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管彤秀小姐见父亲问她辞荐馆之计，因说道：“请先生一事，是瞒人不得的。若直直辞去了裴、平、强三秀才，单留下长孙一人，不独爹爹开口无词，只恐那三人缠缠扰扰未肯便去。依孩儿算来，莫若择一个日子，治下四席酒，请他四人同来，就明说四位俱系大才，皆愿领教。但恨绛帐中只一座，不能并屈诸贤，又不敢妄为去取，今万不得已，谨选择一诗题在此，求四位大笔一挥。诗成者，谨当拜从；诗不成者，求其相谅。如此行法，彼做诗不出者，自无颜而去，不便再争矣。”
管灰听了大喜道：“吾儿之计甚妙，不拒而自绝，使彼此无怨。”果择了一个日子，备了四席酒果，用名帖将裴选、平铎、强之良与长孙肖四人俱请将来。
大家见请，只认做单请他一人，馆事妥当，不胜之喜。不期到了管家，堂上四人俱在，未免各自沉吟，不知是个甚缘故。
相见毕，管灰就开口说道：“小犬顽劣，一向蒙冷老师教诲。今不幸冷老师谢世，小儿荒废，急欲就正明师，却苦于无门访求。今幸蒙敝亲友指点，方才得识四位老师。识便识了，又奈学生老迈，一时不辨谁濂谁洛，孰朱孰程，不敢妄揣私度。谨选一诗题在此，求四位老师大笔一挥，若肯慨然捉笔，曲赐一篇佳章，便是不鄙愚蒙了，即当执贽拜从。若吝人玉，便不敢相强。不知四位老师以为何如？”
四人听了，倒有三人不开口。唯长孙肖深深打一恭道：“老先生台命，敢不敬从。”
裴、平、强等三人，见长孙肖慨应，怎可默然，只得也假说道：“领教，领教。”就问诗题。管灰道：“且容少展薄敬，再当上请。”就命摆上酒来，大家叙齿，坐了同饮。
饮到换席，方命人将残席撤去，换上文房四宝并花笺写的一个诗题，外又一个礼盒，盛着三封程仪，每封三两。又是一张百金的关书，并贽仪十两。诗成者，请受关书贽礼。诗不成者，各送程仪一封，以为往来之费。四人看了惊惊喜喜。因是众人之事，不可一人推辞，只得同将诗题展开一看，却是：
赋得风流儒雅是吾师。一句限韵，即以题语作结。
大家看见诗题烦难，俱各沉吟不语。唯裴选年长，又为人忠厚。看完了就先说道：“我学生一向但留心章句，诗词一道实非所长，请诸兄高才留题，我学生是不能领教矣。”
平铎见裴选辞了，也就乘机说道：“裴老师既不做，我学生菲才，就勉强之，恐亦无惊人之句，也不敢领教了。”
管灰见四人早二人辞了，因叫人将笔砚移到强之良与长孙肖面前，说道：“裴、平二老师已不肖赐教了，万望二先生慨然一挥，庶不负我学生仰望一番。”
强之良明明做不出，却卖弄说道：“老先生台命，自愿呈丑。但愧我晚生才迟，不能应教于七步中，莫若请长孙兄高才题了罢。倘长孙兄亦巡逡谦让，则我晚生请题回去，明辰即当献上如何？”
管灰原属意长孙肖，只碍着三人情面。今见三人俱辞谢了，满心欢喜，才对长孙肖说道：“今日礼虽未设，然文会也。四先生居师席之尊，又皆文人也。若相聚一堂，有题而无诗，无论诗书削色，即我学生酬酢一番，亦觉无颜，还求长孙兄破格赐我为感。”
长孙肖道：“裴、平、强三老师之珠玉，既深蕴而不欲轻吐。我晚学生鄙俚之句，反浪献尊前，岂不可笑。然老先生谆谆谕及，又不敢违，却将奈何？”
强之良只认长孙肖也做不出，说乖话支吾。便栽他一句道：“夫子说，‘当仁不让’。兄有高才，不妨挥洒，以尽主人之兴，且使我辈得以观其胜。” 长孙肖正不好遽然捉笔，借此一言，便说道：“既强先生也这等说，我晚学生只得呈丑了。”展开锦笺，提起笔来，从从容容先写出题目。后随题一首道：
天青云白想襟期，秋月春风问所宜。
乐在浴沂非荡荡，道存立雪亦怡怡。
相如词赋聊文俗，贾董文章恰入时。
莫叹箪瓢无趣味，风流儒雅是吾师。
长孙肖题完，即送与管灰道：“俚言辱命，惶愧，惶愧。”管灰接在手，细细的吟咏了两三遍，不禁欣喜称赞道：“道学题，而笔墨无一痕道学气，却字字明道学之理。化腐为奇，淘庸人雅，真不愧风流儒雅，允兄称小儿之师矣。”
因复送与裴、平、强三人道：“求三老师赏览，以为何如？”三人同看了，强之良还打帐讥嘲两句。P11-14
那些人几乎和我们同样地思想、行动和感受，读者不久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类似的人，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来得更加澄明、清纯和文雅罢了。
——【德】歌德
