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和体悟之后创作的系列文化散文的结集。全书以残存的漫灭不清的断垣简为出发点，追述历史现象，描绘文人行状，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命运，以感性的笔触探讨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文化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作者以敏锐的文化感悟写下这组系列文化散文，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的内涵，使行将湮灭的文明碎片重现辉煌，同时有助于人文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有助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建。

这是作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和体悟之后创作的系列文化散文的结集。全书以残存的漫灭不清的断垣简为出发点，追述历史现象，描绘文人行状，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命运，以感性的笔触探讨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文化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修订版自序

台湾版自序

初版自序

寂寞的小石湾

驿站

湮没的宫城

东林悲风

小城故事

走进后院

百年孤独

瓜洲寻梦

遥祭赵家城

泗州钩沉

石头记

洛阳记

英雄赋

战争赋

母亲三章

江阴和扬州完全是两种格调，两种情韵。这里没有扬州那么多的诗文书画和歌吹入云的绮丽风华。扬州是历史文化的渊薮，是令帝王、文士、妓女们销魂的舞榭歌台。只要是个稍微有点头脸的人到了扬州，便总要弄出点风流韵事来，舍此似乎对不起这里的清风明月。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中并没有半点忏悔的意味，十足是一种洋洋自得的炫耀。而江阴只是一座要塞，一片驰马冲杀的战场，战事多了，自然便无暇去吟风弄月。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站在这里，也只能挤出几句干巴巴的“黄田港口水如天”，这样的句子，应该说是相当蹩脚的。大词人辛弃疾在江阴做过签判，但令人遗憾的是，洋洋大观的《稼轩词》中，却没有一句是与江阴有关的。要看长江，他宁愿跑到京口北固亭去慨叹：“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要排遣胸中块垒，他宁愿登上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你说怪也不怪?在文人眼中，江阴显得有点尴尬。这里的码头太小，豪放派往往来不及把这里的喧天激浪梳理成诗句，便匆匆解缆离去；婉约派又嫌它兵气太足，冲淡了风月情怀。江南一带从来就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强盗”，是指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就正如扬州多的是书肆和船娘一样，江阴多的是炮台和壮汉，这里民风强悍，连方言也“冲”得很，全不像典型的吴侬软语那样奶油气。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江阴强盗”阎应元。

阎应元是个粗人，他没有科举功名，在那个时代，这意味着在官场上很难有所作为。严格地说，他担任的那个典史算不上官，只能称为“吏”。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京仓大使，这是个管理仓库的小吏。管理仓库至少需要两方面的素质，一要有武艺，施保卫之职；二要有协调统筹能力。我们在以后的江阴守城战中将会看到，阎应元如何把这两种素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顺治二年七月初九夜间，阎应元在潇潇细雨中悄然进入江阴东门，直奔孔庙大成殿后面的明伦堂，主持守城军务。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就把自己和全城六万多人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剧祭坛上，他们将用自己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作为牺牲，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傲岸的民族精神。

江阴举事之初，阎应元已经离任，奉老母避居华士砂山，他是在战事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应义民之邀入城的。据说，在从华士赴江阴途中，他曾题诗于东门七里庙之壁，情辞慷慨，有易水悲音。三百多年以后，一个文化人发思古之幽情，沿着当初阎应元入城的路线从砂山出发，一路寻寻觅觅，力图找到当年那座七里庙的遗迹，却一无所获。他终于领悟到，自己的举动实在无异于刻舟求剑，所谓寺壁题诗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阎应元一介武夫，有没有那种寄志抒怀的雅兴，很值得怀疑。况且当时军情火急，城外到处是清军营寨，即便有雅兴也未必能尽情挥洒。中国人历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崇拜，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总应该有点儒将风度，起码也要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最高典范自然是那个在灯下披着战袍读《春秋》的关云长。因此，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夫丘八，一旦留之青史，后人总要给他凑上几句打油诗，以显出几分文采风流的人格气韵。你看我们的阎典史从容地辗转于敌营之中，还能在寺壁上题上几句豪言壮语，实在够潇洒的了。但问题是，阎应元恐怕没有那样的情致，此刻，他根本没功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类，而只会想着如何提着脑袋去冲杀。因此，只能辜负七里庙的那堵墙壁和后人为他附会的那几句绝妙好辞了。

今天我们读着《阎典史记》时，不得不惊叹阎应元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可惜历史只给他提供了这么一块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离不开造就自己的那块舞台，如果没有奥斯特里茨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拿破仑最终可能只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个黯然无光的过客。同时，多少天才却由于没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无闻，被深深湮没在风干的青史之中。历史学家从来就是一群浅薄而势利的观众，他们喜欢看热闹，他们的目光只盯着舞台上线条粗犷的动作，而对所有的潜台词不屑一顾。是的，阎应元脚下的这块舞台太蹩窄了，“螺蛳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的余地也没有。弹丸之地的江阴城，一场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悲剧性的结局是无可逆转的。但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阎应元的天才就在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多少抗争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不可思议。这样，当最后的结局降临时，轰然坍塌的只是断垣残壁的江阴城楼，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悲剧英雄的雕像。

