破折号。只有到一段结束，才出现句号。这些炽热的长句段在展开的过程中，情感之河越发高涨，不断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普金的生活向前推进：以费佳和安娜在德累斯顿生活开始的句子，会冷不防地闪回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苦役的年代，或者回到与他和波莉娜·苏斯洛娃的浪漫史有关的一次狂赌，然后又穿插进一段叙述者上医大的时光以及对当年咀嚼普希金一些诗句的回忆。

茨普金的句子不禁让人想起萨拉马戈的连写句。这种句子对话绕着描写，描写缠着对话，还有既不愿一直待在过去时态里、又不肯一直停在现在时态里的动词。茨普金的这些句子绵延不断，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了托马斯·伯恩哈特那样的力量和活跃的权威。显然，茨普金不可能知道萨拉马戈和伯恩哈特的作品，在二十世纪表现狂喜主题的小说方面，他有别的样板。他爱帕斯捷尔纳克早期散文《安全证书》，而非后期的《日瓦戈医生》。他爱茨维塔耶娃，他爱里尔克，部分原因是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都爱读里尔克。外国文学他看得很少，看也只看译本。在他所读的作家中，他最爱的是卡夫卡。卡夫卡有本小说集六十年代初在苏联出版，茨普金由此发现了他；当然，茨普金让人惊叹的句子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创新。

茨普金的儿子在回忆父亲时，说他痴迷于细节，有洁癖。他儿媳谈到他选择病理学作为自己的医学专业、并执意不做临床医生时说“他对死亡极感兴趣”。也许只有痴迷的、为死亡所困扰的疑病症患者(茨普金似乎就是一例)才会创造出这样一种自由得极其新颖的句子形式来。他的小说是表达强烈情感和丰富主题的理想工具。在一本篇幅相对较短的作品里。长句代表容纳，代表联想，也代表一种在许多方面都很坚强的性格所具有的充满激情的机敏。

茨普金的小说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精神历险，它刻画了无可比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人们在其中又有什么找不到呢?苏联时期(从1934年一1937年的大恐怖到叙述者在探索的现在)的苦难假如可以看作是理所当然(如果这样讲不是太奇怪)，那么，小说与它们的脉搏是跳动在一起的。《巴登夏日》也是对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天地所作的一次充满激情的描述。普希金、屠格涅夫(小说里有一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争吵得非常激烈的场面的描写)，还有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和道德挣扎中的杰出人物，如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和博涅尔等，也都一一出场了，一起融入了茨普金的叙述中。

如果想读一本书就能体验到俄罗斯文学的深刻与力量，就读这本书吧：如果想读一部小说灵魂就能变得更坚强、对感情的理解就能更博大，那也就读这本书吧。

2001年7月

(姚君伟译)

从圣彼得堡到列宁格勒的旅行

安德列·乌斯季诺夫

1

为分裂作的每一个让步……

抓紧些!我要走了!

只是这些介于白天和黑夜之间的日子!

莫斯科不计其数的轨道!

——米哈伊尔·库茨明

一本好书的面市往往离不开出版前的造势，确切地说就是出版前发生的花絮故事。有了这些造势，它才能在问世不久就很快进入人们的视线，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苏珊·桑塔格已经在前言中提到过了列昂尼德·茨普金的这部《巴登夏日》在俄罗斯出版前的故事——小说的初版(英文版)居然是在一个伦敦街头的小书摊上发现的。后来，这个故事也为许多文学批评家所津津乐道。对于俄罗斯读者来说，这件事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自在：这部本来属于俄罗斯文学的小说虽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却不是在俄罗斯。令俄罗斯批评家感到难堪的是，如果不是一个外国人的推荐，国人恐怕现在还不知道这部“未被发现的巨作”、这“二十世纪最后一部俄罗斯小说”——这也是它直到现在才得到的公正的评价。

桑塔格一直以来在国际文学交流中扮演着一个俄罗斯文学民间大使的角色，为俄罗斯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她的无私并不仅仅表现在向世界介绍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因为她已经不只一次地做过类似的事情了，她为罗伯特·巴利泽尔和丹尼拉·基什留下的作品所作的工作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种无私更表现在：她简短地评价了一下作品之后(称《巴登夏日》这部小说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十大尚未为人们所知的杰作之一)，给自己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使命：光是出版作品是不够的，还要确立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她首先重述了一下小说背后的故事，接着介绍了小说作者——一个默默无闻的医生作家的生平经历。

小说《巴登夏日》出现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却没有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这种出版滞后的现象屡见不鲜。通常这种滞后的出版会伴随着恢复作者和对他作品的历史公正的评判的热潮，不过这在《巴登夏日》这部小说的身上却不可能发生——文学批评界的权威们已经给了它最全面的评价。小说在与世人见面之前发生的故事诚然有些冒险，但它难道不是在最大限度上说明了这部伟大的作品的价值，以及它对于它所属的文学，(俄罗斯文学)的重大意义吗?