那些人几乎和我们同样地思想、行动和感受，读者不久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是类似的人，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来得更加澄明、清纯和文雅罢了。
——【德】歌德
红颜一词，古已有之，除了指代酒后容颜，惯例是指女士；蓝颜一词，是今人的参照派生，一般是说男子。蓝颜的从无到有，说明今入有一定的崇古意识，于古人的约定俗成不乏尊重。那么，“红颜蓝颜”的组合用于出版主题，就有男女两性、古书今读的意思。言情武侠，是阅读内容的现代分类，但是饮食男女，言情是永恒的话题。中国古代同样有言情小说，它在文学史上的特称，是才子佳人小说。古往今来，才子佳人小说所以能成为传世之作、人人爱读，在于它的通人性、识大体，启发了我们对于一时一地所谓美与善的思考。
才子佳人小说，它有着欲说还休的名声。这类小说自成一派，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在文学史上，它往往与艳情小说、公案小说及世情小说等题材相提并论。艳情小说是指以写性爱为主的小说，众人熟知的《金瓶梅》是其中典型，出脱前者的才子佳人小说，概念出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这样定义：“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佳话’。”
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现，至少有两种文学背景：其一，在艳情、世情小说对于人欲色情过于横流的诸多作品之外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它们大多数用笔秀丽、端庄大雅，并不涉及绣榻纵欲，这可谓是对当时风潮的某种反思与拨正。其二，才子佳人，古已有之，早在唐小说中，不乏此类掺杂风流韵事的真情实意，因此传为佳话，至于明清，可谓是某种追叙和复古。一因为人各有志，所以各取所需、各逞其才，才造就了明清小说在文艺意义上的百花齐放。
说到百花齐放，那么，才子佳人小说就是一朵花。对于一朵花，不必非要苛求在它上面读不出兵戈气象、家国情怀来。再则，一部小说，毕竟能量有限，非要求它穷究世间万象和古往今来，悬格过高，未免目中无人。就好比一位长者在座，此番议论的，是茶道养生。你不好拿他的茶道主题去苛责他：为什么不振臂疾呼还我河山？一本书，自有它的旨趣，不必非要去讨好每一个人。言情小说，不涉战争与和平，无关王朝与家族，它本没有教化世人的大抱负，我们何必强人所难呢？
有言在先，是因为想到：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对垒现象。批评家以批评为己任，对于作家笔下求精，固然是一种鞭策；对于读者分辨取舍，也不失为一种提示乃至警醒。怀着向善的愿望，指出问题，提示歧路，这都是批评家的功德。历史会铭记的。可是，鱼目混珠的事太多太多，批评家(据说还有很多批评家，实际是因为做不了创作家，才退而任职专事批评的)动辄以大义民生来要求一切，那么，高调之下，几人能副？
批评家唱高调，实际上是一种取巧。批评固然可以显出批评者的高明见识，但可惋惜的是，这类批评最后往往流于议论是非，所谓批评，也堕落为肤浅无聊的闲话。中国文学并不缺乏思辨，所以，批评从来不缺；人心人性之中，落井下石、诋毁不倦、倾轧不已，都是不听美德管制的心魔。所以，常见现象之一种：批评家成群结队，抨击作者胡言乱语，教训读者明辨是非。凡是新生事物，要批评它不成熟、幼稚可笑；凡是陈年古迹，也不放过，批评它观念过时，立论狭隘，随后作大度宽容状，归之为时代的局限性使然。
因为有不少心狠手辣、看重门第的批评家的毫不留情，才子佳人小说的地位，一直不高。实际上，才子佳人小说，作为古典言情文学的一种，当年当时，老百姓爱听爱说，谁说劳动人民没有情与爱，他们情真意切，爱得更真挚。他们的想象力固然有限，可是对于婚恋情义的态度，大体是端正无邪的。当时的古典言情小说，它的文学价值当然不能跟《红楼梦》这样的大作相比，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成为批评家的偏爱。
