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丁文江不仅建造了中国地质学的基础，还擘画了它健康发展的路径。本书是纪念丁文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本书作者用大量挖掘出来的第一手史料，以轻松、活泼的文笔，描绘了丁文江先生——这位中国科学事业的先驱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书中还发表了大量作者多年搜集到的鲜为人见的丁先生的照片，这些照片不独家属未见过，有很多也是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人所未见的。

丁文江是在很多学术领域做出过开拓性贡献、在科学史和学术史上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人物。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丁文江和他的团队使中国地质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获得了世界声誉。地质学以外，丁文江在地理学、古生物学、历史学、教研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也有独特贡献，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作为欧化最深、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丁文江在提倡科学研究方面不遗余力。在朋友的眼中，丁文江既是“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又是“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还是精于科学、长于办事的“现代稀有的人物”。

“挂名的江苏人”

 泰兴望族

 慈母庭训

 私塾教育

 恩师龙璋

学在东洋与西洋

 负笈东瀛

 在欧洲7年

学成归来

 第一次国内游历

 最后一批进士

 苏州完婚

 任教南洋

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

 第二任地质科科长

 创办地质研究所

 首任地质调查所所长

 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

 万水千山走过

 陪同梁启超游欧

做买卖

 就任北票煤矿总经理

 做买卖之余，也谈谈政治

 难以割舍的军事情节

科学与人生

 科学与人生观

 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丁大哥“捧出心肝待朋友”

淞沪督办公署总办

 从“总经理”到“总办”

 收回会审公廨的交涉

 大上海的新市政

蜗居岁月

 清贫又寂寞

 “绝不悲观”

 完成科学心愿

重又拿起锤子上山

 广西之行——打通大西南

 西南地质调查队

 研究猓猓文

执教北大的日子

 “一代真才一世师”

 “独立评论”

 苏俄旅行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第二任总干事

 为中研院修章定则

 研究所建设之一斑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最后的六天工作

 命陨长沙

 长眠岳麓

附录：丁文江生平、事业大事简表

后记

为了到国内游历，丁文江没有在上海登陆，而是把登岸地点选择在越南北部港口城市海防。1911年5月10日一登岸，即改乘滇越铁路北进，途经劳开、河口、蒙自于12日抵昆明。在昆明共逗留两个多星期。其间，他在城郊作了考察，而时任云南高等学堂监督的叶浩吾曾提示丁文江读《徐霞客游记》，叶先生也曾极力挽留丁文江在云南教书，但他还是决定先由贵州、湖南回家。

5月29日，丁文江离开昆明，沿途经过马龙、沾益、白水镇、平彝、亦资孔、毛河口、郎岱、坡贡、黄果树、镇宁、安顺、安平、贵阳、龙里、贵定、清平、黄平，于6月29日抵达镇远。一路上，丁文江曾因地图的错误而深深既叹“我们这二百多年地理学的退步”；他还亲眼目睹和感受了贵州的贫穷与落后；而他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观察，则引发了他对人种学的兴趣。所有这些，都成了他日后研究、关注的课题。关于“地理学的退步”，他在《漫游散记》中说：

从昆明经过马龙、沾益到白水镇，有英国军官戴维士所测的地图；沿路的距离高度都还可信。过了白水向平彝县，再向东到贵州境内就只有武昌舆地学会所出版的略图可供参考；高度完全没有测过。照这个图，从平彝到贵阳的驿道，要经过亦资孔、普安、盘江、铁索桥、永宁、关索岭到安顺的黄果树。我从平彝起，就自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过了亦资孔，我以为一定快要到普安了，而大路忽然走向了东北，经两头河、刘官屯、杨松、罐子窖、花贡，向毛口河。以上的地名除刘官屯、毛口河以外，都不见于图上。从亦资孔到毛口河要走五天。我天天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到普安，天天不得要领。以后快到毛口河，我详细问我的夫头。他说大路不但不经过普安，而且并不走铁索桥、关索岭。一过了毛口河就到郎岱，然后再经坡贡到安顺的黄果树。他走了几十次，都只知道这一条驿道。我当时大惑不解，何以武昌舆地学会的图竟会把驿道都弄错了。以后到了贵阳，买了一部贵州通志，方始知道老的驿道原是走普安、铁索桥……但是雍正七年鄂尔泰已经奏明把驿道改到毛口河、郎岱了。再仔细一想，武昌舆地学会的图就是所谓胡文忠公地图，是根据乾隆年的大内舆图翻刻的。大内舆图虽是在乾隆年刻的，实际是用康熙年间天主教教士所测的图做蓝本的，并未加以丝毫修正。新驿道是雍正七年改的，图是康熙年间测的。当然不会相符合的。所可怪的是，这是云贵两省的大道，每年来往的士大夫不在少数，竟没有人发见图的错误！因为不但是武昌舆地学会的图如此，所有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和英、德、法、日文的一百万分之一的图都是如此！一条贯通两省的驿道，在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见，足见我们这二百多年地理学的退步。