作为有清一代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个相当苛刻的人，有时甚至相当狂妄。他对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为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口气中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他站在阎应元的画像面前却不得不肃然起敬，他的那首“题阎典史祠”，把阎应元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和明季的诸多忠臣义士、叛官降将进行对比，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的慨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八十一天，孤城困守，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兵，并且让对方付出了七万五千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无不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最壮烈的莫过于派白发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炮裂，当场炸死清军三千余人，其中有亲王一、上将二，清军为之三军挂孝。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乡贤耆老们致哀……

至此，我们也许会生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让阎应元站在扬州的城堞上……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赵翼的诗中还有这样两句：“明季虽多殉节臣，乙酉之变殊少人。”按理说：“扬州十日”当是“乙酉之变”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壮烈殉国的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儿，这“殊少人”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赵翼在对阎廊元由衷赞赏的同时，有没有对史可法不以为然的意思呢?

这就很难说了。

P7-11

人的命运中大抵总会遭遇诸多缘分的。认识孙瑞清先生，是在三年前上海的一次戏剧研讨会上。印象中的他，是那种典型上海人的“模子”，却又没有上海人的小家子气，清秀儒雅中透出几分豪爽，活泼泼地像个大男孩。会议期间，后来我又认识了他的太太，极热情也极有气质的一位知识女性，名字又很有色彩：李翠芝，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阳光、芳草，还有嫩嫩的童谣。据说他们俩的相识和相恋很有意思：李翠芝是台湾某大学的戏剧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大陆“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女研究生到大陆来搜集资料时，在《上海戏剧》编辑部工作的孙瑞清给了她不少帮助。对于孙瑞清来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自己工作的分内事。但这样两个青年既然相识了，走到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李翠芝向我索要一本新近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集《湮没的辉煌》，她说她在台湾从事传媒工作，在出版界有不少朋友。如果合适的话，可以通过他们把这本书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又说台湾的读者很喜欢这类文化散文，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在那边_如何风行云云。

回江阴后，我即把书寄去了，至于在台湾出版云云，我并没往心里去。我是宁愿做文人而不愿当作家的，作家要的是作品，文人要的是心性。要作品则注重收获，且多多益善，最后便难免见出匠气。而心性注重的只是过程，是创作中那种张扬个性的快感，自由抒写的风姿，以及从语境中体味的意趣。至于以后的事，则由它去吧。既然我的这本小书在大陆已经有了大致不错的销路，后来又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鲁迅文学奖”，在下夫复何求?“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杜子美那样的自谦中其实是透出一股疏狂与自得的。我是散淡的人，不敢奢望过多。

三年前的那次戏剧研讨会下榻在龙华，住所隔壁有一座寺庙，香火很盛的。闲散的时候，我和孙瑞清曾去那里撞过钟，静听钟声的苍凉与悠远，我们相对无言，似乎都想得很多。研讨会一共只有两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我和孙先生的联系也有如龙华寺的钟声那样，渐去渐远……

前些时的一天晚上，我刚刚考察古运河回来，正在书房里懒懒地翻看考察日志，思绪浸润在那风华掩映的波光帆影中。妻走进来，说，有电话，大概是上海的。

果然是上海的电话。“我是《上海戏剧》编辑部的孙瑞清，夏先生还记得我吗?”

怎么会不记得呢?仍然是那个活泼泼的大男孩，只是糅进了几分港台腔，却并不做作，反倒更富于青春的质感。孙先生告诉我，他携太太刚刚从台湾回到上海，台湾尔雅出版社想出版《湮没的辉煌》中文繁体字版，出版社的隐地先生托他转达了对这本书的评价，并征询我对出版的意见。

尔雅的出版物我是看过一些的。余秋雨先生的几本书，他们做得很成功。这些就不去说了。就冲着尔雅这名字，我便很乐意，古汉语中的雅有正的意思，尔雅者正声也。这名字让我想到苍古的风骨和高华雅逸的气韵，想到青铜饕餮和编钟，想到《诗经》和远古的乐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种质朴中的华丽，苍凉中的热烈，旷远中的亲和，悲悯中的真挚，开创了多么令人神往的艺术至境。

那么，就尔雅吧。

随后，隐地先生也给我来了电话。我们谈得很愉快，不是交易双方的一拍即合，而是文友之间的心性相投，一见如故。

其实，一本小书的出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由此认识了孙瑞清先生和隐地先生，还有那位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的李翠芝女士。

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前两天重读了夏坚勇先生《湮没的辉煌》一书。我一直认为，夏先生的“历史文化散文”，无论气度还是识见，都是在某先生的“文化大散文”之上，然而影响和销量却不可同日而语。这不公平。

——易中天

夏坚勇这厮才华横溢，铁马金戈杨柳岸，玩的不光是黄钟大吕。他好说大话而又情辞并茂；擅长强音而又字正腔圆，是一个很有想法也很有力量的作家，所谓借历史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耶洒杯他既拿得起，又放得下。

——叶兆言

《湮没的辉煌》就是在这种臧否历史的欲望驱使下建造的“文化法庭”，在这座法庭上，作者时而担任法官，时而担任控方，时而担任辩方，时而成为一个具有自由发言人身份的听众。不管担任什么角色，他都站在平民立场上，且呈现出一种批判的自觉。

——范培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