批评家的心狠手辣，往往在软柿子上才见得心应手。《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大概是头绪繁多，盛衰开合，其中充满了大判断和小结裹，处处是伏笔、句句有隐喻，来头大了，名声高了(当然，名头高大的倒吸引了那些妄图一战成名的批评家，比如就有人唯我独醒、满纸鄙夷地批评《红楼梦》只不过是一个俗艳的女子)，寻常人不敢挑衅。而一般的批评家，因为识时务，立地成俊杰，对大作品不敢造次，转而就欺负弱小。正如《西游记》第六十七回中，猪八戒跟孙行者说的：“哥啊，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
才子佳人小说当然不是一条死蛇，前头说了，它是一朵花。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基本属于文学史的常识，这锅冷饭不必再炒。自古到今，诸事由蒙而壮，再至于衰竟而亡，这是四时有序的常理，也不必翻来覆去地讲。就说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自发音含糊的孩童成长为梨花带雨的风韵成人，这个转变发生在明清时期。
明清小说之所以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一方面，一时一地，谁家没有些自己的代表土产？另一方面，也印证一个道理，反映人生有多种方式，传道不是还有方便法门么？唐诗宋词元曲是表现方式，到了明清，诗文大道上的灯盏都亮了，那么手中的灯笼只好挂到乡间的郊道上去，小说体裁因此繁荣起来。这个新的变化，使得小说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为自己夺得一席之地。到了清末，风云变色，天地重排，中国古典文学也就可以告退了，明清小说的这一页，于是翻过去了。
翻过去了，并不妨碍我们回翻再读，取温故以知新，相信必有收获。我们读古人的言情作品，一方面抚慰思古幽情、好奇心理，一方面，我们亲近古老的中文，就会发现它传情达意的魅力依旧，它们依然活泼、精神、回味不尽。法国的儒贝尔将军，曾说古人的书籍是文体的百科全书。我们看一看这些小说的笔法、用词和结构布局，细加体味，自有一得。曾经认真研读中国小说的德国大诗人歌德，对《好逑传》、《花笺记》和《玉娇梨》等数部才子佳人小说都非常推崇，他赞叹道：“中国的小说，都有礼教、德行与品貌方面的努力。正因为有这样严正的调教，所以中国才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
用歌德的话来护佑，虽是表面文章，却多少可以防范那些“好打死蛇”的批评家的专事捣乱、一味贬损。但是，即便没有歌德等人的赞誉，“红颜蓝颜”书系的存在，也自有它的理由。我们对于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可以赞誉、可以批评，只不过不管是哪种评论，都要恰如其分，不要失去了适当的比例感、分寸感。假如才子佳人小说不值一提，我们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它并不等于承认它就是明珠，璀璨生辉，非它莫属。从文学史的演变来说，才子佳人小说是一个独特的流派；从文学反映时世的角度说，才子佳人小说的作用，有诗文不能替代的地方。对此，我们取节制的承认，但是无须去夸张、去夸大这种地位。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说得不错：“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所以，英国的文学批判家赫兹里特重申这个常理：我们无法用一个时代的感情去测量另一个时代的感情。作为本书系的出版者，对于读者，我们有三点意在尽职的提醒。第一，不要流于细碎，在本该陶冶情性的阅读中切勿放任学究的习气。记住，你是在读一部小说，而不是考订史实。文学具有残缺不全的本质，我们只是尝滴水而知其味。第二，不要盲目地美化传统。才子擅诗文，佳人事忠贞，这种四平八稳实际是文艺修辞。传统的形式有如旧式中堂的对联，取其端心束念的劝喻，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流传不变的是某种精神内核。第三，才子佳人，才美联姻，这是美好愿望，读者不要想入非非，不可自拔。不妨想想莎士比亚的劝告：太完美的爱情，伤心又伤身，身为江湖儿女，没那个闲工夫。