1983年，自由电台评论员列夫·罗特曼在慕尼黑成立了罗特曼出版社，在那里他冒着巨大的风险把这部小说第一次翻译成德语。在英国，维克多丽娅·格连金尼克曾经在《伦敦日报》上谈到过这部小说，她用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词形容它——“幻想现实主义”。很快，这部小说的英译本于1987年在伦敦“四部曲丛书”中出现，成为当时对于维克多丽娅·格连金尼克这种客观评价的唯一响应。

2001年，这部小说被洛特日尔和安德列精心再译了一次，由新方向出版社在纽约出版，同时也成为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各个关注文学发展进程的出版社都无一例外地对此书的问世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尽管阿尔巴尼亚语译本没有发行，但阿尔巴尼亚语的评论却早已出现。目前，《巴登夏日》已经被译成荷兰语、法语等十三种语言在各国出版发行。在俄罗斯，经过一番先期准备，最后竟有人提出把这本书编在一套译文系列丛书中出版，这个提议不禁让人产生一种异邦文学的感觉——也许这正是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悲喜剧现象吧。

英文版固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小说毕竟是用俄语写成的，英文翻译得再好，译作还是译作。总体说来，用别的语言读本国小说实在是感觉很滑稽，读了原文才深深地感觉到原文简直就是专门为俄罗斯读者写的，语言是那么的准确精妙!当另一种语言成为作家的创作问题时，你去读一下法语版的安德列·马金的作品，或者英语版的《洛丽塔》就会感到安慰了。

可以说，俄文版小说的问世为俄罗斯读者提供了用原文阅读的可能。用原著的语言(即俄语)出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会使小说在最大限度上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这次在俄罗斯的出版也是这部小说首次单独出版。在本书的前言中完全应该加上几句，那就是它的出现对俄罗斯作家的重大意义。

……

9

当天边露出鱼肚白，

这些城市在晨曦中苏醒……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

水使我也未得安宁。

——丽吉娅·阿微丽亚诺娃

一个关心文学发展的评论家这样评价这部小说： “如今不会有入写了，因为对于未分类文学的理解在俄罗斯已经消失了。 《巴登夏日》不能按照文学的时间年表划分在哪一类，也不能根据范围划入某一类。唯一能够给它下的定义就是——这是一本为了阅读的小说。阅读《巴登夏日》对于每一个打开这本小说的读者都是一件大事——哪怕只是出于读读有着独一无二的激情和语言的散文的简单的愿望。'’

小说中充满了感觉：侮辱与同情、愤怒与忏悔、希冀与失望等等，种种感觉互相掺杂在一起。既然小说中没有统一连贯的情节，那么这些感觉就成为了这部小说的基础。作者非常成功或巧妙地使它们成为读者的一种权利。小说修辞上的成功主要在于：没有结尾的句子给了读者一种自由，在这种自由下，每一个读者都能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自己没有料到的东西。

在最后几页，我意外地出现在自己的房子周围。我跟作者一起以英国式的步伐走在大街上——以前的亚姆斯卡亚，1913年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街。

我转身走进一个胡同，胡同的尽头是利科夫卡大街，此时还可以看见它上面来来往往的有轨电车，这个胡同叫作“光明胡同”，旁边的一个街道叫作“烟道大街”，都是很古老的名字，估计叫了一百多年了吧，站在这里，我想象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地走过这个胡同、这条街道，——两条大街的交叉处矗立着一座老式小教堂，抑或是一座废弃的大教堂，这里不知为什么很亮，教堂上下银妆素裹，煞是漂亮。

我读了这部俄罗斯小说的英文版后，返回了列宁格勒。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街和斯维奇胡同的拐角处，在这间闪着昏黄灯光并一直作为作者灯塔的小屋里，有我住在那里。我的儿子在这里长大，我推着童车绕着库兹涅茨集市慢慢地走。集市对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旧址，另一面冲着谢苗诺夫阅兵场，那里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宣布被处决的地方，也许是命中注定吧，最后免此一死，而是被流放了。现在，这就成为我从圣彼得堡到列宁格勒的旅行。

对于每一个读者来说，这段“感伤的旅行”都有着自己的旅程。小说最后几句话把读者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使整部小说笼罩上了新纪元的色彩——窗外传来早班电车轰隆隆的响声，一艘轮船出现在圣彼得堡的冬夜里。

小说跨越了所有时期，使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散文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走了出来。跟罗则·萨拉马戈、X.N.博尔赫斯、H.T.则巴里特、萨曼·鲁什基和塞缪尔·贝克特的作品一样，它像一颗没有规律和章法的彗星，从传统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永不停息地向前滚动的车轮——一开始是火车，接着是列宁格勒的有轨电车——他在小说中提出的永恒的问题，如同利科夫卡大街的灯光，走进了历史。为了给读者留下一些怀念，只有几个片断留了下来。

列昂尼德·茨普金在小说中描写的从夏日圣彼得堡到冬日列宁格勒的旅行，实际上是一段向往永生的旅程。对于一个对死亡问题如此关注的人，对于一个专业的病理解剖学家，“永生与不死”听起来简直就是矛盾的。一个在死亡面前怀着敬仰之情的人，却因为“不死”问题而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誉，同时他也把读者带上了征程，并默默地祝他们一路顺风。

如果想读一本书就能体验到俄罗斯文学的深刻与力量，那就读这本书；如果想读一部小说灵魂就会变得更坚强、对感情的理解就会更博大，那也就读这本书。

——苏珊·桑塔格

《巴登夏日》像一颗没有规律章法的彗星，从传统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扮演了一个“伟大的俄罗斯小说”终结者的角色。

——安德列·乌斯季诺夫

选用这个书名，作者可能有点委屈自己了。事实上，小说《巴登夏日》涵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所有的文学生涯，在体裁上更像是一部狂想曲。

——《纽约时报》

这部震撼人心的小说，强调了我们在文学中所提倡的东西，正是这些文字，把读者的仁慈之心从悲观中拯救了出来，把真理从谎言中拯救了出来。

——《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