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单独成篇的4篇人物传记组成。这部传记以不同于以往的传记写作手法，被认为开创了传记文学新风，佛吉尼亚·伍尔芙称之为“新传记”。这部作品最鲜明的特点是，从人物性格中某个充满矛盾的侧面切入，将性情相反的人物并置、对比，探究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作者不直接进行评论，而是旁敲侧击，通过暗示让读者自己得出作者已然得出的结论。这部传记通过几个人物，将维多利亚时代一幅幅跌宕起伏的社会图景和心理途径呈现于现代人眼前。

这部传记通过几个人物，将维多利亚时代一幅幅跌宕起伏的社会图景和心理途径呈现于现代人眼前。

前言

一、红衣主教曼宁

二、弗罗伦丝·南丁格尔

三、阿诺德博士

四、戈登将军的末日

亨利·爱德华·曼宁(Henry Edward Manning)，生于1807，殁于1892。他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凡响，但让现代研究者感兴趣的主要有两点——其人生轨迹所昭示出的时代精神，以及他的内心史反映出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他属于这样一个显赫的教士阶级——它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团体——他们的出众之处不在于圣洁和学识，而在于实际的能力。如果活在中世纪，他决不会是一个圣方济各，或阿奎那，但也许他会成为一个英诺森。事实是，生于19世纪的英国，长在现代进步精神刚好落地生根的时代，在自由主义的第一次洪流中成年，并且活到高龄，得以目睹科学和民主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由于一系列奇特的机缘与际遇，几乎让历史上那一脉在政务与外交上呼风唤雨的神职人员在他身上转世还魂了；人们本来以为，红衣主教伍尔锡之后，这种人即已绝种。看来就是如此，中世纪在曼宁身上复活了。看着他那挂着微笑的苦行僧般的面孔，那法袍、法冠加身的高瘦身躯，以胜利者的姿态往来于奥拉托利会的大弥撒和埃克塞特厅的慈善集会，又从码头区的罢工委员会莅临梅费尔的客厅，那里时尚的女士向红衣主教屈膝为礼，这一切当然绝非寻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一位强人在强迫一个敌对的世界接受自己吗?或者说，19世纪，其实并非那么对宗教充满敌意?抑或，尽管如此地讲求科学与进步，19世纪中却有某种东西，嘉纳与欢迎着这个古老传统与保守信仰的代表人物?也可能是这个世纪的心怀中，也有可以容纳．甚至渴念曼宁一类人的地方?又或者说，讨好与退让的其实是他，是这个凭借手腕赢得了靠强力永无可能致取的东西的人?是这个可以说靠着灵活的身段而非勋绩排众而出，成为领军人物的人?这么说吧，究竟是凭着什么难得的机缘，什么样的权谋和争斗，环境与性格要怎样相互作用，才使得这个老人，使曼宁，最终成为曼宁?这些问题都是问来容易，答来却难。但如此奇妙的一个人生，如能对之有更为切近、深入一点的了解，或许不但有益，甚至有趣。P1

谁也写不出一部维多利亚时代史：我们对它知道得太多了。治史的首要条件便是有取有舍——有舍弃，方能进行精简与分类，祛芜存菁，从而获得任何高超的技巧也无法达至的井然有序的完美。就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而言，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撰写并积累的材料如此之多，即令勤奋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者也会为之没顶，敏锐如吉本者恐将知难而退。历史的探索者要描述这样一个时代，进行中规中矩的正面叙述并非良策。聪明人不会硬碰硬，他会选择一种巧妙的迂回策略，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对自己的目标发起突袭，击其侧翼，或从后掩至；他会将探索之光出其不意地投射在那些未经察勘的幽微之处。泛舟于广阔的材料之海，他时而放下一只小桶，从深海里取出有代表性的样本，放到天光下进行详细的考察。以上这些考虑，正是本书写作的指导方针。我试图通过几个人的传记，将几帧维多利亚时代的图景呈现于现代人的眼前。这些图景，从某种角度上说，是随意拣选的——我无意建造任何体系或证明任何理论，易言之，这些对象的选择，只是出于方便与技巧的简单考虑。我的目的是只做展示，而不进行阐释。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实，就算仅仅写出一个纲要，也是不可能的奢望，因为最简略的纲要也必然填满无数卷帙。但是，通过几个人的生平(一位教士，一位教育权威，一个敢做敢为的女人，一个冒险家)，我试图检视并理清史实的某些断面；它们既是信手拈来，又让我兴味盎然。

然而我也希望，本书的意义不被囿于历史的范畴，单纯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它也能够有同样的趣味。人，多么重要，怎能仅仅被当作历史的表征!人具有永恒的价值，不依存于任何忽然而逝的历史进程；体验这种价值，无须旁求，它本身便是足够的理由。在英国，传记艺术似乎霉运当头。是的，我们也曾出过几部杰作，可我们从没有像法国人那样伟大的传记传统；我们没有丰特奈尔(Fontenelle)和孔多塞(Condorcet)。他们那些美妙的诔文，将丰富多彩的人生浓缩进几页闪光的文字。在我们，写作艺术中最精巧和最人性的分支，被贬谪到了文字匠人的手底；我们并不知道，写出一部好传记，可能和度过一个好人生同样困难。我们习惯用来纪念死者的那厚厚的两卷本——死者本人都认不出写的是谁一它们堆满了消化不良的材料，叙述邋遢，充斥着一成不变的吹捧，全然没有取舍、没有客观与公正，更不要说布局与设计了。它们就和哭丧的队伍一样的低俗、拖沓、粗鄙。我们忍不住会想，某些传记可能真是出自哭丧人之手，作为他们工作的最后一环。这些标准传记——它们自然当得起这一称号——在不止一个方面对本书的写作有所帮助。它们提供的不仅是大量不可或缺的信息，甚至还有更为宝贵的东西一前车之鉴。多到学不完的教训啊!当然，没有必要一一详述，仅择其一二要者为例即可。传记家的首要职责当然是避免繁杂，保持适当的简约——无关紧要的材料一概剔除，重要的却一个都不能少。其次，传记家要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这也是他同样不言白明的职责。他的本分不是赞美，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披露事实。这也是我写作本书时用以自勉的原则——按照自己的理解披露事实，不带感情、不带偏见、客观公正、杜绝私心。权且引用一位大师的话做结——“我不表达任何东西，我也不做任何建议：我只披露。”

利顿·斯特拉奇

注：每篇传记末尾附有我所参引的主要材料目录。应该说，爱德华·库克爵士所著《弗罗伦丝·南丁格尔传》，是当前流行著作中的一个杰出的例外，没有它，我自己的传记将无法完成。不过也应说明，无论篇幅或者切入的角度，这两部作品都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