下面说一说书系选目的基本内容。作为古代的言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在故事模式上大致相类：忠奸斗争、小人陷害是必要的桥段，否则罅隙无从开、冲突无从起。使女代嫁、乔装寻觅、情浓私奔，虽是常见的套路，但却也表现了女主角“她”的聪明智慧、一以贯之不让须眉的可敬佩的气概，这些德行就像云后的太阳一般，发出温柔的亮光，照耀着我们的行动。同时使剧情富有起伏，在阅读欣赏上有更多的热闹可看。才美相知、相慕及相期，那么“以诗为媒”必不可少。才子佳人小说的黄金时代，是在顺治、康熙两朝，“红颜蓝颜”书系第三辑，续选此中四部代表性的作品：《白圭志》、《玉支玑》、《赛红丝》和《麟儿报》。
书系选了《白圭志》，十六回，博陵崔象川编次。一度列入十大才子书序列，称为《第八才子书》或《八才子书》。刊行之时，有晴川居士序文为之渲染揄扬，赞誉此书“大无不包，小无不破，以致有首尾易形之敞，不致有前后脱线之愆。”但因才子佳人小说风头正劲，后来居上，群芳竞秀，此书地位于是跌落，由“第八”降为“第十”。古人书坊店家，颇有市场意识，懂得在封面上署上大名鼎鼎的纪晓岚“评阅”字样，一时也大为欢迎。当然，才子书系的入列与出列，在本书而言，只能说明当时才子佳人小说的兴盛，竞争激烈，十大排名，机会有限，对于不能牢固入选的作品，要知道，它们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白圭志》中的才女杨菊英与才子张庭瑞私订终身，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在万般无奈之中，她想到的是投井自尽。“身为女子，志胜男儿”，才子佳人中，气概与气节，也是作者津津乐道的精神特质之一。据晴川居士序中说：“余详观其下，则有衡之德，张宏之奸，杨公之神，中常之义，种种事端，详于其中，大有正人之心法也。才子佳人得七情之中道，善恶报应见百行之规模，此皆通俗引正之书也。”善善恶恶，因果报应，在劝喻世人向善的道理之外还讲述了一个有头有尾的爱情故事，读者大可各取所需。
书系选了《玉支玑》。四卷二十回，醉花楼刊本扉页注“烟水山人编次”，而在正文第一页则题“天花藏主人述”。真实撰著者为何人，实已难考，好在这也并不重要。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笔下塑造了洋洋得意的主角，只能反衬自己在现实中的穷途潦倒，作者无望于现实而求诸于幻想，将一场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化为笔墨，读者对此不可不取同情的理解。
本书男主角，才子长孙肖，“到了秋闱，真是文齐福齐，早不知不觉中了北榜第一名”，会试第一却由于触怒权贵而被贬为第二，殿试时由于为心上人哀伤过度精神恍惚而“草草完事”，“不期才高过人，不十分落人之后，仍殿得一个榜眼。”在现实中“难于上青天”的攻科举博功名，到了小说中却如囊中取物，作者笔下快意谋求自己的精神补偿，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创造出来以弥补自身不如意的高人、奇才。
女主角管小姐，是个女中秀士，一次次替父母和情人出谋划策，使得强梁之徒卜公子的逼婚计划破产。万不得已之时，先仗剑唬退了卜公子，后又施苦肉计以假自杀断绝了卜公子的痴心妄想。书中佳人誓死为才子守节，对于现实中的贫寒落魄的才子命运而言，纯属虚构，不过是想象，落泊文人别无长物，唯有用一支笔，照着精神自慰的补偿心理写出了求之不得的白日梦。我们于今遥念那些不愿透露姓名的作者，其情可感，其命可泣。