关于贵州的贫穷与落后，他记道：

一到了贵州境内，连这种坝子都没有了。每天所看见的，不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没有土，没有树，没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峡谷，两岸一上一下，都是几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峡谷的支谷里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几处村落。所谓城市都在这种比较浅而宽的峡谷里面，例如贵阳；或是比较大的古落水塘中间，例如安顺。从云贵交界的亦资孔驿起，到沅江上游航路终点的镇远止，一千里路，经过郎岱、镇宁、安顺、安平、清镇、贵阳、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镇远十二个州县，人口过一万以上的只有贵阳、安顺两县……沿途的镇市村落，没有过一百户的。统计路线所经过的一千里路，自西到东，穿过全省，路边上的居民，一共不到十六万人，若是除去贵阳、安顺两个大城，其余的不过四万多人！

田地人口如此的少，省政府的收入当然很是有限……而且因为“地无三里平”的原故，通省没有车轮子的影子。……在当日贵州生活状况下，除了鸦片之外，农产物已经绝对不能外运。……然而有两件必需品，贵州不产，非向外省运来不可：第一是食盐，第二是棉花。由这一点看起来，贵州连云南都比不上：因为云南本省有盐井，盐比较的便宜。

《漫游散记》记丁文江第一次接触西南土著民的印象：

……我自己也到场上去玩玩，当时就看见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我的注意。第一种是穿百褶长裙子的，头上戴一顶凉帽，上身穿一件大袖子的短袄，束在裙子里面，但是也用纽扣扣着。衣料是一种蓝地白花的棉布，脚下都赤着脚穿草鞋。饭店的人告诉我这是■家子。我看她们衣服虽然多半是旧的，但是洗得很干净，皮肤也生得很白，身材在一百五十二三公寸左右，行动很活泼，很给我一种好的印象。第二种是穿长领袄子的。衣服没有扣子，用一根带子束在腰间。裙子很短，腿上束得有裹腿布，头上盘有缠头。脚底下都是光脚，不穿草鞋。所有的衣服，裙子，缠头，裹腿一律都是青的。有的是棉布，有的是一种粗麻，衣服都是旧的。而且很不干净。身材要比■家子要低二寸多．皮肤也比较的黑些。相形之下，远不及神家的入眼。这是所谓青苗。第三种人的装束格式与第二种大致相同。身材皮肤也差不多，但是浑身上下，穿着的都是红白二色相间的花布，连裹腿都是如此。这是所谓花苗。他们买卖交易，都用汉话，对自己人则仍各说各的土话……这第一次与西南土著民的接触，很引起了我对于人种学的兴趣。(P35-37)

丁文江（1887～1936）是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与同时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四光、竺可桢等相比，在贡献与影响方面，丝毫也不逊色。蔡元培对丁文江的既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极为倾倒，称赞他是“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罗素说“丁文江是我见到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胡适说他是“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是“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而傅斯年则说，丁文江的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而今，70年过去了，还有多少人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至于他的学术、事功，乃至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就更论矣。

丁文江，字在君，英文名V.K.Ting，他出生于江苏泰兴这个“滨江偏邑”的一个亦绅、亦商、又兼地主的大家族。在家乡，丁文江接受了严格的私塾教育。15岁的时候，他开始了历时9年的留学生涯：先日本，后欧洲。多年的“欧风美雨”的浸润，使他最终成了“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丁文江不仅建造了中国地质学的基础，还擘画了它健康发展的路径。在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丁文江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学术界的政治家”角色。他创办了我国最早成功的专门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地质调查机构（也是我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他还在该所确立了绵延至今的研究精神。在丁文江的领导下，中国地质学成绩卓著，早在1920年代就获得了世界声誉。

除地质学以外，丁文江在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也有独特贡献，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温源宁曾这样评价他：“丁文江的所知所见实在太丰富了，简直就是一所老古玩店，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东西，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以及唐诗朗诵法，一应俱全。换句话说，应该把丁博士看作一部百科全书。”

丁文江的身上，恰到好处的集合了专门科学家、科学事业的组织者和科学思想的传播者等多重角色。丁文江之精于科学、长于办事，不仅表现在他在我国早年科学事业的组织、管理方面；还表现在他后来的多姿多彩的传奇经历中：他做过煤矿公司的总经理、淞沪督办公署总办、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在以上经历中丁文江都做出过影响深远的实绩。

丁文江还是一位有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倡议创办《努力》周报，积极参与《独立评论》的编辑工作，是著名的“玄学与科学”论战的发起者……尽管丁文江的生命只有四十九年，但他在学术、社会等留下的烙印却是极为深刻的。

2007年4月13日是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而2006年1月5日又是丁先生逝世7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日子里，笔者集中一年之力，在浩瀚的史料王国里钩沉、爬梳，撰成此《丁文江图传》，一则纪念先贤，再则亦希引发国人对这位“现代稀有人物”的重新认识。