书系选了《赛红丝》。共十六回，作者无名氏，前面有天花藏主人的序言。正如前文叙及，才子佳人越风光，只衬得作者本人越落魄，用鲁迅的话说“真正的勇士在前行，无暇作文”，既如此，署一个假名，妆一个空梦，何必计较什么“知识产权”。我们不必去追究作者姓甚名谁，其人地下有知，也不见得愿意招认自己的穷途当哭。
书名的“红丝”，一如“月老牵红线”的说法，是对于男女联姻的美称。“红丝”主题，因情爱之永恒而干百年来沿用至今，作为文艺创作的素材与道具，不为意外。书中主角，才子是宋采、佳人’乃裴芝。他们的结合，不同于《金云翘传》等书的窥穴逾墙，而以咏红丝一诗为作合之因。这个作合，在才子佳人遇合套路中，尤其显得典雅而端庄。当日，故事中也有历险，也有奸人播弄。只不过“奸人”不像其他小说中那么来头大，“历险”也不过是平平常常的挑拨与伪诈，情节的紧张与冲突的激烈，似乎都被才子气冲淡了。
本书承蒙郑振铎先生的赞誉，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中谈到《赛红丝》：“这是佳人才子小说中的一部‘白眉’，不仅叙述是别开生面，即文章亦清秀可诵。不知中国何以无人提及。”郑振铎的发问无人搭理，此后五十多年来，在国内仍没有看到对这部小说的评介文章以呼应郑先生。此次重版小说《赛红丝》，纳入红颜蓝颜系列，不妨引为出版人积极行动的一个答复。
书系选了《麟儿报》。该书全称《新编绣像簇新小说麟儿报》，十六回。此书另有刊本题作《葛仙翁全传》，可见才子佳人的作者在情爱姻缘之外，另调入了一些神话色彩，这次引入了葛仙翁，因此也有论者定位此书为一部道教色彩浓厚的才子佳人小说。
麟儿报，顾名思义，种豆得豆，植福享福。开卷第一回，磨豆腐的小脚色廉小村，因为喜行善事，在一年深冬大雪天里，热情待遇了一位破衣赤脚的流浪汉，供给热食之外，还请至家中歇宿。这位流浪汉其实是葛仙翁临凡，廉小村善心得善报，得一“麟儿”，即书中的大才子廉清。
话题如是铺叙之后，此后的情节均以此发挥。才子廉清既是仙翁赐报，他的才高八斗更是理直气壮，不同凡响。书中写道，他甚至狂妄到不屑参加县、府两级的考试，而直接越级参加省考。不考则已，一考惊人，不是状元，便是榜眼探花，几乎没有一个不及第的。对于此类结局，我们嘴角带笑，姑妄听之，对于善事善举，无异于一种精神鼓励。
以上作品四种，采择于中国古典名著，以“红颜蓝颜”书系为题集成推出。英国有旬谚语：时间的长河荡尽了千古风流。我们断章取义，用时间的长河来宽容古人作品中或许有的糟粕，须知，历史的天空中闪烁的那几颗星，谁没有过“茫茫欲火欲烧人，惆怅无因为君说”的情结和绪念？今日苛古，来者也必苛刻如我们。不薄今人爱古人，端恕之风，愿与激扬。
明清的言情小说，作者均已作古，但是那时那代的风物人情，我们从文字上感到跟我们是如此的贴近，唤起共鸣之处，也不乏有之。也许，宋明之后，“性理”或“道学”的时风太盛大了，可是，爱情这东西，跟咳嗽一般压抑不住，有需求，有期盼，但是那时候写爱情的作品却少得可怜，充其量在宋词中夹带走私了一些，只有到了明清，人们才开始大笔书写，记录多情男女在恋爱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歌唱他们的感想，其中不乏邻近现代人秉持的所谓“新意识”。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这些作者用自己的笔墨为女子生色，为女子争应得的地位，这一点努力，哪怕只是道出“人生大欲，男女一般”，都值得我们去尊敬。为了这个，我们为两个世纪前的古典文本动用了“她”这个字。
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文艺流派，才子佳人小说有始有终，现在我们用“古典言情”为之正名分类。当然，我们都知道，书中写的事，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不会发生，这不过是小说家遐想抒怀的一种反映方式，读者不可痴人听梦。同时也使我们明白文学创作不是刀兵革命，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但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可能全部反映出来。有许多揭破现实和价值动员的大任，留待其他的文体来担当，这只不过是一部言情小说。
至于曹雪芹批评才子佳人小说“干人一面”，对此也要有鉴别。钱钟书说过：“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这大概就是才子佳人小说落入俗套的重大理由之一，也正因为此，我们重申阅读的希望：第一不要放任学究气；第二不要泥古忘返；第三，不可中了才子佳人模式的毒。
两个世纪之前，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问世，而那时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正逢其时的年代，中西相通，天花藏主人在序言中说到：“自古男女存大欲，况于才美复多情”。但是，何以西方作品至今深攫住少男少女那颗多情的心，本国同期出品的古典佳作却无人问津？今人都知道AA制的意思是各买各的账，以为来自西方的法则果然高明，殊不知本国早有“打平伙”一说，凑份子找乐子而已。周边的姑娘家流行说“闺蜜”，以为是今人的领先独造，可是古人有“手帕交”，名词有别，但古人早已经历了我们正在经历的。
我们出版“红颜蓝颜”书系，旨在细分中国古典小说，为其中独特的一支流派做整理、以播传。才子佳人小说或有的糟粕和精华，与明清小说的流派和发展一起，都留待专门的学术去探讨。作为出版者，只尽流传播扬的本职，而不是动辄为读者送法上门，强卖自作高明的提示。关于小说反映的历史情况、风物人情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那个年代的情感、文学、哲思与主流价值观，读者大可在欣赏具体作品中去把握、去体会、去回味。
千古文士佳人梦、千古文人侠客梦(当然还有黄粱美梦，青天白日梦……)，同一个梦做上了几千年，可见这个梦的共性之大，影响之深。因此可以理解何以在这个以“效率、监督和创新”为基本诉求的利润时代，我们依然为“她临去秋波那一转”而驻足流连。古往今来，昨非今是，我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梦。不过有梦总比没有梦好，有梦，至少让我们还有更多想象。说来也怪，新的启发，倒往往来自于对旧梦的追寻——爱默生说过：在每一种天才的作品中，我们都能辨认出那些为我们抛弃的思想，它们带着某种以前不曾具有的庄严，又回到了我们心中。
吴航斌
2010年12月12日 北京
《玉支玑》。四卷二十回，醉花楼刊本扉页注“烟水山人编次”，而在正文第一页则题“天花藏主人述”。
《玉支玑》男主角，才子长孙肖，“到了秋闱，真是文齐福齐，早不知不觉中了北榜第一名”，会试第一却由于触怒权贵而被贬为第二，殿试时由于为心上人哀伤过度精神恍惚而“草草完事”，“不期才高过人，不十分落人之后，仍殿得一个榜眼。”在现实中“难于上青天”的攻科举博功名，到了小说中却如囊中取物，作者笔下快意谋求自己的精神补偿，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创造出来以弥补自身不如意的高人、奇才。
女主角管小姐，是个女中秀士，一次次替父母和情人出谋划策，使得强梁之徒卜公子的逼婚计划破产。万不得已之时，先仗剑唬退了卜公子，后又施苦肉计以假自杀断绝了卜公子的痴心妄想。书中佳人誓死为才子守节，对于现实中的贫寒落魄的才子命运而言，纯属虚构，不过是想象，落泊文人别无长物，唯有用一支笔，照着精神自慰的补偿心理写出了求之不得的白日梦。我们于今遥念那些不愿透露姓名的作者，其情可感，其命可泣。
《玉支玑》。四卷二十回，醉花楼刊本扉页注“烟水山人编次”，而在正文第一页则题“天花藏主人述”。真实撰著者为何人，实已难考，好在这也并不重要。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笔下塑造了洋洋得意的主角，只能反衬自己在现实中的穷途潦倒，作者无望于现实而求诸于幻想，将一场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化为笔墨，读者对此不可不取同情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