宋广波

丁亥新正于京寓

我全面从事丁文江研究，始于甲申初夏。其时，我的“胡适与红学”研究系列，已经告一段落。下一步该做个什么题目呢？我一方面反复思索，一方面与几位平素“尊尊亲亲”的前辈商酌，几经权衡、排比，最后我决定：就做“胡适与现代文化名人”这个题目。其实，早在1980年代，耿云志先生在主持整理“胡适档案”中的大量现代文化名人书札时，即提出，“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再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在《胡适与XXX》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著作。”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除耿师外，周质平、李又宁等人都有成绩做出；不过，在这一领域，仍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这个自选的研究题目确定后，我准备做的第一篇文章是《胡适与丁文江》。早前，我已经读过胡适编的《丁文江的传记》和夏绿蒂?弗思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首先做的是：搜集丁文江的传记资料，整理丁文江的著作目录。但就在这前期的准备过程中，我发现：丁文江这个人在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史上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了，太值得研究了，而学术界对他的重视实在太不够了。于是，我改变了既定的研究方向，做出了新的选择：最近几年，即专门研究丁文江。

我准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纂《丁文江年谱》。我开始更为全面的搜集丁文江的资料：凡有关丁先生的片言只字，都在搜集之列。为做此事，我又重新奔波于京内各大图书馆，遍访丁先生的亲属和有关人士。2004年秋天，我专程去了丁文江的故乡——江苏泰兴黄桥镇，看了丁先生的故居，访问了当地的一些人，整理出一些口述史料。令我倍感欣慰的是，丁先生的故居，除了大花园基本无存外，故居的主题依然保存完好。这是一座经历过200年风雨、极具地方特色和文物价值的豪宅。它有数进院落，是一组典型的清代建筑，丁先生少年读书时的“多竹堂”和结婚时的新房仍在。据丁先生的族人讲，这样的豪宅，就是在整个苏北地区，也是不多见的。于是，我又有了新的愿望：希望这所大房子能早一天挂上“丁文江先生故居”的牌子。离开泰兴后，我就直奔上海，访问丁文江的侄子丁明远先生(唯一健在的曾在故居生活过的丁氏亲属)。明远先生曾告诉我：花园里有一棵几个人合围才能抱起来的皂荚树，夏日乘凉，家人一起数栖息在树上的老鹰，多达百余只……明远先生还拿出相册，让我看1987年重修丁文江墓的照片。得此线索，回京后我即委托在长沙工作的一位朋友帮忙拍摄岳麓山上的丁墓。但传来的几十张照片，真令人心酸：纪念碑已不存，石栏被推倒……

除了编纂年谱，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还陆续地写丁文江研究的专题论文。2005年上半年，写成2篇：《丁文江与中国地质事业初创》、《地质研究所若干史实考论》；其中第一篇曾在下半年举办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上交流过，而评论我论文的是本所同人吕文浩兄。当时我们围绕论文和“丁文江研究”进行了广泛、深入地交谈，谈话间，吕兄突然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本《丁文江图传》？若愿意，可帮助推荐出版单位。我略作思索，即答：可。其时，我已经搜集到不少丁文江的照片，而这些照片是从事丁文江研究的人、甚至家属都鲜见的。有一次我与一位从事地质史研究的朋友一起数有丁文江的照片——统共不过10幅。这主要是因为，丁先生逝世后，由于战乱、运动不断，大量的图片、文献都散失了。丁先生的一位侄子曾告诉笔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了保命，大量的照片、书籍、地图都扔进了火炉。我掌握的丁文江照片，主要来自当时的报章、杂志和少数家属劫后余存的。我认为，我有义务将这些照片(照片也是史料的一种)早日发表出来。于是，爽快地答应了朋友的邀约，这样，就有了《丁文江年谱》的一个副产品——《丁文江图传》。

但《丁文江图传》的写作颇感痛苦：照这种书的要求：文字不能太长，而且文笔要轻松、活泼、不能有注释。这对写惯了学术论文(征引必有出处，且注释要精详)的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新挑战。但经过努力，稿子终于写出了，写成后，即先发给吕文浩兄征求意见。蒙吕兄不弃，诚恳地贡献了不少建议，其中很多我都采纳了。但这个稿子究竟如何，我恳挚地请读者朋友评判。我的打算是，在这个稿子的基础上，在《丁文江年谱》出版后，在相当的专题研究之后，写一本至少30万字的有详细注释的《丁文江评传》。

在稿子即将付梓之际，首先要感谢吕文浩兄，此外还要感谢提供部分图片的丁文江先生的亲属：丁海曙教授、丁明远先生、丁安如教授、史济昭教授。记得有一次我如约到丁海曙教授家里，丁教授即翻箱倒柜地取出好几本泛黄的老相册，凡我有用的，都撕下，编好号，然后再同我一道去清华的一家照相馆复制。当时情形，仍历历在目。还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邹桂芬老师(该社“文化名人图传系列”的策划人之一)和责任编辑易简先生。他们尊重作者、体谅作者，工作高效、严谨、精益求精，令人感佩。当然，我的丁文江研究，一直得到一些前辈和好友的支持，如耿云志先生，凡我所有研究计划，都与先生报告并请求指教的；而有的朋友则帮助复印资料、提供线索，诸如此类的指导与帮助，我将都会在《丁文江年谱》的《后记》中一一叙明。

宋广波

丙戌岁末记于京寓